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亚历山大之死到特里帕剌狄苏斯（公元前323—前321年）

公元前323年6月亚历山大去世之时，对东方的军事征服事实上已经终结。在公元前326年的一天，当他的军队拒绝跟随他穿越印度河平原的时候，远征就结束了——尽管这位王者的意愿并非如此。但是，这个庞大帝国的构建仍然只是大致轮廓，就理想而言，这位征服者应该生活得更为长久一些，以便这块仅仅凭借他的意愿和天赋统一起来的、幅员辽阔而又迥然各异的疆土，能够获得某些同质性和永世长存的希望。亚历山大去世这一年，从其政治功业的视角来看，完全有可能被证明是关键之年。一方面，他选择巴比伦作为首都（尽管这个选择并不肯定），这或许是决定组建一个明确的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前奏。这是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因为到那时为止，所有机构或多或少都是临时而设。另一方面，某些近期发生的事件[匍匐礼（ proskynesis ）事件、奥庇斯（Opis）兵变等]，必然让这位王者对其权力、马其顿人与波斯人之关系以及种种类似的事务，有了更加明确的且更加严格的限定。简言之，伟大的冒险时代结束了，反思的任务开始了。这个任务要求审慎与想象、机智与胆识。无人能说亚历山大是否胜任这项任务（有人表示怀疑），但他的离世使所有的问题都悬而未决。

从穿越赫勒斯滂海峡到跨入印度河平原，所有的事情都仰赖于这位征服者及其意志，这一事实意味着，从他去世的那天起，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继承人问题。 ^[1] 亚历山大没有合法子嗣。的确，在马其顿，王位继承制度从来没有非常严格的限定。即使马其顿统治权在阿格阿斯家族（Argeadae）传承了许多代，马其顿自由人的公民大会（或者依据新近的假说，唯有马其顿贵族参与）的意见，不论过去与现在，都必须予以考虑。该大会能够撇开常规的父系继承制度，对继承事宜施加影响或者批准认可。在那些“非正规继位”的案例中（仅仅指那些倘若按照严格认可的长子继承制根本不能觊觎王位的特例），最著名的一例依然萦绕于所有人的脑海中，即亚历山大父亲腓力二世的继位。腓力二世当然不是前任国王的儿子，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通常情况下”应该属于他其中一个侄子的权力。因此，只要王室家族没有灭绝，亚历山大缺乏合法子嗣就不会成为难以逾越的法律问题，甚至即便如此，此事也不是问题。亚历山大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阿利戴乌斯（Arrhidaeus），他是腓力二世的私生子，至少在法律上能够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继承人。但事实上，由于癫痫和弱智，他无力承担亚历山大遗留的重任。尽管认识到阿利戴乌斯登上王位后，他呈现的前景不容乐观，但是那些幸存下来的人对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仍然印象深刻（毫无疑问，这种印象比对王室忠诚的单一感情更为强烈），以致没人敢于甚至考虑提出改朝换代的问题。此外，另一事件阻止了这个问题的迅速出现：亚历山大的遗孀罗克珊娜（Roxane）怀孕了，她有可能在几个月后为已故的丈夫生下一位男性继承人。在这两种可能性之间，人们的意见产生了分歧。佩狄卡斯（Perdiccas）和宫廷议事会的成员，倾向于这位可能的直接继承人。佩狄卡斯在赫费斯提昂（Hephaestion）去世后，取得了亚历山大宫廷总管职位（chiliarch，这一头衔是波斯语的希腊译文，在波斯语里，它的意思是“千夫长”，意味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毫无疑问，继承人从婴儿到成年还有一个时期，这对于他们中那些野心勃勃的人来说确实具有吸引力，尤其是佩狄卡斯。然而，罗克珊娜不是马其顿人，她的儿子将会是半个伊朗人，组成步兵方阵的马其顿农民对此前景非常反感。在这些步兵中，大部分人主要对重返家园、重建与民族传统的联系感兴趣。这些传统早就逐渐被亚历山大抛弃了。他们自发集会，场面混乱，在佩狄卡斯对手的煽动下，宣布阿利戴乌斯为国王。为了避免战争，支持佩狄卡斯的骑兵与方阵步兵之间争论不休，最后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罗克珊娜生下的是男婴（事实的确如此，他被尊称为亚历山大四世），他将和阿利戴乌斯共治国家， 阿利戴乌斯被赋予尊贵的称号腓力三世（对步兵而言，这个名称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这种建立在合议王权基础之上的妥协，由弱智儿和未成年人共享权力，显然只是一个权宜之策。但临时方案的前景如何？没有人知道，或者至少还没有人愿意说出来。 ^[2]

然而，即便是在孩子出生之前，他将要继承的帝国还需要管理，亚历山大的伙友们在他们内部分配了责任和各大地区的总督职位。在这些此前征服的地区，征服者亚历山大已经允许它们保留原来的结构和总督区头衔。

