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君主制政府的管理机制

虽然第一代国王们忙于战争，但是他们早已拥有丰富的治理亚历山大帝国诸行省的经验，而且建国伊始，他们就致力于王国内政的管理。这方面保存下来的证据并不均衡。尽管文本材料保存了一些细节，但是我们的信息大多来源于现存的纸草和铭文。因为纸草发现于埃及，所以我们对埃及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其他地方。官僚体制的发展图景一般是开始时非常简单，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庞大稳固。在各王国早期，有能力且可靠的人没有过多考虑他们名义上拥有的官职头衔，就投入需要执行的任务中了，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一些或许被称为各部长官的职位逐渐设立，而且在各种各样的希腊化王国里，它们通常有相同的或相似的名称，例如，国务秘书——首席大臣（负责官方书信来往）、 ^[9] 高贵的维西尔（vizier）或首相、 ^[10] 负责宫廷和卫队的大内总管（chamberlain）。 ^[11]

宫廷政治是新王国的典型特征之一，而且变得越来越精致、完善，这就使人们想起了波斯和埃及法老时代的君主制，而非希腊的任何政治制度。宫廷行政机构设在首都，围绕王宫而建。宫廷有奴隶、宦官和承担各种专门职务的仆人，以保证它的顺利运转。还有卫队保卫国王的安全，医生照顾国王的健康。更重要的是，国王周围簇拥着他的“王友”（ Philoi ）。国王为王友安排与自己本身利益紧密相关的职位。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建立一种相互得益的亲密关系。因为王友的支持对国王统治至关重要，所以国王经常赐予王友一些土地作为礼物，让王友进入有产阶层之列。这些王友是国王本人亲自挑选的，可能来自希腊世界的各个角落。继任国王没有必要接受前任国王的王友。马其顿是个例外，因为这种新君主制是创建者的个人创造，在当地人中没有根基。塞琉古王朝很快就抛弃了亚历山大提倡的与波斯民族融合合作的政策，埃及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政策， 所以国王不指望得到本地贵族的支持。国王不得不建立自己的统治集团。一般而言，他选取自己的助手时，不考虑他们的出身和财富，只考虑能力，即是否能与自己同心协力，是否能承担任何他分配的任务。

公元前285年前后吕西马库斯给普里恩城市的信件，是同时代文献里最早提及王友的。 ^[12] 在信件中，国王、王友和军队据说都收到了普里恩使臣的好意问候。但在随后的所有希腊化宫廷中，我们也都能看到王友的身影。他们在日常例会中组成一个宫廷议事会，为国王出谋划策，尽管国王仍然保留了最后裁定权。文字资料中经常提到宫廷议事会的召开，例如，托勒密四世讨论如何处理斯巴达的克莱奥麦奈斯的会议（Polyb.V.35.7—13），或者安条克三世多次讨论摩隆（Molon）叛乱的会议（Polyb.V.41.6，49.1，51.3）。一份定年于公元前163—前156年来自加拉太的佩西努斯（Pessinus）的铭文档案十分有趣，揭示了阿塔鲁斯二世一位王友的积极作用。这位王友促使他做出停止战争的决议，而之前这一讨论已经持续了很多天。 ^[13]

王友几乎全是希腊人和马其顿人，埃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和伊朗人都被排除在外。 许多王友（并非全部）是他们自己城市的流亡者。他们从希腊世界成群结队而来，涌入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以及后来的帕加马，寻求财富、地位和机会，施展才华与能力。他们不仅仅担任宫廷议事会的成员，还是国王的储备人才，国王从中挑选军事指挥官、行省总督、国务大臣、高级祭司和使节。很少有或者根本就没有专业化的王友。艺术家、作家、哲学家、医生和学者，都有可能被招募为王友。一旦成为王友，他们就可能被分派任何任务。安提柯·戈纳塔斯曾委任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珀耳赛欧斯（Persaeus）为指挥官，受命解救科林斯卫城。珀耳赛欧斯没有完成使命，以斯多葛式的自杀结束了生命。公元前219年在安条克三世召开的战时会议上，医生阿波罗法尼斯（Apollophanes）坚持自己的观点。诗人兼学者赫革夏那克（Hegesianax，他大概写过一部特洛伊史），曾经作为安条克的使臣出使罗马。

