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国王崇拜

宗教实践中，国王崇拜通常以更加多样化的形式和内涵而著称。国王崇拜是奉献给国王的一种崇拜形式，虽然这是对一种复杂制度的简单描述。它与我们正在讨论的把国王与某一特殊神明相认同的行为有某些相似之处。国王崇拜最初的推动力来自崇拜者而非国王本人。这是希腊化时代的特点。城市需要持久的保护，但与以前相比，它们对于传统神所能够给予的保护可能缺乏信心。这种现象也与公元前4世纪的时代背景有关。对于在基督教传统中成长的任何人来说，把国王作为一个超人去尊敬和把他作为一个神来崇拜，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对于希腊人而言，一些态度和行为的成功渐变却把这两个极端连接了起来。我们的史料或者不确定，或者在一些情况下有意模糊，因此，总是不能使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变得特别清晰。

这两种现象相互交叉重叠的例子与一种地方习俗有关。这一习俗在埃及很普遍，在其他地方也能够发现，即把对国王或王后的崇拜引入某个传统神明的神庙中，这样他或她就可以作为“共享神庙的神”[“temple-sharing god”（ synnaos theos ）]受到崇拜了。 从字面意义上看，“共享神庙”的始作俑者应该是“围城者”德米特琉斯。他当时确实居住在雅典的帕特农神庙，而且很明显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设立了对他的崇拜。 ^[34] 但是，第一个明确分享神庙荣誉的例子是阿尔西诺二世，她死后被列入埃及各地的神明崇拜之中。从那时起，神庙共享在托勒密埃及成为惯例，法老也有这方面的先例。 ^[35] 还有一个例子来自帕加马。当阿塔鲁斯三世尚在世的时候，埃莱亚的阿斯克莱皮乌斯（Asclepius）神庙为他创立了崇拜，献祭仪式在宙斯·索特尔、宙斯·鲍莱俄斯（Zeus Boulaios）和赫斯提娅·鲍莱亚（Hestia Boulaia）的祭坛（ OGIS 332）举行。 这里，一个典型的歧义产生了，因为相关的文献并没有说清（也许并不打算说清）这种献祭是“给国王献祭”，还是“为国王献祭”。此外，在神庙共享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是在神庙给国王奉献一尊雕像（ agalma ）用于崇拜，还是仅仅奉献一幅画像（ eikon ）并不用于崇拜。确切地说，阿塔鲁斯三世收到了一尊雕像，但同时也被授予一尊金制的骑马雕像（ eikon chryse ephippos ），立于一根圆柱之上。这个雕像陈列在宙斯·索特祭坛旁市场上的最突出位置。卡帕多细亚的演员行会，曾投票授予阿里亚拉特斯五世（Ariarathes Ⅴ）（ OGIS 352）同样的两种荣誉——雕像和画像。然而，后来这两个词的区别逐渐消失了。因此，托勒密五世用以接受崇拜的一个雕像（image），在罗塞塔石碑铭文中被说成画像。这并非孤立的个例。 对于国王或王后来说，一旦在神庙中建立崇拜，距离等同于神庙中的主要神明也就一步之遥了。但是人们总是判断不出这一小步到底迈出了没有。

虽然国王崇拜影响着“神庙共享”制度，但是国王崇拜有不同的起源。这种现象似乎差不多是自发出现的。早期，它仅仅承认这样那样的一位国王事实上是神，因此应该接受崇拜。 创立一个崇拜，并不意味着创造一位神，至多也就是罗马天主教堂那样，以封圣的方式创造出一个圣徒来。国王崇拜的一部分背景是英雄崇拜，因为英雄像国王一样常常是神的后裔，给人类带来好处。城市的创建者通常也被当作英雄受到崇拜，事实上，所有的希腊化国王都可以宣称自己是城市的创建者。此时的英雄化已不再具有早期英雄崇拜的那种地域特征了。例如，公元前302/301年，雅典人投票赞成为“围城者”德米特琉斯的三位追随者阿狄曼托斯、奥克绪特弥斯（Oxythemis）和布里库斯（Burichus）设立祭坛和英雄祠（ heroa ），为他们举行奠酒仪式和朗诵赞美诗。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是相当重要的人物，并不像德摩卡勒斯描述的那样，只是一些谄媚者和寄生虫。 ^[36] 他们的英雄化相当于德米特琉斯神明崇拜的授予，强调了两个不同层级之间荣誉的相似性。然而，国王崇拜并不是起源于英雄崇拜。