在欧洲，年迈的安提帕特保留了他以前的将军（ Strategos ）职务，这使他成为这个君主制国家的全权代表。亚历山大前往亚洲时让他留守欧洲。此外，作为马其顿的代理人，安提帕特对欧洲所有地区行使马其顿保护权，这些地区以一种方式或其他方式，与马其顿王国或多或少地紧密联系起来（比如色萨利、色雷斯、伊庇鲁斯、伊利里亚部分地区等），尤其对欧洲的希腊行使保护权，腓力二世曾将它们纳入科林斯同盟之中。安提帕特献身于他的同代人腓力二世的理想，他不仅是对王室忠诚（并不是忠于亚历山大本人，因为众所周知，他不同意亚历山大的远征）、谨慎、智慧的化身，而且也有旺盛精力。如果没有安提帕特对欧洲的密切监视，亚历山大就不可能进行远征。他本可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不幸的是，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

亚洲也不得不为一个中央权威做好准备。佩狄卡斯似乎通过他作为宫廷长官的权限格外突出了这一点。因此，他保留了这个职位（并且使用了与这一职位相应的头衔，但亚历山大并没有授予给他），进而为之赋予了所有总督在理论上都归他节制的权力。

无论如何，国王们（或者至少是腓力三世，迄今为止他仍是唯一的国王）既是马其顿的国王，也是亚洲的国王。既然一位国王与另一位国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无法对这两地中的任何一个地方行使王权，因此，一位人物有必要站出来，虽然他事实上并非真正对整个帝国行使权力，但却是王权的代表。这位人物就是克拉泰鲁斯（Craterus），他是亚历山大部将中最受尊敬的一位，在一些人看来，克拉泰鲁斯的高度权威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可以抑制佩狄卡斯的蓬勃野心。克拉泰鲁斯被任命为国王的“全权代表”（ prostates ）。严格说来，这个职务是代理人而非监护人，设立这个职务的初衷似乎是有意把帝国尤其是亚洲的军队、财政最高控制权交付于他。然而，公元前323年，克拉泰鲁斯不在巴比伦，他正带领一群退伍军人返回欧洲（他密谋在欧洲取代安提帕特）。后来，他在欧洲事务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他的职业生涯注定要比安提帕特更为短暂，事实上，他从未能够行使他的权力。一直到公元前321年（克拉泰鲁斯和佩狄卡斯去世的那一年），两位国王始终与佩狄卡斯在一起，因此，他实际上接管了原本授予克拉泰鲁斯（或许更多是理论上而非实际上的）的权力。 ^[3]

如此一来，克拉泰鲁斯、安提帕特和佩狄卡斯，形成了一种控制亚历山大遗产的三头执政（triumvirate）。这三头执政完全是理论上的，因为当时一些决策没有与克拉泰鲁斯和安提帕特商量就出台了，而且，这种三头执政的格局很快就由于不久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件分崩离析，不复存在。

此外，还有比瓜分最高权力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瓜分各总督辖地，正是这些总督辖地蕴含了帝国解体的因子。保萨尼阿斯（第一卷第六章第二节）声称此次瓜分最积极的始作俑者是拉古斯（Lagus）的儿子托勒密。 如果这个记述准确无误的话，那它很可能意味着托勒密早就开始酝酿此举，也可能意味着我们的假定是正确的，即正是由于他的请求或者他的计谋，才将埃及分配给了他。亚历山大在埃及期间，没有把埃及变成总督辖地，但是传统上认为，在公元前323年，瑙克拉提斯一位名叫克莱奥麦奈斯（Cleomenes）的希腊人，在埃及使用了总督头衔。他是亚历山大任命管理埃及财务的官员之一。无论是克莱奥麦奈斯不知何时被亚历山大任命为总督，还是他篡夺了这一职位，现在他都从属于托勒密了。

在小亚，总督辖地给予或确认给予了两位以后注定会成名的人物：一位是“独眼”安提柯（Antigonus Monophthalmus），他被安排驻守西部的安那托利亚[大弗里吉亚（Greater Phrygia）、吕西亚（Lycia）和潘菲利亚（Pamphylia）]； 另一位是卡狄亚的欧迈尼斯， 他被派往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和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欧迈尼斯的情况有些特殊，他是希腊人，也是亚历山大的档案官（因此，是亚历山大最为亲近的人之一，最熟悉亚历山大的意图）。老一代的马其顿将领并不欢迎他，甚至对某些人来说，他们似乎希望他能远离帝国事务的中心。由此看来，卡帕多西亚这份礼物犹如一瓶散发着芳香的毒酒，即使亚历山大都没有征服这个难以对付的地区，它现在由波斯人阿里亚拉特斯（Ariarathes）总督管辖。那些派遣欧迈尼斯这位文职官员接管阿里亚拉特斯总督辖地的人，一定希望他铩羽而归。然而，也许这并非佩狄卡斯的主张，如果这位统帅（chiliarch）和这位希腊人此前已经达成一项谅解，但此事目前尚不确定。也许对佩狄卡斯而言，在这些地区安插一位可靠的人正好符合自己的心愿，这样他就可以密切注视美索不达米亚与欧洲之间的交往了。

