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佩狄卡斯之死使得一位新的强权人物横空出世，即“独眼”安提柯。在一段时间内，他就从纯粹的个人野心和对阿格阿斯王朝漠然置之，转而拥抱统一的理想。人们总是乐意了解这位伟大的冒险家的本来面目。他在所有佩狄卡斯失败的地方几乎都取得了成功。尽管有关他的文献缺乏详细记载，但他仍然是人们通过其作为了解最多的“继业者”之一。他的事迹，一方面使人们想起了亚历山大的无限精力，另一方面则是腓力二世的政治手腕和狡猾多端。因此，我们准备让他的行动来说明一切。
我们先前已经知道，安提帕特和其他继业者曾经交给安提柯一项任务，即继续与卡狄亚的欧迈尼斯作战。
由于欧迈尼斯在与克拉泰鲁斯的斗争中获胜，他占领了小亚的大部分领土。安提柯不仅欣然接受此项任务，而且希望扩充自己的行省领土，所以他不遗余力地寻找一切借口，在小亚其他行省干涉同僚的事务。他行动迅速，公然挑战特里帕剌狄苏斯会议的协议，结果，几乎成了安那托利亚（Anatolia）广大区域的唯一主人。
欧迈尼斯被迫向东撤退，与少数属下躲藏在卡帕多西亚的诺拉（Nora）要塞，在那里他身陷重围。
[13]
但是，就在安提柯认为他已经扼住敌人咽喉之时，命运的反转迫使他做出了妥协。在这一时期，命运反复已是司空见惯。此为其一，诱因是安提帕特之死。
这位老摄政的去世，不仅引发了对亚历山大帝国遗产的激烈争夺，而且为“独眼”的野心呈现出新的前景。如此一来，首要问题便是谁将继任腓力三世和亚历山大四世这两位国王的
监国
（
epimeletes
）之位。安提帕特的儿子卡桑德认为，这个职位理应由他继任。
然而，安提帕特持不同观点，他认为卡桑德过于年轻，无法控制桀骜不驯的马其顿诸总督（尤其是安提柯，早在公元前321年，卡桑德就与他有过冲突），因此，他任命老一代的伙友波吕珀尔孔（Polyperchon）作为继任者。两年前他前往亚洲时，曾委派波吕珀尔孔掌管欧洲事务。
[14]
这位腓力麾下老部将的军事天赋要超过其政治和外交才能。卡桑德感到自己势单力薄，便迅速与波吕珀尔孔决裂，跨海挺进亚洲，并在那里建立同盟与这位新摄政对抗。他的同盟包括吕西马库斯和安提柯，稍后不久托勒密也加入进来。
正是在此时此刻，人们才意识到从现在起，全部的共识会在多大程度上被颠覆。毫无疑问，安提帕特是传统的最忠诚代表，但他为人做事犹豫不决。他没有将职位传给他的儿子。如果这一事实可被视为明智之举（事实上，卡桑德表现出来的能力大大超过波吕珀尔孔），其意义首先在于避免给人们留下他们父子意图篡位的口实；另一方面，可以肯定的是，安提帕特在法律上无权任命他的继任者，他任命波吕珀尔孔为监国，也就是帝国的摄政，确实有独断专行之嫌。
然而，令帝国新主人们震惊的不是继位程序的非法，而是安提帕特职位的继承，激发了其中一些人内心深处的野心。吕西马库斯，这位马其顿的近邻，肯定不会对有朝一日凭借自己的优势重新统一马其顿和色雷斯的想法不屑一顾，同样，安提柯也不会首先放弃统治爱琴海两岸的想法。这些马其顿人的幻想似乎对安提柯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草率地给欧迈尼斯解围，尽管后者性命已掌握在他的手里，并许诺如果欧迈尼斯支持他的征伐事业，就归还其领地，还可以给予更多。深陷绝望之境的欧迈尼斯当即接受了这些优惠。当然，双方均无诚意。
至于托勒密，他参与反对波吕珀尔孔的斗争另有所图。安提帕特之死给了他一个机会，使他能够抛掉在佩狄卡斯去世后立即展现出来的过分的谦逊。托勒密得知安提帕特的死讯后，就像之前安提柯所做的那样，立即肆意践踏特里帕剌狄苏斯会议的协议，侵入了叙利亚—腓尼基行省。
[15]
这一举动对了解托勒密的思想和行为非常重要，同时显示出（尽管一些现代学者否认了这点），作为在埃及确立了自己统治的主人，他对这块土地上的政治和战略传统的迅速吸收：虽然只是一位行省总督，一位在理论上仍然服从中央政权的高级官员，无可否认，这个中央政权遥不可及，只是一个影子而已，但他已经开始向这片伟大的独立的法老们征服过的传统土地进攻了。毫无疑问，托勒密现在采用的方式，正是效仿了两年前佩狄卡斯对他使用过的威胁手段。巴勒斯坦和科厄勒—叙利亚从来都是埃及在亚洲一侧的防御缓冲地带，不仅为埃及提供了比塞浦路斯（尚未处于托勒密的掌控之下）更为便利和更为相近的海军基地，而且为埃及最终进军北部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或者小亚提供了陆地上的基地。但是，在关于亚历山大帝国解体的研究中，首先强调的一点是，托勒密通过兼并这些地区，明确地表示自佩狄卡斯的进攻失败后，他决心再也不能被逐出尼罗河流域了。没有什么更清楚地表明，托勒密无疑是众多继业者中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是制订完整计划的第一人，他甚至可能早在公元前319年之前就制订这一计划。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他对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第一次征服极为短暂，但这个事实无关紧要。
为了回到反对波吕珀尔孔的同盟，他进军叙利亚，这是对波吕珀尔孔所象征的统治秩序的挑战。可以预见，这位新摄政会发现，要想保住他的地位的确困难重重，因此，对托勒密来说，站在波吕珀尔孔的敌对阵营就显得极为重要。
波吕珀尔孔没有多少资源与这么多敌人抗衡。但是，为了对抗已经在希腊建立稳固势力的卡桑德，他意图打希腊这张牌，给希腊人一个预期，改善他们自拉米亚战争以来应得到的那些可怜的待遇。波吕珀尔孔以腓力·阿利戴乌斯（Philip Arrhidaeus）之名，向希腊城邦发布庄严宣告。但实质上，他隐瞒了拉米亚战争的悲惨往事，宣称恢复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统治时期的旧制。这主要意味着恢复由安提帕特强加然后由其子维持的先于寡头政体之前的制度，并且允许流亡者归国。对于一些城邦，还给予特殊恩惠，例如承诺将萨摩斯归还雅典，尽管归还奥罗普斯（Oropus）的要求被拒绝了。经常有人认为，波吕珀尔孔的宣言等于恢复了科林斯同盟。
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在留存至今的宣言文本中，