另一个与国王崇拜发展相关的话题我们已经有所涉及。正如我们所见（原文第76页），几个常用的词语毫无疑问地说明了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在人神之间设立的那种界限的脆弱性。认为某一杰出人物过去是、或者不久将是，或者应该是人中之神，这种说法并不足为奇。伊索克拉底（Ⅸ.72）把这类说法看作一种诗意的夸张，就像把某人称为“凡人之神”（ daimon thnetos ）一样。但是，对一些人来说，这显然有点过于较真。例如，亚里士多德说过，如果你能发现这样一个人，你应该对他完全服从。柏拉图（ Rep. Ⅵ.500C-D）声称，哲学王“通过谈论什么是美丽什么是神圣，就能使自己变得美丽和神圣”，尽管他用了“这只是对一个凡人的可能性而言”这样的说法限定他的声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没有用这种语言，严肃地提到哲学王或者杰出人物是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神。伊索克拉底在写给马其顿腓力二世的信中说道，如果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胜利后继续征服蛮族人和波斯大王，“那就没有什么可以留给你的了，除非让你成为神”（ Epist .3.5）。对此我们不能按照字面上的事实陈述来理解。这些都是隐喻，但是它们的通用有助于打破我们视之为明晰界定的分类。用这种半隐喻式的语言，希腊人（和后来的罗马人）可能会把某位杰出人物说成是有神性的（ theos ）、是神或者是“我的神”；有人甚至能指出他就是哪一位神。 ^[37] 但是，这也不能把这样挑选出来的人与神真的等同起来，尽管这可能暗示说话者此时就“认为他”是一个神。

需要同样注意的是，还有另一派希腊思想，坚决反对这种神人重合的观点，例如，品达（Pindar）（ Nem .6.1ff.）认为，“一些人来源于人，一些人来源于神……然而一种力量把我们彻底分开，一些人一文不值，另一些人却把黄铜闪耀的天堂作为永恒的居所”。这种观点在卡利斯提尼（Callisthenes）反对向亚历山大行匍匐礼的演讲中也得以体现（Arr. Anab .Ⅳ.11.2-9）。

前文曾经讨论过，在公元前4世纪的前几十年，这种将人神截然分开的传统观点已经趋于微弱，因为甚至在亚历山大统治之前，一些神圣的荣誉就开始授予各种各样的将军和国王了。其中第一个，也许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斯巴达统帅吕桑德（Lysander）。根据萨摩斯的杜利斯记载（ FGrH 76F26 and 71），吕桑德是希腊城市视其为神并为其设立祭坛的第一位希腊人。这是萨摩斯当权的寡头分子所为。虽然杜利斯的残篇没有说此事发生在吕桑德生前，但是读过杜利斯全文的普鲁塔克坚信确有其事。而且，普鲁塔克曾经记载，萨摩斯人把赫拉节重新命名为吕桑德节，这似乎在铭文中也得到了证实。 ^[38] 因此关于这一事件的证据显得非常可靠有力。但是很长时间之后，这种例子才重新出现。公元前357年，叙拉古的狄昂（Dion）“作为神”被给予奠酒仪式和祝福（Plut. Dem .29.1），但是这远非正式的神化。狄奥多鲁斯的记述（ⅩⅥ.20.6）也只是证明他得到了英雄荣誉的表彰。 在这一时期，其他仅有的人被神化的例子来自马其顿。一些很晚的证据表明，阿敏塔斯三世和腓力二世生前，分别在皮德纳（Pydna）和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受到崇拜。此外，来自埃莱苏斯（Eresus）的铭文（ OGIS 8a）提到宙斯·腓力比乌斯（Zeus Philippius）的祭坛，但这也许只是对腓力的保护者宙斯的崇拜。有证据表明，腓力在腓力比（Philippi）受到崇拜， 这大概因为他是该城的建造者。最后，腓力在埃盖（Aegae）遇刺的那一天，他把他的雕像与十二主神的雕像并列（Diod.ⅩⅥ.95.1），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场面，但是它的目的只是唤起人们对他的尊敬，而不是崇拜。 总而言之，这一证据并没有对亚历山大之前那一时期人被神化的趋势产生什么作用。不是所有事例都不予考虑，但是很明显，我们现在关注的只是在小范围偶尔出现的事例，而且它们主要发生在马其顿而非希腊。这种情况随着亚历山大的到来发生了变化。

