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巴西尔二世（Basil Ⅱ）统治帝国近50年后，死于1025年12月15日。他留下的帝国，在巴尔干和近东保持绝对优势权力，在多瑙河沿岸、亚美尼亚高地和幼发拉底河一带拥有确定无疑的安全边界。而50年后的拜占庭帝国则为生存而斗争。帝国的所有前线边界均被撕开缺口。突厥部落定居在帝国安纳托利亚（Anatolian）的腹心地带，多瑙河沿线的行省则被另一个游牧民族佩彻涅格人（Petcheneks）占据，与此同时，南部的意大利堡垒被诺曼征服者横扫。这确实是一次令人惊愕的命运转折。而同样令人极度惊愕的是，此后拜占庭帝国在阿列克修斯一世·科穆宁（Alexios Ⅰ Komnenos，1081—1118年在位）统治下迅速恢复。这是一个政治动荡、经济危机和社会剧变的时期，但也是一个文化和知识取得创新和成就的时代。这一时期，在希俄斯（Chios）岛的新莫尼（Nea Moni）修道院、德尔菲（Delphi）附近的圣卢卡斯（Hosios Loukas）修道院以及雅典市郊的达夫尼（Daphni）修道院的教堂都得到整修和装饰。它们放射出11世纪那些修建于君士坦丁堡但未能遗存的雄伟建筑的光辉，比如佩里布雷普托斯（Peribleptos）修道院和曼加纳（Mangana）的圣乔治（St George）修道院。1066年修建的狄奥多勒·普萨尔特（Theodore Psalter）小教堂不仅雕刻精美，而且表明11世纪的君士坦丁堡经历了一次修道生活复兴的伟大运动。这一复兴制约了但并不一定就遏制了对古典教育日渐增长的兴趣。该运动的翘楚是米哈伊尔·普塞洛斯（Michael Psellos）。他给修辞应用注入了新的活力，历史写作在他手中具有了新的形式和目的。他略带夸张地宣称，他一手复兴了哲学研究。他对哲学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修辞学。他的学生约翰·伊塔洛斯（John Italos）则将哲学应用于神学，并重新引发了对基督教教义一些基本原理的争论。现代史学编纂已经把1025年到1118年这一时期列为拜占庭历史的分水岭。奥斯特罗格尔斯基（G.Ostrogorsky）已经做出了经典的诠释。 [1] 他将11世纪视为拜占庭帝国不可阻挡的衰落的开端，并将此归因于封建制度的胜利。在这里，私人获取利益是以国家损失为代价的。缺乏有效的中央集权制度就不可能动用帝国的资源，或指明任何明确的发展方向。中央集权衰落的征兆是城市贵族和军事贵族的权力之争。后者以阿列克修斯一世·科穆宁登上王位而胜出。但是，他的成功有限，他对帝国的恢复仅限于表面，因为“帝国内力耗尽了”。奥斯特罗格尔斯基的依据是，农民及其财产日益受控于大地产主。他坚信这损害了帝国经济和人口的发展潜力。
地图5 11世纪的拜占庭帝国
奥斯特罗格尔斯基对11世纪拜占庭帝国历史的解释受到两方面的反对。勒梅勒（P.Lemerle）的质疑是，11世纪真的是拜占庭帝国绝对衰落的一个时期吗？ [2] 他将众多经济增长和文化生机繁荣的证据与“哲学家的政府”（le gouvernement des philosophes）相联系。悲剧在于阿列克修斯一世·科穆宁夺取皇权后，以家族统治代替国家。布罗温（R.Browning）还解释道，阿列克修斯通过巧妙利用异端审判平息了11世纪的思想和宗教分歧。 [3]
卡日丹（A.P.Kazhdan）持非常不同的观点。 [4] 他同意拜占庭帝国在11世纪出现繁荣。他将帝国的政治软弱归因于阻碍“封建化”进程的反作用因素。哈维（A.Harvey）将此理论发展到极致。 [5] 他坚持认为，大地产的发展对经济和人口增长至关重要。卡日丹也对帝国文化的繁荣和创新感到震惊。他将这一情况与个人主义和人际关系的发展相联系。这是进步因素的一次胜利，科穆宁王朝的统治促进了而不是阻碍了这些因素。 [6]
这一大胆的理论表述未能判断不同历史学家所表现的敏锐和谨慎以及他们对史料的熟练使用是否合理。这个理论使他们的观点远比其本身更表面化，但是它突出了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并且提炼了主要的问题。他们主要关注国家的效率。国家是否正在被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所压制、破坏？虽然他们对于年代的表述不同，但是奥斯特罗格尔斯基和勒梅勒都认为情况确实如此。他们认为拜占庭帝国的良性运转取决于中央集权制。通过比较，卡日丹坚信，帝国权威可以在一个不同的基础上重建，而这正是阿列克修斯·科穆宁所能够做的。因此，阿列克修斯功绩的性质成为关键问题。
所有这些对拜占庭帝国“11世纪危机”的解读都有一个缺点，即宁愿相信巴西尔二世的表面功绩；视其统治为理想状态的代表。他们忘记了，他的铁腕统治只是代表在拜占庭帝国行使皇权的非常状态。他的全部优势在于没有先例。在巴西尔统治早期的一系列内战中，他摧毁了譬如福卡斯（Phokas）和斯克莱罗斯（Skleros）这些强大的安纳托利亚家族的权力，但仅仅是靠外部军事援助而占了上风。他利用其权力来束缚拜占庭社会，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的专制权威。为达此目的，他重新发布并扩展了其前任皇帝的土地立法。其目的在表面上是保护农民财产免受所谓“权贵者”的侵害。实际上，它远不是像帝国政府所公开声称的那样，是一件关注农民生计的事务，而是一种保证国家税入的方法。这些都依赖于基本税收单位“村社”的完整性。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财产流入“权贵者”手中，村社受到严重威胁。巴西尔二世采取进一步措施，让大地产主负担此前主要由农民阶层负担的所有那些拖欠的税收。如果巴西尔二世想维持帝国的应战状态，那么控制农民阶层就是关键；同时，要保持帝国的战时状态也是他推行专制独裁统治的正当理由。他所发动的对保加尔人的长期战争，到1018年才最终走向结束。战争耗尽了安纳托利亚军事家族的能量，也使希腊土地贵族畏首畏尾。他们担心会被指控与保加尔人勾结。对保加尔人的战争是血腥的和耗尽资源的，但其实质是重新夺回失去的领土，而不是获取新的领土。约翰·齐米西兹（John Tzimiskes）于971年取得对罗斯人的胜利后，把保加尔人的土地并入拜占庭领土。在巴西尔二世统治初期，战争仅仅是内战，是皇帝自己的失职才使保加尔人恢复了他们的独立。巴西尔二世对保加尔人的胜利使人们对帝国的实力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印象。
一方面，胜利得益于不存在强大的外部敌人。伊斯兰教当时威势不再；由于拜占庭帝国的附庸势力佩彻涅格人，使草原上的形势稳定；亚美尼亚人（Armenians）则遭到分化，陷入绝境；西方基督教世界仍然对拜占庭的光彩夺目惊讶不已。罗斯人在989年正式皈依基督教的正教会。这就确保他们被纳入了拜占庭的轨道。罗斯人对巴西尔二世统治下的拜占庭的强大至关重要。他们为拜占庭帝国提供了士兵和水手。他们的商人使君士坦丁堡成为罗斯草原和森林产品的贸易集散地，从而强化了君士坦丁堡的商业作用。这一作用由于越来越多的威尼斯商人出现在君士坦丁堡而得到加强。992年，巴西尔二世通过减少威尼斯人的船只从赫勒斯滂海峡（the Hellespont）通往君士坦丁堡所支付的通行税，鼓励他们的商业活动。其效果是有利于发挥君士坦丁堡作为地中海贸易金融中心（the clearing house）的作用。它强调君士坦丁堡在中世纪国际交通要道中的地位。这给拜占庭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商机。但是，君士坦丁堡过于庞大，超乎寻常，使人们对拜占庭的实力产生了错误印象。它汲取的财富和人口资源远远超越了拜占庭帝国的政治边界。在不同形势下，这可能使其易受攻击。
如果拜占庭帝国被逼迫完全依赖其自身的人口和经济资源，那么它顶多会被人们视为发挥着地区强权的作用。但是，它不必如此行事。亚美尼亚高地一直是拜占庭军队重要的兵源基地，还远不止如此。拜占庭帝国对东部地区的征服紧接着的就是对亚美尼亚奇里乞亚（Cilicia）、幼发拉底河畔行省和叙利亚北部进行的殖民开发。罗斯人提供了另一个兵源基地。巴西尔二世尤其依赖瓦兰吉亚（Varangian）卫兵，它不仅形成了“核心兵团”，而且成为巴西尔二世政治统治的一个工具。依赖外族人是一把双刃剑。在11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帝国与亚美尼亚人的关系恶化，同时与罗斯人的关系开始冷淡。1043年，由于还不为人知的原因，基辅大公“智者”雅罗斯拉夫（Jaroslav the Wise）派出一支攻击君士坦丁堡的远征队。他们虽然被轻易击退，但是此后罗斯人在拜占庭帝国的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有所降低。与此同时，瓦兰吉亚卫兵不再从罗斯人而是从被放逐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中间征召。君士坦丁堡的帝国政府失去了统一的力量源泉，这不仅仅指纯粹的军事力量，而且它与罗斯人的商业纽带也日益松弛。
当我们思考11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崩溃时，我们必须记得巴西尔二世留给其继任者的是一份浸满毒素的遗产。帝国表面上的强势完全依赖于其无法掌控的复杂环境。帝国前线的局势可能发生剧烈转变。巴西尔二世吞并保加利亚和亚美尼亚等缓冲地带的政策在他那个时代还是适宜的，但是却给其继任者造成了真正的困难。然而，其最大的失败还在其他方面，他忽略了为其身后的继承制度确定必要的规矩。这意味着拜占庭帝国皇位在此后近70年间处于缺乏稳定继承的连续性，直到阿列克修斯一世·科穆宁牢牢控制皇权。