位于马其顿和小亚交界处的色雷斯被委托给吕西马库斯管辖。 这也是一个特例，因为色雷斯不是总督辖地，而是腓力二世并入版图的一块欧洲领土，现在这个地方分离出来组成了一个独立行省。的确，作为一个面临威胁的地区，色雷斯需要一位精力充沛的将军完全献身于它的防御，但将这一地区划归吕西马库斯也使它脱离了安提帕特的控制。

托勒密、安提柯、欧迈尼斯和吕西马库斯，这个名单（连同处于权力顶峰的“三头执政”）囊括了即将开始混战的那些主角的名字。小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伊朗的总督辖地，交由那些将来声望稍逊的人物来管理。在以下的行文中，我们将会偶尔涉及其中一些人，但是目前我们可能会忽略他们。 ^[4]

除了欧迈尼斯与几个希腊人之外，所有这些重要人物都是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的去世意味着，他任用的大量随从和安插在各种管理职位上的波斯人，几乎全部被清除。换言之，亚历山大开创的马其顿人—伊朗人共同治理亚洲的局面（并非没有遭到马其顿人的猛烈抵制），立即被这些胜利者的独自治理取代了。这至少是公元前323年夏天出现的一种趋势，但如果将它概括等同于贯穿整个希腊化时代的一种原则，那将会是个错误。或许除了波西斯的佩乌凯斯塔斯（Peucestas）的例子之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随后的东方人曾经分享过这种真实的权力。亚历山大曾经强迫他的马其顿伙友与伊朗人联姻，该政策的迅速破产（只有塞琉古保持了他和伊朗妻子的婚姻）进一步表明，马其顿人不愿意拥有混血的后代。马其顿人批评亚历山大没有把所有战利品留给他们，自此以后，他们似乎下定决心要成为唯一的主人。

在帝国的这些新主人“继业者”（“继承者”）之间，很快发生了冲突。然而，有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即使这些冲突明显是他们个人野心的第一次冲突，那么在第一阶段的冲突中也包含着某些其他或更多的因素，这就是大一统理念（亚历山大思想遗产）与排他主义倾向之间的冲突。此外，“继业者”在这两方面的冲突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因为，即使根据亚历山大的标准来衡量，大一统思想也确实包含了比排他主义倾向更大的野心。简言之，我们即将考察的这一时期，见证了大一统思想的破灭，排他主义倾向的兴起。事实上，尽管早在公元前301年重新统一帝国的意愿曾经最后一次复兴，但是排他主义倾向早就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据我们所知，亚历山大死讯的宣布并没有引发亚洲国家的任何骚乱。这种反应迟钝的现象值得注意。尽管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一件微妙之事，但是如果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普遍的冷漠，那将无疑是错误的。在幅员辽阔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大地上，土著居民已经习惯了往往可以追溯几个世纪的从属地位，一位新征服者的去世不会引发“民族主义”浪潮。毫无疑问，人们希望能明辨形势：推罗（Tyre）有什么想法？巴比伦的氛围如何？但是，现有的文献却让我们无法回答此类问题。然而，如果亚洲帝国最西部地区的迟钝很大程度上是漠不关心的结果，那么这种解释对伊朗而言可能是不正确的。当然，我们在这方面的文献不会比在其他方面更多，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如下三个问题，我们或许会倾向于认为，公元前323年伊朗的反应迟钝在很大程度上是伺机而动的策略。这三个问题是：第一，伊朗人是亚洲的前主人；第二，亚历山大赋予了他们特权地位；第三，预测伊朗很快成为反马其顿暴乱的主要区域。

当亚洲没有采取行动的时候，希腊人却在东西两端打破了帝国总体上的平静。

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在远东首先发动了叛乱。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这个国家和人民，他们在后来的作用绝不可小觑。这些定居在伊朗东部兴都库什（Hindu-Kush）北麓的希腊人是谁？据说他们是亚历山大建立军事殖民地，用以保护帝国边境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地区的士兵，他们对留守在这块偏远之地颇有厌倦之意，自公元前325年以来，就一直要求重返故土。事实上，这个地方肯定存在着半流放地性质的殖民地。毫无疑问，它们的居民选择这一时刻发动起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一得知亚历山大的死讯，就再度发动了两年前爆发过的叛乱。但是，某些事实令他们犹豫不决。米底亚（Media）总督珀托（Peitho） 接到了镇压起义的任务，他非常乐意（违背佩狄卡斯的命令）对这些叛军网开一面，希望他们成为自己个人权力的基础，但是他手下的马其顿人却反其道而行之，杀了大量的希腊人。大约80年后，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希腊人国家。在此期间，大量希腊人移居此地似乎不太可能，因此有人认为在亚历山大到达之前，这个已知世界的边缘区域或许已有许多希腊人居住了。支持这个假设的唯一证据是希罗多德的一段记述（Ⅵ.9）。它表明巴克特里亚是阿契美尼王朝（Achaemenid）统治时期的一处流放地。这就出现了一个现有史料无法解决的问题。 但不可否认的是，巴克特里亚有大量希腊人，他们先后在公元前325年、前323年发动起义，尽管经历战败和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他们还是幸存了下来。事态一旦平息，一位希腊人[塞浦路斯人斯塔萨诺（the Cypriote Stasanor）]而非马其顿人被任命为巴克特里亚总督。