亚历山大生前，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建立了许多对他的崇拜，以示纪念。 建立的日期不太确定。普遍认为应在公元前334/333年这些城邦摆脱波斯枷锁之后，但也有可能在这一时间之后。公元前327年，卡利斯提尼在巴克特里亚发表反对向亚历山大行匍匐礼的演说中（Arr. Anab .Ⅳ.11.2-9），没有任何内容提及亚历山大在希腊世界受到广泛的崇拜，因此，这些崇拜可能发生在亚历山大生前的最后几年。这也许与公元前324/323年他要求欧洲的希腊人给予他神圣荣誉有关。 对这种要求的接受程度如何，我们知道的并不太多；但很明显，雅典同意了他的要求，同时也为他死去的好友赫费斯提昂设立了英雄崇拜。后来，雅典政治家德马得斯（Demades）因为参与此事，还被罚了10塔兰特。 ^[39] 在斯巴达，一则逸事（Plut. Mor .219E）记载：达弥斯（Damis）建议“如果亚历山大想成为神，那就由他去吧”。显然，其他城市亦是如此。公元前323年春，来自希腊城市的使节在巴比伦拜见亚历山大时，“头戴花环，就像敬奉某位神一样”（Arr. Anab .Ⅶ.23.2）。 ^[40]

亚历山大一死，希腊本土几乎就停止了对他的崇拜。 但是这种先例已经建立，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希腊各地一直设立崇拜纪念新的统治者。这些崇拜设立者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表达他们对新统治者的感激，在这一点上，与小亚细亚设立亚历山大的崇拜极为相似。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崇拜出现在王室头衔滥用之前。公元前311年，斯凯普西斯城（Scepsis）投票表决，给“独眼”安提柯敬献一尊雕像和神圣的荣誉。但是，记录这件事情的铭文（ OGIS 6=Austin 32）显示，此前就存在纪念安提柯的节日，其中大概也包括神圣的荣誉。公元前311年通过的那些法令，是对安提柯与卡桑德、吕西马库斯和托勒密之间最近达成的和约表示感谢，也是对安提柯作为希腊城邦自由的保证人表示感谢，但这些自由早就被安提柯剥夺了。似乎可以确定的是，斯凯普西斯不是向安提柯表达敬意的唯一城市，与此同时，许多城市也通过了类似的向安提柯表达敬意的法令。稍后，公元前307年，在德米特琉斯解放雅典之后，我们发现安提柯和他的儿子德米特琉斯在雅典被当作救主来崇拜，新部落也以这两位将军的名字命名，对这两位救主的崇拜肯定与以他们的名字为部落命名有关。 公元前304年，德米特琉斯接受了另一个名为“走下来的神”（ theos Kataibates ）的崇拜，这一称号纪念他返回雅典并从卡桑德的手里解放雅典时，从马上或者从战车上下来的时刻与地点。 经过僭主拉卡瑞斯（Lachares）十年统治之后，雅典再次回到了德米特琉斯手中，雅典人再次用对他的崇拜，庆祝民主政体的解放和恢复以及他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小麦厚礼。正是在稍后的公元前290年，雅典人向他献上了著名的赞美诗，其肉麻程度促使阿特纳奥斯对这些前马拉松战役胜利者的奴性十足有感而发。萨摩斯的杜利斯记录了赞美诗的内容（ FGrH 78F13=Athen.Ⅵ.253e=Austin 35），摘录如下：

