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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剑桥中世纪史》（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的中译本终于要与华语世界的读者见面了！它将与新版《剑桥古代史》中译本一道陆续出版发行，无疑是奉献给中国学界的一道丰盛大餐，尤其助力于我国的世界史学科的基础性研究，想到此，相信付出8年艰辛劳动的译者们无不深感欣慰！
旧版《剑桥中世纪史》是著名的“剑桥三史”（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近现代史）之一，酝酿于1904年，出版时间从1911年至1936年最后一卷完成，前后耗时33年之久。 [1] 自面世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同类作品中的扛鼎之作。大约20世纪中叶前后，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剑桥三史”的内容渐显陈旧 [2] ，此后旧版虽多次有略加修改的重印本，仍不能满足时代要求，因此剑桥大学出版社决定先后启动“剑桥三史”的重新编写工作。1995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推《新编剑桥中世纪史》（以下简称《新编》）第二卷，自此各卷相继出版，到2005年，共7卷8分册英文版《新编》全部问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酝酿重编事宜到全部出齐，《新编》也经历了大约20年。这是一部欧洲史的著作，虽然该书也涉及并写到了近东和北非等地区，仍不能称为世界史作品，然而，它的学术影响却是世界性的。
每部史学著作都不可避免地留下时代的烙印。《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和旧版《剑桥中世纪史》作为具有谱系关系的两部史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内容取舍、写作风格不同到编纂体例和史学理念的变化，都可以品味皇皇巨著背后的时代沧桑。《新编》与旧版主要有哪些区别，或者说什么是《新编》的主要特点？
其一，《新编》撰写体例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剑桥大学史学编纂体例的传统是兼顾主题和时段两大要素。 [3] 旧版各卷也兼顾了两大要素，只是政治性主题被强化，各卷大都依照特定的政治主题编排。诸如罗马基督教帝国与日耳曼各王国的建立、日耳曼人和西方帝国、东罗马帝国、帝国与教廷之争、教廷的胜利、帝国和教廷的衰落等，显然是一部典型传统的政治史和军事史，显示了那个时代的史学特征。19世纪末以降，兰克学派盛行于世，在史学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叙事内容则以政治史研究为中心。剑桥大学的史学圈深受其影响，其代表人物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近代史》把西方的政治史推向新高峰。旧版《剑桥中世纪史》则紧随其后。英国史学界对于政治史的过分强调显然限制了《剑桥中世纪史》的研究视野和内容取舍。 [4]
《新编》编排的方式以时段要素为主，诸分卷依时序相衔接；同时各卷试图紧扣住该时段最具典型特征的历史画面，重视政治，也不忽略经济、社会、文化与艺术等方面。而且，关注下层社会的历史，关注非精英团体的历史，打破了旧版以英雄人物为焦点的传统。 [5] 有人认为这种撰写体例有进步也有缺陷，最大的缺陷莫过于主题过多而无法形成有机整体，神形俱散。例如，巴克拉克在对新编第二卷所作的书评中，就批评该卷由于过多强调社会、文化等当下学界热捧的各个研究维度，致使难以归纳出该时段的历史特征。 [6] 阿珀斯在评论《新编》第六卷时，毫不客气地指出该卷各章之间缺乏整合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7] 不过总的看，《新编》的体例普遍受到好评，一些学者认为，即使上述那些问题存在也无伤大雅，因为从受众角度看，这部作品主要面对具有相当研究基础的学术群体，属于专业研究生使用的大型教科书，大多数人只是查阅相关部分，很少通读全书，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该书撰写体例上的缺陷。 [8]
其二，改善编纂组织方式，研究视域涵盖整个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盛行，以致引发世界大战，这给旧版《剑桥中世纪史》留下深深的伤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剑桥大学出版社特别委员会决定罢免所有参与《剑桥中世纪史》撰写的“敌对国家”的学者，并以“自己人”取而代之。据此，所有来自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甚至俄国的作者皆遭排斥出局，而这些作者本是当时相关领域的一流学者；取而代之的学者往往相形见绌。
[9]
结果旧版《剑桥中世纪史》迟迟不能成书，质量也大打折扣，皆为后人所诟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于民族主义及其引发的灾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推动了《新编》编纂的国际合作精神。作为一部英语学术著作，《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的非英语撰稿人在各卷中均占有一定的比例，最低占24%，最高则达到46%。
此外，《新编》展现了更为公允的学术立场。以《新编》第二卷为例，主编麦克科特里克及其英籍同事对欧洲大陆历史事件客观而准确的叙述和分析，颇受好评，远非旧版可比，后者的一些表现被斥责为强烈的“盎格鲁中心主义”。
