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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只有文字史料才能提供连续的记述。但是文字史料常常过于单调、肤浅；而且纯粹的历史事件序列记载，也无法满足历史学家的兴趣。因此，如果历史学家希望修正和扩充文字记载，希望深化我们对于事件发生缘由的认识，就必须转向其他领域寻求新的证据。幸运的是，这些新证据不仅可以得到，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它们都可以归入下述某一类别：铭文、纸草、陶片、钱币、考古报告和物质遗存。
下面将依次进行讨论。
自公元前7世纪中期起，希腊城市就开始使用经久耐用的材料，尤其是石头和大理石，记录那些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需要公布和保留备用的信息。在希腊化时代，随着新城市的普遍建立与发展，树立铭文石刻的区域在数量上不断增长，并逐步囊括了（包括希腊大陆本土和西部在内的）希腊西北部、马其顿、色雷斯、小亚、叙利亚、黑海沿岸、美索不达米亚、远至巴克特里亚（Bactria）和帕拉帕米萨戴（Parapamisadae）的东方地区。然而，各地发现的铭文数量并不均衡，很大程度上依赖位于这些区域的各现代国家对于发现这些铭文所表现出的热情。
铭文使用有一些局限。首先，人们常常难以确认铭文镌刻的时间和发现地。一块石头可能被移动，铭文内容也可能没有任何镌刻时间的显示，而且铭文书写形式在约一个世纪的时期内也难以成为确定年代的依据；此外，有时候，一些铭文是后来的复制。即使铭文中提及一些熟知的名字（例如一位国王的名字），也可能无法确定他是两位或多位同名者中的哪一位，因为王朝名字往往重复使用，普通人也常常沿用其祖父的名字。
虽然完整的铭文罕有发现，但是看似合理的复原还是可能的，原因在于铭文通常用程式化的术语表达，这些术语能够反映出特定的官员、城市或者其他环境的特点。而且，专业铭文学家在复原原始文本时经常会创造奇迹。然而，一些想象力丰富、专业训练不足的编辑者所进行的复原，很可能产生严重的误导，甚至最佳的复原也难以与石碑上原来的铭文一致。总体来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铭文比历史学家的陈述更为可靠。因为大多数铭文都是当时的公文，树立它们的目的是记录那些基于事实做出的决议。如果城市法令、王室信件或者仲裁决定试图以伪造的形式出现，那么暴露的风险将会很高。但是铭文并不总能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城市或者国王在石头上刻写的那些内容可作为某一决议或法令的背景看待，但像任何其他公告一样，它们只能被视为是一种政治宣示。
然而，尽管铭文资料具有这些局限性，它们还是构成了我们获取希腊化世界新信息的主要来源。当把这些涉及同一主题的铭文分门别类集中进行研究时，尤其当所有可用的铭文案例都尽可能统揽无余时，它们的重要性就大大提高了。这类证据在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如海盗、雇佣兵这两类希腊化社会生活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时，是特别有用的。许多国际交往和联系的形式，都能在铭文中得到最有效的证明和阐释。例如，许多铭文记录了纪念外来法官的法令，这些法官应邀受命而来，对城市内部或城市之间的纷争做出裁决，后者通常涉及城市间的边界与领土所有权问题。有些铭文记录了授予神庙或城市（或二者兼而有之）的避难权（ asylia ）：免受报复，进而扩大为免受专横干预或海盗袭击；还有些铭文记录了以平等公民权（ isopoliteia ）的形式，为其他城市公民授予全权公民权。
许多铭文与国际性的节日有关，这些节日令人兴趣盎然，在希腊化世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们可能会显示城市同意接受请求，认可一些新创立的节日，比如科斯岛（Cos）的阿斯克勒庇俄斯节（ Asklepieia ），或迈安德河畔马格尼西亚城（Magnesia）的阿尔特弥斯节（Artemis Leucophryene）；或许还可能会显示城市任命神使接待者（ theorodokoi ），接应和招待举办节日城市派出的神使，他们到希腊世界宣告节日的即将来临。一些节日包含音乐和戏剧竞赛，参加者不仅有演员和其他表演者，还有参与竞技赛会的运动员。铭文提供了城市授予运动员奖励和狄奥尼苏斯（Dionysus）职业表演艺术家参与活动的信息，他们是通过行会形式组织起来的职业表演者。这些行会的运作有时犹如一个独立国家。战时或者流行病蔓延之时，医生由一个城市借用到另一个城市，获取他们的服务报酬；使节、行走各地的诗人和乐师亦是如此。