可能除了模糊涉及腓力和亚历山大在希腊的成就，除了附带提及公元前338年科林斯同盟建立的“和平”基础，并没有提及同盟的法律地位或者运行制度。我们知道，这些内容在亚历山大统治末期只不过是一个幻影而已。所以，这绝非对公元前338年科林斯同盟法律地位的恢复，只是对公元前323年实际地位的回归。从另一角度来看，波吕珀尔孔的宣言，经常被用来与安提柯著名的解放希腊人的呼吁相比较，我们也将很快做这样的比较。虽然波吕珀尔孔与安提柯二者追求的目的相同（后者的目的是赢得希腊城市的支持，将其从卡桑德阵营拉拢过来），但是这样的比较并不恰当。如果波吕珀尔孔宣布承认希腊城邦的自由，那他就会承认公元前323年那次希腊起义事实上的正义性。但实际上，他的宣言只是一种赦免，提醒希腊人他们是有过错的，现在仅仅对他们表示宽恕。因此，波吕珀尔孔的举动完全是原创性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结果，这个宣言也没有多大成效。如果波吕珀尔孔期望看到希腊人热情和感激的大爆发，那他就错估了形势。他的策略只取得了含混的成功。特别是在雅典，尽管卡桑德在比雷埃夫斯有军队驻防，但他为了恢复民主制，仍然向雅典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小的军事征服。即便如此，这个民主政体存在的时间并不比流血解决这一问题所需的时间更久[福基翁（Phocion）为此献出了生命]，因为随着波吕珀尔孔的失败，民主派很快就被迫与卡桑德的军队，以及曾经和他们一起流亡的政治寡头达成了妥协。其中有一位寡头政治家，即法莱隆的德米特琉斯，使用娴熟的、温和的政治手腕成功地组织了这次政权的过渡。公元前317年初，雅典与卡桑德缔结条约。文本内容保存在狄奥多鲁斯著作中（ⅩⅤⅢ.74.3），体现了新时代的特征：雅典人保有城市、领土、税收、船只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的所有权，但是需要与卡桑德保持盟友关系，并且卡桑德有权占有穆尼奇亚（Munychia）地区“直到针对国王的战争结束”。一种以财产为依据但基础相当广泛的公民权取代了民主制。换言之，卡桑德把他选择的制度强加给了雅典，这种制度使雅典政权掌握在从来都对马其顿持有好感的有产阶层手中。但是更好的（或者更坏的）就要出现了：“卡桑德选择的一位雅典公民，将会被任命为城市的最高执政（
epimeletes
）。”狄奥多鲁斯一定是以无意识的嘲讽笔调写道，“法莱隆的德米特琉斯当选了”，所用术语意味着这是一次公民参与的正式选举，实际上参加者可能只是那些财产资格受到严格限制的新公民。雅典人在这种受控制的自治政权下生活了十年。法莱隆的德米特琉斯是逍遥学派的杰出代表，主张政治理论应该转向政治实践，认为没有什么比这种转向更加美好。当雅典处于某种自我陶醉式的乌托邦哲学氛围中，他在一个时期内为雅典提供了卓越的内部管理体制，该体制多少有些“道德秩序”的性质，与梭伦的理想基本吻合。自公元前4世纪伊始，该理想使保守派大受鼓舞。正如我们所见，这并非大多数人认可的理想，但是只要雅典仍处于卡桑德掌控之下，他们就别无选择，只能顺从。
波吕珀尔孔看到雅典脱离了他的控制，意识到这会严重削减他在整个希腊确立牢固影响的机会。不久之后，他对马其顿的统治也开始动摇。安提柯在赫勒斯滂海峡摧毁波吕珀尔孔的舰队，卡桑德迅速恢复自身在希腊的影响，此后，
波吕珀尔孔撤退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在这里，人们对他的“自由”政策的响应，略好于中部希腊地区。
[16]
这仅仅是这部血腥剧目的开始，阿格阿斯王朝早已沦为一个虚幻的存在，最终消失不见了。波吕珀尔孔将年幼的亚历山大四世带在身边，但是弱智者腓力三世的妻子欧吕狄克（Eurydice，头脑极端敏锐清醒）却支持卡桑德，所以这两位国王身处互相敌对的阵营中。欧吕狄克野心勃勃且计谋多端，宣布卡桑德为摄政（公元前317年春），
显然她打算以牺牲年幼的亚历山大为代价为自己夺取王权。对波吕珀尔孔而言，自安提帕特去世以来，为了增加自身权力的威望，有意将年迈的奥林匹娅丝从伊庇鲁斯（Epirus）请回，而此前安提帕特则竭力使她远离马其顿。奥林匹娅丝很长时间都犹豫不决，但听闻欧吕狄克的阴谋之后，她立即率领一支伊庇鲁斯军队和波吕珀尔孔的一些部下向马其顿挺进，并把她的孙子亚历山大四世带到了身边。奥林匹娅丝成功俘获了欧吕狄克和腓力三世，当即处死了他们（公元前317年秋），从而发泄了长久以来的积怨（腓力三世是腓力二世的私生子），但这绝非明智之举。同样面临死亡命运的，还有卡桑德的一个兄弟以及大约百名马其顿贵族。当时，卡桑德正在伯罗奔尼撒与波吕珀尔孔的支持者作战，闻讯后迅速返回马其顿，成功迫使对手将奥林匹娅丝交付于他。奥林匹娅丝的罪行引发了所有马其顿人对她的愤慨，战士大会判处她死刑，这次轮到她被处决了。
这样，公元前316年初，年幼的亚历山大四世成为唯一尚存的国王，但他只不过是马其顿的新主人卡桑德的一个人质。卡桑德不失时机地设法宣传他权力的合法性，比如为腓力三世和欧吕狄克举行庄严肃穆的皇家葬礼，娶亚历山大大帝同父异母的妹妹为妻，加强他个人同这个王朝的联系。这场婚姻为他开启了诸多可能性，但是实现他的目的，也极有可能（虽然并非必定）要以牺牲现在是他内侄的这位小国王为代价。
当欧洲发生这些冲突的同时，一场更为重要的对抗也在亚洲展开。我们已经知道，
欧迈尼斯早就接受了安提柯出于一己之私提出的仅仅使自己脱离困境的建议，但事实上，欧迈尼斯远未与“独眼”安提柯联合对抗波吕珀尔孔，而是立即恢复行动，企图实现佩狄卡斯或更可能是亚历山大大帝本人的理想。自然而然，这就使波吕珀尔孔与欧迈尼斯取得了联系。波吕珀尔孔仍然认为自己是摄政，就以国王的名义任命欧迈尼斯为亚洲将军（
Strategos
），之前安提帕特曾委任安提柯担任这一职位。因此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欧洲和亚洲各出现了两位对立的摄政和将军。除了波吕珀尔孔和欧迈尼斯互相承认之外，几乎无人认可他们的地位。但是欧迈尼斯及其盟友均时运不济，波吕珀尔孔的失败以及困守于伯罗奔尼撒，使欧迈尼斯真正陷入了孤立之中，正如佩狄卡斯之死带给他的窘境一样。然而他进行了一次令人震惊的军事冒险，展露了在那些运筹帷幄的将军们中极为罕见的军事才能。在这次冒险中，他先是于公元前318年从小亚到达了腓尼基，并在那里夺取了托勒密新近征服的部分领土，然后向伊朗挺进。考虑到这些战役最后的失败结局，这次冒险的细节在这里就不重要了。在安提柯的追捕之下，欧迈尼斯被他的军队出卖，遭到审判、定罪、处决（公元前316年）。
这些事件发生在伊朗诸总督的叛乱和混战的背景之下，作为“上省”新的唯一的统治者，安提柯试图暂时结束此地的无政府状态。
毫无疑问，欧迈尼斯是亚历山大思想最后一位忠实的追随者，对亚历山大的崇拜（或者至少是对亚历山大王室的崇拜）曾经帮助他重新点燃他的军队已经失去的热忱。对欧迈尼斯而言，忠于亚历山大思想，可能并不意味着对阿格阿斯王朝的无条件服从。他对王室的态度总是灵活多变，即使最终以亚历山大帝国守卫者和王朝第一合法继承者的身份自居，他仍然无法为自己保住任何职位。他的个人野心也许并没有表面上体现的或者现代历史家有时所想的那么单纯。随着欧迈尼斯的死去，现在轮到安提柯承担统一大业，但这次他完全是从自身利益出发，丝毫没有考虑阿格阿斯王朝血脉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然而，这已足以再次改变目前的形势格局。现在，继业者们（波吕珀尔孔除外，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这位“独眼”老人了。
安提柯对欧迈尼斯的胜利，让他控制了小亚和伊朗之间几乎所有的地区，这是特里帕剌狄苏斯协议的诸谈判方之前未能预见到的结果。安提柯从忠诚于他的支持者中任命官员，管理这些地区。其后，他突袭巴比伦尼亚，