在帝国的另一端，出现了一桩更为严重、更为激动人心、更广为人知的事件，那就是欧洲希腊的老城邦发动了起义。 毫无疑问，正是亚历山大的死讯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不过，一种复杂的不满情绪也确实在希腊悄然酝酿。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十分聪明的编撰者，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Diodorus Siculus），在其著作的两处不同段落中，对于叛乱的起因有不同的表述。 他在其中一处认为，起因是泰那隆海角（Cape Taenarum）人口市场的雇佣兵的作乱。大部分雇佣兵在离开亚洲返回故土途中，选择雇佣兵将领莱奥斯泰尼斯（Leosthenes）作为领导人。他是雅典人的雇佣兵队长，目前尚无法确定他是为亚历山大效力，还是为大流士（Darius）效力，但是此时他对马其顿人的敌意昭然若揭。狄奥多鲁斯在另外一处强调，起因是亚历山大命令希腊人召回流亡者的法令激起了埃托利亚和雅典的不满，该法令尤其迫使雅典人放弃他们在萨摩斯的军事移民地（cleruchy）。 亚历山大的去世使所有这些不满都爆发了。雅典再一次成为抵抗马其顿的核心。在此时的雅典，民主派（有产阶级总是倾向于和平）和属于民主派的叙佩利德斯（Hyperides）这位德摩斯梯尼的前战友，刚刚认定德摩斯梯尼在纷乱不清的哈帕鲁斯（Harpalus）事件中有罪。 莱奥斯泰尼斯让那些本质上并无政治倾向的雇佣兵为国效力，并用哈帕鲁斯金库的剩余支付他们的酬劳。他们与正在崛起的希腊强国埃托利亚缔结了同盟条约，色萨利人和其他城邦稍后也加入了同盟。

莱奥斯泰尼斯是雅典最后一位军事名人。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一些自治城市和自治国家组成了一个同盟（这个同盟取代了马其顿的科林斯同盟），盟军轻松地战胜了安提帕特。安提帕特兵力不足，被迫逃到拉米亚城（战争名称由此产生）。现在，大多举棋不定者迅速支持看似成功的叛乱。定罪之后的德摩斯梯尼，此时正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寻求庇护，他起初对发动起义极为反感，认为时间过早，但他很快就全力以赴地行动起来，促使伯罗奔尼撒半岛内部结成同盟并对外保持中立。雅典人不计前嫌，敞开城门，热烈欢迎他的凯旋式回归——他即将迎来一生中最后的失败。其时，由于兵力分散，马其顿的力量削弱。就在团结的希腊全力以赴打破统治枷锁之时，情况已经发生了逆转。自由的希腊确实噩运不断。也许，甚至在德摩斯梯尼到达雅典前，唯一能够组织共同作战的莱奥斯泰尼斯已经阵亡了，他的继任者不得不撤走对拉米亚城的围攻，前往阻击正在步步逼近的莱昂那图斯（Leonnatus）率领的部队。莱昂那图斯是赫勒斯滂的弗里吉亚（Hellespontine Phrygia）总督，与克拉泰鲁斯一起接到安提帕特的召唤。安提帕特的召唤虽然以军事形势为由，师出有名，但这也是其政治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安提帕特请求莱昂那图斯援助的同时，他提出把自己的一个女儿嫁给莱昂那图斯。毫无疑问，他想要得到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的效忠（利用他与王室的关系）。佩狄卡斯最近也依赖于莱昂那图斯。然而，莱昂那图斯在接受了另一桩婚姻提议之后才动身。从自身角度而言，这桩婚姻更为有利，但却损害了安提帕特的利益。这桩婚姻来自老王后奥林匹娅丝（Olympias），她建议莱昂那图斯应该与亚历山大的妹妹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结婚（稍后，奥林匹娅丝又把克利奥帕特拉嫁给佩狄卡斯）。因此，可能是觊觎王冠，莱昂那图斯在色萨利登陆。 至于克拉泰鲁斯，他大约在收到安提帕特请求的同时，获悉被任命为王室“全权代表”（ prostates ）的消息。毫无疑问，由于不确定何去何从，克拉泰鲁斯在西里西亚按兵不动，一直等到他得知佩狄卡斯正向小亚推进的那天（公元前322年春）。他宁可让那群无论如何都要返回欧洲的老兵效力于安提帕特，也不愿意让他们面对佩狄卡斯。现在，他出发前往欧洲，但这一选择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与此同时，希腊局势有所改观。莱昂那图斯和希腊军队交锋时战败而亡，但是他的军队与安提帕特建立了联系。即使到现在，希腊人仍然没有完全失败。雅典海军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作战，但是它的舰队在阿莫尔戈斯（Amorgos）附近的海上战败了。 就双方投入的军队而言，只有阿莫尔戈斯海战似乎可与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相提并论。萨拉米斯海战奠定了雅典海军力量的基础，现在，它永远地沉没在阿莫尔戈斯海域了。可以这么说，这两次为希腊自由但结果迥然不同的海战，开启和结束了雅典古典时代的历史。

