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理想国王概念的来源

尽管希腊化君主制是在亚历山大王国崩溃后出现的，但是在公元前4世纪的前几十年里，有关王权的政治和哲学思考，已经在思想上为君主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因此，当希腊世界发现面对如此之多的国王时，它们早已拥有大量关于王制的学说，这些学说可以解释、说明这种令人不安的现象，也可以证明这种现象的合理性，或者像人们可能希望的那样，这种现象内含于这些学说之中。公元前4世纪，关于君主制和国王应有品质的讨论出现在许多著述中。雄辩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曾为塞浦路斯已逝国王尤阿戈拉斯（Euagoras）写过一部赞誉性质的传记，这成为色诺芬颂扬斯巴达国王阿盖西劳斯（Agesilaus）的蓝本。该作品的后半部分罗列了阿盖西劳斯的诸多美德：虔诚，公正，慷慨，清廉，在食物、饮酒和情欲方面有自控力，勇敢，爱国，是蛮族人的死敌。两位作者也在其他的作品中描绘了理想国王应有的品质。色诺芬（ Oec .21.12）宣称能让臣民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他撰写的《居鲁士的教育》（ Cyropaedeia ），名义上是虚构的传记，事实上是探讨好国王和好将军所具有的品质素养，并以居鲁士大帝所受的教育进行说明。他撰写的《希埃罗》（ Hieron ），以西摩尼德斯（Simonides）与叙拉古的希埃罗对话的形式，讨论僭主与真正国王之间的差异。但从长远来看，这两部作品或许都不如伊索克拉底的下述作品具有影响力：一是《致尼科克勒姆》（ Ad Nicoclem ），发表于公元前374/373年尼科克勒斯（Nicocles）在塞浦路斯即位前不久，以及他父亲尤阿戈拉斯的赞誉性传记出现之前；二是《尼科克勒斯》（ Nicocles ），这是借尼科克勒斯本人之口对那些显贵公民的劝勉，其中，他强调了自己所拥有的品质：正义、节制和自控。事实上，这些品质无一与历史上尼科克勒斯有缘。他还辩称，王制因其永久性、稳定性优越于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后世作家和纸草文献对这部作品的诸多引用，证明了它在希腊化时代、拜占庭时代以及早期文艺复兴时代的流行。诸如此类论著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奉承国王而作，但同时也对国王产生了影响。在伪普鲁塔克的《格言》（ Apophthegm .189D）中记录了一则逸事。其中讲到法莱隆的德米特琉斯力劝托勒密阅读王权和将军谋略的书，因为他会从中了解到他的王友不敢告诉他的事情。

在《尼科克勒斯》中，伊索克拉底还触及理想政体的问题。这是哲学家们经常关注的问题，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内。柏拉图认为最好的政体，是把权力授予“哲学王”（ Rep .499B-C）的政体，但在《政治家》（ Politicus. 294A）中，柏拉图又发生了动摇，认为一个明智运行的君主制优于以法治为基础的政体；在《法律篇》（ Laws. Ⅳ.711E-712A）中，他辩称，如果能发现一个人具有真正王者的品质，又“具有自控和正义的非凡激情”，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把城邦交给他管理。 ^[18] 只有缺乏这样一位人物时，城邦才会回到依法管理。至于亚里士多德，尽管他的《政治学》第三卷（ Politics. Ⅲ.14.1，1284b35ff.）对君主制做了长篇大论，但是很难发现他最终是如何把君主制与最好的政体联系起来的。他在一句名言中（ Pol .Ⅲ.13.13，1284a9-10） 宣称：若一个人的美德和政治才能超越他的所有同侪之上，他就可以真正地称为“人中之神”和法律的化身；但是在希腊城市的现实世界中，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存在。他承认，当这样的人出现时，“赞成陶片放逐法的理由就有了一定的正义基础”（ Pol .Ⅲ.13.22，1284b15）。在整个公元前4世纪，有许多关于这个话题的思考。柏拉图甚至前往叙拉古僭主狄俄尼索斯的宫廷，试图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但却无果而返。尤其是关于国王与法律关系的辩论，虽然详细深入，但难以定论。显而易见，那时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君主制都非常感兴趣。然而，证据表明，除了在某些知识精英圈子之外，君主制理论并没有取得很大发展。对于一般人而言，君主制政体并不是适合希腊人的制度。伊索克拉底断言（ Philip 107）：“希腊人不习惯于容忍君主政体，反之，其他民族也不习惯于没有国王统治的生活。”此外，正如我们所见，哲学家和雄辩家的政治思考，都没有对希腊化君主制的产生发挥直接的作用。一旦君主制建立起来，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用这种可敬的思想意识为其涂脂抹粉而已。