迫使塞琉古放弃其行省（大致在公元前315年）。塞琉古逃往托勒密那里寻求庇护，塞琉古收复失地的坚定信念，使他成为反安提柯同盟的关键人物之一。
当安提柯正在向叙利亚北部深入挺进时，遇到了吕西马库斯、托勒密以及卡桑德联合派出的外交使团，他们给他带来了最后通牒，具体条款如下：
[17]
立即将巴比伦尼亚归还给塞琉古；放弃整个叙利亚，将它让与托勒密；将赫勒斯滂海峡的弗里吉亚地区归还给吕西马库斯（吕西马库斯从未占有过这个地方，占领这个地方将使他成为海峡区域的主人）；最后，将卡帕多西亚和吕西亚割让给卡桑德（最后一项尚存争议，
但可以肯定的是，卡桑德可能对亚洲早有觊觎之心）。
此外，安提柯还被邀请与其他“继业者”共同瓜分欧迈尼斯的财富。这些要求的合法依据即是，反对欧迈尼斯的战争是一次联合行动，安提柯是在特里帕剌狄苏斯会议上受命进行这场战争，因此，欧迈尼斯这位前档案管理员的战利品，理应由所有“继业者”共享，而且安提柯无权夺取没有支持欧迈尼斯的行省。事实上，这份最后通牒正是他们野心的拙劣掩饰，与被通牒者的野心产生了冲突。因此，安提柯拒绝通牒，接受战争也就可以理解了。于是，安提柯步步为营占领了叙利亚南部除推罗之外的所有据点。在推罗，托勒密的驻军进行了有效的抵抗；随后，安提柯乘胜前进，马不停蹄地夺取了先前尚未征服的从比提尼亚到卡里亚的整个小亚地区。
与此同时，他与之前的对手波吕珀尔孔结成同盟，任命波吕珀尔孔为伯罗奔尼撒的将军。这是安提柯与卡桑德之间关系破裂的自然结果。
公元前315年，
安提柯来到推罗，负责那里的军事行动。此时，他不再满足军事征伐的成功，而是谋求在征服地区建立政治和法律体制。他向希腊世界发布宣言
，声称他的战士大会已经审判并谴责了卡桑德的种种罪行，其中最重要的是谋杀奥林匹娅丝（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奥林匹娅丝因为谋杀腓力三世而被卡桑德的部队定罪处决）和软禁亚历山大四世及其母亲罗克珊娜。而且同一个大会还宣布安提柯为摄政（一种摄政权，他能够借此加强对亚洲的控制）。最后声称如果卡桑德拒绝屈服，将被视为敌人。这就是安提柯和卡桑德生死之战的开始，战争将会持续13年之久。
这份宣布安提柯新主张以及给卡桑德定罪的宣言，包含一最后条款。该条款大胆地提出给予希腊城邦自由、自治权和撤离驻兵。
这场我们今天称为“心理战”的运用，矛头直指控制希腊中部的卡桑德，试图把陷于卡桑德权力之下的希腊城市拉拢过来，加入他自己的阵营。这步棋清晰明了，相当合理。
然而，当托勒密得知这份文件后，立即出台了相似的声明。据狄奥多鲁斯记载，他宣称“希望希腊人知道，他与安提柯一样，也非常关心他们的自治权”。一方面，对于同样控制希腊城邦的托勒密而言，发表此声明不免有虚情假意之嫌；另一方面，这份声明意思含糊不清。托勒密是卡桑德的盟友，但从表面看来，卡桑德又是声明的第一受害者。托勒密对盟友利益的无视，原因何在？有种解释认为，在安提柯与卡桑德不断升级的冲突中，无论谁是赢家，胜者都会成为马其顿主人和帝国摄政候选人，也都会像控制其他行省那样控制埃及，因此，无论是安提柯获胜，还是卡桑德获胜，都将会成为托勒密的敌人。如果我们接受这样一种解释，只能说明托勒密看得更为长远。从安提柯的行动中，托勒密意识到希腊城邦的自由问题，是这位马其顿统治者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现在，他正跻身于那些“公正无私的”的自由捍卫者之中。
毫无疑问，从本质上讲，无论是安提柯，还是托勒密，对希腊城邦自由并无多大兴趣。它仅仅是个应运而生的宣传主题，年复一年地再现，直到罗马人入侵之时。罗马人也同样使用了这一策略。需要强调的是，该策略之所以如此重要，使用频率如此之高，原因在于它与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相对应：希腊城邦能够而且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个问题贯穿整个希腊化时代，即整个新的区域性的君主国时代。换言之，这是古希腊普遍采用的政治原则如何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的问题。
在公元前315年的这种形势下，托勒密根本没有任何举动将这一纸空言付诸实践。然而安提柯却非如此，他巧妙地打出了希腊城邦自由问题这张牌。当爱琴海诸岛出现动乱迹象，提洛岛和因布罗斯岛（Imbros）对屈服于卡桑德的雅典的控制做出反抗时，安提柯伸出支持之手，鼓励他们成立将会发挥一定重要作用的海岛同盟（基克拉泽斯群岛联盟）。有人提出，公元前308年该同盟由于托勒密的赞助成立，但当时的环境和公元前315—前314年这段时间本身，显然比前一种说法更为可取。
同时，安提柯向希腊提供了代理人、财力和军队，努力提高这个地区对抗卡桑德的能力。
他的侄子波勒迈乌斯（Polemaeus）就是这些事宜的主管人之一。
对于安提柯而言，他资助这些岛屿，此外又占领了希腊一些地区，但这些也不足以使他取得胜利。从根本上说，安提柯的处境与公元前321年的佩狄卡斯相似，都面临着同样的战略问题——被迫两线作战，反之，卡桑德则在西北部前线完全取代了他父亲的地位。波吕珀尔孔盘踞在伯罗奔尼撒，所以，目前的局势比佩狄卡斯和安提帕特时期还要更复杂。正如我们所见，安提柯与波吕珀尔孔和解修好，也在情理之中。
毫无疑问，安提柯对佩狄卡斯的不幸遭遇铭记在心。他决定亲自向北部发起强大攻势，先是震慑色雷斯地区的吕西马库斯，然后向马其顿的卡桑德进军，但是他派驻在希腊的将军却正在暗地破坏他的统治基础。
对埃及的进攻则较为简单，与此同时，他让年幼的儿子德米特琉斯（即后来的“围城者”）进军叙利亚—巴勒斯坦。这个预防措施确实非常必要，因为显而易见，在安提柯的众多敌人中，托勒密有特别的目的，即恢复对叙利亚—腓尼基行省的统治。在公元前319年时，托勒密就已经首次征服这一地区，但又相继被欧迈尼斯和安提柯窃取。
安提柯积极备战。吕西马库斯的领地是他实现进攻马其顿计划的障碍，他试图用外交和武力手段来清除，但徒劳无功。此时，托勒密以其一贯的作风从容行动。他加强对小亚（卡里亚）南岸塞浦路斯的影响（尽管安提柯对此进行了强烈的抵制），同时试图占领伊奥尼亚（Ionia）的港口，但是收获不大。
因此，他是否正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早在公元前315年就与罗德岛建立了同盟关系，现在看来值得怀疑。
然而，他在是否直接进攻强大的安提柯问题上犹豫不决；昔兰尼
和塞浦路斯
的两次暴乱也使他穷于应付，直到公元前313年底才得以抽身。公元前312年，在急于收复巴比伦尼亚的塞琉古的坚持下，托勒密才决定向德米特琉斯发起反击。
[18]
德米特琉斯在加沙（Gaza）惨败，
塞琉古趁机突袭美索不达米亚，迫使安提柯放弃他的北部计划，将矛头转向托勒密。后者见势不妙，匆忙返回埃及。
然而，塞琉古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行动是如此雄心勃勃， [19] 甚至显示出他在伊朗也要进行同样行动的迹象，这就使得安提柯宁愿与他订立和约而不愿诉诸战争。