与此同时，克拉泰鲁斯加入了安提帕特的部队。他们一起向希腊推进，迫使勉强组合的同盟军在色萨利的克拉农（Crannon）进行会战。战争进程平淡无奇，但是彰显了这一同盟已然江河日下的衰落。安提帕特与克拉泰鲁斯参照腓力二世在喀罗尼亚（Chaeronea）战役后的手段，巧妙地拒绝与这些敌人进行整体谈判，由此引发雅典同盟与埃托利亚同盟的相继倒戈。公元前322年秋，孤立无援的雅典人不得不进行谈判。雅典被迫签订的一些条款只不过是战败要付出的一般代价：支付巨额赔偿款、丧失彼奥提亚边境的奥罗普斯（Oropus）、允许马其顿驻军比雷埃夫斯（Piraeus）。要求战败者交出叛乱头目，也可以看作胜利者的合理要求。已经在逃的叙佩利德斯和德摩斯梯尼遭到追捕。叙佩利德斯在埃吉那（Aegina）被俘获处死。德摩斯梯尼在卡劳里亚（Calauria）被俘时自杀身亡。但是对雅典人而言，最严重的打击是遏制民主政体的措施。16年前，腓力二世曾对这种措施不屑一顾，现在民主政体被废除了。这与其说是安提帕特独裁式的决策，不如说是他支持民主政体反对者的结果。 雅典再次经历了战败带来的寡头政体，但这次时间却更为长久。正直的耄耋老人福吉昂（Phocion），通过为敌人做事起家的（似乎也出于某种信念）的堕落政客德马得斯（Demades）领导着这一政体，这完全是一个凭借占领军长矛保护的寡头政体。尽管其后仍有一些动荡，但是雅典作为独立城邦的历史结束了。这证明了我们详细讨论希腊在公元前323—前322年发生的事件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上，在考察腓力和亚历山大军事活动的命运时，这些事件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5]

然而，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对欧洲的希腊而言，拉米亚战争的结局意味着它作为一个整体在法律地位上的日益恶化。至于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的科林斯同盟，起义者已经用他们自己的同盟将其取代了。现在，这一同盟的崩溃造成了一个权力真空，安提帕特和克拉泰鲁斯却处心积虑不去填补。此后，这些城邦直接受制于马其顿，并且彼此孤立。 如果科林斯同盟只不过是在集体联盟的托词下，用以掩盖希腊作为马其顿保护国的事实，那么新形势至少清晰地呈现出这样的现实：希腊城邦虽然在理论上没有被剥夺自治权，在法律上没有被并入马其顿，但是却与马其顿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从这一点来看，雅典的遭遇堪称一个典型案例。

公元前322年末，除埃托利亚之外，希腊世界都平静了下来。安提帕特和克拉泰鲁斯对这个多山且难以征服的地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征服，但是当来自亚洲的消息突然召唤他们两位转而东进时，征服戛然而止。这一突然转向意义重大。对于埃托利亚人而言，这一意想不到的机会，很可能是埃托利亚联盟在不久之后的世界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我们已经勾勒出“古老的”爱琴海城邦衰落与“年轻的”西部山区民族崛起之间的差异：前者爱国主义的复兴没有恢复它古老的军事能力，后者却在短时间内显示出蕴藏着非凡的政治和军事能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他们命运不同，但是他们在共同领导的斗争最后阶段（公元前323—前322年）呈现出来的巨大命运差别，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一个意想不到的外部因素的影响，那就是马其顿人突然无法全力征服埃托利亚人了。

因此，让我们随着安提帕特和克拉泰鲁斯返回亚洲，那里危险和混乱已经开始成倍增加。正如我们所见，亚历山大去世之后，没有“民族主义”运动威胁亚历山大的功业，但是他同僚之间的竞争却做到了这一点。

佩狄卡斯的野心不容置疑，可是又很难准确地界定它们，尤其在他的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的野心很可能加速膨胀。然而，从他短暂的职业生涯来看，佩狄卡斯的确显示出一种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完成亚历山大未竟的征服大业，维持（当然是为了他的个人利益）帝国的完整，反对尾大不掉的马其顿总督们的分裂倾向。

