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节
结语

我们已经详细考察了希腊化君主制的宗教方面，但是不应该夸大它们在整个希腊化君主制中的作用。正如阿德科克（Adcock）所言， 尽管国王崇拜在帮助城市中的希腊人适应新的政治格局方面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不是希腊化君主制的根基，而更像是树枝上的叶子。这种政治格局或许给一些公民带来了明显的经济利益，但它在许多方面却与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和他们过去的经历发生了冲突。然而，将君主制置于考验之中的并非希腊化城市。公元前3世纪末之前，希腊化世界面临着来自东方的压力，到了公元前200年，来自西方的压力迅速加大。正是罗马，导致了希腊化世界毁灭的到来。

罗马人像自由城邦的公民一样，对君主制极不信任。每一个罗马人自小就从父亲膝下了解到塔克文（Tarquin）的罪行，而且早期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确实充斥着各种政治事件。有些居心叵测的、不值得信赖的人曾试图推翻共和国、建立君主制，但他们统统失败了。在罗马与希腊化国王的最早接触中，元老们认为希腊化国王好奇而怪诞，对他们既猜疑又恐惧。加图（Cato）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把这些国王称为“食肉的动物”（Plut. Cato mai .8.8）。但是在罗马与皮洛士和叙拉古的希埃罗打过交道之后，特别在狗头山战役（Cynoscephalae）和马格尼西亚战役（Magnesia）之后，罗马元老院对罗马的执政官或者地方总督的地位高于任何希腊国王就再也不怀疑了。波庇利乌斯·莱纳斯（C.Popillius Laenas）与安条克四世曾在亚历山大里亚附近的埃琉西斯（Eleusis）有过一次著名的会晤。由于安条克四世在他的王友面前表现得过于谦卑，这次会晤被用来证明罗马共和国现在行使的权力要大于东方的国王（Polyb.ⅩⅩⅨ.27.1-7）。不久以后，一位地位较低的财务官在布林迪西（Brundisium）向欧迈尼斯转达了一则信息，结果他就被驱逐出意大利；比提尼亚的普鲁西亚斯二世（Prusias Ⅱ）被迫降低身份，像奴隶一样匍匐在元老院的地板上（Polyb.ⅩⅩⅩ.18.3-7；19.6-8）。到公元前1世纪时，国王成为罗马政治中任人拨弄的棋子。塞琉古王国残存的遗产被庞培一扫而光，谁应该让“吹笛者”托勒密十二世恢复王位，又要付出多少代价，三巨头为此折腾不已。这时，残存的国王就像罗马贵族的客户。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摧毁希腊化王国的过程，进一步提供了促使罗马共和国不可能继续幸存的条件。当最后一个希腊化君主制国家在亚克兴（Actium）灭亡（这个事件在许多方面都是最引人注目的）的那一年，另外一种名目 ^[53] 的君主制在罗马出现了，并且延续了500年之久。这绝不是一种巧合。结果，希腊化君主制的遗产在罗马帝国得以继续，它的理念，它的制度，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现在都在适应这个世界性帝国君主制的需求了。

（张井梅译 杨巨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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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uda s.v.βασιέλια =Austin 37；参见 Adcock 1953，170：（I 5）；Bikerman 1938，12：（E 6）。

[2] Plut. Dem. 18.1-3；Just. Epit. ⅩⅤ.3.10-12.

[3] 门农， FGrH 434 F 12，4-5；Diod.ⅩⅩ.Ⅲ。关于其他君主制国家在亚洲建立的时间，参见Préaux 1978，1.184 n.2：（A 48）。

[4] 关于这一格式短语，参见 IG Ⅶ.3055（勒巴迪亚：阿敏塔斯）； S1G 332（卡桑德里亚：卡桑德）； SIG 573和574（提洛岛：腓力五世）； Lindos Ⅱ inscr.1 no.2（林都斯：腓力五世）。Against Aymard 1967，100-122：（I 9），参见Errington 1974，23-29：（D 16）。

[5] 亚里士多德在 Pol. Ⅴ.8.5.1310b，把马其顿君主制和斯达巴、伊庇鲁斯的君主制联系起来。他不是把它看作一个植根于国家的传统君主制[Aymard 1967，149 n.5：（I 9）也是这么认为]，而是看作依靠殖民或者扩张获取领土得到认可的君主制；当亚里士多德在 Pol. Ⅴ.11.2.1313a提及权力有限的君主制时，他提到了斯巴达和摩罗西亚人（Molossians），但没有提到马其顿。

[6] 在给科斯岛的一封信中（ RC 25 =SIG 456），兹埃拉斯（Ziaelas）称自己是“比提尼亚人民的国王”，这个称呼在比提尼亚已被用来作为“民族感情”的证据。但是，所有地方（包括马其顿）的国王在书信上的习惯是仅仅称自己（比如）“国王安提柯”。这里的例外似乎是一个无能大臣所为。