啊！最强大的波塞冬神和阿芙洛狄特神之子，我们向你欢呼！其他的神明或者远去，或者听不到，或者不存在，或者对我们不屑一顾；但是我们能看到你的无处不在，不是在言辞上，也不是在石头上，而是真实的存在。因此，我们向你祈祷。

这首赞美诗构成了最有力的证据之一，证明在一个有需求和不确定的时代，确实有一种态度导致了国王崇拜，同时它也证明，这样的崇拜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不是纯粹的例行公事，向王室献媚。这样的崇拜的缺失也有其重要意义。至今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希腊有为安提柯·戈纳塔斯建立的任何形式的崇拜，这种现象一定与他在希腊的名声有关：他不是希腊的解放者，而是僭主的支持者。 ^[41]

戈纳塔斯之前的早期安提柯诸王曾被授予这样的荣誉，其他王朝的君主也同样如此。公元前304年，德米特琉斯在著名的罗德岛围攻失败之后，罗德岛为他们的保护人托勒密一世建立了名为“救主”的崇拜，后来这一崇拜由于托勒密和贝伦妮丝崇拜的设立得到补充。 ^[42] 海岛同盟于公元前287/286年在提洛岛为托勒密一世建立了崇拜（ SIG 390=Austin 218），以此庆祝德米特琉斯被驱逐出爱琴海。十年前，即公元前306年，这个同盟也是在提洛岛为德米特琉斯本人设立了一个节日（ IG .ⅩⅠ.1036）。同样，海岛同盟在托勒密二世生前还为他建立了一个崇拜，但具体背景并不清楚。 ^[43]

唯一已知的为卡桑德设立的崇拜，是因为他是卡桑德里亚城的创建者（ SIG 332），但是公元前3世纪80年代，在普里恩、萨摩色雷斯（Samothrace）和卡桑德里亚都为吕西马库斯建立了崇拜。 ^[44] 伊利昂在塞琉古一世生前给他荣誉称号，大概是感激塞琉古一世把他们从吕西马库斯手中解放出来。 ^[45] 塞琉古一世在埃吕特莱（Erythrae）、科罗丰（Colophon）和迈安德河畔的马格尼西亚城也同样享有崇拜。 阿塔利斯王朝一直享有神圣荣誉，甚至在阿塔鲁斯于公元前241年打败加拉太人称王之前。有证据表明，国王菲勒泰罗斯（Philetaerus）和他的继承者欧迈尼斯，作为国家的创建者也享有崇拜的尊荣。