完成征服大业是势必执行的任务，但却是在亚历山大东征时首先抵达的安那托利亚地区进行，这又有些自相矛盾。我们已经看到，在总督辖地的分配上，占领卡帕多西亚和帕夫拉戈尼亚的任务已经（或许有所犹豫）委托给卡狄亚的欧迈尼斯，他将会得到毗邻地区两位总督的辅助：“独眼”安提柯 （大弗里吉亚）和 莱昂那图斯（赫勒斯滂的弗里吉亚）。无论是出于个人野心，还是不愿意服从希腊人的权威，安提柯本人没有采取行动，而莱昂那图斯却在前往帮助安提帕特时被杀。欧迈尼斯孤立无援，公元前322年，佩狄卡斯不得不亲自前去增援，并在卡帕多西亚行省驻扎下来。征服的胜利有助于进一步保持帝国的完整，这距离亚历山大去世仅仅一年。这不仅增加了佩狄卡斯的声望、权力和野心，同时也加剧了一些马其顿总督在不得不接受佩狄卡斯权威时的不耐心情绪。而且，这种权威近来变得越发难以忍受：克拉泰鲁斯在马其顿一旦与安提帕特联合，佩狄卡斯便毫不犹豫地将几周前授予克拉泰鲁斯的头衔——国王的“全权代表”——据为己有。 这就是第一次冲突的诱因。佩狄卡斯的主要对手是安提柯，这位宫廷长官严厉地批评了安提柯对于欧迈尼斯的敌意。佩狄卡斯作为官方的但很难说是合法的马其顿亚洲区的统治者，当他发现面对这位多疑且充满敌意的下属时，自己多少有些孤立无援。只有欧迈尼斯忠实地追随着他。

婚姻问题也使得佩狄卡斯的处境进一步复杂化。安提帕特有三个女儿，他已经与佩狄卡斯、克拉泰鲁斯和托勒密进行过婚姻协商。对于前两位，安提帕特明显想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女婿，在安提帕特看来，这种方式可以巩固公元前323年管理帝国的“合议领导”模式。因此，佩狄卡斯与尼西亚（Nicaea）订婚，克拉泰鲁斯同意迎娶菲拉（Phila），托勒密接受欧吕狄克（Eurydice）。然而，安提帕特面对着一个可怕的敌人，即亚历山大年迈的母亲奥林匹娅丝。 此时她正在她的祖国伊庇鲁斯过着流亡生活。她策划了一个挑唆佩狄卡斯与安提帕特作对的计谋，她提出把自己的女儿、亚历山大大帝的妹妹、摩罗西亚人亚历山大的遗孀克利奥帕特拉嫁给佩狄卡斯。这样，佩狄卡斯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一方面承诺安提帕特，其时安提帕特的女儿甚至即将到达他的驻地；另一方面深受奥林匹娅丝提议的婚姻的诱惑，这将使他成为腓力二世的女婿、亚历山大大帝的妹夫以及年轻亚历山大四世的姑父。腓力二世不就是作为合法继承人的叔父而上台执政的吗？佩狄卡斯的态度似乎模棱两可。他没有取消与尼西亚的婚约，但也没有拒绝克利奥帕特拉，克利奥帕特拉向亚洲出发，并与尼西亚同时到达。佩狄卡斯认为他和安提帕特仍能达成一致，便与尼西亚结婚了。但是当佩狄卡斯召唤安提柯面见并解释自己的意图时，发现安提柯已经与欧洲的安提帕特联盟，这才意识到所有和解的希望都落空了。他与尼西亚断绝关系，迎娶克利奥帕特拉。这种个人冒犯加剧了安提帕特对佩狄卡斯的不再信任。就此而论，佩狄卡斯被公开指责有觊觎王位的野心，事实或许就是如此。 ^[6]

这是我们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发现希腊化时期的妇人干政现象。正如一些学者所强调，这完全与希腊传统背道而驰。根据这一传统，女性绝不参与政治生活（至少在古典时期）。但强调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古典城邦的政治和外交传统已经与这个时代毫无关联。新世界不仅是一个个人的世界，而且已经是一个王朝政治的世界了。