[10]
旧版《剑桥中世纪史》的所有主编均有剑桥大学的背景，而且一人通常兼管数卷，权限过大，交接无序，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作品质量。
[11]
《新编》的最高编委会由8名国际学者构成，各卷的主编向编委会负责，从而有利于编纂组织工作公允有效地推进。
《新编》的研究视角囊括整个欧洲，麦克科特里克指出，《新编》第二卷致力于通过跨学科的方法探究整体欧洲的发展。 [12] 各卷大多都有北欧、东欧地区的专门章节，而且波兰、捷克、立陶宛、挪威等国的学者直接参与了各卷的撰写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3] 同时注重欧洲与周边非基督教文明的互动。事实上，欧洲整体史以及文明互动的观念在《新编》各卷中均有表现。伊斯兰教世界在《新编》中具有更重要的位置，比如《新编》第四卷第二部分中有两章专门探究相关时期的伊斯兰世界。 [14] 对此，彼得斯认为新版欧洲中世纪史的研究视域扩展到了东方和南方的新边界。 [15]
其三，史料翔实，并力求史料与分析并重。剑桥史学一向以扎实敦厚的研究院风格著称于史学界，《新编》承继了这一传统，而且原始资料的来源范围更加宽泛。不仅包括各种传统的档案与法典，个人信件、税单、货单、徽章、忏悔书、墓志铭、印章、社团手册和工艺品等都被纳入涉猎范畴。近几十年最新考古成果的贡献也相当醒目。应该说，《新编》比旧版的史料基础更为坚实和广阔。各卷末所列参考及进一步阅读书目，占该卷总篇幅的15%以上，是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重视原始资料，另一方面重视吸纳和展示当代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浏览参考书目可掂出成果之厚重，也感受到明显的时代气息。《新编》另一个明显的新特征是，加强了历史解释和评论的力度。它保留了兰克学派实证主义的方法，同时在相当程度上摒弃了述而不论、怀疑论及不可知论，后者曾被调侃为“外交”型历史学家的风格。秉持述论并重的原则，而且不失时机地介绍其他相同的和不相同的观点，无疑使史学思辨更富有张力。
下面，笔者对《新编》各卷做简要介绍，以方便读者阅读。
《新编》共7卷8分册，探讨的时段自大约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其中第一至三卷探究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历史，第四、五卷探究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历史，第六、七卷探究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历史。各卷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卷主要阐释6—7世纪欧洲发端时期的背景历史。先以导论方式介绍了晚期罗马帝国、蛮族入侵以及相关史料及其解读。继而以时段为序，以地域性政治实体为单元分别讨论了这一时期的历史。最后一部分以专题的方式探究了犹太人、王权、地中海与北海经济等问题。考古材料和各种非文献史料的运用是本卷的亮点，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文明在本卷中占有一定的分量，显示了开阔的视野。
第二卷主要阐释8—9世纪欧洲文明形成时期的历史。本卷重点探究以法兰克王国为中心的蛮族王国对欧洲的塑造性作用，包括政治观念、统治方式、社会组织、教俗关系、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本卷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一般性介绍8、9世纪欧洲各王国和各族的政治史；第二部分分析王权、贵族、经济制度、军事组织、乡村社会等专题；第三部分阐述教宗制度与仪式，以及教俗关系；第四部分从不同方面系统地探讨了8、9世纪的欧洲知识与文化的历史。
第三卷主要阐释“漫长的10世纪”（可上溯至9世纪末下推及11世纪20、30年代），欧洲封建制、庄园依附制出现与形成，欧洲的政治格局和政治版图由此奠定。本卷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经济—社会史的各类专题，第二和第三部分以加洛林帝国地域为界，分别探究“后加洛林欧洲”各国，以及“非加洛林欧洲”各地区的历史。欧洲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古代世界向中世纪世界的转变，欧洲核心区各王国开始了自我认同的历史进程。
第四卷主要阐释11—12世纪政教二元架构下的欧洲。本卷分上下两册，两册的基本内容大多涉及教会或教会与世俗的关系。上册作为专题史，论述了宗教和世俗两个世界的发展与变革，包括人口、农业、贸易、城市、教会改革及其与东派教会、伊斯兰世界和犹太人的关系等。下册侧重于政治史视角，探究教俗重大政治事件的进程与发展，包括教宗制转型、欧洲各王国、各地区精英阶层的兴起与政府组织的发展等。
第五卷主要阐释13世纪的欧洲历史，以西欧地区与外界前沿地区的互动为研究框架，从多个维度凸显“扩张”这一时代主题：如天主教会的扩张、欧洲人口的急剧增长和经济扩张，以及王权的深度发展等。
第六卷主要阐释14—15世纪欧洲的历史，凸显14世纪进步性的一面。传统上认为14世纪以灾难与衰退为特征，特别是黑死病损失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本卷在客观分析大灾变的同时，指出14世纪是旧事物衰落、新事物萌生的时期，例如战争技艺的提高、近代国家的起源、市民阶层的兴起与宪政的发展、农民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总之，进步隐含于混乱和衰败之中。此外，把东欧作为独立主体进行叙述，是个明显的变化。