富人们凭借他们的大量财富，通过或赎出囚犯，或赞助节日，或（在黑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向咄咄逼人的蛮族邻邦支付贡金的方式，赢取城市的感谢（有时是更为实际的好处）。一系列铭文涉及城市中埃弗比（ephebes，18—20岁的青年军事训练团）的活动状况、体育馆以及它的官员和教师。如果有人想确定某一君主国内部或其边缘地区城市的地位，比较这些城市与那些自由城市的法令，研究铭文显示的这些城市的行政官员及其运行程序就可以得出结论。大量属于王室信件或者条约的铭文，同样有助于研究国王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和政治史。 [12] 一种诸如国王崇拜的现象，也是通过铭文证据得到了证明。
泛希腊圣殿中的大量碑铭材料，反映了当时建造并维持神庙的社会经济状况。例如，来自提洛岛的关于负责神庙管理的神职官员（
hieropoioi
）的记述，提供了许多神殿、其他建筑的建造和修复状况，如公元前3世纪早期建于昆图斯山（Mt Cynthus）的辛西乌斯·宙斯（Zeus Cynthius）神殿和辛西娅·雅典娜（Athena Cynthia）神殿；阿尔特弥斯神庙和阿波罗神庙的详细清单，记录了宝库珍藏、捐赠者名字以及捐赠日期。根据诸如公元前4—前3世纪埃庇道鲁斯（Epidaurus）的那些神庙建造记载，历史学家能够追溯神庙的建设过程和经济来源。
文献史料无法为公元前300—前220年提供一份精确的年表（见原文第2页），这种缺失一定程度上可由铭文材料进行弥补。有关帕罗斯岛（Paros）年代记的两份铭文尚存残篇，其中之一涵盖了公元前336/335—前299/298年这一时期（铭文最初的下限是到公元前264/263年），
[13]
但不幸的是，这份文献对于研究公元前3世纪的历史没有实质性的帮助。更为重要的是，通常以执政官纪年的阿提卡铭文已经用来进一步重建执政官列表，该列表由于狄奥多鲁斯著作写到公元前300年突然中止。尽管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在著作中把执政官纪年推迟至公元前292/291年（
Din.
9），
尽管随着新铭文的出现，纪年仍未明确的执政官在日益减少，但是这一努力招致强烈质疑，目的远未达到。有关德尔菲执政官
和公元前250—前171年的彼奥提亚同盟执政官的比较研究已经进行[以雕刻在叙埃托斯（Hyettus）墙面上的26份军事目录为基础]。
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重建一份列表；其次，以此作为一般性纪年标准。这两者都依赖于一种可能性，即那些根据雅典或德尔菲地方官员名单可以确定年代的铭文，与那些和总体历史背景相适应的特定事件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就雅典的铭文材料而言，这种情况通常是可行的，而且德尔菲的执政官列表有着特殊的价值，原因在于它是近邻同盟会议（Amphictyonic Council）法令表示颁发时间的一种方式。根据铭文显示，埃托利亚的选票数量在增加，与此相对应，任何特定时间内同盟控制的中部希腊城邦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因此，有可能考察同盟控制下的领土扩展情况，虽然它受到以下两个条件的制约：其一，新增的选票并不总是等同于特定区域的增加；其二，执政官列表完成以前，现在的年代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变数（进一步详情，见原文第七章第233—234页）。
这些都是一些特定类别的铭文如何为缺乏文献记录区域的历史提供线索的范例。然而个别单独铭文也常常能与已知事件相联系，因此，要么把这些事件置于新的历史背景之下，要么有助于研究者更接近它们确定的年代。一两个具体的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公元前302年安提柯一世和德米特琉斯一世曾重建希腊同盟。如果没有在埃庇道鲁斯发现建盟的真正条约文本（实际上残缺不全）（
SVA
446），再如果没有雅典授予兰普萨库斯的阿狄曼托斯（Adeimantus of Lampsacus）的荣誉法令提供的进一步信息，我们关于这个同盟的知识将会十分贫乏。现在我们知道阿狄曼托斯曾是希腊同盟组织的最早五位主席团成员（
Proedroi
）之一，还给德米特琉斯送去了关于德尔菲近邻同盟对希腊同盟宪法认可的信件。
三份定年在欧特里尼的尼奇阿斯（Nicias of Otryne）担任雅典执政官职位之时（公元前266/265年）的铭文（
SIG