然而，那时的问题已不再是决定何为理想的国家形式，而是为已经存在的且生活其中的政体提供哲学上的合理性。很快，大量题名为《论王权》的论著出现了，许多都是根据国王的要求撰写而成，似乎马其顿国王对此类文章尤感兴趣 。毫无疑问，其他论著也都以劝告和奉承相结合的方式，试图说服读者，让他们的统治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正如上层希腊人设想的那样）。无疑，希腊化时期曾一度出现过大量关于王权的著作，尽管人们或许会怀疑，许多国王是否真有兴趣建立一个关于国王角色和功能的稳定的、全面的哲学体系。 而且，除了它在马其顿风行一时以外，我们不能确定其他的宫廷是否也鼓励这种思考。埃利安（Aelian）（ VH Ⅱ.20）的确记述过一则故事：安提柯·戈纳塔斯鼓励斯多葛学派人士在培拉的宫廷活动，曾经告诉他的儿子，他们的统治是“一种光荣的奴役”；但是，即使这种说法可能属实，我们也不应该把它看得过于重要，因为在安提柯的统治现实中，很难发现斯多葛学派言论的实际应用。

在最早的《论王权》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除在《政治学》中涉及此问题之外，还写过一部相关的作品。泰奥弗拉斯图斯也写过一篇同名文章献给卡桑德。其他的类似作品被认为出自法莱隆的德米特琉斯，斯多葛学派的芝诺、克莱安提斯（Cleanthes）、斯菲鲁斯（Sphaerus）和珀耳赛欧斯的手笔。这个主题在斯多葛学派中极为流行。珀耳赛欧斯[与奥林图斯的尤番图斯（Euphantus of Olynthus）一样，是麦加拉学派的哲学家]将其作品献给安提柯。此外，还有其他不计其数的作品问世，其中包括伊壁鸠鲁（Epicurus）的著作。他们如何进行具体论证依然未知。泰奥弗拉斯图斯论文的一些片段幸存了下来， ^[19] 但是其余人的作品仅仅留下标题而已。

幸运的是，还有另外一些这方面的作品，或是希腊化时代的，或是可以追溯到这一时代的作者所写。这些作品要么完整或部分地保留了下来，要么可以得到复原。通过它们，我们有可能对希腊化王权总体理论框架形成某些认识。如果（似乎也可以十分肯定）狄奥多鲁斯《历史》的第一卷，大部分来自历史学家、怀疑论哲学家阿布戴拉人赫卡泰俄斯（Hecataeus）的《埃及史》[ On the Egyptians （ Aegyptiaca ）]， ^[20] 那么它就会告诉我们这部奇怪著作中的一些内容。该著作大概在公元前4世纪末之前写于托勒密一世的宫廷。其中援引了包括希罗多德和埃及祭司作品在内的许多史料。该书的最后一节（Diod.Ⅰ.69-95），描述了埃及人的习俗，展示了托勒密作为国王的理想形象：他不再行使至高无上的统治权，而是根据神圣的法律和习俗处理小至琐碎的日常事务。通过这种方式，他迫使自己为人民带来利益，并以此赢取人民的感激，从而符合希腊人和埃及人共同认可的王权概念。但是，基本上来说，赫卡泰俄斯所描绘的图景是希腊式的，无论他开始时使用了什么样的埃及语资料，它们都被翻译成希腊术语，以便希腊公众易于理解和接受。在他的笔下，托勒密是埃及神庙法律和禁忌之奴，这与他的实际王权相去甚远，人们只能猜测托勒密怎么能够接受这种稀奇古怪的描述。