巴西尔二世一生未婚。这意味着皇位要传给他的弟弟君士坦丁八世，但是后者没有男性继承人，只有女儿，其中佐伊（Zoe）是巴西尔二世最为宠爱的。在君士坦丁八世去世前很多年，形势已经非常明了，拜占庭帝国皇位将传到佐伊之手。她物色了多位候选人，但是他们都加以拒绝，所以当他去世时，佐伊仍然是未婚的老处女。她40岁出头并且怀孕无望。我们很难真正了解巴西尔二世如此忽视继承问题的原因。可能的原因是，王位继承人悬而未决在短期内的神秘感太诱人了。君士坦丁八世（1025—1028年在位）看起来并不比他的哥哥更急于让佐伊出嫁。直到他临终时，才安排佐伊与罗曼诺斯·阿吉洛斯（Romanos Argyros，1028—1034年在位）结婚，后者随后继承其新妻子的权利。他已经略显老迈，难以满足佐伊生子的希望。日益空虚失望的佐伊以帕夫勒戈尼亚人米哈伊尔（Michael the Paphlagonian）为情人，此人恰好是巴西尔宫中一个名为“孤儿院院长”的宦官约翰（John the Orphanotrophos）的哥哥。罗曼诺斯死于自己的浴室中，情况非常可疑。米哈伊尔和佐伊结婚，如期继承皇位。人们记得他是一位高效的皇帝，但却很快得了重病。因此，他的兄弟约翰通过劝说佐伊收养他的一个也叫米哈伊尔的侄子为自己的儿子，以设法保证王位可以保留在其家族中。米哈伊尔五世于1041年登基，但是他并不感谢他的叔叔。他希望按照巴西尔二世的风格像一个独裁者那样进行统治。他驱逐了“孤儿院院长”约翰及其家庭其他成员。随后，他把佐伊送进女修道院。这导致君士坦丁堡民众自发地举行了起义。他们不愿意其“母亲”——他们如此称呼佐伊，被剥夺皇权。皇帝被逼到绝路上，惨遭剜目。佐伊凯旋回到首都。她和她的妹妹狄奥多拉（Theodora）联合统治了几个月，后者曾是反对政变的中心人物。随后，她再次结婚，这一次她的丈夫是后来成为新皇帝的君士坦丁·摩诺马赫（Constantine Monomachos）。佐伊大约于1050年去世，因此狄奥多拉在1055年摩诺马赫去世时继承了皇位。随着她次年去世，马其顿王朝走向完结，这就使继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
乍看起来，没有理由假定皇权继承方面的麻烦会削弱拜占庭国家的结构。继承问题在10世纪毕竟出现过多次前景不明的情况，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拜占庭国力不断走向强大。可能有观点认为，皇位的经常易手有某种积极作用，因为它促使国家具有应对危机局面的更大灵活性和能力。罗曼诺斯·雷卡平（Romanos Lecapenus，920—944年在位）面临来自保加利亚沙皇西米恩的威胁，在此背景下登上权力顶峰，而尼基弗鲁斯·福卡斯（Nikephoros Phokas，963—969年在位）和约翰·齐米西兹（969—976年在位）更是在巴西尔二世年幼时公开称帝，这都是恰当的例子。他们为帝国政权制定了明确的方向，就像巴西尔二世所做的那样。
但在巴西尔二世死后，发生了一连串的阴谋。继承的不确定性仅仅是其中部分原因。它们更关系到一个急剧变化的上层集团。产生的紧张关系在反对皇权的密谋中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在10世纪早期，拜占庭上层社会相比后来是一个相对不复杂的社会团体。它被划分为军事集团和官僚集团。前者由安纳托利亚的大军事家族控制，而后者能够以一小撮政界家族为荣，他们的家族成员数代担任官职。大的军事家族从10世纪末期开始走向衰落。比如福卡斯家族实际上消失了，但是其他一些家族更为幸运：斯克莱罗斯家族保留了在安纳托利亚的地产，但是将其活动中心转移到君士坦丁堡并逐渐抛弃了其军事传统。巴西尔二世依靠其他一些家族的司令官，比如达拉塞诺斯（Dalassenos）、狄奥根尼斯（Diogenes）和科穆宁家族。这些家族的财产是在巴西尔二世统治时期积累起来的。军事贵族正在变得更加广泛和分散。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官僚集团。与传统官僚家族同时致富的，还有一些在贸易中积累财富的家族，但是他们通过教育和购买贵族头衔将财富转变为地位。这样会使其诸多利益得到满足。阴谋和起义是确保支持者和拥趸的必要手段，或者可能仅仅是维系政治信誉的一个姿态。 [7]
因此，不稳定性逐渐成为政治结构必不可少的内容。一些现代历史学家愿意将此视为军事集团和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这一解释得到了一些当时文献的支持，但是继续采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的前一个时代的政治划分标准，这本身就是问题。11世纪的政治转而由那些超越了这些划分的家族所主导。他们借助整个政治社会范围的资源。他们通常是那些把其活动中心转移到君士坦丁堡的传统军事家族。毫不奇怪，这样带来的结果是，罗曼诺斯·阿吉洛斯成功地成为佐伊的丈夫并获得帝国的皇位。如果不考虑其年龄，他是非常称职的。他来自安纳托利亚一个最古老的军事家族，这个家族已经长期定居在君士坦丁堡。罗曼诺斯·阿吉洛斯在首都为自己获得了官职和声誉。他成为君士坦丁堡的市长。他也与首都的许多大家族保持密切关系。这些家族中包括摩诺马赫家族。君士坦丁·摩诺马赫来自与罗曼诺斯·阿吉洛斯有非常类似背景的家庭，而且是佐伊的丈夫和皇帝职位的必然候选人。他已经通过阴谋手段从米哈伊尔四世手中夺取皇位，后者被认为是最近才崛起的一个新贵，这些新贵上升为主导政局的力量。他的哥哥是巴西尔二世信任的高官。他还与科穆宁家族有联系。科穆宁的一个妹妹嫁给君士坦丁堡的暴发户，而其丈夫是靠造船发了大财。正是他们的孩子继承了皇位，称为米哈伊尔五世。鉴于其父亲的业绩，他被蔑称为“富二代”（Caulker）。君士坦丁堡的民众舆论对他非常不利。君士坦丁堡的市民最终导致了他垮台。他们的起义可能是自发的，但是起义使他们了解到自己是一支多么强大的力量。从此以后，皇帝们必须平息君士坦丁堡子民的意见。这是11世纪另一个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因素。10世纪，国内矛盾可以用政府和扩张政策化解。这在巴西尔二世去世后变得不那么容易了。
巴西尔二世之后的继承人们努力追随其扩张和吞并政策，但是仅取得了一些小的成就，弥足珍贵。他们发动过进攻西西里、叙利亚，甚至埃及的远征，规模宏大，开销巨大。1032年，乔治·马尼亚科斯夺取埃德萨（Edessa）的战役尽显这类努力，代价高昂。与此相应，1040年保加尔人爆发了一系列起义。即使起义被镇压，它们也表明巴西尔二世的征服并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分水岭：扩张的时期就此结束。帝国开始关注自身内部事务。在这种形势下，国内纷争就只能被扩大化。
保持帝国处于战时状态可以解释为什么巴西尔去世后，帝国政府面临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因税收而起义（Tax Revolts）是这一时期拜占庭历史的一个特点。
巴西尔二世必须为此承担一些责任。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最显慈善之举是免除了整整两年的税收。他的慷慨超过了其兄弟所能承受的负担。新皇帝被迫废除了这一措施，在三年时间里征收了五年的税。这产生尖锐矛盾并导致至少爆发了一次税收起义。其后的皇帝罗曼诺斯·阿吉洛斯制定了更宽松仁慈的财政制度。他统治的最初几年遭遇了安纳托利亚的旱灾和蝗灾、瘟疫，天灾迫使农民离开自己的土地。他们蜂拥进入君士坦丁堡。为了让他们返回各自原来居住的村庄，罗曼诺斯·阿吉洛斯给每人提供了一份三诺米斯玛（
nomismata
）的赠予：大致相当于一个农民实际拥有的一块份地的税收。他也放弃了巴西尔二世“强制”土地所有者支付任何拖欠的税收的做法。取而代之，他采取包税制，这预示着出现了财政困难。他的继承者米哈伊尔四世看似同样缺少现金。他迫使保加尔人以钱币纳税，尽管巴西尔二世许诺向他们征收实物税。这一行为导致保加利亚爆发起义。米哈伊尔四世也被指责擅自破坏货币流通，而他的哥哥“孤儿院院长”约翰则攫取了帝国的谷物贸易垄断权。
现代钱币学家已基本不再对米哈伊尔四世使货币贬值的措施加以指责了。留给君士坦丁·摩诺马赫的就是采取有限度的贬值拜占庭金币政策。他公开而谨慎地推行这一政策。金币的含金量分阶段由24克拉（K）逐渐降低到18克拉。每一阶段的贬值都在发行不同种类的金币上清晰标明。货币贬值是11世纪拜占庭帝国历史的一个特征，已经吸引了现代历史学家的广泛关注，因为它看似可以提供说明当时经济发展的关键情况。对此有两种主要解释。第一种解释明了易懂：贬值是一个解决预算赤字的办法，而且是拜占庭国家走出长期金融困境的出路。另一种解释更复杂：它推测拜占庭帝国在11世纪早期正经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把货币贬值看成是对经济增长所引发问题的一种回应。 [8] 这一观点认为，拜占庭经济是应对通货危机的结果：即没有足够的货币流通来满足需求。鉴于贵金属供应的限制，唯一的办法就是货币贬值。不可否认，一些拜占庭政府官员表现出谙熟经济学，并熟练地掌握了它。但是，即使他们大概清楚货币供应缺乏弹性是经济增长的障碍，但是不可能认识到这是贬值货币的充分正当理由，因为金币的成色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就基本保持不变。预算困难的确是君士坦丁·摩诺马赫采取货币贬值政策的唯一解释。皇帝能够以10世纪尼基弗鲁斯·福卡斯所采取的暂时贬值为先例。但是，此政策在当时并不受欢迎，它曾一度缓解了金融困境。
即使预算困难是一个解释，但是货币贬值仍然可能导致通胀问题。11世纪早期的经济增长是否足以普遍产生流通问题？这里当然出现了经济增长的迹象，但是它们主要与希腊的土地相关，在希腊，城镇恰好呈现繁荣并正在成为贸易和手工业的中心。比如底比斯（Thebes）成为一个主要的丝绸产地，而在10世纪丝绸一直是首都的垄断产业。有迹象表明，爱琴海周围的沿海贸易日益繁荣，而且该地区人口不断增长。然而，这几乎不能做如下解释：这种程度的贸易增长会迫使帝国当局以贬值金币的方式来增加货币流通。
无论如何，自巴西尔二世去世前的一段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后，帝国政府面临的金融困难已很难彻底解决。如果国家对每一次商业交易征收10%的增值税，那么国家不是主要的受惠者吗？这必定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平衡预算。当然，人口的持续增长并不与基本税收产量的相应增加相匹配，因为10世纪的农业立法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对大地产主免税范围的扩大同样显著。普遍的免税可能不如优惠税率重要，比如那些11世纪受阿索斯圣山（Athonite）修道院欢迎的地产优惠税率，其土地都享有这一优惠。正是依附农民阶层创造的全部产品和劳动，支撑着他们缴纳给地主的税收和劳役。奥斯特罗格尔斯基将这种乡村社会的庄园制度化（manoriali-zation）与经济衰落相联系。他当然错了，但是他正确地将这一点视为国家收入的来源。