最终，和平协议有条件地达成。到底是什么条件，当今学者探讨甚多，但至今尚不完全清楚。
几年之前，安提柯曾试图进行过和谈。
他面对的不是统一联盟，而是两组对手（一方是托勒密和塞琉古，另一方是卡桑德和吕西马库斯）。通过与其中之一签订和约，以分裂、离间这两组对手，是符合自己利益的。早在公元前314年，安提柯就与托勒密举行过和谈，公元前312年初，他又与卡桑德举行和谈，但是均无果而散。也许安提柯的要求（只能猜测）过于苛刻。之后，安提柯与卡桑德、吕西马库斯又在加沙重开谈判，毫无疑问，这次的谈判更为温和，因此成功取得共识。托勒密不乐意见到安提柯的军队在南部集结，急忙加入和谈，公元前311年和平协议签订。条款内容（如果不是实际文本）已经保存了下来，如下所示：
卡桑德继续担任欧洲的将军，直到亚历山大四世成年，这就是说，他仍将担任这位年幼国王的摄政。就是这个职位，早在公元前315年就受到安提柯的挑战。吕西马库斯和托勒密，各自保有对色雷斯和埃及的统治权；安提柯获得了掌管“整个亚洲”的权力。这些内容与公元前315年安提柯发布的主张相去甚远，从字面上来看，它实际上是对目前现状的一种认可。之所以从字面来理解，是因为安提柯事实上已不再是“整个亚洲”的主人。塞琉古的命运问题也由此浮出水面。塞琉古没有作为其中一方出现在条约中（波吕珀尔孔也没有），这意味着公元前311年的和平协议将他排除在外了。卡桑德和吕西马库斯最先加入谈判，也许他们忽略了塞琉古。就托勒密而言，多年来，他一直是塞琉古的主人和保护者，这样的结果乍一看令人吃惊，但仔细推敲尚在情理之中。当托勒密加入和平协议时，塞琉古早就在征服“上省”，已经不再需要保护。因此，他与安提柯达成协议，并没有背叛塞琉古。至于卡桑德和吕西马库斯，既然将“整个亚洲”交付给安提柯，或许已经表明了他们对塞琉古的漠不关心。对托勒密而言，这个条款只不过一个形式而已，一方面因为他对塞琉古的发展一直持同情态度，另一方面因为他私下里并未放弃对叙利亚的觊觎。不论事实如何，安提柯和塞琉古仍处于战争状态，这种情况一直要持续到公元前309/308年。
公元前311年的和平协议，除了领土划分，还有两个条款值得特别关注。这仍是亚历山大遗产的管理而非分配问题。年幼的亚历山大四世的合法继承权仍然得到保留，但这只不过是虚构的谎言而已，这种谎言存在的时间注定不会超过公元前311年的和平协议。正如我们所见，委任卡桑德为“欧洲将军”的条款，规定了这种安排将一直延续到国王成人为止。很可能，签订协议的任何一方没人认真对待这件事情的发生，但这是一个争取时间的问题。然而，这项条款相当于给亚历山大的儿子判了死刑，因为卡桑德根本不希望看到规定的那一天的到来，而是当机立断，使事态走向极端。公元前310年，他安排暗杀了委托他照料的亚历山大四世及其母亲。他向他的同僚们显示了这一既成事实（
fait accompli
）。
我们可以想象，阿格阿斯王朝的直系血脉竟被王朝最忠实仆人的儿子所杀，而且受害者父亲的老部下们竟私下欣然接受。
从此以后，在他们实现自己野心的的路上，再也不用担心合法性的问题了，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再也没有借口可以用来挑战最强者的权力了。亚历山大的妹妹和一个私生子确实还在世，但可以预见他们的死期将会很快来临。
和平协议的最后一项条款，重申了希腊城邦的自治权。在慷慨的柏拉图式的理想表面之下，这一条款或许是整个外交策略中最阴险的一招。所有签订者都在希腊城市之上建立了他们的控制权：希腊大陆（卡桑德）、色雷斯（吕西马库斯）、
小亚以及众多岛屿（安提柯）、昔兰尼加
和塞浦路斯（托勒密）。显而易见，没人打算恢复这些城市的独立，因为如果让它们独立，就等于允许它们拥有了随心所欲向他人宣战的理由（
casus belli
）。然而，将安提柯视为这一条款幕后的提议者并非不可能（正如公元前315年宣言所证明的那样）。他极力摆出要将条约付诸实践的姿态。他给其势力范围内的希腊城邦发出信件[内容仅保存在特罗德地区（Troad）斯凯普西斯（Scepsis）的一份铭文中]
[20]
，信中他宣称欢迎和平的重新到来，并对其行为的动机做出解释，自以为是地强调了他对各城市的关心（但是省略了他儿子在加沙的战败）。最重要的是，这一信件不仅确认了狄奥多鲁斯提供的协议文本，还为我们增加了一个可能忽视的细节，即邀请希腊城邦联合起来，共同捍卫他们的自由和自治权，并像“当权者”那样通过宣誓的形式将他们捆绑在一起。这看起来（虽然尚不能确定）好像是一个证据，证明一个自治的希腊城邦联盟在新兴的“王朝”国家内部，已经建立或者试图建立，并由这些国家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令人奇怪的是，有关这些城邦自由问题的附加条款，竟然仅仅保存在安提柯的信件当中。我们想知道，这是不是安提柯为小亚和诸岛屿内部使用而特别采取的措施（正如我们所见，他已经组建了一个联盟），因为唯有他急于想把自己装扮成希腊自由的捍卫者，如果他没有坚持到底，
至少也尽其可能。即使如此，安提柯显然不会容忍任何城邦试图借此庄严宣告的自由与他进行对抗。但是，他的策略就在于，他能够恰如其分地把他的宽宏大量展示给希腊城市，让它们把自己的利益与他的利益相认同。这份文件对于理解安提柯极为重要，它显示出这位野心勃勃、桀骜不驯的草莽武夫，同时也是一位工于心计的政客。这让我们想起了腓力二世。
最后再对公元前311年的和平协议做一评论。它很清楚地显示，自此以后，尽管阿格阿斯王权存在的谎言又延续了一年，但事实上亚历山大帝国已被五个国家所替代。然而，这里或许还有一人即安提柯，依旧渴望将五国合并为一。为了防止帝国的分裂再次遇到严重的挑战，也为了使希腊化国家的历史能够真正开启，安提柯必须退出。这将需要另外的十年时间。
从公元前311年签订和平协议到安提柯灭亡的这段时间，极为复杂混乱，因为从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出来的五个王朝，在亚德里亚海和印度河之间的各种舞台上，上演了一幕幕的兴衰进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我们试图从地域和年代的顺序方面对所有发生的这一切进行梳理。为了得到一个清晰的观察，我们最好从安提柯的这一视角出发，正是他的活动把其他的一切事件都内在地联系在了一起。公元前311年的和平协议，虽然本质上是安提柯的失败，但是却让他的领土成为亚历山大遗产的关键地区，无论是试图向外扩张，还是试图对这种扩张进行反制，这里都是矛盾的中心。即使这一时期远离这一政治中心发生的某些事件，也有其一定的重要性。为了叙述的清晰，这里只能把它们纳入背景之中了。
我们已经知道，塞琉古没有加入公元前311年的和平协议。早在公元前312年，他明显没费多大力气就收复了巴比伦尼亚，并在那里建立了真正的独立政权（“塞琉古纪元”由此开始），
尽管在这个阶段，他也没有据地称王（这与人们通常认为的恰恰相反）。