385—387）显示，正值奥林庇库斯（Olympichus）从德米特琉斯手中解放雅典期间，大约是在公元前287年，雅典人占领了缪斯山。如果没有发现这些铭文，我们对于这些事件的了解只能从保萨尼阿斯两个简短的段落中略知一二（第1卷第26章第1—3节、第29章第13节）。公元前270/269年颁布的雅典纪念司菲都斯的卡利亚斯（Callias of Sphettus）的法令，不仅提供了从德米特琉斯手中解放雅典的信息，还提供了德米特琉斯与托勒密系列事件中一次媾和的信息，该事件迄今没有文字记录。
克瑞摩尼德斯战争的重要证据是一份雅典人的铭文，其中包括引发战争的法令。这部法令是佩西德摩斯（Peithidemus）担任执政官那年（公元前268/267年）由克瑞摩尼德斯（Chremonides）提议的；
[14]
纪念雅典将军埃皮卡莱斯（Epichares）的法令，可以为之做进一步补充。该法令镌刻于一份来自拉姆努斯（Rhamnus）的铭文上（《希腊铭文补编》
SEG
ⅩⅩⅣ.154）。另一份来自拉姆努斯的铭文，揭示了公元前236/235年德米特里战争期间阿提卡的形势（
ISE
Ⅰ.25）。最后，来自卡里亚的拉布隆达（Labraunda）的文献档案，提供了君主阿林达的奥林庇库斯的有关信息，将他与腓力五世（Philip Ⅴ）的关系追溯至后者即位之初，还提到了安提柯·多宋的卡里亚远征。
这些例子都与马其顿和希腊有关。叙利亚和埃及的历史，也可以通过铭文材料得到清楚的展现。比如，俄斐拉斯（Ophellas）以托勒密一世的名义对昔兰尼的兼并，很可能就是后者颁布所谓的“昔兰尼特许状”的一个机会，实际上这份特许状是托勒密一世的法令（
diagramma
）。
[15]
来自吕库斯河畔的劳迪西亚（Laodicea）的一份铭文
，提供了把安条克一世与加拉太人（Galatians）“象战”的时间重新确定为公元前270年的证据。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的诸多事务，也能从希腊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铭文中得到进一步证明。如果没有巴比伦的楔形文字石碑和赫伦波利斯（皮索姆）[Heroopolis（Pithom）]的庆祝托勒密胜利的象形文字石碑，安条克一世和托勒密二世的第一次叙利亚战争（公元前274—前271年）将会湮没无闻。
[16]
公元前246年，托勒密三世入侵美索不达米亚之后返回亚历山大里亚。这件事在《卡诺珀斯法令》中留下了记载。该铭文使用了三种语言，有三个副本留存于世。
[17]
皮索姆还出土了另外一份文献，大大增加了我们对于拉斐亚战役（battle of Raphia，公元前217年）之后事件的了解。这是用希腊语、埃及世俗体和象形文字刻写的石碑
，上面记录了公元前217年11月15日在孟菲斯召开的祭司宗教会议通过的一项法令，涉及托勒密在拉斐亚战役之后对科厄勒—叙利亚地区发动的一次长达21天之久的惩罚性远征。最后，我们来分析用楔形文字刻写的两份特别重要的文献：其一是1932年出版的《巴比伦编年纪》，其二是1974年出版的来自巴比伦楔形文字石碑的《巴比伦王表》。
[18]
前者概述了公元前321—前307年的历史事件；后者使用巴比伦历法，列出了从亚历山大直至安条克四世时期巴比伦诸王的在位时间，该列表似乎真实可靠、证据确凿，使我们能够更加精准地确定塞琉古王国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
多年来，根据地理位置和年代顺序（尽其可能）编辑出版的铭文集，为希腊铭文资料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主要的出版物在参考文献中已列出，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保持铭文原始形式的多卷本《希腊铭文集成》（
IG
）和小开本的修订版[《希腊铭文集成二》（
IG
2
）]。一些原本计划出版的卷目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印行，因此我们必须查阅其他出版物以代之。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奥林匹亚铭文》（
Die Inschriften von Olympia
）、《提洛铭文》（
Inscriptions de Délos
）、《德尔菲的发掘：铭文》（
Fouilles de Delphes：Inscriptions
）、《黑海北岸古代铭文》（
Inscriptiones antiquae orae septentrionalis Ponti Euxini
）、《保加利亚发现的希腊铭文》（
Inscriptiones graecae in Bulgaria repertae
）；但是伍德海德的《希腊铭文研究》（A.G.Woodhead，