[7] OGIS 90（=Austin 227），Ⅰ.46， ；有关埃及称谓的说法，参见E.A.Wallis Budge： The Rosetta Stone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1929）；Plates vol.，pl.3。

[8] Diod.ⅩⅤⅢ.43 of Ptolemy who

[9] Polyb.Ⅳ.87.8. （Antigonid）；xv.27.7， （Ptolemaic）；xxx.25.16， ，参见Bikerman 1938，197：（E 6）；碑文证据，Walbank 1979，Ⅲ.453：（B 37）。

[10] Polyb.V.41.1， ，参见Ⅱ Macc.Xi.12， ；参见Bikerman 1938，197：（E 6）。

[11] Polyb.Ⅳ.87.5， ；参见Bikerman 1938，36：（E 6）；Corradi 1929，297-298：（A 11）。

[12] RC 6；国王、王友和军队，经常作为希腊化王国的三要素一起提及；参见 I.Magnesia 86，Ⅱ.15ff.； OGIS 219（=Austin 139），Ⅱ.12ff.；Polyb.Ⅴ.50.4-9；Habicht 1958，4：（H 85）。稍后对公元前292年吕西马库斯王友的提及，参见原文第70页。

[13] RC 61；参见Virgilio 1981：（E 98）。

[14] 参见Bikerman 1938，41-42：（E 6）；参见第六章，原文第179—180页。其他王国的例子见Holleaux， Études， 111.230-235。

[15] RC 67.这些法律因涉及城市崇拜被称为“神圣的”（“ ”），它们也许与世俗法律（ ）不同。

[16] P.Cairo Zen. 59156；参见Préaux 1978，1.233：（A 48）；下文第九章，原书第366页。

[17] [Plut.] Apophtheg. 183 c；参见第七章，原书第239页，注释40。此时可能正值科斯岛战争之际。

[18] 这样的一个人可以不受法律制约，任意派遣一些人离开城市，远走他乡，比如去建立新的殖民地，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并且可以自由吸纳新公民（ Polit. 293 C-E）；参见Mossé 1962，383-388：（Ⅰ 46）。

[19] 参见Theophr.fr.125-127；Diog.Laert.Ⅴ.42.49；Athen.Ⅳ.144e； P.Oxy. 1611。

[20] FGrH 264；参见Murray 1970，141-171：（I 49）；Sinclair 1951，284：（I 69）；Fraser 1972，1.496-505：（A 15）。Spoerri的观点（1959，I 72）被Burton接受（1972：B 8）。他认为狄奥多鲁斯在第一卷中引用了各种各样作者的著述，因此，几乎没有从赫卡泰俄斯那里获取资料。这一看法应予以否定。

[21] 关于日期，参见Fraser 1972，11.970-972（160 B.C.）：（A 15）；Momigliano 1969，Ⅳ.213-224：（A 38），and Murray 1967，337-371：（I 48）（ c. 100 B.C.）。

[22] Stobaeus， Ecl. Ⅳ.6.22，7.64（埃克凡图斯）；7.61-62（狄奥托革尼斯）；7.63（斯特尼达斯）.Goodenough（1928，128）的观点被Thesleff所接受（1965，181）。他把他们的年代确定为早期希腊化时代；但是Delatte 给出充分的理由（1942，I 20），坚决主张他们活动于公元2世纪[参见 Fraser 1972，11.701-702n.55：（A 15）]，埃克凡图斯或许属于公元3世纪[Aalders 1975，28 n.96：（I 3）]。

[23] Stob. Ecl. Ⅳ.7.61；参见Arist. Pol. 111.14.7.1385 b9。

[24] 其他史料包括：Plutarch's In principem indoctum ，它利用了早期的权威材料；ps.-Plutarch， Regum et imperatorum apophthegmata ；以及来自东方的《米兰陀问经》（the Milindapanha ， Questions of Milinda ），Milinda就是国王米南德（Menander）。最后见Tarn 1951，414-436：（I 79）。国王的素质（后来被制度化了）出现于一个更为实际的层面。这一点可以在亚历山大继承者和他们的军队在战争进程中确立的关系中找到蛛丝马迹。参见Hornblower 1981，210-211：（B 21）。

[25] Arr. Anab. Ⅳ.9.7；Theoc. Id. ⅩⅦ.132；Aalders 1969，323 n.28：（Ⅰ 2）.

[26] Diotogenes in Stob. Ecl .Ⅳ.7.61， In this sense the phrase 首次在Philo， de vita Mosis ，Ⅱ.4发现。有关这一短语的历史（Eur. Suppl .430f.之后），见Delatte 1942，245-249：（Ⅰ 20）；Aalders 1969：（Ⅰ 2）。

[27] OGIS 239：另参见 P.Ent. 78。

[28] E.g. OGIS 219（=Austin 139），Ⅰ.34（安条克一世）；332，Ⅱ.22-23（阿塔鲁斯三世），

[29] 关于一位国王如何靠培养怜悯之情使自己变得仁慈，另见Aristeas， Letter 208。

[30] E.g. RC 35，Ⅰ.12.