他从巴比伦尼亚出发，前去征服“上省”（这个术语一般用于伊朗各行省）。自从公元前316年安提柯战胜欧迈尼斯之后，这里就一直在安提柯的控制之下。此外，在这些偏远地区，人们对于欧迈尼斯的记忆好像还没有完全消失，于是塞琉古借此反对安提柯。因此，对于安提柯而言，他的当务之急是利用西部因和平协议而出现的短暂的平静时机，试图亲手清除掉强有力的对手塞琉古。但事与愿违，他彻底失败了。具体的细节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场重大战役中，安提柯战败，被迫放弃了伊朗。这场战役的地点和时间（应该是公元前309/308年）都不见有史料记载。或许两个对手之间缔结了协议，因为从公元前308年起，我们发现塞琉古卷入更为遥远的东方事务之中，与印度孔雀王朝的统治者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作战，这意味着那时塞琉古已不再与安提柯纠缠了。在同一时期，我们发现安提柯卷入西方事务之中，这也意味着他已经结束了与塞琉古的战争。
[21]
公元前311年的和平协议，仅仅是一纸不值一提的停战协定，至少对安提柯和托勒密而言是如此。当然，卡桑德和吕西马库斯也许会感到满意，因为他们的要求得到了认可，前者获得了马其顿及附属地区，后者得到了色雷斯。显而易见，安提柯对征服马其顿存有野心（这不可避免地遭到群起而攻之），托勒密也没有放弃对叙利亚—腓尼基行省的兴趣，尽管他是否渴望建立绝对霸权仍然存疑。
[22]
对于安提柯和托勒密而言，制海权是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两者在东地中海地区都占有可靠的优势。托勒密驻守在塞浦路斯。
公元前310年，他任命自己的兄弟墨涅拉俄斯（Menelaus）担任该岛的将军和总督。
而且很有可能就在此时，托勒密与一个希腊城邦结为联盟。该城邦现在开始在地中海世界的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它是旧希腊世界中最终真正拥有独立主权的希腊城邦之一，它就是罗德岛。联盟建立的时间尚不可知。直到公元前306年，才有其存在的确凿证据，
但从盟约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尽管不可能早于公元前315年希腊自由宣言的发布。
这样，托勒密以直接或联盟的方式，控制了与安提柯领土毗邻的两个主要海岛基地。公元前315年之后，安提柯一直是海岛同盟的保护者，结果，他拥有了连通他的领土与希腊和马其顿之间的“桥梁”。此外，他控制了腓尼基港口，尽管他曾庄重地保证过希腊的自由，但小亚的港口实际上已在他的掌控之下了。托勒密和安提柯分割控制的整个岛屿和沿海地区，不可避免地成为一块冲突之地。公元前311年协议中涉及希腊城邦自由的条款，为这里的冲突提供了借口。早在公元前310年，托勒密就曾指控安提柯（那时他滞留在东方，深陷于同塞琉古的战争）侵犯了希腊城邦自由，因为他在一些城市安置驻军，他本人也亲自占领了若干地方，
[23]
尤其是科斯岛，他将总部设于此地，这足以证明那时他的兴趣直指爱琴海地区。
[24]
我们有理由假设，这次地中海局势的突变，是促使安提柯决定结束伊朗败局，并与塞琉古订立和约的一个因素。
然而，欧洲希腊局势的变化，暂时缓和了托勒密与安提柯之间的战争爆发。迄今为止，由于老对手波吕珀尔孔盘踞于伯罗奔尼撒，卡桑德在希腊一直深陷窘境，不能自拔。公元前309年或前308年，波吕珀尔孔设法派一支先遣部队尽可能深入马其顿边境，试图将亚历山大名为赫拉克勒斯（Heracles）的私生子（真假尚不可知）立为国王。卡桑德权衡利弊，与波吕珀尔孔和解，把伯罗奔尼撒让与波吕珀尔孔，并授予他将军的头衔。
在这场斗争中，赫拉克勒斯成了牺牲品。
到目前为止，力量微弱的希腊城邦，无论拥有何种利用卡桑德对抗波吕珀尔孔，或利用波吕珀尔孔对抗卡桑德的机会，现在都已错过。若想与这两位刚刚和解的敌人抗衡，希腊城邦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安提柯作为可以证实的希腊自由的捍卫者，事实上已经在希腊派驻军队。这支军队原是为援助波吕珀尔孔而来。但是安提柯在欧洲地区的代表，即他的侄子波勒迈乌斯
却刚刚背叛了他，为卡桑德效力，以此拉开了与托勒密进行谈判的序幕。托勒密召唤波勒迈乌斯前往科斯岛。后者肯定给托勒密提供了有关欧洲形势的宝贵的详细情报。目前更为混乱的局势已经达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不过，为了使这场混乱有所减轻，托勒密派人谋杀了波勒迈乌斯，并与德米特琉斯达成协议。
[25]
那时，德米特琉斯是他父亲安提柯委派在小亚的代表。安提柯以这种方式与托勒密进行和解，原因很容易理解。因为他无法容忍这种局面的出现：托勒密随意插手由自己包揽的希腊事务，自己又无力阻止。所以，希腊的“解放”将有赖于双方的联合行动。对于托勒密而言，他无疑要为这次和解索价，那就是要求对方承认他刚刚在小亚沿岸夺取的那些地盘。
事实上，若从托勒密的角度考虑，这些分析都不足以说明他变换盟友的原因。虽然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与他最直接的敌人和解，与卡桑德反目，但其他因素也一定掺和进来了。这些因素或许可以从下列事实中发现，即此时托勒密派驻昔兰尼加的代表俄斐拉斯（Ophellas）认为该轮到他出牌了。于是联合叙拉古的阿伽托克勒斯一起远征迦太基，开始从希腊尤其是从雅典招募军队，换言之是从卡桑德的势力范围招募军队。毫无疑问，托勒密从波勒迈乌斯那里获知此事，他或许担心卡桑德会间接支持俄菲拉斯在昔兰尼加的行动，担心一个非洲国家最终在埃及西侧的形成。 [26]
因此，在公元前308年，一支庞大的埃及远征军登陆伯罗奔尼撒半岛。
[27]
托勒密好像原本就有意与希腊城邦结成联盟（恢复腓力二世时期的科林斯同盟？），但是即使在提供财力及粮食等其他帮助的条件下，托勒密的提议也收效甚微。于是，他不再继续坚持，而是与卡桑德进行和谈（卡桑德无疑给了他所需要的一切精神安慰），然后撤兵，但是也在一些地方[科林斯、西库翁（Sicyon）、麦加拉（Megara）和其他城市]留兵驻守。就这位希腊“解放者”而言，这种做法显然很不明智。
安提柯把他的儿子德米特琉斯派往雅典。
[28]
这个时机恰到好处，因为卡桑德正忙于进攻伊庇鲁斯。德米特琉斯受到雅典人的热烈欢迎，将他看作神圣的解放者（公元前307年）。
法莱隆的德米特琉斯，这位卡桑德的追随者只得仓皇逃亡。
卡桑德支持的寡头政治让位于民主政体
，但这是一个在安提柯王朝庇护下的民主制。卡桑德在伊庇鲁斯的攻势最终以失败结束，但德米特琉斯乘他出兵伊庇鲁斯之机发动的这次远征，对他而言无疑是更为致命的一击。
安提柯和托勒密的友谊终于走到了尽头。早在公元前306年，他们在双方利益攸关的地方就已经爆发了战争。安提柯把沉浸在雅典快乐生活中的儿子召回，命令他大举进军塞浦路斯。
[29]
普鲁塔克在《德米特琉斯传》（15）中曾经说道，胜利的奖品不是塞浦路斯或者叙利亚，而是至高无上的霸权地位——至少这是安提柯的目的。托勒密遭遇了有生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塞浦路斯落入安提柯之手长达十年之久。安提柯急于乘胜追击，立即从海陆两路向埃及进军。按照他的预计，这次成功意味着为下一步讨伐卡桑德清除后顾之忧。