The Study of Greek Inscriptions
）提供的铭文列表更为完整。
较晚近的铭文材料收录在《希腊铭文补编》（
Supplementum epigraphicum graecum
）中，其中有几卷包含了在具体遗址和区域发现的铭文集成，如卡里亚、萨迪斯（Sardis）、伊利昂（Ilium）、帕加马、普里恩（Priene）、米利都、迈安德河畔的马格尼西亚、狄迪马（Didyma）、科斯岛、林都斯（Lindus）、昔兰尼、希斯特里亚（Histria）、斯基泰（Scythia）、埃及和叙利亚等地。还应提及的是，每年都有新的铭文材料被发现，它们收录在罗伯特（J.L.Robert）发表于《希腊研究杂志》（
Revue des Études Grecques
）的《铭文公告》（
Bulletin épigraphique
）中。罗伯特（L.Robert）的13卷本《希腊史》（
Hellenica
，巴黎，1940—1965）以及其他许多著作，不仅对铭文研究而且对钱币学，甚至对总体上的希腊化历史，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另外，在迪腾伯格（Dittenberger）的《希腊铭文总集三》（
Sylloge inscriptionum graecarum
3
）和《东方铭文选集》（
Orientis graeci inscriptiones selectae
）、莫瑞提（L.Morretti）的《希腊化历史铭文》（
Iscrizioni storiche ellenistiche
）以及奥斯汀（M.M.Austin）的英译本《希腊化世界》（
The Hellenistic World
）中都辑录了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铭文。新的铭文还会定期公布在考古报告和诸如
Hesperia
这样的专业期刊中。
第二类同时代的资料来源是纸草和（数量稍少的）陶片。像铭文一样，它们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特纳教授（Turner）在有关托勒密埃及一章的序言中以注解的形式（见原文第118—119页），强调纸草文献的有限性阻碍了试图利用它的历史学家们，并且纠正了绝大多数现存纸草资料业已出版的错误印象。事实上，我们可以预测出版物的发行还将持续数十年，也希望随着更多埃及世俗体文字专家的出现，希腊语文本与世俗体文本在出版数量上不均的现状会得到改善，从而为所有从事托勒密埃及的研究者提供有利条件。本节旨在谈论历史学家利用纸草资料方面的一些总体性看法，并为第五章的注释做一补充。
纸草和陶片的使用范围相较铭文非常有限。在亚历山大去世后一个世纪里，这些材料主要揭示的是埃及乡村情况，当然还有居民和政府不同等级代表之间的关系。个人一旦深入社会基层，世俗体便成为更重要的交流语言了，原因在于职位较低的官员更有可能是埃及人。这也是迄今为止大量希腊文纸草资料出版导致不均衡现象的一个原因。至于纸草内容，与铭文也有鲜明的对比。大部分铭文是法令、赠与、书信、条约以及其他具有直接政治重要性事件的官方记录；尽管纸草偶尔也包括此类材料，但大部分还是与社会生活、财税以及经济事务方面有关的废弃的记录、草稿和公文，它们或因包裹木乃伊幸存，或在上埃及干旱沙漠的垃圾坑中保存下来。陶片则基本上用于税务收据，但也有可能作为便条之类随便用用。
纸草为我们提供了从古代世界其他地方无法获取的有关埃及的丰富信息。在当下讨论的这一时期，尤以大约公元前259—前215年的纸草材料数量最多。
恰恰在这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我们的文献资料尤为缺乏。从这些纸草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尽管是断断续续的）当时的物价与工资，日常食物配给，贫富两极分化、地产规模，家庭构成，关税、河船的大小与载重量，运输商品的时间与成本，利率，庄稼产量，农场和房屋的租金，村庄的分布区域，不同类别的土地占有，尤其是政府通过其所属机构无孔不入、难计其数的侵犯农民和移民的生活等情况。
然而大多数这类材料还无法确定年代。在城镇发现的纸草数量不多，至少在托勒密埃及早期情况如此，但是，一些地位显赫的神庙——大部分由托勒密诸王修建或扩建——却留下了大量世俗体纸草材料，其中有些材料尤为有趣，因为它们从侧面反映了希腊人与埃及当地人之间的关系。亚历山大里亚和三角洲区域几乎没有出土任何纸草，这是由于当地土地潮湿，纸草无法保存所致。
尽管纸草资料只是偶尔与政治史和军事史相关，它们还是在这方面做了一些贡献，就某些时段而言，这些贡献极为重要。在至今发现的纸草文献中，有些包括了摘自历史著作的片段。例如，在奥克西林库斯纸草中发现了阿里安的《亚历山大后记》残篇（见原文第8页）；一份公元1世纪的纸草上（
P.Oxy.