国王和王友彼此寻求帮助。他们的关系是以各自利益为基础的合伙关系。至少在他们统治初期，希腊化国王们无论如何也得不到成熟君主制通常可以掌控的世代相传的忠诚。然而，王友制度培育了一种相互承担义务、相互友好相处的意识。有时这种意识特别强烈，比如公元前292年色雷斯军队威胁吕西马库斯时，“他的王友一直敦促他尽其所能保护自己……但他却说为了自己而放弃军队和王友是耻辱”（Diod.ⅩⅩⅠ.12）。国王、王友、军队必须患难与共，在这种情况下，吕西马库斯成了阶下囚（尽管他后来被释放了）。

非希腊人排除在王友体系之外，这或许反映了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种族偏见，而不是本地人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效劳。种族偏见是希腊—马其顿人等级制度的显著特征，至少贯穿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到公元前3世纪，甚至扩大到社会层面。这种情况从以下事实就可以看到：在塞琉古王朝，两三代之后，具有本地名字的人才开始出现在各级行政官员之列，而且数量非常之少。在几百名行政官员人名样本中，本地人从未超过2.5%。他们主要担任地方军队指挥官的职务。

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3世纪，王友以社会性、地域流动性和个人主动性为特征。但到了公元前2世纪，王友集团却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固的官僚体系。随着各王国王位更替制度的牢固确立，国王现在可以根据合法性概念要求一种新的权威。通过共同利益与国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群王友，数量上逐渐膨胀，成为一个庞大的、层次有别、等级分明的管理阶级。他们的地位由授予的荣誉称号来确定。这些荣誉称号在数目和措辞方面都非常夸张。在塞琉古王国，我们可以追溯一系列等级划分。首先是王友，其次由下至上分别是第一王友（ protoi philoi ）、荣誉王友（ timomenoi philoi ）、第一和最高荣誉王友（ protoi kai protimomenoi philoi ），他们以各种“顺序”组织起来。处于王友之上的阶层是众多独特的“王亲”（ syngeneis ），他们与国王的关系是虚构的。这一类称号也许还包括国王所谓的“养父”（或“导师”）（ trophes ）和“同门”（ syntrophoi ）。 ^[14] 在托勒密王朝，这些术语甚至更加复杂多变。这些记载下来的称谓大部分是纯粹的荣誉称号，构成了一个等级结构，但与这些人实际履行的职务没有什么关系。帕加马、塞琉古王国和埃及也可能出现同样的情况。在埃及，丰富的纸草文献可以使这种制度得到更为清晰的描述。