现在，所有对佩狄卡斯野心感到不安的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反佩狄卡斯联盟。这一时期将会有很多联盟出现，但这是第一个。 就此反佩狄卡斯联盟而言，首先是安提帕特和克拉泰鲁斯，他们被安提柯鼓动参加联盟；其次是吕西马库斯，尽管他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不得不在色雷斯地区对蛮族人作战，但他控制了马其顿和亚洲之间的陆路通道；最后是托勒密。换言之，佩狄卡斯像所有那些即将接替他占有亚洲领土的继业者一样，承受着两线作战的威胁。毫无疑问，佩狄卡斯考虑到自己与安提帕特和克拉泰鲁斯相比，缺乏道义上的优势，但自己是王朝合法性更为真正的捍卫者，能够掌控祖国的军事资源，于是，他决定把托勒密当成首要目标，托勒密显然是一个不难对付但也不可小觑的对手。托勒密曾把亚历山大的灵柩半路截住，运往埃及，佩狄卡斯为此与他发生过争吵。当时，佩狄卡斯打算把亚历山大的遗体庄重地埋葬在马其顿埃盖（Aegae）的王家陵墓，这可能违背了死者的最后遗愿（传统说法尚不明确） ^[7] 。他这么做的同时或许伴有夺取欧洲权力的意图。

到目前为止，托勒密还没有在这些新近出现的冲突中扮演过任何重要角色。他谨慎且巧妙地在埃及建立了自己的稳固统治。他介入昔兰尼加（Cyrenaica）希腊人城市中的政治和社会冲突（公元前322—前321年），使其陷入分裂动荡之中，从而成功地使自己成为昔兰尼加的主人。他运用极其高明的手段，避免将昔兰尼加并入他的埃及总督辖地，为昔兰尼加人保留了理论上的独立。通过颁布宪法，他使自己成为该地的终身将军，因此实际上创建了埃及与昔兰尼加之间的一种个人联合。 ^[8] 托勒密也很早就与几个小塞浦路斯王国的国王建立了外交关系。 ^[9] 随后的一个时期很快表明，托勒密入驻埃及伊始，就一直在奠定他未来政策的基础，即坚决的独立。安提帕特通过把托勒密、佩狄卡斯和克拉泰鲁斯一起选为女婿，无疑表明他期望从埃及开始进行分裂帝国的首次尝试。此外，托勒密还享有丰厚的财富资源，这笔财富是他的前任瑙克拉提斯的克莱奥麦奈斯以宝藏形式遗留给他的。托勒密在他与佩狄卡斯决裂的那一刻，策划了对克莱奥麦奈斯的暗杀，他怀疑这个希腊人与宫廷总管佩狄卡斯有秘密联系。情况可能是，克莱奥麦奈斯使自己成为佩狄卡斯在埃及的代理人，实际上是希望有朝一日恢复他以前的总督职位。

因此，公元前321年初，佩狄卡斯声讨托勒密的行动虽然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但他还是决定首先向南方的敌人进攻， 同时把小亚的政务以及防御交由欧迈尼斯。但是远征遇到了自然和人为的障碍，军队无法进入尼罗河河谷，被迫滞留在孟菲斯附近的地区。结果，佩狄卡斯的指挥部出现了一起阴谋，他被暗杀了。 ^[10] 谋杀结束了这次战役。第二天，阴谋者邀请实际已经参与共谋的托勒密接替佩狄卡斯的职位，担任国王监护人，但被他谢绝了。托勒密机智且谨慎，当然希望坚持他开始执行的成功而又周全的埃及政策，同时也渴望通过采取真诚的谦逊态度平息猜忌。但是，这次拒绝也有可能出于另一种考虑，即尽管没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动作，托勒密已经下定独立的决心。他不希望自己成为维护帝国统一的工具。他认为维护帝国的统一不太可能，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这个需要。

虽然佩狄卡斯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但是此后他的对手企图征服小亚的欧迈尼斯也以失败告终了。 ^[11] 克拉泰鲁斯甚至在一场地点不详的大战役中阵亡。这种形势导致亚历山大这两位尚存的有足够地位与权威、可以同心协力维护帝国完整的同僚，几日之内就命丧黄泉，也使欧迈尼斯得以占领安那托利亚的大部分地区。