可以比较稳妥地认为，11世纪早期出现了经济和人口的增长，但是不可能带来普遍的货币流通问题。贬值是对政府金融危机问题的回应。应受到一定指责的是免税，但这些是金融管理不善的表面现象。米哈伊尔·普塞洛斯把政府的金融困难归咎于佐伊及其丈夫们的铺张浪费。这可能对佐伊有点不公平。涉猎芳香术和炼金术可能是不必要的，但是这也不至于使国家破产。它至多反映出国家管理的松懈。佐伊不是一个伟大的建设者，不像她的丈夫们在建筑活动中花费巨额金钱。罗曼诺斯·阿吉洛斯建造了佩里布雷普托斯修道院，作为他自己最后的安息之地和其统治的纪念地。米哈伊尔四世是君士坦丁堡城墙外的圣科斯马斯和达米安修道院在科斯米蒂昂（Kosmidion）修道院的资助者，他以奢侈的规模重建它们。君士坦丁·摩诺马赫为曼加纳建筑群增修了圣乔治教堂和其他建筑。后来旅行者们的记述提供了对这些教堂富丽堂皇和宏大规模的印象。它们一座也没被保存下来，只有曼加纳的圣乔治修道院教堂的部分建筑物被发掘出来。它的规模令人难忘，拱顶的直径大约10米。因此，它的大小可以与查士丁尼建筑中的一些教堂相媲美。 [9] 但是，君士坦丁·摩诺马赫的一座建筑物却保留了下来，这就是希俄斯岛上的新莫尼修道院。其复杂的设计和绚丽多彩的镶嵌画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印象，可了解在这些帝国建筑上花费的精力和钱财。但是，大笔开支并不只是花费在建筑上。如同曼加纳的圣乔治教堂一样，新莫尼修道院也得到皇帝的慷慨捐赠。
自6世纪以来，拜占庭帝国都不曾出现如此大规模的建筑活动。皇帝们大多满足于维修承自5、6世纪的公共建筑物和教堂，并在皇帝们的大皇宫增添一些建筑。巴西尔二世的主要功绩是在989年修复因地震受损的圣索菲亚教堂。11世纪的皇帝们沉溺于其贵族的风尚，希望通过他们的建筑物在首都保留下自己的印记，并使用国库收入实现各自的目的。同样，即便大规模的建筑活动本身不可能使国家破产，但当时奢华的宫廷生活和建筑活动却给国家的收入增加了实际的额外负担。无论如何，国家收入将趋于减少，因为罗曼诺斯·阿吉洛斯决定放弃巴西尔二世对拖欠税收行为的严格管控。
政府开支持续上涨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随着颁授越来越多的荣誉头衔，文官名单急剧增加。米哈伊尔·普塞洛斯认为，荣誉头衔制度（the honors system）一度是拜占庭帝国实力的重要方面，但是现在被滥用了。他将此列为拜占庭国家衰落的一个根本原因。拜占庭帝国发展出一种复杂的荣誉头衔制度，它有官职和荣誉两个层次。两者均与养老金和薪俸相关。当买卖官职行为减少时，买卖荣誉头衔就成为这项制度中普遍实行的部分。如果购买到一个荣誉头衔，那么荣誉头衔拥有者就按照标准价格享受养老金。据计算，这带来大约3%的回报率，但是它也能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这就要带来最高达到6%的更高的回报率。国家建立了养老金制度。只要它被正当监督管理，那么就完全能够良好地运行。国家的潜在开销也可以通过相对有限的荣誉授予数量得到控制。但是这在11世纪迅速改变了，因为创设了新的荣誉头衔序列，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事实上，它们还可能在个别人的控制下得到批准，这些人能够把它们分配给他们认为合适的人。荣誉头衔被看作父亲可能为儿子们进行的一项投资。帝国有时采取将永久养老金附加于荣誉头衔的授予形式向修道院慷慨捐赠。这就倾向于把货币贬值同荣誉头衔的贬值联系在了一起，由于当时对尼基弗鲁斯·福卡斯早期货币贬值政策的批评，这种关联就更加明显了。其目的之一显然是以贬值的货币支付薪俸和养老金，同时以旧币征税。随着荣誉头衔制度日益失控，贬值货币的诱惑在11世纪变得愈加强烈。
但是，要在有效的统计学基础上，证明确实可能存在此种联系的话，也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拥有的证据都是小道秘闻。J.-C.齐奈特（J.-C.Cheynet）看不上这些证据，认为它们不可靠。 [10] 他主张，每一个荣誉头衔的养老金额都是了解荣誉头衔制度开销最好的指南。颁授最高级别的荣誉头衔总是格外谨慎。荣誉头衔的贬值直接影响着从禁卫军队长（spatharocandidate）到卫队长（vestarch）这些较低级头衔，它们的养老金范围从36诺米斯玛到1008诺米斯玛（或者相当于14镑黄金），金额相当可观，但是在这里这个观点并不成立：这是因为没有办法清点出担任官职的人数。我们只有现存的那些传闻证据。当时人坚信，到尼基弗鲁斯·博塔尼埃蒂兹（Nikephoros Botaneiates，1078—1081年在位）统治时期，荣誉头衔制度已经瓦解，因为国家负担不起相关的养老金支出。荣誉头衔制度已经拖垮了国家。阿列克修斯一世·科穆宁对荣誉头衔制度的改革，同样被看成是走向恢复健全政体的关键一步。但是必须承认，对荣誉头衔制度失败的抱怨与货币贬值同时发生，而不是先于后者。两者共同发生作用，破坏了国家的机体。荣誉头衔的贬值与其他不必要开销的项目，以及其他引起预算困难的金融措施相结合，共同导致了君士坦丁·摩诺马赫统治时期的货币贬值。从此以后，货币贬值和荣誉头衔的急剧贬值相结合，使金融形势继续不可避免地恶化。这意味着，已经没有机会使周密的改革措施取得成功了。
巴西尔二世去世后的25年里，拜占庭帝国失去了方向和动力。承自巴西尔二世的军事扩张政策没有得到多少赞赏。保持国家的战时编制花费非常昂贵，削减武装力量是减少开支的最简单出路。保加尔人的反抗，几乎紧接着1042年君士坦丁堡市民反对米哈伊尔五世的起义，这紧急提示着需要组建一种新政府的方式。新皇帝是君士坦丁·摩诺马赫。他有一个计划。当帝国边界似乎获得了稳定安全时，军事扩张政策看似不合时宜。摩诺马赫希望削减军队编制。为了实现他的重建计划，他转向君士坦丁·李克胡德斯（Constantine Leikhoudes）和聚集在他周围的青年人才群体。其中包括米哈伊尔·普塞洛斯、未来的牧首约翰·希菲里诺斯（John Xiphilinos）和他们的老师约翰·莫洛普斯（John Mauropous）。他们改革的目标是加强帝国的官僚行政和精简军事编制。 [11] 在前线地区，地方征兵暂时停止，而防御任务留给在要塞驻扎的职业军队。军区的军队继续保存，但是基本上只保留名义而已。行省管理日益从军区“将军”（ stratego ）转移给行政长官，以及所谓的大法官或者“大区长”（ praitor ）。这一直是此前50年快速发展的一面。君士坦丁·摩诺马赫通过在君士坦丁堡创建新部门来具体落实，该部门在“司法官”（ epi ton kriseon ）管理下，因此政府官员就对该长官负责。他完成了解除行省管理武装的进程。 [12]
君士坦丁·摩诺马赫的宣传家们以复兴罗马帝国的名义推出他的改革。帝国的复兴不时成为拜占庭历史的插曲。通常，改革围绕着一部新法律的编纂。伊苏里亚人颁布了《法律选编》（the Eclogues）；马其顿人则颁布了《帝国法典》（the Basilics）。君士坦丁·摩诺马赫认为《帝国法典》绰绰有余。所缺乏的是有效的法律教育。教育或者通过非正式的学习，或者由公证人行会控制。因此，君士坦丁·摩诺马赫把建立帝国法律学校作为其改革的中心任务。他将其置于被称为“法律捍卫者”（ nomophylax ）的新设官员指导下，并任命约翰·希菲里诺斯作为该官职的首位官员。新法律学校于1047年正式开学，并开办在曼加纳的大皇宫群内。君士坦丁·摩诺马赫还为米哈伊尔·普塞洛斯设立了一个“首席哲学家”的职位，其职责包括监管君士坦丁堡学校。这一措施旨在把首都的教育机构置于更有效的政府控制之下。法律教育处于君士坦丁·摩诺马赫改革的核心地位。 [13]
君士坦丁的改革虽然令人钦佩，但是改革的方案必定被抛弃。它触犯了太多的既得利益者。约翰·希菲里诺斯发现自己受到来自法律机构的压力太大，而宁可退隐到比提尼亚奥林帕斯山上（Bithynian Olympus）过修道隐居生活。约翰·莫洛普斯被任命为地处安纳托利亚山区最远的城市欧凯塔（Euchaita）的主教。他将这一任命视为一种流放，事实也确实如此。同时，拜占庭边境的政治形势迅速变化。佩彻涅格人被来自遥远东方的乌兹人部落驱逐出罗斯的西伯利亚大草原。1046/1047年冬天，佩彻涅格人的主力跨越多瑙河，来到拜占庭领土上寻求避难。这是西哥特人早在七个世纪以前故事的重演。佩彻涅格人的定居遭到同样粗暴的对待。君士坦丁·摩诺马赫被迫派遣一系列远征军镇压他们。但远征军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功。结果，佩彻涅格人留在了他们所占据的巴尔干半岛一片广袤的地区。几乎与此同时，塞尔柱突厥人（Seljuq Turks）开始在东部前线活跃起来，让人仍感受到他们的存在。1048年，他们围攻最近才被拜占庭人占领的亚美尼亚首都阿尼（Ani）。突厥人这一次本来可能被挫败，但是出了意外。随着诺曼人海盗从他们建于梅尔菲的基地——他们于1041年于此地立足——骚扰拜占庭的领地，拜占庭在南意大利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
帝国前线行省迅速变化的局面意味着，君士坦丁·摩诺马赫必须时刻准备好对付外敌。经验已经告诉他，这些前线地区都是危险地带。那里曾是两次非常激烈的起义反抗的策源地，君士坦丁·摩诺马赫不得不面对这些起义。第一次起义爆发于其统治的早年，是乔治·马尼亚克斯所为，他曾作为总督被米哈伊尔五世派到拜占庭治下的意大利地区。他对帝国政权起了疑心，仅仅因为他的死敌罗曼诺斯·斯克莱罗斯亲近君士坦丁·摩诺马赫。他于1043年横穿阿尔巴尼亚（Albania），经由艾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直下进军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ca）。他的军队痛击前来镇压他的帝国军队，但是在取胜的关键时刻他却神秘地死亡了，起义因此流产。另一个起义中心是哈德良堡（Adrianople），那里是巴尔干半岛南部地区的主要军事基地。起义的领导者是皇帝的外甥利奥·托尔尼克斯（Leo Tornikios）。1047年冬季，他进军到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冷静拯救了时局。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次起义的实质是哈德良堡军事家族方面不满君士坦丁·摩诺马赫的政策。皇帝正在缩减军事开支时，却不得不招募佩彻涅格人军队支援东部前线。