但是讨伐行动完全失败，托勒密因此获救了。
[30]
于是，安提柯将目标转回到爱琴海。从他很久之前与海岛同盟建立保护关系，到新近对塞浦路斯的征服，阻碍他完全控制爱琴海的障碍只有一个，即罗德岛。
公元前315—前311年，罗德岛曾对安提柯的一些要求做出过让步，然而，他们拒绝加入安提柯对塞浦路斯或者稍后对埃及的战争。显然，即使没有一个正式的同盟关系，利益也驱使他们留在托勒密的阵营。现在，安提柯表明，希腊人的自由仍然会受到他的关心，但前提是不与他的征服野心冲突。他命令德米特琉斯夺取罗德岛。这就是那次著名的围城战役。
[31]
德米特琉斯所利用的围城资源，为他赢得了载入史册的名号：“围城者”（Poliorcetes）。然而，托勒密一直为罗德岛提供粮食，德米特琉斯最终没能如愿。围攻一年（公元前306—前305年）之后，他不得不寻求和解。安提柯父子承认了罗德岛的自由（证明了这一时期希腊城邦的自由问题，与其说是法律原则问题，不如说是力量均衡问题），罗德人反过来同意与他结盟，但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他们之间的同盟永远不能用来对抗托勒密。罗德岛的这一插曲非常重要。罗德岛保有自由地位，这使得它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享有繁荣，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罗德人也从不怀疑他们成功的意义。为了纪念战胜德米特琉斯的围攻，他们在通向海港的入口处竖起了保护神赫利奥斯（Helios）的巨像，这一巨大雕像被古人列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对于托勒密而言，罗德岛的胜利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他在塞浦路斯的失败。
自从公元前310年亚历山大之子被谋杀以及阿格阿斯王朝绝嗣，没有一个“继业者”敢于篡取马其顿君主的头衔。安提柯是迈出这一步的第一人，他通过口头表决的方式加封自己为巴西琉斯（
basileus
），并与他的儿子分享这个头衔。公元前306年德米特琉斯攻下塞浦路斯，给他提供了这么一个机缘。安提柯加封的意义十分明显：宣称自己为巴西琉斯，就是宣告自己是最后一位真正的国王、征服者的继承人；将儿子与他自己联系起来，说明他打算建立一个王朝；使用亚历山大的头衔和冠带，即声明对亚历山大遗产拥有所有权。换言之，他正在公开此前一直深藏的野心。
但是，这两位国王对埃及远征的失败，使得托勒密有机会使用这一头衔（公元前305/304年）。
需要指明的是，托勒密和安提柯加冕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正如我们刚才所说，作为巴西琉斯，安提柯宣告对整个亚历山大帝国拥有所有权，埃及自然也包含其中。托勒密没有这方面的要求：他虽然也使用了国王这一头衔，但他的主要目的可能是在自己控制的区域挑战安提柯的地位，宣告自己拥有对埃及的最高统治权。这个宣告的对象是马其顿人。对于埃及当地人而言，巴西琉斯这一称号并无意义。在埃及人看来，只有传统的法老称号，才是托勒密应该获取的尊荣。亚历山大肯定采用过这一头衔。但明显的事实是，托勒密从一开始就以法老身份自居（正如塞琉古在蛮族中以国王自居一样），即使近来有证据表明，在年幼的亚历山大四世被谋杀后，托勒密仍在坚持将亚历山大四世视为法老的谎言。此刻或者其他时刻，托勒密是否在孟菲斯为自己加冕了法老王冠仍然存有疑问，但与我们的目的关系不大。公元前305年，托勒密使用马其顿君王头衔，但这并非内政事务，而是外交策略。为了对抗安提柯父子在整个帝国内称王，托勒密宣告了他特殊而有限的统治权，尽管他也宣称他的统治权来自亚历山大。
随后的几个月，卡桑德、吕西马库斯以及塞琉古相继宣称自己为巴西琉斯。作为泯灭合法继承人血脉的元凶，卡桑德使用这一头衔的目的，可能与安提柯一样[虽然有证据表明他，也只有他，使用了“马其顿的巴西琉斯”（
basileus Makedonon
）称号]。
[32]
吕西马库斯和塞琉古
显然效仿了托勒密。换言之，他们这么做是为了挑战安提柯对他们国家（也许从现在起可以这样称呼）的统治权。但就个人而言，他们都没有声称拥有整体的统治权。
这一时刻至关重要，因为希腊化君主国宣告了诞生，即使不是在事实上（自特里帕剌狄苏斯会议以来，实际上有过类似的现象），至少在法律上已是如此。正如佩狄卡斯最早开启（现在由安提柯实施）的统一大业，大大加剧了亚历山大帝国领土的分裂，安提柯对亚历山大王权的索求，也同样加剧了这一权力的分化，即使安提柯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图，因为他好像从未承认过其他对手的王权。 [33]
现在，不得不面对如何解决这一新秩序的遗留问题：它在未来的合法性，是来自安提柯的意愿，还是来自其对手的？
尽管安提柯王朝在埃及门户和罗德岛的征服行动相继失败，但是在多年之内，其他的君主国，肯定包括卡桑德和吕西马库斯的国家，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此时，希腊和爱琴海的前景看上去对于安提柯父子极为有利。
早在公元前307年，卡桑德就再次发动了对希腊的战争，很快将托勒密驻军逼退至科林斯和西库翁。这次进攻影响深远，导致安提柯父子在公元前304年放弃了罗德岛之围。公元前303年，“围城者”德米特琉斯开始彻底清除卡桑德和托勒密在科林斯地峡的势力。 [34]
就在此时，公元前302年春，安提柯王朝的希腊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段最令人感兴趣的插曲。他们成立了一个以安提柯父子为中心的、团结紧密的希腊同盟。这一冒险行为尽管不会有好的结局，但是看起来比起波吕珀尔孔和托勒密的那些同盟要严肃认真得多，尤其是我们对它的了解也更为详细，这主要归功于铭文材料。
[35]
铭文不仅让我们对同盟制度有了初步的了解，甚至还能使我们勾勒出为“围城者”德米特琉斯执行这项任务的主要代理人——兰普萨库斯的阿狄曼托斯的形象。
[36]
该同盟与公元前338/337年的同盟一样，总部好像设在科林斯。现代学者
（追随普鲁塔克）一般把它看作腓力二世的希腊同盟的恢复，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否定了这一说法。就我们所知的同盟制度来看，这种类比有其合理性，但是不同历史背景解释了为何这一看法遭到质疑。公元前338年科林斯同盟的建立，是腓力二世希腊政策的总结，也是始于马其顿的一个漫长行动的终结。它的根本目的是在希腊建立“共同的和平”，其他目的则处于次要地位。公元前302年的形势却恰恰相反。尽管可以确定的是，在德米特琉斯看来，新的科林斯同盟与旧同盟一样，都是控制希腊的一种手段（安提柯王朝在科林斯驻军，最后竟然延续了60年之久）。然而，这也是（尤其是）其他人从卡桑德手中夺取马其顿的一个起点。因此，公元前302年的同盟，一度是对抗马其顿统治者的战争武器，从这一角度而言，“结盟”成了首要追求的目标，而“共同的和平”则遥不可及。如果安提柯王朝对卡桑德的进攻取得最后的胜利，那时，也只有到那时，公元前302年的科林斯同盟才可能与腓力二世的同盟相提并论。也就是说，到那时，它才会成为马其顿控制希腊的唯一工具，只不过是在牢固重建的“共同和平”的框架和外衣掩盖之下。当然，前提是同盟能够持续到那个时候……