2399）出现了佚名史家关于阿伽托克勒斯的残篇。
另一引起强烈争议的发现，是哥本哈根纸草中（
P.Haun.
6）中的一个残篇，其中有六段简短摘要，内容似乎涉及（因该文献难以破译）第三、第四次叙利亚战争期间与托勒密王朝有关的历史事件。
[19]
该残篇提到了某位托勒密·安德罗马库（
Ptolemaios Andromachou
）[或者托勒密·安德罗马库斯（
Ptolemaios Andromachos
）——这两个单词都是属格形式]、安德罗斯战役（Andros）、一位无名人士（托勒密“儿子”？）在以弗所的遇害，提到了埃及的军事推进远达幼发拉底河，最后还提到了埃托利亚人狄奥多图斯（Theodotus，也许就是通过波里比阿为人所知的那位）。这一简短文献可能来自某一史著阅读者所作的一组读书笔记的片段。对此残篇内容，学术界观点有分歧，这反映了托勒密王朝时期可靠信息的极度匮乏。
关于第二次叙利亚战争的资料几乎一片空白，仅有的一块陶片和几份纸草提供了重要证据。来自卡纳克（Karnak）的陶片，似乎涉及公元前258/257年托勒密二世对于叙利亚的入侵，这一话题在《豪恩西斯纸草：6》（ P.Haun.6 ）中也有提及。 [20] 《开罗芝诺纸草：67》（ P.Cairo Zen. 67）和《密西根芝诺纸草：100》（ P.Mich.Zen. 100）表明，公元前258/257年哈利卡纳苏斯隶属于托勒密王朝，也表明同年托勒密王朝正在筹建海军。这两个事实对于还原一次模糊不清的冲突非常重要。战争的结束在几份文献中得到了证明。有几份纸草文献反映了埃及农村军事移民点在公元前253年较晚时候的建立，在一份编号为《开罗芝诺纸草：59251》（ P.Cairo Zeno 59251）的著名文献中包含了阿特米多鲁斯（Artemidorus）医生的信件。他于公元前252年护送公主贝伦妮丝（Berenice）前往巴勒斯坦边界与安条克二世完婚，这封信就是双方和平缔结的证据。关于第三次叙利亚战争（劳迪西亚战争）也有一份重要纸草文献，即所谓的《古洛布纸草文献》（ P.Gurob ），它通常作为官方公报，由托勒密三世发往亚历山大里亚宫廷，其中提到公元前246年战争伊始，埃及人就远远推进到安条克城下。
这些纸草以及其他纸草让我们对特殊历史形势有所了解。但是除此之外，纸草中也包含大量人物传记信息，这需要我们去研究获取。利用从铭文中得知的名字，多卷本的《托勒密王朝人物传记》（ Prosopographia Ptolemaica ）已经编撰完成。 [21] 这些信息不仅为阐明政治事件原委，而且为了解同样重要的托勒密王国管理机制，以及了解它在埃及和国外的军事组织提供了材料。
钱币为早期希腊化时代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有用的史料来源。这一时期的希腊钱币大体分为三类：国王自己发行的钱币，在国王的造币场铸造造；国王直辖城市为国王铸造的钱币；城市自己铸造的钱币。造币权是统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室钱币的正面通常有国王的肖像，但是这个肖像不一定是发行钱币的国王本人。吕西马库斯和托勒密一世都发行了有亚历山大头像的钱币，后来赫勒斯滂（Hellespont）和普罗滂提斯（Propontis）周边的许多城市也都遵循了这一传统。吕西马库斯去世后，他的头像仍然广泛出现在钱币上。甚至到罗马帝国时期，一些带有他头像的钱币仍在发行，这让我们想起了历史上曾经长期流通使用的玛丽亚银币。但是从“围城者”德米特琉斯开始，在位的国王（偶尔与其配偶一起）出现在王室钱币上已属正常现象（帕加马除外）。其中一些肖像被赋予神的特征，例如，亚历山大戴着阿蒙神的羊角，或者托勒密三世的金币上，他的头像闪耀着太阳光芒。通过这种方式，同样也通过钱币反面图案所表现的主题，这些钱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国王的形象和王室的崇拜对象，尽管这点在罗马帝国时期比希腊化时代更为寻常。
钱币是国王对外宣传的重要媒介。国王可以通过文字、简单易懂的象征符号或者发行特殊纪念钱币，颂扬自己的丰功伟绩。因此，“围城者”德米特琉斯发行的钱币上，就显示了立于船首人格化的尼科（Nike，胜利女神）形象，以此纪念公元前306年他的海军在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战胜托勒密。