[31] OGIS 332：阿塔鲁斯三世的美德（ arete ）、智慧（ phronesis ）和大度（ megalomereia ）将会铭刻在他的雕像下方。

[32] Diod.ⅩⅨ.90.4；参见 RC 22，Ⅱ.4-5。

[33] 见Bikerman 1938，217：（E 6）n.73。这个钱币是通常具有潘神一般特征的系列钱币中的一枚。在科安（Coan）钱币中也有这样的情况，赫拉克勒斯的形象具有摩索拉斯（Mausolus）的特征，它们通常是具有赫拉克勒斯本身特征的系列钱币中的一部分。[B.V.Head， Catalogue of the Greek Coins（in the British Museum）of Caria，Cos，Rhodes，etc. （London，1897）PI.ⅩⅩⅩ.6-8].Nock 1972，1.146：（I 54）列举了这种现象的其他例子，建议把这种现象视为一种视觉对比而不是一种身份认同。同样的意愿也适用于具有戈纳塔斯特征的潘神。

[34] 参见Nock 1972，1.204：（I 55）；Plut. Dem .10.12； IG ⅩⅠ.2.146，Ⅰ.76， ， 。

[35] 关于托勒密时代以来有文字记载的例子的列表，见Nock ibid. 235。

[36] FGrH 75F1；见Robert， Hellenica Ⅱ（1946）65ff.；Habicht 1970，55-58：（I 29）。

[37] 参见Nock 1972，1，145：（I 54），其中引用了[Eur.] Rhesus 355： ；相关参考书目见Delatte 1942，130 n.2：（I 20）。

[38] 1965，440；Habicht 1970，243：（I 29）；Badian 1981，37-38：（I 10）查证了吕桑德节建立的日期。

[39] Aelian，I'H 11.19；Hypereides， Epil. 6.21；Athen.Ⅵ.251b.

[40] 希腊语是 。Fredericksmeyer 1979 [1980]，3-5：（I 25）已经表明，这个短语表示“当时被认为是真实的或准确的，但随后却显示是不真实的或不准确的”。Badian 1981，56-58：（I 10），模棱两可地指出，这意味着“当时可能已经被认为是真实的或准确的，但实际上却是不准确的”。如果他们真的只是使节，那为什么要戴着花环而来，这一点并不清楚。

[41] IG ⅩⅡ Suppl.168不可能归于戈纳塔斯。

[42] Diod.ⅩⅩ.100.7-8；Paus.1.8.6；M.Segre， BSAAlex. 34（1941）29ff. =Bull.épig. 1949，120；Habicht 1970，26 and 109-110：（I 29）.这对王室夫妻可能是托勒密三世和贝伦妮丝二世。

[43] Durrbach， Choix ，no.21.

[44] 普里恩： OGIS 11；参见Robert 1937，183-184：（B 139）（大概在公元前286/285年）。萨摩色雷斯： SIG 372（公元前288—前281年）。卡桑德里亚： SIG 380（公元前287—前281年）。参见Habicht 1970，38-39：（I 29）；Préaux 1978，1.249：（A 48）。

[45] OGIS 212；参见Robert 1937，172ff.：（B 139）。

[46] 见原书第87页；罗马帝国时期也有相似的歧义，当献祭被说成是“皇帝的献祭”（“of” the emperor）时，就留下了这样的疑问，是“向皇帝献祭”或者“为皇帝献祭”？见Price 1980，33：（I 60）。Philo， Leg.ad Gaium 356-357记载了一则逸事，盖乌斯（Gaius）皇帝曾专门在这一点上挑战犹太人。

[47] RC 44，Ⅰ.21；参见Bikerman 1938，252：（E 6）。

[48] RC 65-67.

[49] RC 36；Robert， Hellenica Ⅶ（1949），17-18； CR Acad.Inscr. 1967，281-296；参见 0GIS 245 = Austin 177（该王朝早期祭司成员的一个列表包括在皮埃利亚—塞琉西亚的祭仪之中）。

[50] Bikerman 1938，247-248：（E 6）； OGIS 230提到的“科厄勒—叙利亚与腓尼基（Phoenice）的将军兼高级祭司”可能与王朝崇拜没有关系，参见 RC p.159 n.7；Cerfaux and Tondriau 1957，236 n.6：（I 18）。

[51] Bikerman 1938，250：（E 6）； OGIS 141-142.

[52] OGIS 764，1.47，关于体育馆中献给菲勒泰罗斯（欧尔革特斯）的祭品；见上文注释108。

[53] 参见Appian， Praef. 6。 tUc9CqcJEeXqCwb+QxocEQaqyhvWSo1kWv8H7EIHoVSSFSH+5wzAyfa7cN/XVM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