另外一个与王权有关的史料是《致菲罗克拉特斯的信》 ，它的作者自称阿利斯泰亚斯，意在叙述同时代发生的巴勒斯坦72位犹太哲人访问托勒密二世宫廷的故事，他们每6个人来自同一个犹太部落，目的是为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提供《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阿利斯泰亚斯”是一个希腊化的犹太人，在亚历山大里亚从事写作，但是他所处的年代还不能确定。他至少生活在菲拉德尔弗斯（Philadelphus）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对于更接近的确切年代，史料无法提供。关于他所处年代的说法颇多，大致为公元前160—前100年，也许公元前160年前后最有可能。 ^[21] 关于圣经翻译的叙述，只占这部作品的很少一部分。大部分内容是描述托勒密为从耶路撒冷携带《圣经》前来的阿利斯泰亚斯举办的宴会。宴饮时，犹太哲人被依次问到一系列问题并做出回答，每次回答结束时，总要提及上帝，特别要提及犹太人的微妙差异。许多提问都与王权的性质和问题有关。尽管它们带有强烈的犹太色彩，但十分清楚地阐明了希腊化时期的王权观。虽然很难说这封信把作为史料之一的一部《论王权》纳入其中， 然而它也许是残存至今关于这一主题最有价值的史料。

一些信息也可以从伪毕达哥拉斯派关于王权的残篇中找出。它们保存在斯托拜乌斯（Stobaeus）的著作中，用多利斯方言写成。作者分别是埃克凡图斯（Ecphantus）、狄奥托革尼斯（Diotogenes）和斯特尼达斯（Sthenidas），他们的名字可能是假的。他们所处的年代和阿利斯泰亚斯一样存在着争议。然而，他们的作品好像写于公元2世纪，尽管埃克凡图斯可能迟至公元3世纪。 ^[22] 他们引用的各种各样的史料大都时间较晚，因此很难用来研究希腊化时期的思想。狄奥托革尼斯强调王国中的国王与宇宙中神的相似性，国王是神在人间的代表以及法律的化身。国王具有最高统治者、正义分配者和神圣崇拜仪式监督者三种职能，这正好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荷马式的权力划分相符合。 ^[23] 但狄奥托革尼斯在列举国王具有的职能时，好像引用了斯多葛学派的资料。来自斯特尼达斯著作的简短摘录也沿用了相似的观点，但是，他认为“国王即智者”的观点，与柏拉图和斯多葛学派认为的“智者即国王”的观点恰恰相反。他认为国王有父爱般的品质，这让人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记述（ Eth.Nic. Ⅷ.12，116ob26），但同时这也是斯多葛学派思想的特征。埃克凡图斯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他对于宇宙、对于宇宙中国王和神的关系均持有更为神秘的观念，他认为国王调节宇宙中神人之间的关系，使他们在宇宙的和谐中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些观点不可能出自希腊化时期。研究以上三位作家的困难是要将他们的观点剥离开来，分别对待。这些观点显然来源广泛，而且已经传播了好几个世纪。然而，有些作品的主题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希腊化时代之前的其他作家，因此在使用它们时应该小心谨慎。