稍后，仍然在公元前321年，或者根据一些人的说法在公元前320年，佩狄卡斯和欧迈尼斯的对手齐聚叙利亚 北部的特里帕剌狄苏斯，就新的政治形势展开商讨。佩狄卡斯和克拉泰鲁斯的同时消失，换言之，脆弱的三头执政之中两位成员的同时消失，使得早已成为“影子帝国”的重组显得尤为必要。这个三头执政接管了或者更确切说被认为接管了帝国的事务，但是仅仅一年就分崩离析了。 ^[12] 既然托勒密拒绝了担任帝国摄政的提议，正常情况下，摄政一职应该授予安提帕特。但安提帕特的要求肯定不止这一个，他同时还承担了国王监督者（ epimeletes ）的职能。然而，这种最高权力的集中并没有改善政治局势。事情走到这一步，是否还会有人出面阻止帝国快速解体的进程确实令人怀疑，但是没有人比安提帕特更合适加速这一进程了。这既不是腓力二世这位老部下的个人能力问题，也不是他对王室的忠诚问题，安提帕特在这两方面都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下列事实让这一选择显示出并不有利于未来的征兆：虽然那些动荡和阴谋的策源地在东方的被征服之地，但理论上的权力中心却又再次转移到了欧洲。安提帕特打算把两位国王或者其中一位国王——如果特里帕剌狄苏斯会议之后，腓力·阿利戴乌斯是唯一的国王属实的话——带回欧洲。 安提帕特一直生活且任职于欧洲，仅仅在远方冷眼相观着东方的事务，况且他还是位老人，所以，当亚洲现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还有统一的情感抵制分裂的压力时，他就不可避免地让事情顺其自然地发展。亚历山大在世时，马其顿就失去了王室驻地的地位，看上去好像是新帝国的附庸，事实也的确如此。国王们（也是未成年的国王们）回归马其顿肯定不能扭转这一局面，还进一步加速了这个大都市和已征服领土之间的分离。毫无疑问，虽然帝国统一在理论上还在维持，但是阿格阿斯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是很有可能消失的，而且是可以预见的，它足以使理论上的统一转瞬即逝，烟消云散。实际上，安提帕特被任命为整个帝国的摄政，多多少少意味着把马其顿恢复到亚历山大之前的地位，即严格意义上的欧洲国家。从这一刻起，亚历山大未竟事业的致命弱点变得非常明显了，该弱点的本质在于，仅仅用一个人为的联邦将旧的马其顿和新征服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亚历山大帝国不是一个国家， 而是至少由马其顿、埃及和“亚洲”三个国家组成的人为集合体。一旦亚历山大撒手人寰，没有留下有效的继承人，这个脆弱组织的解体也就不可避免。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在特里帕剌狄苏斯会议之前，托勒密就已经或多或少地使埃及开始分离了。目前，马其顿正趋向于巴尔干王国传统角色的回归。但更重要的是，特里帕剌狄苏斯会议已经隐含了“亚洲王国”自身解体的萌芽。

亚洲总督辖地的再分配此时正在进行。它的影响（除其他次要措施之外）是让两位最有雄心和最有才能的人物（除了欧迈尼斯）成为关键角色。他们就是亚历山大部将中幸存下来的塞琉古和安提柯。塞琉古是佩狄卡斯的谋杀者之一，至今为止没有地方治理的经验。他得到了巴比伦尼亚。这块总督辖地可能诱发一名具有政客素质的总督的某种野心。 正如此前阿契美尼最初的国王在巴比伦尼亚接受了当地的古老王权一样，难道其后的亚历山大没有在埃及接受当地的古老王权吗？如果亚历山大没有把巴比伦作为首都，他不也打算把它置于帝国内显著的地位（像亚历山大里亚那样）吗？至于“独眼”安提柯，他不仅恢复了原有的总督辖地，而且受命发动战争进攻卡狄亚的欧迈尼斯。事实上，一旦获知克拉泰鲁斯的命运，欧迈尼斯就被集体会议（assembly）宣判死刑了。为此，安提帕特以国王的名义，任命安提柯为“王室军队的将军”，这一头衔使得安提柯可以任意使用帝国的军事资源。另外，安提帕特曾考虑委托安提柯担任国王的监护人，但是安提柯昭然若揭的野心又让安提帕特迅速产生了疑虑，就在这位摄政返回欧洲前夕，他决定把国王带在身边，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此时，安提帕特已经授予安提柯“亚洲将军”的职位，该头衔赋予持有者对亚洲事务拥有相对无限权力。事实上，他把安提柯置于与自己几乎相同的地位，就像他当年作为欧洲将军曾享有与亚历山大同样的地位那样 ，但是安提柯并没有安提帕特那样的忠诚可靠或公正无私。

安提柯以国王名义发动了进攻欧迈尼斯的战争，后者是亚历山大统一思想的最后一位密切合作伙伴。局势在这里发生了彻底的翻转。欧迈尼斯在卡帕多西亚完成他的征服进程中，“独眼”安提柯曾设置障碍，由此导致了佩狄卡斯和安提柯的决裂；也正是在那时，安提柯把自己置于与佩狄卡斯代表的加强中央权力意愿的对立面。现在，随着佩狄卡斯的败亡，正统和忠诚颠倒了过来。欧迈尼斯因为忠诚佩狄卡斯而成了牺牲品。现在他似乎成了分离主义者、帝国惩罚的对象。事实上，尽管安提帕特批准给欧迈尼斯定罪，但实际上阿格阿斯王朝在亚洲已经没有任何合法性了（马其顿人撤回欧洲进一步确认了这一事实）。亚洲现在只不过是野心勃勃的各方准备生死一搏的战场。

如果直到佩狄卡斯去世，亚历山大帝国的命运还前途未卜，那么现在这种不确定性已经不复存在。特里帕剌狄苏斯会议清楚地表明，这位征服者去世仅仅两年之后，他的功业和他的理想就一去不复返了。 KK4YZ82BeI4AwHTtvKbuLUWtmzUuf3P0wVLgfOX4/Td4K+iIxbH0P8Hb4ueIfAq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