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说明提请注意两个方面。首先，研究托勒密埃及时期的历史学家不可能随意获得和利用他们所要描述的那个时代的文字材料。据我了解，在我写作这篇说明的时候（1980年1月），只有两份年代确定的希腊语纸草文献与六份残篇，另外还有约30份用埃及世俗体文字写成的私人文件，来自托勒密一世（索特）在位时期，托勒密二世在位的前10年也没有任何纸草文献留传下来。到公元前3世纪70年代晚期，纸草文献犹如涓涓细流，开始出现，从约公元前259年到公元前215年，则犹如江河横溢，大量涌现。此后，文献相对稀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公元前2世纪中期。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关于法尤姆地区村庄的记载丰富起来，那里也存在一些属于公元前1世纪的纸草文献。不过，确定这一时期的年代连续性的证据是刻有希腊文或埃及世俗体文字的陶片（一般都是标准的纳税收据），而非纸草。但是，在埃及这个舞台上，只有个别地方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其中首屈一指的是新近从沙漠中发掘出来的法尤姆。该地区首先被沙漠掩埋，结果使它的纸草文献在沙漠中保存了2300多年之久。作为埃及最为富裕、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在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并没有任何文献保存下来，仅在内地偶尔发现了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文献。在埃及中部，孟菲斯（一直到萨卡拉的大墓地）、厄尔—希巴、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埃尔穆波利斯、奥克西林库斯、吕科波利斯等城市间也能够提供一些发现，其中包含着一些稀疏的、断断续续的信息。除了陶片上的纳税收据之外，底比斯地区的这段历史若隐若现，大多数时候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上两代纸草学家与历史学家面对如此众多的纸草材料眼花缭乱，都准备从这些新材料中做出自己的推断和归纳。克莱尔·普雷奥有许多重要的学术贡献，其中之一便是首先呼吁人们注意这些证据在时间以及分布地区上的断裂，告诫人们不要以为在材料集中的地区得出的结论，同样适用于材料稀少的区域。
不论是对她自己，还是对她的学生，她都严格要求注意证据材料的年代和发现地，她的这一观点一再被证明是明智的。
地图3 埃及
其次，提醒人们不要以为纸草文献都已经出版，学者们也能普遍使用。近来，人们多次宣称（例如，在1978年和1979年），大部分已经发现的托勒密时代的希腊文纸草文献都出版了。然而，读者应该知道的是，巴黎大学（索邦）在1978年获得的请愿书（即
enteuxeis
，与已知的戈兰文本和马格多拉文本有联系）、里尔的大量装有木乃伊的箱子或者牛津蔚为壮观的未拆封的木乃伊面具，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收获，都还是未知的。而且，对世俗体埃及文史料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步入正轨。本章之所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旧版内容（由一位富有同情心、学问博大精深的学者在50年前写成），主要原因就是在这一间隔期，埃及世俗体文字史料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在已有很多充满活力的埃及世俗体文字史料研究中心，分布于英格兰、比利时、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以及美国等地（据不完全统计）。瓦尔特·埃默里、H.S.史密斯与杰弗里·马丁于1966—1967年、1971—1972年在萨卡拉发现的两批重要的埃及世俗体文字史料，主要涉及公元前4—前3世纪，为本章主题提供了价值不可估量的孟菲斯背景材料；
法兰西学院于1970年和1971年在卢克索发现的“一份存款单”也为了解公元前3世纪的底比斯提供了同样重要的材料。从萨卡拉发现的释梦书有助于我们了解托勒密六世执政初期的情况。在赫尔摩波利斯（Hermopolis，一译埃尔穆波利斯）所发现的用埃及世俗体文字撰写成的法律实务书也最终到了学者们手中。各种史料可望在将来不断地出版。
一位杰出的埃及学家的一段话特别适合本项研究。他说，“仅仅依赖于前辈论著中那些没有根据的断言肯定会一无所获；只有耐心搜集史料，才能在将来用更精确的知识取代纯粹的臆测”。
1927年以来，根据托勒密时代的希腊文纸草文献进行的“事实”汇集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例如，《托勒密时代的居民》，或弗雷德里希·于贝尔所列举的大量的希腊军事殖民地清单）。不过，对这些“事实”的分析仍然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