所有这三份史料，比如赫卡泰俄斯、阿利斯泰亚斯和伪毕达哥拉斯派的论著，同样为我们呈现出色彩斑斓的图景。它们都包含一些希腊化元素，但又不是十分纯粹，前两者受到埃及祭司或者犹太祭司史料的影响，第三者受到后期学说的影响。但幸运的是，还有其他史料并不存在同样的缺陷，而且可以用来校正文献史料，这就是同时代的铭文和纸草证据。 这些文献公正地反映了王室的官方观点。它们或由王室大臣提出，或在城市正规机构发布的公文中给予呼应。在那种环境下，它们只能被迫表达国王所希望的情感。这些材料也可以从当时钱币上的符号得到补充。例如，托勒密王朝钱币上的丰饶角图像显示出王室对埃及经济繁荣的关心。 钱币上呈现的国王合成图像当然是理想化的形象，正如涉及王权的论著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两种史料都与历史学家的记述形成鲜明对比。历史学家不仅实事求是地记述国王的政治和军事活动，而且有时仿佛出于对国王权力和国王统治城市的愤恨，会转述一些奇闻逸事对淡化和诋毁国王的统治进行报复。 我们必须记住，这类故事也为目前有关君主制的观点提供了有效证据。比如描述国王与哲学家偶遇的逸事（通常是虚构的），就是这类故事中很好的例子，如奇涅阿斯（Cineas）与皮洛士（Plut. Pyrrh. 14）、比昂（Bion）与安提柯·戈纳塔斯（Diog.Laert.Ⅳ.44-47）、斯菲鲁斯与托勒密四世（Diog.Laert.Ⅶ.177）。 在故事中，哲学家通常要优于统治者，暗示了哲学家作为希腊城市代言人对于国王绝对权力的批判。在政治高压的时代，趣闻逸事总能起到安全阀门的作用。

诸如此类资料， ^[24] 尽管美中不足，但还是能够从中会集出国王希望看到的和一定程度上已经看到的希腊化君主制图景。虽然这只是一种理想，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现实，能够防止具有绝对权力特征的最坏放纵行为的发生。正是国王的个人品质构成了他进行统治的基础，而国王专制统治本身，也为他个人品质的升华提供了发展空间。

国王与法律的关系是一个特殊问题。如果国王的权力是无限的，国王就会创制法律，那么国王也受法律的束缚吗？现实中，人们期望国王以稳健、负责任的方式进行统治。国王即法律化身，因此声称国王的粗暴行为可以得到开脱，这种理论非常罕见。确实如此，据说当亚历山大杀死“黑肤色”的克雷图斯（Black Cleitus）后，阿那克萨库斯（Anaxarchus）就用这种观点安慰亚历山大。阿里安借阿那克萨库斯之口，把托勒密二世和姐姐阿尔西诺的婚姻与宙斯联系起来，说明早有先例，以暗示他们乱伦婚姻的正当性。 ^[25] 狄奥托革尼斯提出了最清晰的声明，即国王是活着的法律（ nomos empsychos ），虽然他对此做了限定：国王既是法律的化身，又要依据法律治理国家。 ^[26] 这使人回想起伪阿库塔斯（Ps.-Archytas）《论法律与正义》（ On Law and Justice ）中的一段话（Stob.Ⅳ.1.135），其中对国王体现的有生命的法律和法典体现的无生命的法律做了区分。但是，国王并不享受绝对君主制，因为只有他遵守法律，他的王位才是合法的。作为活着的法律代言人，国王没有不遵守法律的义务。同样，在《居鲁士的教育》（Ⅷ.1.22）中，色诺芬写道，统治者作为“可见的法律”（ blepon nomos ），用敏锐的眼睛密切注视着那些违反法律的人，对其进行惩罚，但并没有任何暗示说国王本人不需遵守法律。有理由认为，狄奥托革尼斯同样暗示了王权的有限。 不知这种情况是否属实，如果的确如此，仍然不能确定这种模式是否可以追溯到希腊化时代。当然，这种理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对现实产生什么影响。事实上，希腊化国王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自由立法。 2urPudRqRHVLogq+v5uEb4NyLA9J0vDSS4Y42mlBLAJPlYs4OALDZh5DRZAze3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