不论是对分散发现的钱币，还是对窖藏中集中发现的钱币进行研究，都能够扩大我们对有关城市和王国的经济与货币政策的知识。位于今日大切克梅杰（Büyükçekmece）的一处属于公元前220年的窖藏，便是很好的例证。这个窖藏包含两种银币：其一，大量伪吕西马库斯银币（即有吕西马库斯头像的四德拉克马银币，重17克），这些银币上还二次压印了拜占庭和卡尔西登（Chalcedon）的标记；其二，两种较晚的四德拉克马银币样本（以上两个城市各一），它们以不同的“腓尼基”标准为基础，重13.93克。
[22]
这些钱币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两个城市之间曾经存在货币同盟关系，也证明了在公元前220年前不久的一个时期，两者在领土范围内实施过货币垄断。我们从波里比阿（第4卷第38—53章）那里可以得知，那时拜占庭正承受来自堤利斯王国（Tylis）加拉太人的压力，因此对所有从黑海出口的商品强行征收关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罗德岛人通过战争迫使其放弃为止。
然而，使用钱币作为证据，与铭文情况类似，困难重重。历史学家必须以开放的思维首先研究钱币究竟为何流散于此。钱币的发行有可能是为了吸引或者协助商贸，但是同样地，它们的存在也有可能仅仅反映出当局必要的支付，或用以公共建筑，或（更经常）用以支付战争费用。一种钱币的价值会因材质不同而变化。从它们在窖藏里发现时的状况来看，以及从公元前2世纪罗马军队凯旋时所带回的钱币图形（由李维提供）来看，金币通常用于收藏而非流通。银币是国际贸易正式的交换媒介，铜币则用于日常交换，通常情况下铜币的流通空间极其有限。再者，造币地点常常难以发现。正如我们所见，某些国王的头像（例如亚历山大和吕西马库斯）对原产地和年代的确定都没有帮助，原因在于这些头像是国王去世后才大规模出现在钱币上。对于其中的许多钱币，唯一的识别依据是这些钱币上的表示发行城市的首字母组合（花押），但它们不可能都得到解读。另一方面，比如大量的吕西马库斯钱币，我们有可能根据这些钱币特征逐渐脱离最初类型的程度，排列出它们的年代顺序。然而，以钱币风格为标准总是风险重重，尤其用于确定钱币产地之时，因为不同城市有时雇佣同一刻模师制作模板。
某一特定钱币发行时使用的重量标准不可能总是那么确定，既然各种标准的重量极为接近，而且钱币在流通时会受到磨损，重量自然会受到影响。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希腊世界流行两种主要标准体系。亚历山大采用了阿提卡标准，先后被吕西马库斯、安提柯王朝和塞琉古王朝所仿效，因此，希腊化世界的大部分区域，包括雅典、马其顿、小亚、塞琉古王国的属地，甚至远达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巴克特里亚，都采用统一的银币标准，即重17克的四德拉克马银币，并且不同国家发行的钱币几乎可以相互流通。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之前的埃及，阿提卡标准也曾一度流行，大量的雅典四德拉克马银币的仿制币展示了这一点。大约从公元前375年起，最后的法老和波斯统治者开始发行这些仿制币。
但是，屡经试验之后，托勒密一世最终采用了较轻的腓尼基制或昔兰尼制标准，即重14.25克的四德拉克马银币，迦太基、塞浦路斯、叙利亚、腓尼基和希埃罗二世（HieroⅡ）统治下的叙拉古都采用这种标准。然而在希腊大陆，还有许多标准不同、流通有限的地方钱币。
对于使用钱币材料的历史学家而言，确定钱币的发行年代是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对于那些本身没有统治者年份信息的钱币，最佳的证明方法是研究模板和比对窖藏。通过比较模板的磨损程度和把那些具有不同的正面（或反面）模板鉴别归类，我们有可能排列出钱币发行的序列。一个时间确切的窖藏存在，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判断标准，由于窖藏的大致埋藏时间通常与其中磨损最小的钱币年代相接近，因此，通过与窖藏中其他钱币的磨损程度进行对比，我们有可能排列它们的相对年代。钱币学家还有其他确定年代的方法，例如利用已知发行某一钱币时使用过的模板数量，就可以推断出这一种钱币持续发行的时间，但是这种方法显然存在许多变数。