君士坦丁·摩诺马赫必须制定一种办法能够消除来自不满军官的危险。在南意大利，他委任名为阿吉洛斯的地方领袖，后者尽管有一个希腊名字但却是个伦巴第人。他于1040年攻克巴里城，宣布自己为“意大利君主和公爵”（“prince and duke of Italy”），但是他曾经反对马尼亚克斯的反叛。君士坦丁·摩诺马赫对他十分感激，把他和他的家庭邀请到君士坦丁堡。阿吉洛斯于1047年协助皇帝反击托尔尼克斯以保卫君士坦丁堡，这再次证明了他对皇帝的忠心。1051年，摩诺马赫派他到意大利做总督。这一任命表明，摩诺马赫愿意依靠地方显贵，而不是依赖拜占庭国家官员。这样做似乎有两个好处。这将能缓和各地对君士坦丁堡统治的意见，也将适当放松帝国行政管理施加的禁锢。这样做可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拜占庭帝国前线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将使帝国政府纠正巴西尔二世推行的军事扩张政策的某些弊端。拜占庭帝国曾被迫直接面对在其领土范围之外集聚起来的新军事势力，因此就会突显出建立缓冲国的价值。当拜占庭帝国在保加利亚和亚美尼亚的自主领地拱卫着帝国时，帝国一度非常安全，但是它们同时也确实冒着很大的风险。通过与阿吉洛斯的合作，摩诺马赫似乎一直在努力摆脱边境防务压力，如今这成为压在君士坦丁堡帝国政府肩上的重担。他似乎已在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努力实践同样的事情，试图在那里安置佩彻涅格人和亚美尼亚人。但是这些努力却处置失当，只是造成与地方居民更多的摩擦。摆脱边境冲突一直是最难取得成功的政治功绩之一。
君士坦丁·摩诺马赫的统治是关键时期。其后的同时代人一致谴责他在11世纪余下的岁月中使帝国遭受灾难，这几乎毋庸置疑。他有一个恢复帝国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失败了。该计划考虑得细致周到，但是不能在复杂局面下持续推行，内部的反对和发生在帝国前线多变的形势相结合使局面异常混乱。计划的失败导致帝国陷入绝境。摩诺马赫解除了为其全面改革进行设计的李克胡德斯的职务。其统治末期的特征就是政府财政问题严重，而其恢复帝国财政状况的努力均告失败。
在近现代历史著作中，1054年的教会大分裂成为摩诺马赫统治末期的重要内容。当时这件事影响甚微，但是对未来却影响深远，因为它强化了拜占庭帝国和西方之间不断加深的隔阂，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次教会分裂的背景是拜占庭帝国皇帝和教宗利奥九世（1049—1054年在位）之间达成的一次荒谬的合作。此次合作旨在对抗诺曼人，由阿吉洛斯运筹实现。教宗这一方有个设想，即这一联合可以实现其要求并促成他掌控拜占庭所属意大利地区教会的权力。1053年，教宗的军队与诺曼人在奇维塔特附近发生接触。教宗军队期望与阿吉洛斯麾下的一支拜占庭军队联合作战，但这支拜占庭军队并没有出现。诺曼人遂痛击教宗的军队并俘获了利奥九世。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教宗行动，他于1053年秋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君士坦丁堡，重新推进与拜占庭教会的联合。代表团以安贝尔（Humbert）为首，他是席尔瓦·坎迪达的枢机主教，是革新派教宗的首席理论家和利奥九世信任的顾问。当教宗的代表团到达君士坦丁堡时，教宗去世了，但是代表团的成员不顾他已经去世，还继续履行职责，举止一如他们被委任的权力仍然有效一样。
君士坦丁·摩诺马赫给了他们很多鼓励：与教宗的联合对他的意大利政策仍然至关重要。枢机主教安贝尔执行来自利奥九世的命令。两大教会已经停止往来长达近半个世纪，它们的联合由于两大教会关系的调整得到巩固。这一次的争论没有围绕拉丁信经中加入的“和子”文句，而是围绕圣餐礼中拉丁教会使用的不发酵面饼（或称azymes）。当时的牧首米哈伊尔·凯路拉里厄斯谴责这是一项犹太教礼仪，并声称拜占庭教会使用发酵面包是有福音书的证据支持。利奥九世对此不以为然，希望问题得到解决。枢机主教安贝尔力图实现教宗的愿望，但却难以实现，因为凯路拉里厄斯拒绝认可他出席活动。安贝尔拒不服从。1054年7月16日，他和其他教宗使节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将米哈伊尔·凯路拉里厄斯被革除教籍的教宗敕令置于祭坛上。牧首转而将安贝尔和其他教宗代表逐出教会。这一事件加深了两大教会久已存在的分裂状态。
君士坦丁·摩诺马赫将采取什么态度？从一开始，他致力于两大教会的协调一致。教宗的代表处于其保护之下。他为安贝尔和一位东正教会代表组织了两次辩论，旨在澄清致使两大教会分离的问题。辩论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由于凯路拉里厄斯缺乏合作精神，君士坦丁·摩诺马赫如同教宗代表们一样，深感受挫。这并不意味着，他会鼓励安贝尔把牧首逐出教会。教宗代表仓皇离开君士坦丁堡，这表明君士坦丁·摩诺马赫并不认可他们的举动。米哈伊尔·凯路拉里厄斯则坚持，教宗代表应该被带回君士坦丁堡。皇帝对此犹豫不决，但是牧首利用民众的愤慨实现了自己的主张。教宗代表遭到了谴责，但是却把惩罚转移到来自阿吉洛斯直系家族的翻译和成员们身上，当时他们正好居住在首都。米哈伊尔·凯路拉里厄斯将事件归罪于其私人对头阿吉洛斯。他谴责阿吉洛斯故意向教宗传达错误信息。通过把阿吉洛斯列为罪魁祸首，凯路拉里厄斯平息了此次宗教争端。因此，仍然存在着希望弥合两大教会分歧的可能性，至少对代表团成员之一、洛林的弗雷德里克而言这是可能实现的，他在1057年成为教宗斯蒂芬九世。他任职后立即派遣代表团前往君士坦丁堡以修复两大教会恶化的关系，但是代表团未能实现其目的，因为教宗在代表团出发后不久就去世了。罗马还提出了其他建议。1059年，新教宗尼古拉二世转而支持诺曼人。到此时，1054年事件已迫使教宗重新评估其利益。此时，教宗与诺曼人的联盟，比和拜占庭人的联合可以更好地保障教宗的利益。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它深刻影响了东、西方关系。
在拜占庭帝国，1054年事件使米哈伊尔·凯路拉里厄斯成为一个重要人物，而直到那时他既不曾享受也不寻求显赫的地位。他对君士坦丁堡民众的看法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力。他与女皇狄奥多拉关系交恶。他公开反对妇女统治帝国。在女皇临终之际，她推举米哈伊尔·斯特拉条提科斯（Michael Stratiotikos）继承皇位。后者来自一个显赫的官僚家族
，老迈年高，被当作随狄奥多拉上台的官僚派系斗争的傀儡皇帝。新政府慷慨对待首都潜在的支持者，但是当将军伊萨克·科穆宁（Isaac Komnenos）和珂卡夫迈诺斯·卡塔卡隆（Kekavmenos Katakalon）前来寻求升迁和赠礼时，新政府却以财政贫困为借口百般推托。他们立即遭到罢免，并被勒令遣回其在安纳托利亚的领地。他们因此高举反叛的旗帜，在离尼西亚（Nicaea）城不远处的一场残酷血战中击败派来镇压他们的帝国军队。起义军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在首都内，各派系展开争权夺利的斗争。皇帝米哈伊尔希望通过利用君士坦丁·李克胡德斯和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的斡旋保住王位，他们此时已经远离政治舞台，也不曾反对过这两位将军。皇帝派他们去起义军大营。他们打算恢复伊萨克·科穆宁凯撒的职位，并确定他最终继承王位。但是，米哈伊尔·凯路拉里厄斯已经让伊萨克·科穆宁在圣索菲亚称帝，从而将局势掌控在自己手中。米哈伊尔·斯特拉条提科斯只能让步，收回以前说的话。他不愿意因抵抗而把君士坦丁堡变成屠场，因为伊萨克·科穆宁的军队已经进城。伊萨克·科穆宁把王位的获得归功于米哈伊尔·凯路拉里厄斯。牧首为此得到回报，他有权任命教会统辖部门两个最高级的职位：“财务总管”（
oikonomos
）和“圣器总管”（
skeuophylax
），以往，这两个职位的任命都属于皇帝的恩典。这一变化标志着教会管辖权脱离皇帝控制的一个重要阶段。
伊萨克·科穆宁并不希望对牧首表示感谢。他曾受到米哈伊尔·普塞洛斯操纵谈判方式的压力，好像他们的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结果。他发现米哈伊尔·普塞洛斯是一个他可以信任的人！他需要一个有经验的大臣监管其缩减财政的计划。需要追缴拖欠的税收；需要减少支付给官员的退休金；需要收回皇家赠出的领地财产；还需要限制对修道院的馈赠，这符合尼基弗鲁斯·福卡斯反修道院的立法。伊萨克·科穆宁的目的完全表露在其发行钱币的胸像印模上。它显示的形象是皇帝手持拔出的刀剑。他一直想恢复帝国的军事力量。最关键的第一步是强制恢复国家财政秩序。米哈伊尔·普塞洛斯在理论上认可这一措施，但是他认为伊萨克·科穆宁实施得过于唐突。他的严厉使得太多既得利益者与皇帝疏远。
皇帝的态度造成牧首米哈伊尔·凯路拉里厄斯的敌视。伊萨克·科穆宁极为肯定地将此视为对皇帝权威的挑战。米哈伊尔·普塞洛斯声称“牧首一直坚持教长尊严的优越地位”。米哈伊尔·凯路拉里厄斯和伊萨克·科穆宁的冲突是11世纪上流社会的冲突（a
cause célèbre
），这的确造成了一些体制问题。凯路拉里厄斯愿意承担道德裁判者的角色，他可以在皇帝不能保护东正教时对其进行约束，或者他可以在王位继承出现问题时决定皇位继承人。他拥有其可以利用的广泛支持。这使得他处于遭到公开指控的地位，也就是他蔑视民主。这一谴责反映了马其顿王朝行将结束和王朝更替时期产生的不确定性。因此，发生了有关选举皇帝的法律细节的讨论。米哈伊尔·普塞洛斯追溯奥古斯都时期的解决方案作为指导。他强调皇帝的权威依赖于三个因素，即人民、元老院和军队。他反对米哈伊尔·斯特拉条提科斯成为皇帝，因为他只获得了人民和元老院的同意，还没有得到军队的认可。他指责米哈伊尔·凯路拉里厄斯利用人民的呼声把权力从一个皇帝手中转到了另一个皇帝手中。君士坦丁堡即新罗马民众的法律作用从来都不清晰。有观点认为，首都民众对一位新皇帝的拥戴，大体符合罗马时期的实践，是最为重要的程序——是拥立一位皇帝的基本条件之一。民众有时也会起而反对皇帝，比如对米哈伊尔五世所作所为的抵制。这被解释为推翻暴君的权利。另一个法定行为是加冕礼，这在政治混乱时期使牧首获得了极大的影响力。凯路拉里厄斯利用了马其顿王朝末期产生的法律制度方面的困难，试图把牧首转变为国家体制的仲裁者。这被米哈伊尔·普塞洛斯视为对皇帝权威的威胁。在他的督促下，伊萨克·科穆宁把凯路拉里厄斯逐出君士坦丁堡。米哈伊尔·普塞洛斯奉命负责公诉，但是他指控凯路拉里厄斯的演说还没来得及发表，牧首就在被带到审讯席前去世了。
普塞洛斯对牧首显而易见的厌恶不仅仅是个性的冲突。两个人经历过的人生道路差异巨大。普塞洛斯指责牧首是个神秘主义的信奉者，神秘主义当时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些小圈子中很流行。其主要内容是崇拜新神学家圣西米恩（St Symeon）。
这一思潮的提倡者是尼基塔斯·斯特萨托斯（Niketas Stethatos），他后来成为圣约翰·施托迪厄斯（St John Stoudios）修道院的院长。凯路拉里厄斯支持他把圣西米恩追封为圣徒的举动。他的学说为复兴修道主义提供了某些灵感，此时他与狄奥托克斯·欧埃尔杰提斯（Theotokos Euergetis）修道院相联合，在君士坦丁堡聚集力量。