第七卷主要阐释1415年前后至1500年前后的欧洲历史，重点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而各国的案例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无论政府和政治体制发展，还是贵族的地位和作用均如此。另外，与第六卷强调14世纪的进步一样，本卷也力图扭转一些非理性的传统观点，多角度展现该时期欧洲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欧洲文明步入现代。
《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的权威性举世公认，被世界各国历史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图书馆列为基本藏书，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工具书的性质。这种学术性极强的鸿篇巨制，翻译难度相当高，非置身其中是难以体会的。将艰涩的学术语言译成流畅、准确的中文绝非易事，不仅需要深入了解已经逝去的且千变万化的语境，还要排除古希腊文、拉丁文、古英文、阿拉伯文等不常见文字和死文字的干扰。不仅如此，由于是大型系列学术专著，一些规定性语言要求卷内一致，还须各卷一致，中世纪史与古代史也须避免矛盾和误解。仅仅人名地名的统一这项工作就耗费了我们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工作初期我们花费了几乎一年时间，逐渐消化有可能产生歧义的数万词条。2013年初，在天津师范大学专门召开了“新编剑桥中世纪史译名研讨会”，对有争议的人名地名“会诊”，反复讨论，逐条敲定。在上上下下的若干回合中，几乎每个词条译法，都集中了大家的意见，最后编成涵盖上万词条的《中世纪史译名手册》，供译者使用。这不是说我们做得很好了，只能说尽力了。由于水平有限，仍难免有疏漏和错误。杨绛先生曾云：翻译就像是抓虱子，再小心也不免有落网之虫。那就请大家与我们一起来抓虱子吧！不论译名还是译文，诚恳地期待读者批评指正。随着我国世界史研究水平的提升，也期待着更好的中译本问世。
参与《新编》翻译的各卷册主持人名单如下：
第一卷（ c .500— c .700） 徐家玲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第二卷（ c .700— c .900） 郭方研究员、李桂芝副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第三卷（ c .900— c .1024）顾銮斋教授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第四卷第一分册（ c .1024— c .1198）彭小瑜教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第四卷第二分册（ c .1024— c .1198）陈志强教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第五卷（ c .1198— c .1300）徐浩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第六卷（ c .1300— c .1415）王加丰教授 （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
第七卷（ c .1415— c .1500）侯建新教授、刘景华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
在《新编》中文版即将问世之际，我对上述主持人表示衷心感谢，对各卷的译者们表示衷心感谢。数年愉快的合作留下美好的回忆。《中世纪史译名手册》的审校工作，彭小瑜教授、徐家玲教授倾注了大量心血，谨致以敬意。感谢项目首席专家武寅研究员，没有她出色的领导，很难组织起如此庞大的、来自几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团队。感谢赵剑英、曹宏举、郭沂纹、魏长宝、王茵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编辑和工作人员的辛勤工作。在译名手册的编纂中，初选上来的数万词条需逐一查重、核准，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陈太宝博士默默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翻译微信群的交流活动等，青年教师刘芮付出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是为序。
侯建新
2016年1月17日
于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
[1] 参见P.A.Linehan，“The Making of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 Speculum ，Vol.57，No.3 （Jul.，1982），pp.463-494。Linehan是《新编剑桥中世纪史》8人编委会的成员之一，他的这篇文章详细地介绍了老版《剑桥中世纪史》的来龙去脉。
[2] 甚至有人戏称为“鸡肋”，比如，约翰·阿珀斯博士是批评者之一。他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从事黑死病和瘟疫史研究。他在回忆旧版剑桥中世纪史时说，在其攻读博士学位时无人推荐他去阅读这部作品，包括其导师克里斯托弗·布鲁克在内，尽管该书第七卷涉及他的研究时代，而且该卷主编之一的扎克利·布鲁克还是其导师的父亲。参见John Aberth，“Review：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Ⅵ： c.1300-c.1415 ”， Speculum ，Vol.77，No.4 （Oct.，2002），p.1324。