这些只是亚历山大之后一代人建立国王崇拜的一组案例。在之后的几十年和几个世纪里，这种崇拜不断发展，并且在罗马帝国时期仍然继续存在。希腊世界的所有地区都建立了国王崇拜，形式各式各样，大多来源于给予神的崇拜行为。崇拜的中心环节是献祭，正常情况下用动物献祭，但有时也包括焚香和奠酒。这些仪式都是在确定的日子进行，或四年一次，或每年一次，或每月一次。崇拜可能在一个神庙、一处圣域或一座祭坛举行；崇拜的仪式或由专门任命的祭司或由某些其他神祇的祭司主持。崇拜通常还与某一节日联系在一起，节日一般以崇拜接受者的名字命名，例如亚历山大里亚的托勒密亚大节或者海岛同盟在提洛岛举行的安提柯尼亚节和德米特里亚斯节。崇拜可能还与某个神的节日联系在一起，这个神经常是狄奥尼苏斯神。通过这种方式，把某种经济能力与最大限度的政治宣扬结合起来。崇拜也可能单独在国王生日或者在建立崇拜的周年纪念日那天举行。庆典节日通常包括竞赛，可能是音乐、文学或体育（竞技）比赛，或者这些比赛混合进行；也可能举行游行，参加者高唱赞歌。有时，新纪年的确定，或以崇拜者的名字命名月份，都会被投票建立一个崇拜庆祝。我们听说过伊利昂的塞琉西乌斯月，吕库斯河畔的劳迪西亚的安条凯翁月，希斯提埃亚（Histiaea）和雅典的德米特里昂月，士麦那的安条凯翁月、劳迪克月和斯特拉托尼珂翁月（ Stratonikeon ）。同样，部落也以接受崇拜的国王名字命名，例如雅典的安提柯尼斯部落和德米特里亚斯部落（以及后来的托勒密部落和阿塔利斯部落），或科罗丰、迈安德河畔的马格尼西亚和尼萨（Nysa）的塞琉基斯部落。受到崇拜的国王或王后，通常都有专门的称号，它们与这种制度产生的特殊环境有关。我们已经注意到德米特琉斯·卡泰巴忒斯这个称号。其他常用的称号是神（ theos ）、救主和施恩者，但这些不能被当作永久的崇拜头衔，而是在特定的崇拜背景下适用于获得荣誉之人的头衔。因此，同一国王也可能在不同城市有不同的敬称。这些称号与官方的王朝崇拜称号偶尔很自然一致，但是，这些称号在城市崇拜中的使用却极为不同。然而，人们可以猜想，城市在一个特定崇拜设立过程中授予的称号，例如托勒密在罗德岛被称为“救主”，经常是官方的王朝崇拜称号的先驱。

对于建立这种制度的人以及对于接受崇拜的国王而言，这种崇拜真正意味着什么？在许多方面，这好像与给予神的崇拜相似。原因也许与其起源于感激一种特别好处的行为有关。对于这些好处，迄今为止的惯例就是向诸神表示感谢，比如敌人入侵时的保护，自由的恢复或在灾荒和危难时的救助。早期国王崇拜的例子都与这类好处的某一方面有特别的联系，并且总是显示出这种好处本质上属于国王的服务，而非其固有的品质；城市认可的是他的捐赠，而不是他的美德。只是到了公元前3世纪中期，这种崇拜才差不多被制度化。现在，此类法令中涉及原因的术语已经程式化了。例如，克里特的伊塔努斯镇（Itanus）声称，之所以对托勒密三世和贝伦妮丝进行崇拜（ IC Ⅲ Itanos 4= SIG 463=Austin 267），是因为托勒密三世继续维持了该城市的自由，也就是说，他什么也没有做。而且也没有任何意图在法令中证明授予贝伦妮丝荣誉的合理性。

但那是后话。在早几十年里，给予国王荣誉是因为他做了神所希望他做的事，而且国王常常做得更有成效，这在雅典人献给“围城者”德米特琉斯的赞美诗中表现得非常清楚。在那首赞美诗中，所隐含的对神的坦率批评前所未有。人们对神的尊敬，一向十分虔诚，这就会导致这种感情隐而不现。在林都斯，我们在《神庙编年史》（ Temple Chronicle ）的一则条目中发现了一个特别典型的回应（ FGrH 532FI，D3，Ⅱ.95ff）。据此记载，在德米特琉斯向该岛发起攻击时，女神召唤托勒密前来拯救了他们。既然做了神所应该做的事情，国王就有资格得到归之于神的尊敬。这样做轻而易举，因为许多传统上给予神的荣誉，也可以合法地授予人类。根据亚里士多德（ Rhet .1.5，136Ia28ff.）：

荣誉是对善行这一美好名声的承认，与正义一起，荣誉被特别给予那些已经给人们带来好处的人，虽然一个潜在的行善者也可以被授予荣誉……（34ff.）荣誉包括献祭，诗歌与散文的纪念，特权，圣所，前排就座的权利，国葬，肖像，免费享用公餐，享受诸如致敬、礼让等蛮族人的礼仪，以及所有人都认可的礼物。