普塞洛斯阐明了神秘主义的危险，因为它推崇无知并否定人的理性。它脱离日常生活。对普塞洛斯而言，他以其自身的人性为荣耀，他对牧首说：“我是个现世的人”，“是血肉之躯，所以我以疾病为疾病，以灾难为灾难，以欢乐为欢乐”。 [14] 普塞洛斯基本上承认并坚信“人是所有事物的尺度”。他当然强调人类经验的首要性。他看不出基督教和社会生活有什么矛盾。基督不就是经常光顾市场而很少去深山老林吗？普塞洛斯宣扬基督徒的人性。社会由基督徒的信仰、友谊和理性为纽带结成一体。它具有自身的逻辑和公正性。但是，它由“哲学家”塑造和指引，普塞洛斯将其权威列为“哲学家”，与牧首的权威处于同等高度。如果他不是如此直接地挑战皇帝权威的话，那么他的《编年史》（ Chronographia ）就有意详谈个别皇帝的人性弱点。他所包含的意思是，没有“哲学家”智慧的引导，皇帝就不能履行其地位赋予的职责。尼基塔斯·斯特萨托斯不够谨慎地抬高神秘主义。他对神秘主义的尊奉在“皇帝、牧首、主教和教士”之上。 [15]
对神秘主义和“哲学家”作用的强调，贬低了拜占庭皇帝的传统权威。它们拥有获取“知识”的途径，而知识可使一个基督教社会直接受益。神秘体验可开启直接接触上帝之路。“新神学家”圣西米恩将这条路视为确保基督神职现身的保障，而不是建立在遥远的过去。普塞洛斯更艰巨的工作是阐明古典学问在一个基督教社会中的重要性。他同意古典学问是教育工具的传统看法，即古典学问是发掘人类理性的一种手段。自然界提供了上帝存在和目的的线索，而学问使理解自然界成为可能。普塞洛斯寻求依靠古典遗产并使其更新。他的文学和修辞作品并不带有上个世纪（10世纪）单调的百科全书风格，而是充满情感和具体细节。与早期拜占庭历史作品不同，他的《编年史》不受控于上帝的行为旨意，代之以强调人的要素是决定性的历史因素。普塞洛斯看不到基督教和古典传统的任何矛盾之处；就他的思维方式而言，前者使后者更圆满。他情愿承认已遵循了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n）教父们的传统，利用关于希腊哲学的高深知识深入理解基督教信仰。普塞洛斯从未以任何系统的方式解决神学问题。这项任务留给了他的学生约翰·伊塔洛斯，后者重新提出了许多基督教教义的基本问题。
约翰·伊塔洛斯的作品正是反映了11世纪文化活跃的特征。它源于应对10世纪受压制的官方文化的反应。皇帝威信的下降引发了关于确立基督教社会秩序的基本问题。神秘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的尖锐对立有时使论战更激烈，但是他们并不都同意米哈伊尔·普塞洛斯认为双方直接对立的看法。许多人认为他们的解释途径相互补充。 [16] 他们使拜占庭文化获得了新的扩展。同样，神秘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的主张破坏了拜占庭帝国传统的权威。一些最强大的社会纽带，能够将它们的追随者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它们以这样的方式，赋予基督教社会以一定程度独立性的等级权威，并由皇帝和牧首行使这一权威。米哈伊尔·普塞洛斯和米哈伊尔·凯路拉里厄斯之间的争论，揭示出人们正在重新评估规范拜占庭生活的传统设想。他们提出了法律制度、政治、社会和思想方面的问题。文化的动向反映了政治的不确定性。
对米哈伊尔·凯路拉里厄斯的攻击，使伊萨克·科穆宁失去了许多支持者。米哈伊尔·普塞洛斯将此看作政治风向。当一场大病使皇帝意志消沉时，普塞洛斯劝说皇帝退位。新皇帝是君士坦丁·杜卡斯（Constantine Doukas），他正好娶牧首的侄女为妻。在众多事件中，必须承认，伊萨克·科穆宁发起并由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监督的改革没有成功。君士坦丁·杜卡斯上台后立刻废除各项改革。他恢复了过去被剥夺了荣誉的那些人的荣誉和身份。君士坦丁·杜卡斯在君士坦丁堡行会前发表演说，推行改革计划。他强调其统治的核心是真理和正义而不是利剑。这就回到了君士坦丁·摩诺马赫统治初期曾实施的政策。君士坦丁·杜卡斯足够理智地罢免了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的行政职务。但他不甚明智的决定是任命普塞洛斯为其子米哈伊尔·杜卡斯的老师，而后者就是其皇位的继承人。当时人一致认为，这导致后者不适合统治帝国。
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1059—1067年在位）看上去完全实行了非常成功的统治。他极为适合做一位皇帝。他与安纳托利亚的军事贵族家族和君士坦丁堡的官僚贵族家族都保持良好关系。他也规划了未来，其方式是让他的家庭参与统治。他特别依靠其弟弟约翰的支持，并把约翰提升至凯撒之位。他过于慷慨地授予君士坦丁堡居民荣誉和分配养老金，并允许裁军，这些做法使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后来饱受批评。帝国前线的压力日益增长。随着1059年诺曼人与教宗建立联盟，他们在南意大利取得巨大进展，但是君士坦丁·杜卡斯积极应对：他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保卫拜占庭帝国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主要基地。他自己则带领军队痛击入侵巴尔干半岛的乌兹人（Uze）。他在东部前线则少有作为。他于1063年重修梅利蒂尼（Melitene）的防御工事，但是亚美尼亚首府阿尼却于次年被塞尔柱人占领。这次占领之重要性更具象征意义而缺少实际意义。1067年5月，君士坦丁·杜卡斯去世，没来得及闻知在此前后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被洗劫和圣巴西尔教堂被玷污的噩耗。只有像他这样的皇帝才能尽力确保其东部战略的实施。因为那是场消耗战，所以他极力控制关键阵地，而让东部各省去承受突厥人入侵的压力。
按照事情发展的正常惯例，君士坦丁·杜卡斯应该由他的儿子米哈伊尔继承，米哈伊尔当时约16岁，却似乎已经被当作能干大事的成人了。因此，君士坦丁授予他的皇后尤多奇亚·马克兰波里提萨（Eudocia Makrembolitissa）摄政权。 [17] 她被迫发誓不再结婚，还保证将在凯撒约翰·杜卡斯的协助下进行统治，直到米哈伊尔·杜卡斯能够担负起作为皇帝的责任。按照正确的王朝继承制，君士坦丁·杜卡斯力图确保皇位在自己家族中继承。牧首约翰·希菲里诺斯监督执行她的誓言。但他不久后不得不相信，尤多奇亚出于他们共同利益的要求，必须放弃其誓言。这样做就使尤多奇亚能够嫁给势力强大的安纳托利亚家族首领罗曼诺斯·狄奥根尼斯。在表示将尊重米哈伊尔·杜卡斯最终继承王位的条件下，罗曼诺斯·狄奥根尼斯登基称帝。
当尤多奇亚和新丈夫不久连续生下两个儿子时，米哈伊尔·杜卡斯登上皇帝宝座的机会就日益遥远了。罗曼诺斯需要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来建立他自己及其血脉的权力。他追杀和阻击突厥匪帮侵扰掠夺的努力，使他遭到公开的嘲笑。皇帝控制下的军队极其呆板僵化且缺乏训练。他还改变自己的战略，不再坐等突厥人入侵帝国行省，相反却决定在突厥人侵入拜占庭疆界主要通道处与之交战。这就是通往凡湖（Lake Van）北部的狭窄道路，曼兹科特（Manzikert）要塞扼守着这条道路。1071年夏，罗曼诺斯·狄奥根尼斯率领他能召集的所有军队开赴凡湖。他重新夺取了失守于突厥人的曼兹科特和其他战略要地。皇帝似乎还不知道，塞尔柱素丹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也在这一地区活动。当他了解到遭遇了素丹的军队后，便决定与之交战。这是一个不可失去的绝佳机会。战斗持续了两天。拜占庭军队以惊人的坚韧奋力作战。一直到第二天夜里，他们仍然保持着战场上的优势，此时罗曼诺斯倒台的谣言开始蔓延。这是凯撒约翰·杜卡斯的儿子安德罗尼卡·杜卡斯（Andronikos Doukas）一手制造的。他这样做有其政治目的。如果罗曼诺斯得胜，载誉从战场凯旋的话，那么杜卡斯家族就将前途惨淡。由于安德罗尼卡·杜卡斯控制着后卫部队，所以可成为最大的破坏者。他放弃战场，使罗曼诺斯及其精锐部队失去了保护。他们一度英勇奋战，但最终还是被突厥人迅速包围，皇帝也被俘虏了。
从军事方面看，曼兹科特战役并非灾难。 [18] 因为拜占庭军队人员伤亡相对较少。这次战役本来仅仅是确立突厥人对亚美尼亚高地统治权的战斗，而不是包括所有突厥人的战争，在未来十年内这场战争几乎涉及整个安纳托利亚的突厥人。早期突厥人集中定居在沿安纳托利亚高原北部和西部、距曼兹科特西部1000英里的地带。那么为什么在拜占庭帝国最东部前线发生的一次战役失败会使安纳托利亚成为突厥人新的定居地？部分原因是受人数的影响。突厥人是个在迁徙移动中寻找新牧场的民族。但是，他们向拜占庭帝国境内的游牧迁徙受到曼兹科特战役失败的影响，因为失败所引起的帝国内战加剧了形势的变化。君士坦丁堡杜卡斯家族的拥护者，包括米哈伊尔·普塞洛斯，竭力帮助米哈伊尔·杜卡斯牢牢控制着政府。但是，罗曼诺斯不像谣言所说，他并没有在战斗中被杀，而是很快被素丹释放了。他还以阿马西亚（Amaseia）为基地，集结其支持者，重整旗鼓。他被君士坦丁堡派遣来的军队打败后，退守安条克。次年1072年，他再次被首都派来的军队打败。这支军队由安德罗尼卡率领，主要由法兰克雇佣兵组成。罗曼诺斯被俘，并被安全保护押送回帝国京城。当他们将要到达君士坦丁堡时，朝廷下令将他双目弄瞎。这一做法如此残酷，以至于他在几周后于1072年8月4日去世。帝国内战期间为突厥人提供了乘机扩大其战果的机会，但是还不止于此。
一个在拜占庭军中服役的诺曼雇佣兵鲁塞尔·巴利奥尔（Russell Balliol）抓住了难得的机会。他曾经参加诺曼人最初征服西西里的战斗。他也从曼兹科特战役后果带来的混乱中看到了一个类似的机会。他以阿马西亚为行动中心，很快控制了过去亚美尼亚军区的大部分地区。当地居民欢迎他的到来，因为他给予他们一定的保护，使其免受突厥人的侵扰。鲁塞尔·巴利奥尔对君士坦丁堡政府的威胁比突厥人带来的危险严重得多。这一威胁随着巴利奥尔俘获凯撒约翰·杜卡斯而加剧，后者曾受委派随军攻击巴利奥尔。巴利奥尔随即自称凯撒皇帝，并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杜卡斯政府只得雇用突厥人与诺曼人作战，他们只能这样做。从短期看，这一措施奏效了。巴利奥尔被击败了，但是他设法逃回阿马西亚，并在此地保持独立。现在看来，使用突厥人是拜占庭的失算，但当时突厥人看似对君士坦丁堡没有任何威胁。米哈伊尔·杜卡斯及其臣僚们深居君士坦丁堡，他们可能确实感到，对待突厥人可以像对待巴尔干的佩彻涅格人一样，给他们土地和一定程度的部族自治，在适当的时候把他们纳入拜占庭政府管理和社会体系。
