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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去世后的百年间，除一些残篇之外，没有一部同时代史家的著作能幸存下来。然而，在随后的一些通史以及那些涉及具体的国王、民族或地区的专门性著作中，这一时期的历史还是得到了较全面的反映。在这些专门性著作中，已知有46位作家记述了希腊化时期的历史，但是它们都已亡佚。造成这种大规模消失的原因，今人也只能进行猜测。绝大多数这些著作，当然是用当时通行的希腊语（即所谓的“
以阿提卡方言为主的希腊共通语
”）撰写而成，可是这种希腊习语却难以引起后世学者（和抄录者）的兴趣。再者，许多著述或许从来没有足够多的抄本，使它们能够经受岁月的磨蚀而幸存下来。地方史家著述的命运可能尤为如此。但最重要的是，许多著作卷帙浩繁使普通读者望而却步，摘要、节本乃至目录清单的出现，则为一种文学上的“格雷厄姆法则
”创造了条件。结果导致次品逐渐替代原作，并最终使其不复存在。
对于公元前3世纪的历史学家而言，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原始文献的消失。但是，问题并非至此。公元前323—前217年，由于希腊人、马其顿人、小亚细亚诸民族与埃及、腓尼基、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以及中亚的居民建立了密切联系，希腊世界空前扩大了。希腊人不论移居何处，都与当地土著居民达成这样或那样的暂时性妥协共处（ modus vivendi ）。可是我们却几乎没有看到非希腊人的片言只语。我们所有的史料都是用希腊语写成，或是来自与希腊语有关的资料。埃及祭司马涅托（Manetho）和巴比伦尼亚人贝罗苏斯（Berosus），被鼓励用希腊语撰写他们民族直到亚历山大去世时的早期历史（因为希腊人一般都不学习外族语言）。然而，我们却没有任何用埃及语或巴比伦尼亚语撰写的关于亚历山大继业者（the Diadochi）的记述，也没有任何一部从波斯人或巴比伦尼亚人视角撰写的塞琉古王朝统治下的亚洲史，以及从埃及当地人视角撰写的托勒密埃及史。诚然，犹太人为我们留下了他们自己关于公元前2世纪哈斯摩尼人（Hasmonean）起义的记述（在《马加比书》中）。但是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 Antiquities ）只有3章（第十二卷第1—3章）涉及从托勒密占领埃及至公元前200年帕尼翁（Panium）战役失去科厄勒—叙利亚（Coele-Syria）的这段历史。此外，在希腊—马其顿人的统治之下，我们所有关于那个时代的记述，都是从统治阶级视角撰写的。当地人和那些外来穷人的声音同样默默无闻。在许多地方，比如埃及，当地人和穷人逐渐混同为一。
史料传统的有限并非到此为止。关于公元前300年后一段时期东地中海盆地发生的历史事件，我们没有连续的记载[除查士丁尼（Justinus）的简短摘要之外（见本卷原文第7页）]，这种状况直到波里比阿（Polybius）在《通史》第二卷中描写阿凯亚同盟兴起和克莱奥麦奈斯战争（Cleomenean War）时才有所改观。诸如希腊的克瑞摩尼德斯战争（Chremonidean War）、埃及与叙利亚之间的早期战争这些重要事件，也只能利用从铭文和纸草中获取的那些零碎信息才得以重建。
在公元前323—前217年著作亡佚的作家中，有5位尤其重要。充分的证据表明，这5位作家的风格和对于事件的记述，在尚存的传统之中留下了明显的印记。他们著作的内容和特点，可以在援引他们的后世作家那里一见端倪。本章将从考察这些佚文作家开始，继而考察那些有全部作品或者部分作品传世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与原始史料的关系，最后简要讨论一些可为史家利用的其他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