实际上，钱币学家也经常利用历史证据，如同他们使用其他方式一样，去确定钱币的年代。他们一旦构建一种适用于已知历史事件与钱币学证据的假说，就会利用这种假说使整个历史图景更为清晰。修正和完善假说，是正常历史研究过程中的一部分。在这方面，钱币学家的困境只不过比利用其他材料比如铭文和纸草的历史学家稍微严重一些。
窖藏钱币的公布，特定地区货币流通情况的研究，以及公共与私人收藏钱币的出版，尤其是《希腊钱币总集》（ Sylloge Nummorum Graecorum ）所辑录的钱币，都促进了钱币学研究的发展。 [23]
从铭文和钱币中获取的信息，常常可以通过出土文物加以补充；事实上，许多铭文和钱币正是在发掘过程中发现的，并且这些铭文和钱币也只有那些将其置于考古学背景下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才能充分利用。由于有关发掘报告的发布，人们对在希腊化时代扮演重要角色的希腊大陆和小亚西部城市的了解更为深入。这些报告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诸如雅典（尤其是城市广场）、科林斯、阿哥斯和底比斯这样的中心城市，诸如帕加马、萨迪斯、士麦那（Smyrna）、以弗所、普里恩、米利都这些小亚西部大城市，以及科斯与罗德这样的海岛城市，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比较偏远地方的城市，比如马其顿的培拉、巴勒斯坦的西索波利斯（Scythopolis）、黑海沿岸的城市、波斯湾的伊卡如斯岛（费拉卡岛）[Icarus（Failaka）]或位于阿富汗艾哈努姆（Aï Khanum，一译“阿伊·哈努姆”）的那座名称不明的城市。
通过考古发掘，公共建筑、城墙、神庙、剧场、港口设施和街道布局全都一一重见天日。这些出土文物使历史学家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有时面临的危险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此外，对城市周边地区的调查，特别是如果有铭文可以参照，有时就有可能揭示城市及其领地之间的关系。在埃及，托勒密时代修建或者扩建的神庙遗址，例如屯堤拉（顿得拉赫）[Tentyra（Denderah）]、底比斯（卡纳克）、埃斯奈（Esneh）、埃德富（Edfu）和考姆翁布（Kom Ombo）等大型遗址，为了解马其顿人王朝与强大埃及祭司阶层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证据。
考古学本身包含的进一步信息来源，还有下列遗存物：艺术品、马赛克镶嵌画或雕塑，或者商贸和家用的日用品。但是，这些物品在某一特定地点的出现，并不总是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由于多种原因，这些物品可以从产地流出，比如它们正在贩卖的过程之中，也可能或作为礼物或作为战利品而易手。在危险时期，它们像钱币和金银财宝一样，也可能会遗失或被埋藏起来。这就给那些试图对它们做出解释的历史学家带来了难题。但是它们有时也能够提供有关商贸路线的证据，进而对从钱币或者其他资料中获取的信息做一补充。不幸的是，尽管偶尔也能确定出土物品的来源产地，例如形态较完整的陶器、有封印的原装油罐和酒罐，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许多金属、象牙或玻璃质地的艺术品来源只能猜测而已。这些出土物品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发展趋势、生活水平、艺术品位和许多文化观念。最后，要充分利用其他一切证据补充考古发现的不足，只有通过两者的结合，我们才能在解决重大历史问题方面取得进展，而且许多问题的解决也必须等待新材料的发现。
（张井梅译 杨巨平校）
[1] FGrH 154；参见Hornblower 1981：（B 21）。
[2] plut. Eum .Ⅱ，Diod.ⅩⅤⅢ.42 和 Nepos， Eum .5.4—5对于被封锁城镇诺拉情况的介绍均非常相似（希罗尼穆斯曾作为安提柯的使者拜访过这个城镇：Diod.ⅩⅤⅢ.50.4）。波吕埃努斯关于欧迈尼斯和安提柯谋略的记载，大概也要追溯到希罗尼穆斯。