最终，年轻的阿列克修斯·科穆宁被派去对付鲁塞尔·巴利奥尔。这是他被委派的第一个重要军务。在突厥地方首领的帮助下，他设法擒获了这个诺曼人首领并把他带回君士坦丁堡。他以高超的技巧和坚定的自信完成了任务，但结果是安纳托利亚北部大部分地区落入突厥人控制之下。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经历了极大困难，才使自己和他的囚犯逃离阿马西亚，因为整个地区到处是突厥人。他绕道前往其家族领地的中心卡斯塔蒙（Kastamon），期望在此受到友好接待。然而与其愿望相反，他发现其祖父的宫殿已经被突厥人占领，不得不马上离开上路。这一事件表明，拜占庭人对这个地区的控制瓦解得多么快！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地方层面的领导机构。
在安纳托利亚的其他地区，情况也是如此。1077年，著名将军尼基弗鲁斯·博塔尼埃蒂兹放弃了在小亚细亚西部的地产，率领33个随从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他离开了没有保护的地区。更糟糕的是，他雇用了一支突厥首领的部队。这个首领名叫苏莱曼（Suleiman）。博塔尼埃蒂兹好像没有意识到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军队领袖，而是塞尔柱王朝统治者的后裔。此人受委派从巴格达（Baghdad）来控制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突厥人，而这里极其偶然地成为其意料之外的征服之地。作为对苏莱曼帮助他的回报，博塔尼埃蒂兹把其城防坚固守卫安全的城市尼西亚拱手相让，而尼西亚距君士坦丁堡的直线距离不足50英里。苏莱曼遂着手把这座城市变为塞尔柱统治的中心。这是博塔尼埃蒂兹的一个巨大错误，虽然他即使不犯这个错误也不可能推翻杜卡斯，成为皇帝。到他在位时，将不得不应对各种挑战，其中就包含了他自己以前犯下的错误。尼基弗鲁斯·梅里塞诺斯（Nikephoros Melissenos）在科斯岛（Cos）举起反叛旗帜。他也转而求助于突厥人，其代价是放弃小亚细亚西部海岸的一些城市，比如士麦那（Smyrna）。
这一系列的叛乱和内战把突厥人向西引至爱琴海岸，拜占庭帝国丧失了对小亚细亚多数大城市的控制权，它们转由突厥人控制。帝国安纳托利亚的命运就这样注定了！突厥人在安纳托利亚高地的北部和西部边缘建立起自己的力量。事实证明驱逐他们已经不可能了。在此屏障下，拜占庭帝国安纳托利亚地区转为突厥人控制的进程虽然缓慢持续，但是受到的阻碍甚微。回头来看，把安纳托利亚丢给突厥人似乎是荒谬透顶的事情。
皇帝尼基弗鲁斯·博塔尼埃蒂兹是一个老英雄，但是却难以掌控急转直下的形势。失去安纳托利亚似乎还不够糟糕，诺曼人将领罗伯特·吉斯卡尔在南意大利集结兵力准备入侵帝国。当时，拜占庭西部军队的指挥官是阿列克修斯·科穆宁，但是他的能力、野心和家族关系使他成为对君士坦丁堡政权的一个威胁。年轻的指挥官发现自己处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利位置，他于1081年春发起进攻，在其叔叔伊萨克的帮助和凯撒约翰·杜卡斯的支持下，于1081年4月1日控制君士坦丁堡，推翻了老皇帝。
同时，罗伯特·吉斯卡尔和他的儿子博希蒙德（Bohemond）已经穿越阿尔巴尼亚，并包围了位于艾格纳提亚大道顶端的都拉斯（Durazzo）。吉斯卡尔为了证明自己行为正当，宣布他是前来恢复合法的杜卡斯家族在君士坦丁堡的王位。这些支持旧王朝的托词使他更加危险，特别是在新皇帝掌控的权力还不稳定的时候。阿列克修斯集结了所有可能的兵力，向都拉斯进军，结果遭遇了惨痛的失败。他的军队很难与诺曼人抗衡。在军事上，这是一次比曼兹科特还惨重的失败。当诺曼军队挺进到艾格纳提亚大道时，就处于可以随时攻击塞萨洛尼卡的距离之内，由博希蒙德率领的另一支军队向南挺进攻入希腊。关键的位置是塞萨利（Thessaly）的拉里萨（Larissa）。如果它落入诺曼人之手，那么希腊和伯罗奔尼撒的富裕行省就会丧失。1083年，阿列克修斯带领一支临时组建的突厥弓箭手军队前往拉里萨救援。皇帝小心翼翼，避免与诺曼人进行直接的遭遇战。相反，他主要采取小规模战斗的策略。他最终解除了诺曼人对拉里萨的包围，并迫使诺曼人退出塞萨利。但是诺曼人的威胁能够解除，却完全是因为罗伯特·吉斯卡尔于1085年突然去世，随之而来的是南意大利一系列危机的爆发，和诺曼人撤出他们在阿尔巴尼亚和爱奥尼亚群岛的根据地。
阿列克修斯靠正确的判断但更靠运气，他成功应对其统治的第一次考验，声誉大振。他的下一个任务是收复多瑙河前线。这一次，关键是夺取得利斯特拉（Dristra）城市要塞。该城当时处于佩彻涅格人的控制之下，他们在1087年意外俘获了阿列克修斯。拜占庭人因此失去了另一支军队。阿列克修斯再次幸运逃脱。佩彻涅格人向南推进，直指君士坦丁堡。局势更加危险，因为他们联合了扎查斯（Tzachas），后者是一位已经把士麦那变成海盗根据地的突厥酋长埃米尔。到1090—1091年的冬季，阿列克修斯仅仅控制了君士坦丁堡一座城市。他手中没有值得一提的军队。他率领抵挡佩彻涅格人的兵力主要是由其家族和支持者构成的扈从。他向位于赫布鲁斯河[Hebrus，或马利查河（Maritsa）]河口的艾诺斯（Ainos）海港进军，希望阻断佩彻涅格人和其突厥联军的联系。形势随着另一个游牧民族库曼人（Cumans）的出现而复杂化，库曼人一度跨越多瑙河进入巴尔干半岛。他们本来的意图是与佩彻涅格人联合。阿列克修斯成功地赢得了他们对拜占庭一方的支持。主要由于他们的帮助，阿列克修斯在色雷斯（Thrace）的勒福尼昂山（Levounion）战斗中彻底歼灭了佩彻涅格人。从此佩彻涅格人不再构成威胁。库曼人对拜占庭控制的巴尔干半岛仍然是个潜在的危险，但是1094年阿列克修斯在黑海的安西阿罗斯（Ankhialos）城墙外打败了他们。经过反复斗争，阿列克修斯最终完全控制了多瑙河前线。
面对一系列的军事失败，阿列克修斯表现出百折不挠的坚韧精神。但这不能掩盖这些失败恰恰是他一手造成的事实。主要由于他有勇无谋，使拜占庭控制的巴尔干半岛陷入危险。没有其家族的支持，他能否挺过其称帝的最初岁月，能否补救其失败的军事记录，都值得怀疑。然而，阿列克修斯明智地把运转政府的事务交给他的母亲安娜·达拉塞娜（Anna Dalassena）。当他率军征战时，安娜·达拉塞娜掌控君士坦丁堡并努力满足阿列克修斯的军事需求。她是这个困难缠身的统治政权必不可少的人物。
阿列克修斯统治的建立也依靠大家族的支持。他是作为一个贵族派系的领袖登上皇位的。他如果被推翻，就肯定意味着这个派系的垮台。科穆宁家族通过血缘和联姻与所有主要的贵族家族联系在一起。阿列克修斯将此转变为朝廷的原则。他主要通过荣誉头衔制度的根本改革实现这一原则。他的女儿富有洞察力地指出这是他的一项主要成就。 [19] 过去，荣誉头衔制度是等级制（hierarchical）而不是王朝制（dynastic）：皇家成员的身份并不意味着朝廷命官的职位，与其权利并不相符。11世纪荣誉头衔的泛滥导致旧荣誉头衔制度的瓦解。阿列克修斯创立了一系列新的荣誉头衔等级授予其家族成员，以此重建这一制度。现在，皇家头衔“显贵”（ sebastos ）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更符合皇室的含义。“贵族们”（ sebastoi ）成为一个自身有若干等级的明确等级制度。最高等级是“至尊”（ sebastokrator ），由“显贵”（ sebastos ）和“皇帝”（ autokrator ）头衔合并而成的。这是阿列克修斯为其哥哥伊萨克创立的荣誉头衔，他也分担着帝国官职的责任。“首尊”（ protosebastos ）头衔授予皇帝的姐夫。它通常与“大总管”（ protovestiarios ）一职合并。这也标志着政府结构的一个深刻变化。过去，“大总管”几乎总是由大太监和一个帝国王室的主要官员担任。阿列克修斯取消了太监，创立了主要由皇家成员构成的帝国王室，而更多的奴仆职位则给予了科穆宁家族的扈从。帝国王室一直是直接行使皇帝权力的工具，它与科穆宁家族利益的关系使它具有特殊的性质。
过去，官职和头衔带来丰厚的薪俸。荣誉头衔制度改革的吸引力之一是，它提供了废止这些官职利益的方法。阿列克修斯发现了其他犒劳其家庭成员的方法。他授予他们以特定区域的行政和税收权利。这是封授土地的基础，即后来为人所知的“普洛尼亚”（ pronoiai ）制度的基础。过去，类似的封授土地来自皇家地产，但是阿列克修斯把这一原则延伸到国有土地。某种意义上说，他在其家族中分割了帝国，因为他设立了一系列封地。他重建帝国政府，使之成为一个贵族的联系体；称其家族事业可能是更准确的描述。这一激进的改革措施在后来将造成紧张状态，因为这一帝国独裁政府理论的修订并没有考虑到实际发生的转变。但是，它在阿列克修斯统治初年面临的重重困难情况下，提供了保持其权力所必需的力量。
有许多大家族并不在科穆宁的圈子内。正是从这些家族里，产生了阿列克修斯政权的主要反对派。那些大权旁落的家族包括杜卡斯王朝统治时期从事行政管理的元老家族。他们和科穆宁家族之间存在的潜在敌对宿愿，在阿列克修斯夺取君士坦丁堡时就暴露出来了。我们了解到，他的支持者故意袭击他们在街上遇到的任何元老。牧首科斯马斯强迫阿列克修斯和其家族成员为其实施的暴力进行公开的忏悔，而暴力正是他们夺取权力的一个特征。这又是一个牧首道德权威的例证，在11世纪拜占庭政治中成为势力相当强大的因素。这是对皇家的一次蓄意羞辱。阿列克修斯的反应显示了他的本性：他成功地罢免了牧首，任命尤斯特拉提厄斯·加利达斯（Eustratios Garidas）取而代之，后者是由他母亲培养的一个僧侣。这表明阿列克修斯能够极为残酷无情地行事，但是这也给他招来由卡尔西登（Chalcedon）主教利奥所领导的强大的僧侣集团的反对。利奥反对阿列克修斯剥夺教会财产，以支付其第一次对抗诺曼人战役的做法。利奥的这种行为可视为一个很好的先例。也就是说，选择一个恰当的事件来攻击皇帝。加里达斯不够强硬，既不能保护自己也不能保护皇帝，在1084年被尼古拉·格拉马提科斯（Nicholas Grammatikos）所取代。卡尔西登的利奥转而攻击新任牧首，但是这时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故将利奥流放。
皇帝的自信心主要来自对约翰·伊塔洛斯异端指控审讯的胜利结果。约翰·伊塔洛斯曾经是米哈伊尔七世·杜卡斯朝廷的一个领导人物，曾受皇帝委任与罗伯特·吉斯卡尔谈判。他还是一位有名望的教师，曾在米哈伊尔·普塞洛斯之后继任“首席哲学家”，并接过监管首都教育的责任。与普塞洛斯不同，他倾心于亚里士多德而不是柏拉图。他将哲学方法运用于神学问题，为他赢得了一批狂热的拥护者，但是如同他的前任普塞洛斯，他也遭到公开指控为异端。米哈伊尔七世·杜卡斯鼓励他向牧首科斯马斯表白信仰，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牧首则提出异议，事情便到此为止。