宫廷和王友对政府的顺利运转至关重要；虽然它们共同协作，但本质上，权力依然掌控在国王手中，国王就是国家的化身。因此，国王也是法律来源。国王与法律的关系——国王在制定法律时，是否一定意义上也受到法律的束缚——是很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讨论（原文第80—81页）。在日常行政事务中，国王的决议（它们没有被称为法律， nomoi ）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和国王控制下的城市发布。王室的旨意以公文形式发布，通过行政渠道或者书信派人送达各个城市。后者即信件，以第一人称写成（通常是以王朝的复数），直接送到相关人手中；而前者——通常称为敕令（ diagrammata ），尽管也使用其他术语——以第三人称表达（使用祈使语气的动词），由国王或者中央政府发布，相当于具有法律效力的一般公告。 当国王向城市发布公告时，他似乎已有意图在可能的条件下把自己的决议纳入城市法律之中，这么做或许是为了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样是因为城市法律有望比王室法规更具持久性。公元前133年阿塔鲁斯三世去世前不久写给帕加马议事会和人民的信中，可以发现这方面的例子。阿塔鲁斯三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即在雅典娜·尼基弗鲁斯（Athena Nicephorus）神庙建立宙斯·萨巴神（Zeus Sabazius）崇拜的规定，应该被合并融入该城市的“圣法”之中。 ^[15]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国王如何与希腊城市建立最为令人满意的关系？但是没有一位国王能够彻底解决。通常方法是软硬兼施、武力和诱骗双管齐下，两种手段使用的比例根据城市的位置、实力以及此刻的政治形势适当进行调整。无论法律地位如何——相关城市是真实的盟友，还是仅是名义而已 ——国王都会对它们尽可能地施加压力。在塞琉古王国东部的一些新城市，独立从来都是表面现象，它们通常受制于掌管驻军的国王代表或总督。尽管如此，双方以礼貌用语进行官方沟通，并常常导致城市出台赞扬国王是和平使者、保护者和解放者的法令。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国王的赠与确实慷慨大方。这些礼物包括：粮食短缺时的谷物，剧场、体育馆、门廊和城墙的建筑费用（以及它们遭到破损时的修缮），造船所需的木料，减少税收，资助艺术竞赛，节庆和崇拜活动祭仪的捐助。当地神庙是权力的中心，必须对其实行怀柔政策。它们也接受礼物和资助。接受者对这些礼物的态度不一。通常是贪婪与纯粹的需求占据上风，这样的话，城市就会通过恬不知耻的决议，赞扬捐助者并向其宽宏大量、慷慨大方表示敬意。但是，对于一个自由城市和不受国王直接控制的同盟而言，这些馈赠可能意味着危险，甚至威胁到它们的政治独立。公元前185年，欧迈尼斯二世给予阿凯亚同盟120塔兰特，其利息可用来发放议事会成员的津贴，但这一赠与由于有害同盟的自由遭到断然拒绝。其中一位议事会成员补充说，“民主政体与国王利益是一对天敌，如何处理我们和国王的分歧将会成为争论的焦点和最为重要的问题”（Polyb.ⅩⅩⅡ.7.3；7.8-8.8）。这种资助背后的动机是复杂的。当然，有些资助的意图是取得对方的好感或者寻求联盟，但有些资助往往在真正的慈善因素之下，掩盖着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爱希腊的人的欲望。 对于王国内部的城市而言，动机又有些不同。在这些城市，捐赠只能为总督、驻军的存在和缴纳的贡赋提供部分补偿。一个城市可能得到了“解放”，但是这通常只意味着城市的命运从一位国王手中转移到另一位国王手中。对于这样的城市而言，国王的慷慨举动可能只是这个国王处于暂时的困境或不稳定状态的迹象。“或许”，波里比阿写道（第15卷第24章第4节）：

可以说，所有的国王在他们统治初期，都说要将自由作为礼物送给所有人，都把那些忠实追随者视为朋友和同盟，但是，他们一旦建立了权威，就立即开始将那些信任他们的人视为奴隶，而不是盟友。

在王国的城市中，国王精心选择他的都城。国王本人在此居住，维持着他的宫廷，比如培拉、帕加马、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这些城市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虽然正如我们所见，阿塔利斯王室（the Attalids）假装给帕加马的城市管理机构写信，就像给一个独立的城市那样]。首都总是享有特权，因为将它装饰得富丽堂皇会给王朝增光添彩。亚历山大里亚一枝独秀，拥有精美的建筑和各类研究机构。它有两座图书馆和一座博学院，数学家、医生、地理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在此进行最为卓越的研究工作，这些将在本卷的下文进行介绍。 亚历山大里亚还拥有天文台、动物园和解剖机构，但是，适宜果树生长环境的皇家植物园设在孟菲斯。 ^[16] 其他王国的首都也有图书馆：安条克有一座公共图书馆[在安条克三世统治时期，诗人欧福里昂（Euphorion）担任图书馆馆长]，培拉的图书馆则为国王私人所有。帕加马图书馆是仅次于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第二大图书馆，它曾试图在藏书数量上超过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但未能如愿。