这些是可能给予人类的所有荣誉。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并没有讨论崇拜。然而，许多他所提到的，如献祭、圣所和雕像等，显然都与国王崇拜密切相关，而且授予他们荣誉的原因也是相同的，即为已经获得或希望获得的好处。这里存在着许多模糊的地方，而且还夹杂着时而出现的不确定性，比如正在进行的献祭是“给国王”还是“为国王”就不清楚。 ^[46] 此外，目前尚不清楚，可能同时代人也不清楚，被授予“与神同等”（ isotheoi timai ）的荣誉（ SIG 624），是否暗示了获此荣誉的人被视为神。公元前183年菲洛皮门（Philopoemen）死于麦加罗波利斯（Megalopolis）之后就曾获此荣誉。情况极有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在国王崇拜中，接受崇拜者被当作神来看待，同时承认，他事实上是一个人。但是相同的崇拜仪式，甚至相同的称号术语，都对不同的人或者在不同的时期传递了不同的含义。分析与国王崇拜有关的献词，可以看出一种由向国王献祭向以国王名义献祭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节日和献祭的数目也在逐渐增多。这种情况或许暗示了国王崇拜的宗教重要性的下降，而且也有学者振振有词地提出， 到公元前2世纪各城市已接受了君主制这种事实，不再需要用神化国王的方式表达它们与国王的关系了。这些情况完全可能是真实的，是与这些崇拜的制度化相对应的。这也可从城市试图证明设立崇拜的合法性时，越来越含糊其辞、敷衍了事中看出。（参见原文第94页）

我们一直把国王崇拜看作城市向国王表达敬意的一种自发行为，但也出现过私人献祭的现象。事实上，在埃及，除了亚历山大里亚，其他地方几乎不存在城市生活，主要的献祭来自个人，而非城市。在埃及，也没有独立的城市生活的体制，中央政府和地方神庙的主导权十分强大。在其他地方，这种为表示感激而设立国王崇拜的自发性也不应夸大，因为国王崇拜是存在于政治背景下的制度，它采用的形式是对复杂且通常不受欢迎的环境的回应。国王和将军亲手制造了充满压迫和危险的生存环境，然后通过救济受害者而接受感激。统治者肯定经常发出一些暗示，这些暗示也肯定经常被心领神会。第一个例证就是前文所述的斯凯普西斯城给安提柯和德米特琉斯设立崇拜。这是他们对安提柯所写书信的回应，来信中强调了他对希腊人自由的关注。一个肯定不能排除的可能性是，斯凯普西斯人（和其他城市的人）清楚地知道，国王期望他们做什么。

国王崇拜明显满足了一种需要。但它仅仅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统治时期和其后的一段时间遭到抵制。卡利斯提尼尤其反对向亚历山大行匍匐礼，声称这是自古以来人神之间的根本区别；在雅典，希伯尔里德斯（Hypereides）（ Epit .6.21）抱怨他的同胞被迫：

确保向人的献祭，神的雕像、祭坛和神庙被弃之不顾；与此同时，这些人中人受到了殷勤的照顾，他们的下属被尊为英雄。

但是，希伯尔里德斯的愤怒，很大程度上是被雅典亲马其顿派的政治敌意挑起的。对不虔诚敬神的指责正在被用来制造政治热点。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后来对国王崇拜的批评，都首先攻击那些提议授予一位特定国王以崇拜的人，因为这个国王不值得崇拜，而且他的支持者们也都是些无赖恶棍。他们的提议与其说是不虔诚的，不如说是可耻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国王崇拜本身是可恶的，亵渎神明的，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对国王崇拜的反对是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 也没有更清晰的迹象表明，希腊化时期的国王崇拜发明了一种政治和宗教制度，在组织和调节自由城市与他们新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上，真正满足了这种需要。同时，对于希腊城市和王国直接统治下地区的普通民众来说，国王崇拜同样提供了一种导向（人们尽可以猜测这种导向的力度有多大），引导他们忠诚于国王，而且崇拜头衔本身的不断重复，也有助于加强国王作为救主和保护人的形象。 yCovGRS6kJEgeaZ3I9MGU+z7G5CN5TukLXMyNhNR5A+i4CvbbW7R9tSBjRGLM5V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