这一指控于1081—1082年由科穆宁政权再次提出，当时阿列克修斯刚刚战败于诺曼人之手，科穆宁政权在首都的威望岌岌可危。伊塔洛斯之前有一些学生是君士坦丁堡显赫家族的成员，他们被科穆宁家族视为反对皇帝统治的潜在核心力量。如果指控成功，他们对伊塔洛斯的攻击就会有助于使其信誉扫地。在皇帝初步审讯之后，伊塔洛斯被移交给牧首，因此他的案件能够出现在牧首主持的宗教会议上。会议在圣索菲亚教堂及时召开。伊塔洛斯有个好机会可以被宣告无罪，因为主教们的情感开始转向反对科穆宁家族。但是在出现这一可能之前，一群暴徒闯入圣索菲亚教堂并发现了伊塔洛斯。他藏在大教堂的屋顶，迅即逃跑。牧首力所不及，把问题交回给皇帝，皇帝谴责伊塔洛斯为异端。1082年3月13日是东正教圣心节斋日（On the feast of Orthodoxy），伊塔洛斯在此公开发誓放弃其错误思想。
对伊塔洛斯的审讯是重要的一幕。他使阿列克修斯·科穆宁建立了对东正教会的支配权。这一过程中表现为三个清楚的线索。首先是他对暴民的利用。君士坦丁堡的暴民在11世纪已经证明他们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但是，他们通常被发动起来支持教会。现在阿列克修斯能够把他们争取到自己一方并指使他们反对教会。他是怎么做到的，且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是一个仍值得探讨的问题。最可能的解释是暴民们拥护阿列克修斯作为东正教保护人的形象。这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使他特意安排在东正教节日这一天对伊塔洛斯进行谴责。这个节日是为了庆祝843年战胜毁坏圣像运动的胜利。在这个场合，宣读了东正教的《宗教法令》（ synodikon ）。这是一个信仰的宣言，谴责一切异端，特别是毁坏圣像派。这一宣言事实上从843年一直到11世纪保持不变。阿列克修斯所做的是，找到这个方法并赋予它新的内涵，方式是加入对约翰·伊塔洛斯的谴责，并且随着其统治，继续不断谴责其他人为异端。这具体体现出皇帝作为东正教捍卫者的作用。
阿列克修斯不单单满足于谴责伊塔洛斯。他也进一步打击后者的学生们。他禁止他们教学，迫使他们被笼罩在其老师被谴责为异端的阴影下。这带来了两个结果。首先，他降低了那些潜在反对科穆宁王朝家族成员的名声。其次，自相矛盾的是，他还同时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神职人员和睦相处。伊塔洛斯最有名望的学生中有一些是圣索菲亚教堂的执事。他们被劝诱反对他们的老师，并因此与教会和解，允许他们继续教学。其中一个是尤斯特拉提厄斯，未来尼西亚的主教，他很快成为阿列克修斯最信任的宗教顾问。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神职人员达成谅解对皇帝很有帮助，因为在宗教会议上他们继续充当抗衡与会主教的力量。阿列克修斯采取措施确保君士坦丁堡教会神职人员的特权。他还颁布一项“黄金诏书”（chrysobull），规定圣索菲亚教堂执掌档案执事（ chartophylax ）的特权和作用。他赞成执掌档案的执事（ chartophylax ）要高于主教，因为他是牧首的代理人。事实上，这一职位的任职者逐渐统领了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管理权。这也非常有利于皇帝的利益，因为皇帝仍然握有对这一职位的任命权。
阿列克修斯的措施大大有助于压制牧首们行动的独立性，而这曾是11世纪的牧首们一直享有的特权。比如，他们在婚姻立法和诉讼上一直掌握主动权。这导致了教会法和世俗法的分歧。阿列克修斯插手重建帝国对这一重要法律领域的控制。他为利奥六世法典中关于订婚和结婚所允许的年龄之规定增加了一个重要的附加条文，即皇帝可以利用他的判断力忽视法典的约束力。在重新获得立法优先权后，他随后让步，同意教会法庭在正常情况下能够受理婚姻诉讼。
阿列克修斯对教会问题的解决是其最伟大的功绩——也是最被人忽视的功绩。这一功绩使他重建起皇帝权威的道德和精神基础，这个权威在11世纪一直遭到破坏。他重新获得了对君士坦丁堡教会行政管理的控制权，并重新赢得了在立法上的优先权。他成为教会特权和自由的保护者。他设定了教会内监事（ epistemonarkhes ，或执掌纪律的执事）的官职，虽然这一官职名称到12世纪中期就不再为官方所用。
最重要的是，从对约翰·伊塔洛斯的审讯开始，他利用反对异端的做法，作为建立其正统信仰捍卫者的信心的方式。在阿列克修斯统治时期，镇压异端成为皇帝专属权力范围内的事，因此发生了一系列异端审讯案件。它们符合阿列克修斯不断设法塑造其形象的意图，但却涌动着政治暗流。它们也是贬低潜在对手名誉的一种方式。最引人关注的异端审讯活动是对鲍格米尔派的巴西尔（Basil the Bogomil）及其追随者的审讯，时间在1100年前后。鲍格米尔异端起源于保加利亚（Bulgaria），是二元论的信仰形式。我们不可能在保加利亚人和拜占庭鲍格米尔派之间建立起任何清晰的联系。它们很可能几乎完全是各自分别同时兴起的，而它们的联系只是在回顾历史时才被找到。拜占庭鲍格米尔派的根基在世俗信仰者中，它被鲍格米尔教派巴西尔传教士派的热情所改变。他把他的追随者们组织在其“十二门徒”周围，人们确信他的目的是改变世界。他也被认为承担着为鲍格米尔派神学进行辩护的重任：他的二元论教义把变动的物质世界转变为信仰体系。如同其他圣人一样，巴西尔能够把一些高贵显赫的人物吸引为他的追随者，他则进入了帝国最上层的圈子。甚至有人猜测，安娜·达拉塞娜就是他的一个支持者。这就能够解释安娜·科穆宁如此生动地描述了那戏剧性的一幕，否则真是令人难以相信。阿列克修斯·科穆宁和他的哥哥伊萨克面见了鲍格米尔派的巴西尔，并且假装赞成他的教义。他们通过这一方式，得以促使巴西尔全面阐释其信仰。与此同时，一位速记员在幕布后记下了他的言辞，随后这些言论被用来反对巴西尔。巴西尔与其他异端者不同之处在于，他还拥有一支庞大的民众追随力量，这意味着他无疑是个危险人物。
虽然，这不一定是阿列克修斯的意图，但是对巴西尔谴责的结果之一是在君士坦丁堡的街头强化了皇帝的权威。这明显地体现在1107年审讯鲍格米尔派后阿列克修斯随即发布的法令中。该法令的目的是创立一项圣索菲亚教堂的传教士制度，这些教士可以解决首都街头的异端问题，并且像不同街区的道德警察那样执行公务。这一法令显示了他对教会的控制变得相当有效。最初，创立传教士制度是牧首尼古拉·格拉马提科斯的工作，现在转由皇帝接手，皇帝还负责组织君士坦丁堡教会的神职人员。
尼古拉·格拉马提科斯承认了皇帝的支配地位。他明白教会受益于皇帝仁慈的监督，他还认可皇帝的虔诚，这极好地体现在皇帝成为僧侣和修道院保护人的身份上。尼古拉·格拉马提科斯对此心怀感激，因为皇帝不仅是君士坦丁堡一所修道院的修建者，而且他以克己闻名。阿列克修斯继承了其母亲精心栽培僧侣和圣徒的做法，他们对僧侣的支持在其作为皇帝的统治初期的艰难岁月中很有帮助。他和他的家庭成员们支持修道人物的工作，包括帕特莫斯的圣克里斯托杜洛（St Christodoulos of Patmos），以及分散定居各地的圣梅勒提厄斯（Hosios Meletios）和圣西里尔·菲莱奥特斯（St Cyril Phileotes）。他们也在首都新建和重建了修道院。自11世纪中期以来，君士坦丁堡一直是修道生活制度复兴这一强大趋势的发生地，这与狄奥托克斯·欧埃尔杰提斯修道院相关。该修道院的“法规”（ typikon ）或者说“规则”为科穆宁王朝一系列的统治基础提供了指南。修道秩序也为帝国朝廷生活提供了改革的灵感，改革由安娜·达拉塞娜发起，并由阿列克修斯的皇后伊琳妮·杜凯娜（Eirene Doukaina）继续推行。安娜·科穆宁注意到，在他们的倡导下，“皇宫面貌一新，被装饰成一所修道院” [20] 。阿列克修斯及其家庭成为虔诚信仰的楷模，这一虔诚的灵感来自11世纪以来君士坦丁堡不断强化的修道生活的复兴。这大大有助于教会顺从科穆宁王朝的主导地位，并提升了新王朝的道德名望，而11世纪的皇帝们都与道德名望无关。
修道生活的复兴持续发展，但是这一切都是在科穆宁王朝的支持下进行的。这是典型的阿列克修斯式教会解决措施。他的主要目的是坚持皇权的控制。他利用11世纪出现的新势力和新思想，把它们置于帝国王朝的支配下。阿列克修斯对修道生活领导人物的保护并不意味着他因此敌视人文主义者。即使他压制了约翰·伊塔洛斯，但还是恢复了其学生尼西亚人尤斯特拉修斯的名誉，后者继续其老师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科穆宁王朝促进了人文主义文化的发展。阿列克修斯的女儿安娜·科穆宁就是这一时代特色的杰出代表。她关于其父亲统治的作品《阿列克修斯传》（ Alexiad ）多少归功于米哈伊尔·普塞洛斯，安娜非常钦佩他的学问。她也是尼西亚人尤斯特拉修斯和亚里士多德学问的赞助者。最高贵族“至尊”伊萨克·科穆宁可能是阿列克修斯·科穆宁的弟弟，但更可能是他的儿子，他继续了米哈伊尔·普塞洛斯对新柏拉图主义的兴趣。科穆宁王朝自身的利益意味着11世纪的文化复兴改变了它的特点。文化复兴丧失了大部分活力，它可能最终遭到失败，或者遭到科穆宁王朝可能的压制，被取而代之。不过他们保持了它的核心内容，并且确保文化的宽容和活力，这构成晚期拜占庭历史的特色。
阿列克修斯的功绩在于重建了拜占庭帝国。创新和传统相互融合，等量齐观。他恢复了皇帝在宗教事务中的传统作用，并使其进一步发展。他对教会掌控的确切表述应该是“皇帝至尊权”（Caesaropapism）。政治上看，拜占庭帝国建立在王朝基础上而不是在等级制基础上。这也许是阿列克修斯最激进之处，因为王朝对政府的组成具有深远影响。这意味着，皇帝与其庞大家族共同分享权力。另一方面，政府并未得到根本性的重建。阿列克修斯对于寻找实施控制之道更有兴趣。他的解决方法是创建家族和政府并存协作的办法。政府官员现在从属于“宰相”（the logothete of the sekreta ），即后来的“大总管”（the grand logothete）；财政事务被置于“财政总长”（the grand logariast）的控制下。阿列克修斯继承了一个正在崩溃的国家。帝国货币严重贬值。金币已从24克拉降到8克拉。其境况如此绝望，以至于他不得不进一步贬值货币，但是到1092年他竟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货币秩序。他把标准金币提高到大约20克拉。他还继续发行已经贬值的金银合金币，但是将其稳定在大约6克拉。他继续保持了贬值的银币，其成分结构是含有最少矿物银成分的铜锡合金。他发行了一种新的铜币。阿列克修斯的货币改革是复兴帝国必须采取的典型措施。他加强了秩序和稳定，但是其改革措施造成显著的后果。迈克尔·亨迪（Michael Hendy）认为：“阿列克修斯1092年的货币改革就是致力于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彻底重建货币体系，并取得了成功；……只有戴克里先的改革曾达到过类似的规模。” [21] 他的创新就是在合金而非纯金属基础上建立货币秩序。金银合金和银铜锡合金取代了过去的纯银货币（silver miliaresia ），这两种货币并存可能带来更灵活的货币体系。但阿列克修斯货币改革最伟大之处是重建了不同货币间明确的价值关系。价值关系的缺乏一度给财政体系造成混乱。随着货币改革的推进，阿列克修斯能够进行彻底的税收改革——所谓的“新税制”（ Nea Logarike ）。该制度本质上是适应改革后的货币税收体系。据估算，如此一来，税率达到原来的四倍。