这些宏伟华丽的基础设施，有助于国王树立文化赞助人的形象。毫无疑问，这种情况完全是针对希腊人而言，与构成托勒密王国和塞琉古王国人口主体的本地人无关。国王坚持希腊—马其顿文化以及他所熟悉的生活方式，本地的臣民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如何在两者之间构建互相容忍的妥协关系是一个永恒的问题。犹太作家阿利斯泰亚斯（Aristeas）在《致菲罗克拉特斯的信》（ Letter to Philocrates ，公元前267年）中，虚构了托勒密二世在一次宫廷宴会上与一个犹太哲人的问答。国王问道：“阿利斯泰亚斯，作为国王如何适应国内的不同种族？”那位应邀而来的犹太哲人回答：“以正义为引导，对每个种族都采取合适的态度。”这显然没有为处于复杂环境中的人提供详细的指导。在埃及，本地人差不多都是出于同族（如果暂时不考虑流散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与多种族多元文化为特征的塞琉古王国相比，他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不同，而且更为简单。但两个王朝都同样继承了早期王朝的传统。塞琉古一世接受了阿契美尼王朝的传统（虽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他明智地称自己为巴比伦王），托勒密诸王在埃及就是法老。正如我们所见，一切权力理论都是以国王为中心。但不论是塞琉古王国，还是托勒密王朝，都不敢忽视他们王国之内的当地权力结构。在小亚细亚和远东诸省，塞琉古王国不得不考虑承认国王最高主权的小国王、部落首领及地方王公。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两个王国中，大型神庙群都发挥了非常特殊的作用。与一些早期观点不同，现在学者们认识到，塞琉古王朝诸王已经发现，这些拥有古老神庙的国家在安那托利亚地区的宗教和经济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中心地位，支持和保护它们对自己是有利的。 在公元前3世纪早期的埃及，国王向当地祭司施加了一些压力：神庙财产受到剥夺和限制，仅可维持神庙的正常运行。但是从托勒密三世开始，神庙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给祭司阶层带来了新的力量和声望。罗塞塔石碑上的法令表明，在公元前2世纪的托勒密五世时期，国王与祭司如何密切合作，共同面对国内叛乱、社会灾难以及王朝的衰落。

神庙和地方王公的存在，揭露了所有权力集于国王一身这一官方托词的虚伪。但最重要的是，国王的上位依赖于控制军队，国王的统治同样依靠军队的忠诚来维持。国王以各种方式确保军队的忠诚，为军队发放薪俸，为驻防于埃及和塞琉古王国各地数量众多的军队提供土地，但尤其重要的是，国王凭借个人魅力（ charisma ）获取军队的忠诚，这使他成为任何反叛者都望而生畏的对手。

波里比阿描述年轻的安条克三世与叛乱者摩隆的最后决战时写道（第5卷第54章第1节）：“当双方军队发起进攻时，摩隆的右翼士兵忠心不二，奋力迎击宙克西斯（Zeuxis）的军队，而左翼士兵在接近并看到国王时迅速倒戈，致使全军人心涣散”，摩隆只好平静地自杀了。相信某人具有神一样的人格因此应该得到无限忠诚，这种信念能够被创制出来的一个原因，是诸如“救主”“施恩者”此类崇拜头衔的频繁出现。它们在人们脑海中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国王超凡脱俗，与众不同（参见原书第93—94页）。在海战中，国王的人气也可能是决定性的。当安提柯·戈纳塔斯知道托勒密王朝的舰队数目远远超过他时，问道：“我在现场可抵有多少战船？” ^[17] 忠诚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主要依靠君主制和国王本人所受尊敬的程度。这或许是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盛行于希腊化时代的理想王权概念的恰当时机，因为这种形象有助于形成和维持一种制度。 Xt1rYktbLMb5qz3uEhtkfxTBRfHzufxmcmHU2nHOl34TLdTAK3uY0vxp+Oy4e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