正当德米特琉斯以这种方式经略希腊时，他的父亲正准备进军亚洲。马其顿陷于两面夹击。卡桑德感到自己在位时日无多，打算与安提柯和谈，但是年迈的安提柯却认为胜利在望，并且年龄不再允许他浪费时间，所以拒绝了和谈。他的最后通牒给了对手再次联合的机会。
卡桑德首先获得吕西马库斯的支持，吕西马库斯和他同样面临着严重威胁。托勒密的支持是一种必然的反应。至于塞琉古，这几年他一直忙于印度事务，现在意识到如果安提柯父子在西部获胜，那将会再次危及他目前的处境，因此，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公元前305年至前303年之间？），与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签订了和约
，把帕罗帕米萨戴（Paropamisadae）、阿拉霍西亚（Arachosia）、盖德罗西亚（Gedrosia）的领土让与这位国王。让与的范围以及这个条约其他神秘的条款，在学界都经常引起讨论。
安提柯的对手们孤注一掷，决定置马其顿的防御于不顾，先去进攻小亚。事实证明这个计划是正确的。这让安提柯不得不从欧洲召回他的儿子。在卡桑德、吕西马库斯和塞琉古的联合进攻之下（托勒密独自玩自己的游戏，入侵科厄勒—叙利亚），局势发生了大逆转。公元前301年夏，在弗里吉亚的伊普苏斯，多亏旃陀罗笈多提供的象兵，吕西马库斯和塞琉古彻底击败了安提柯父子。
年迈的安提柯也战死沙场。
伊普苏斯战役之后，对安提柯王朝进行瓜分是必然的。
[37]
吕西马库斯占领了远至陶鲁斯地区（Taurus）的小亚，但是吕西亚、潘菲利亚（Pamphylia）或者皮西迪亚（Pisidia）的几个地方除外，它们可能落入了托勒密之手
[38]
（之前它们并不属于托勒密），西里西亚（Cilicia）也除外，卡桑德的兄弟普雷斯塔库斯（Pleistarchus）
占领了这个地方，然而这个小国家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卡桑德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他显然希望从现在起可以全权掌管希腊，尽管从伊普苏斯惨败中死里逃生的“围城者”德米特琉斯在希腊仍有强大的势力。塞琉古获得叙利亚，但不能完全占领它。因为托勒密没有按照预定安排参加伊普苏斯会战，只是迅速占领了远至埃琉特鲁斯河（the river Eleutherus）的叙利亚南半部。
打败安提柯的征服者们对托勒密心怀疑虑，要求他将领土归还给塞琉古，但是遭到拒绝。塞琉古念及自己与托勒密多年的友情，同意暂时放弃这块领土，但同时明确声明他不会放弃他在科厄勒—叙利亚地区的权利。
这就是所谓的叙利亚战争的缘起，这一战争使两国长期陷入敌对状态。塞琉古退守至叙利亚北半部，此地后来被称为塞琉基斯（Seleucis）。他效仿安提柯开创的殖民政策，在这里建立了“叙利亚四城”[奥伦提斯河的安条克（Antioch-on-the-Orontes）、庇厄里亚的塞琉西亚（Seleuceia-in-Pieria）、沿海的劳迪西亚（Laodicea-on-sea）以及阿帕美亚（Apamea）]。自此之后，这四个城市成了塞琉古王国的核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独眼”安提柯的消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他之后，即使统一的理念仍然萦绕在他的儿子的心头（这一点尚不确定），即使塞琉古弥留之际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但从此刻起，再没有人像安提柯那样认真且顽强地献身于复兴亚历山大帝国的政策了。此外，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欧洲和亚洲曾经有可能获得短暂的统一（如腓力的胜利激起的狂喜、阿契美尼王朝的崩溃以及亚历山大的个人威望如日中天之时），但同时也有太多的离心力阻碍着再次统一。安提柯本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确实满怀希望把欧亚领土全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早在公元前307年，事实就证明了这种希望只是一种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就在安提柯父子的势力从亚洲横跨爱琴海扩至欧洲时，父子俩不得不分而治之，安提柯自己管理亚洲，委派德米特琉斯管理欧洲，仅在危机之时才将他召回。因此，对于安提柯父子而言，亚洲（事实上因为塞琉古已大为收缩）和欧洲实际上已经是两部分领土，只不过仍由一个王朝的纽带人为地维系着。与此相反，吕西马库斯一度建立的体制，在规模和特征上都与安提柯的梦想大相径庭。即使安提柯没有从亚历山大手里继承帝国，他的梦想依然是复兴亚历山大帝国，但是安提柯在伊普苏斯战役中的阵亡，标志着复兴帝国理想的终结。这绝不是说亚历山大的功业在整体上彻底毁灭了。在统一领土分崩离析的背后（以牺牲它的单一性为代价），另一种对后世影响更大、更深层次的统一，正悄然而至，并会生根发芽、向外扩展。这就是希腊化世界文明的统一。本章（正如在第四章）主要关注的和即将关注的就是这种统一的政治方面，但是这些方面并非枯燥无趣，因为从许多观点来看，这些年所发生的（即使现在依然模糊不清）一切催生了“现代”领土国家概念的诞生：领土国家不主张普遍的统一，而是在一种不稳定的均衡体系中寻求各自最大利益的合作共存。这一结果也许根本不是亚历山大所希望留给后人的，但是这确实是他的遗产，因为没有亚历山大的功业，这项“实验”根本不会开始。即使如此，像“独眼”安提柯这样的人物，也不得不在伊普苏斯的溃败中消失。因为，这个最近向希腊—马其顿文明开放的碎片化世界，必须要确保自己能够应对所有的挑战。
（张井梅译 杨巨平校）
[1] Glotz et al .：1945：（A 18）（对此，建议读者参考全章）；Merkelbach 1954，123ff.，243ff.：（B 24）；Vitucci 1963：（C 72）；Schachermeyr 1970：（C 58）；Errington 1970：（C 22）；Bosworth 1971：（C 6）。
[2] Arr. Diad. fr.Ⅰ.1；Dexipp.fr.Ⅰ.1；Diod.ⅩⅤⅢ.2；Just.ⅩⅢ.2-4.4；Plut. Eum 3.1；Curt.Ⅹ.19-31；App. Syr. 52.