[3] FGrH 76；参见Lévèque 1957，2：（C 46）；Kebric 1977，51-54：（B 23）。
[4] FGrH 566；参见Brown 1958：（B 7）；Momigliano 1966，Ⅰ.22-53：（B 25）。
[5] FGrH 81；参见Gabba 1957：（B 13）；Africa 1961：（D 118）。
[6] FGrH 231；参见Walbank 1933：（D 73）。
[7] FGrH 75（Demochares），73（Diyllus），703（Proxenus），565（Antander），564（Callias）；关于Antander，参见Walbank 1968-1969，482-483：（G 10）。
[8] FGrH 86；参见Peremans 1967：（B 27）；Gozzoli 1978：（B 18）。
[9] 见Stadter，1980：（B 35）。《比提尼亚史》（ Bithyniaca ）只包含一个前罗马时期的趣闻逸事，《帕提亚史》（ Parthica ）仅简要记述了帕提亚人在安条克二世时期脱离塞琉古王朝的历史。关于《亚历山大后记》，见 FGrH 156 F1-11和Stadter著作中的重新整理部分，ibid.144-152，235 n.46。Stadter，ibid.148—149 建议，如果托勒密的著作是在公元前320年后不久出版，那么，他就为希罗尼穆斯的著作提供了补充资料[同样的观点见Errington 1969，233-242：（D 54）]。
[10] FGrH 434（Memnon）；432（Nymphis）.
[11] 应为《谋略集》（ Stratagems ）。——译者注
[12] 关于这些王室信件，见 RC ； SVA Ⅱ and Ⅲ。
[13] FGrH 239.
[14] SIG 434-435=SVA Ⅲ.476；见第七章，原文第236页。
[15] SEG Ⅸ.1；参见第二章，原文第36页，注释28。
[16] BM 92689；参见S.Smith， Babylonian Historical Texts （London，1924）15 off；关于皮索姆石碑，见第十一章，p.417 with n.7；Sethe 1904：（F 126），以及Bibliography F 116-119。
[17] OGIS 56；见第十一章，原文第421页，注释20。
[18] Furlani and Momigliano 1932，462-484：（E 24）； BM 35603以及Sachs and Wiseman 1954：（E 49）。
[19] 参见 P.Haun. 6；参见第十一章注释19和44；新的阅读材料在Bülow-Jacobsen 1979：（E 13）；and Habicht 1980：（E 28）。见Will 1979，Ⅰ 2 .237-238：（A 67）；Bengtson 1971，11-14：（B 48）。
[20] 参考书目见第十一章，注释13；关于这一文献中出现的问题，参见第五章原文第135—136页，关于 P.Haun. 6 参见前一注释。
[21] Ed.W.Peremens and E.van't Dack（Louvain，1950-1975）= Pros.Ptol.
[22] Thompson 1954：（B 266）；参见L.Robert in N.Firatli， Stèles funéraires de Byʐance （Paris，1964）：86 n.5；Seyrig 1968：（B 262）。
[23] 《希腊钱币总集》各卷是陆续面世的。 SNG 哥本哈根[ The Royal Collection of Coins and Medals，Danish National Museum （42 fasc；Copenhagen，1942-1969）]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内容。见Bibliography B（d）and F（k）；关于对该文献的补充，见 A Survey of Numismatic Research ，由国际钱币学委员会定期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