[3] 参见J.O.McLachlan，“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ambridge Historical Tripos”，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Vol.9，No.1 （1947），p.83。
[4] 参见B.Bachrach，“Review：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 II：c.700-c.900 ”， Speculum ，Vol.74，No.1 （Jan.，1999），p.217；E.Peters，“Review：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 IV：c.1024-c.1198 ”，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28，No.2 （Jun.，2006），pp.375-378。
[5] P.Freedman，“Review：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 V：c.1198-c.1300 ”， Speculum ，Vol.77，No.1 （Jan.，2002），pp.122-123.
[6] B.Bachrach，“Review：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 II：c.700-c.900 ”， Speculum ，Vol.74，No.1 （Jan.，1999），p.219.
[7] John Aberth，“Review：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I： c.1300-c.1415 ”， Speculum ，Vol.77，No.4 （Oct.，2002），pp.1324，1327.
[8] D.Shanzer，“Review：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 I：c.500-c.700 ”， Speculum ，Vol.83，No.2 （Apr.，2008），p.436.
[9] 例如，第八卷第四章涉及15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取代德国学者科伊特根（Keutgen）的是英国学者拉芬（R.D.G.Laffan），在给当时《剑桥中世纪史》主编之一的特纳（J.R.Tanner）的信中，拉芬坦言：“我阅读德文很慢，困难重重，因此几乎不能阅读任何重要的德文著作，尽管我有时提及它们；虽然我希望明天去学习这门语言，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却无法精通。”见P.A.Linehan，“The Making of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 Speculum ，Vol.57，No.3 （Jul.，1982），p.466。
[10] J.Campbell，“Review：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 II：c.700-c.900 ”，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Vol.113，No.452（Jun.，1998），p.684.
[11] 关于旧版《剑桥中世纪史》的编辑组织的变化以及各位执行主编的问题，均见P.A.Linehan，“The Making of the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
[12] Rosamond McKitterick，ed.，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 II ： c . 700-c.900 ，Cambridge，E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xvii-xviii.
[13] 例如，T.Noonan在《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三卷中关于东欧地区的研究便十分出色，被认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见J.Contreni，“Review：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 III ： c . 900-c.1024 ”，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Review ，Vol.23，No.3（Sep.，2001），p.633。
[14] David Luscombe & Jonathan Riley-Smith，eds，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 IV ： c . 1024 - c . 1198 ， Part 2，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chap.22，23.
[15] E.Peters，“Review： 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 IV ： c . 1024-c.1198 ”，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Review ，Vol.28，No.2 （Jun.，2006），pp.377-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