[3] Arr. Diad. fr.Ⅰ.3；Dexipp.fr.Ⅰ.3-4；Just.ⅩⅢ.4.5；Diod.ⅩⅢ.4.5；Diod.ⅩⅤⅢ.2.4 and 3.2是混淆不清和不正确的。
[4] Arr. Diad. fr.Ⅰ.5-8；Dexipp.fr.Ⅰ.2-7；Diod.ⅩⅤⅢ.3；Just.ⅩⅢ.4，9-23；Plut. Eum. 3.2.
[5] Hyper. Epitaph ；Diod.ⅩⅤⅢ.9-18，24-25.5；Arr. Diad .fr.1.9 and 1.12-15；fr.17；frs.22-23；Just.ⅩⅢ.5；Plut. Phoe .23-28； Dem .27ff.；ps.-Plut. X orat.；Dem .38ff.； Hyper .11-12.；Paus.1.25.5.
[6] Diod.ⅩⅤⅢ.16.1-3；22-23；25.3ff.；Arr. Diad. frs.1.11；21；26；Just.ⅩⅢ.6.1-7；Plut. Eum .3-4；App. Mith. 8.
[7] 传统说法模糊不清：Arr. Diad .frs.1.25；24.1；Paus.1.6.3；Diod.ⅩⅤⅢ.26-28。参见Seibert 1969，110ff.：（F 145）；Errington 1976，141ff.：（A 14）。
[8] Diod.ⅩⅤⅢ.19-21；Arr. Diad .fr.1.16-19；Just.ⅩⅢ.6.20； Marm.Par .B11.“昔兰尼特许状”的碑文文本： SEG Ⅸ.1（1938）no.1；Glotz et al.1945，281 and n.88：（A 18）；Machu 1951：（C 47）；Bengtson 1967，Ⅲ.158ff.：（A 6）；Pagliaro 1956，101f10（C 55）；Fraser 1958，12off.：（B 75）；Volkmann 1959，1609ff.：（C 74）；Seibert 1969，91ff.：（F 145）；Laronde 1972：（C 43）。
[9] Arr. Diad. fr.24.§6（“the Reitzenstein fragment”）；Moser 1914，12ff.：（F 139）；Hill 1940，156ff.：（D 144）；Seibert 1969，113-114：（F 145）.
[10] Diod.ⅩⅤⅢ.33-36；Arr. Diad .fr.1.28-29；Just.ⅩⅢ.6.18-19；8.1-2 and 10；Plut. Eum .5-7.
[11] Diod.ⅩⅤⅢ.29.4-32；Just.ⅩⅢ.8.3-9；Plut. Eum. 5-7； PSl ⅩⅡ.1284（阿里安？）。
[12] Diod.ⅩⅤⅢ.37-39；Arr. Diad. fr.1.30-38；42-44；App. Syr. 53；Just.ⅩⅣ.1.1.
[13] Diod.ⅩⅤⅢ.40-42；44-47；Arr. Diad. fr.Ⅰ.39-41；Just.ⅩⅣ.1-2.4；Plut. Eum. 8.3-11.
[14] Diod.ⅩⅤⅢ.48.4-49.3；54；Plut. Phoc. 31.1；T.Lenschau，“波吕珀尔孔（I）”， PW ⅩⅩⅠ.2（1952）cols.1797-1806.
[15] Diod.ⅩⅤⅢ.43；App. Syr. 52（混乱且不准确）。
[16] Diod.ⅩⅤⅢ.55-57.1；64-75；Polyaenus， Strat ，Ⅳ.6.8.关于法莱隆的德米特琉斯：Diog.Laert.V.75-85； Suda，s.v 。
[17] Diod.ⅩⅨ.57.1；85.3；Just.ⅩⅤ.1.2；App. Syr. 53.
[18] Diod.ⅩⅨ.80-86；93；Just.ⅩⅤ.Ⅰ.6-9；Plut. Dem .5-6.
[19] Diod.ⅩⅨ.90-92；Plut. Dem. 7.2-3.关于底格里斯河塞琉西亚城（Seleuceia-on-the-Tigris）的创建日期（311，306，300？），参考书目在Will 1979，1.60-61：（A 67）。
[20] OGIS 5 = RC 1.Cf.Heuss 1938，153ff.：（C 41）；Simpson 1959；（C 65）.
[21] Diod.ⅩⅨ.90-92；Plut. Dem. 18.2；App. Syr. 54（274-275）；55（278）.
[22] So Seibert 1969，176ff.：（F 145）. Contra ，O.Müller 1973，62：（C 51）.
[23] 所有文献都是不确定的日期。Miletus： RC 14；Seibert 1971，159ff.：（F 146）；H.Müller 1976，74ff.：（B 112）；Wörrle 1977，55ff.：（B 178）；Iasos：Pugliese Carratelli 1967-1968，437ff.：（B 122）；J.and L.Robert， Bull.épig. 1971，no.620.Lycia：Wörrle 1977，43ff：（B 178）.
[24] Diod.ⅩⅩ.19.3ff.：27；Plut. Dem. 7.3.
[25] Suda，s.v.Demttrios （cf. SVA. Ⅲ.433）.
[26] Will 1964：（C 78）[但是也有相反的观点 ， 见Bakhuizen 1970，126；（B 182）；Laronde 1971：（C 42）].
[27] Diod.ⅩⅩ.37.1-2； Suda，loc.cit.
[28] Diod.ⅩⅩ.45-46.5；Plut. Dem. 8-14； Suda，loc.cit. ；Ferguson 1911，95ff.：（D 89）.
[29] Diod.ⅩⅩ.47-52；Just.ⅩⅤ.2.6-9；Plut. Dem. 15-16；App. Syr. 54.
[30] Diod.ⅩⅩ.75-76；Plut. Dem. 19.1-2.
[31] Diod.ⅩⅩ.81-88；91-100.4；Plut. Dem. 21-22.
[32] SIG 332；Goukowsky 1978，201：（A 19）.
[33] Diod.ⅩⅩ.53.2-4；Just.ⅩⅤ.2.10ff.；Plut. Dem. 17-18；App. Syr. 54.
[34] Diod.ⅩⅩ.100.5-7；102-103；Plut. Dem. 23-27；Moser 1914，58ff.：（F 139）.关于德米特琉斯钱币，参考书目在Will 1979，Ⅰ.78：（A 67）。
[35] IG Ⅳ 2 .Ⅰ.68（cf. SEG Ⅰ.75；Ⅱ.56；Ⅲ.319；Ⅺ.399）. ISE Ⅰ.44：SV A Ⅲ.446.
[36] Robert 1946，15ff.：（C 56）；Daux 1955：（C 15）； ISE Ⅰ.9；Ⅱ.72.
[37] Diod.ⅩⅩⅠ.Ⅰ.5；Just.ⅩⅤ.4.21-22；Plut. Dem. 28-30.1；31.4.
[38] 参考书目在J.Seibert Historia 19（1970）347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