阿列克修斯一世·科穆宁结束了11世纪松散的财政制度，没有迹象表明拜占庭帝国经济出现困难。帝国经济从曼兹科特战役失利，到1091年阿列克修斯战胜佩彻涅格人近20年陷入混乱不堪，现在迅速从这一时期恢复过来。乡村继续“庄园化”，农民获得了其中主要的利益成果。希腊和巴尔干南部的城镇逐渐繁荣。科林斯（Corinth）、底比斯和塞萨利的哈米洛斯（Halmyros）等地受益于意大利商人频繁的到访。爱琴海沿岸出现了非常活跃的地方贸易。君士坦丁堡依旧是中世纪世界的金融中心。帝国远没有达到“内力枯竭”。但是，帝国经济中心发生了根本转移，从小亚细亚转移到希腊和巴尔干半岛南部，这些地方经历了一个时期的经济持续发展。但是，我们还不能确定，这能否弥补丧失安纳托利亚资源的损失。恢复安纳托利亚一直是阿列克修斯的主要任务。
到1095年，阿列克修斯已经平定巴尔干半岛，促进了教会和平，并恢复了高效政府。他所处的形势在于，设法从突厥人手中重新夺回安纳托利亚。他下令军队穿越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利用尼科米底（Nicomedia）作为基地建立可防御区域，但是，情况很快就明了，他缺乏重新征服安纳托利亚的足够资源。他集中精力解决欧洲问题，因而给了突厥人深入占领安纳托利亚重要地区的机会。在其统治最初阶段，阿列克修斯因为从安纳托利亚撤出仅存的驻军，使形势更加恶化。同时，能够被拜占庭人重新征服的地区只有幼发拉底河畔的领土和奇里乞亚，亚美尼亚人在这些地方仍保持独立。
阿列克修斯需要军队。拜占庭人长期赏识法兰克人的尚武品格，但却担心他们的无纪律性和野心。其主要的雇佣兵来源一直是南意大利的诺曼人，但是1089年他遇到一个机会开辟了新兵源——法兰克骑士。佛兰德伯爵罗贝尔一世从耶路撒冷朝圣后经陆路返回。他绕道向当时正在保加利亚冬季行宫的阿列克修斯·科穆宁表达敬意。他提出为阿列克修斯派出一支500名骑士的部队。他还向皇帝承诺按照“拉丁惯例宣誓”，从而达成协定。伯爵表态尚好，行动更佳，佛兰德骑兵于次年如约到达。他们被派去守卫尼科米底地区，但是随后于1091年撤出，以便参加反抗佩彻涅格人的战斗，后者在勒福尼昂山胜利之时构成最大的威胁。在阿列克修斯统治的危急时刻，佛兰德骑兵是皇帝兵力的重要后备队。但是，如果阿列克修斯想要利用任何机会夺回安纳托利亚，他就需要超过500名佛兰德骑士的大部队。他向教宗乌尔班二世求助，他曾与教宗就两大教会合一进行谈判。谈判结果没有结论，但是双方保持友好关系。乌尔班二世知道，他的老师格列高利七世曾经设法组织教宗远征军，前去营救君士坦丁堡，而后再深入耶路撒冷，但是未能成功组建起远征军。阿列克修斯是否也抱有同样目的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他非常清楚耶路撒冷对拉丁基督徒的重要性。1095年春，乌尔班二世在皮亚琴察召开会议。拜占庭特使出席会议，并请求教宗援助他们对抗塞尔柱人。这次请求表达的具体措辞现在已不能再现。乌尔班二世随即于1095年11月在克莱蒙召开会议，他在会上呼吁法兰克骑士组建远征军，前去营救东方的基督教世界。教宗将参加圣战与赴耶路撒冷的朝圣和相应的精神回报相联系，把1096年8月15日定为向君士坦丁堡出发的日子，声称那里就是他们的集合地。
然而，途经拜占庭领土的十字军给阿列克修斯造成巨大麻烦。十字军的人数很难估算。现代统计的士兵数字从3万人到7万人不等；如果包括非战斗人员则超过10万人。第一支队伍随着“隐士”彼得（Peter the Hermit）于1096年初夏开始集结。安娜·科穆宁设法使我们相信他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们到来的速度之快，令阿列克修斯感到震惊。他用船只把他们运至小亚细亚，在此，十字军多数人被突厥人所杀。阿列克修斯为随后于1096年秋冬而来的十字军做了更好的准备。这些军队由西方君主们率领，如诺曼底和下洛林的各位公爵、图卢兹、布卢瓦、韦尔芒杜瓦和佛兰德的伯爵，以及懊恼的诺曼人博希蒙德。阿列克修斯曾有时间沿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主要路线建立市场。当十字军领袖接二连三来到君士坦丁堡时，他能够劝说他们向他这位反击突厥人的远征军未来的领导承诺按“拉丁惯例宣誓”。图卢兹伯爵圣吉尔的雷蒙是给皇帝造成最大麻烦的领袖。他拒绝向拜占庭皇帝做任何宣誓。在所有的十字军领袖中，他是与乌尔班二世最亲近的人。教宗在克莱蒙发出呼吁前，曾向他咨询。雷蒙也是第一个举起十字架的君主。他宣誓决不从东方返回。教宗的使节勒皮的阿德马尔（Adhemar of Le Puy）跟随他这支队伍。因此，雷蒙有权力要求成为十字军的军事领袖。皇帝不得不满足联盟的要求，而每一方都同意尊重对方的生命和荣誉。
第一项任务是征服塞尔柱人的首都尼西亚。突厥人宁愿把城市交给拜占庭人而不愿意面对法兰克人的怒火。尼西亚的陷落打开了通往安纳托利亚高原的道路。十字军领袖们提议阿列克修斯应该亲自领导远征，但遭到阿列克修斯拒绝。但他还是派出了一支由他最信任的将领之一塔提修斯（Taticius）指挥的重要部队去增援。阿列克修斯的策略简单明了。他的目标是包围突厥人。由十字军突破一条穿过安纳托利亚的通道，并在奇里乞亚、幼发拉底河地区和叙利亚北部建立控制权，那些地方仍然是恢复拜占庭统治的理想基地。起初，一切按计划进行。1097年7月1日，十字军在安纳托利亚平原边缘的多里利昂（Dorylaion）赢得对突厥人的重大胜利。到夏末，他们在奇里乞亚安营扎寨，并开始封锁安条克。阿列克修斯随后也取得了胜利，征服了小亚细亚西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地区，逼迫突厥人退回到安纳托利亚高原。
但是，合作的时期很快结束了。表面上，十字军围堵控制了安条克。但是，合作还将向更深入的层面发展。穿越安纳托利亚的道路和包围安条克的艰辛经历，使十字军远征从拜占庭和西方的一次联合冒险之旅转变为集中攻击耶路撒冷的计划。不久，十字军便表现出对抗拜占庭的特征。十字军的敌意如此强烈，以至于拜占庭将领塔提修斯放弃包围安条克。他的撤退被看作一次背叛行为。十字军对拜占庭意图的不信任感随后因为阿列克修斯未能前往营救而加深。他的确率军出发并抵达菲洛米利昂（Philomelion）——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前哨站，但是他在此遇到了两位从安条克逃出来的十字军领袖，他们十分沮丧，告诉皇帝一切都丧失了。因此，阿列克修斯率军折返。这本是明智之举，但事实远非这两人所言，并没有一切尽失。由于博希蒙德的奋战，安条克下城部分一直到1098年6月初仍在坚守，安全不失，6月28日十字军还对塞尔柱援兵予以重击。博希蒙德把该城据为己有，而十字军继续向耶路撒冷前进。
夺取安条克对阿列克修斯·科穆宁从突厥人手中夺回安纳托利亚地区至关重要。该城传统上是拜占庭人在东方的主要行动中心。十字军领袖们曾向阿列克修斯承诺，他们会交还拜占庭的城市和领土。但博希蒙德拒绝这样做。因此，阿列克修斯着手力图将其逐出安条克。他的军队取得了胜利，占领了奇里乞亚，但是关键地点在拉塔基亚港（Latakia）。1103年，拜占庭人占领了下城地区，并奋力将诺曼人逐出大本营。博希蒙德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于1104年决定留下其侄子坦克雷德控制安条克，而他本人则返回西方求援。他赢得了教宗帕斯卡尔二世的大力支持和法兰克国王菲利普一世的支持，他还与后者的女儿成婚。他的远征是否称得上十字军，仍然是一个公开讨论的问题。其最终的目标是巴勒斯坦（Palestine）。博希蒙德在教宗使节陪同下，接受教宗授予他的圣彼得旗帜，根据当时人的说法
，任命他为“基督军队的掌旗官”。博希蒙德的宣传强调阿列克修斯·科穆宁对十字军的背叛是其远征东方的正当原因。博希蒙德反对拜占庭帝国的远征体现出十字军的许多特点，但是对其全面的认识还取决于最终的结果，因为十字军征战在理论上仍处于它的初级阶段。而对安娜·科穆宁而言，十字军就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她很清楚，博希蒙德的入侵不仅得到教宗的许可，而且还符合“正义战争”的名义。
[22]
它证实了拜占庭人对十字军将会带来危险的担忧。
博希蒙德于1107年登陆阿尔巴尼亚海岸，并包围都拉斯。阿列克修斯在周围的山地调度兵力。不久，博希蒙德就发现自己处在与都拉斯前线隔离的绝境，他被迫从海上逃跑的线路被威尼斯人切断了。帕斯卡尔二世此时也撤回了他的支持。1108年，博希蒙德请求议和。他承认阿列克修斯是他的最高封主。他承认其享有的安条克公国是由阿列克修斯封授的。名义上，阿列克修斯赢得了他最想要的东西：承认他对安条克的权力。但是和约形同虚设。博希蒙德返回南意大利，他的侄子坦克雷德继续统治安条克，拒绝接受向拜占庭皇帝做出让步的条款。阿列克修斯没有能力强制执行这些决定。为了应对博希蒙德的入侵，他已经从奇里乞亚和叙利亚撤出兵力。这就使塞尔柱人在小亚细亚西部重新获得主动。直到1116年，阿列克修斯一直没有能力发动对他们的远征攻击。他的目的还是从安纳托利亚疏散仍然生活在突厥人统治下的希腊人口，这是默认了失败的结局。
阿列克修斯向乌尔班二世的求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是拜占庭帝国从十字军那里却收获甚少。拜占庭军队最初希望恢复对安纳托利亚西部富庶沿海地区的控制，无论如何他们有理由相信已经实现了这一计划。但是1204年的阴影掩盖了阿列克修斯的成就，他恢复拜占庭帝国的成功性遭到怀疑。他的声誉也因为其女儿安娜·科穆宁关于其统治的历史著述《阿列克修斯传》，而在近现代历史家中受到损害。该书被评价为缺乏客观性。它非常明显是饱含孝道之作。它过于看重意识形态的说教。尽管有所不足，但它还是提供了一个时代的完美形象，如果允许偏见存在的话，那么其内容就令人信服。安娜·科穆宁对其父亲伟大功绩的评价被阿列克修斯的行政和财政改革以及稳定教会等措施所证实，而她对这些情况却相对叙述甚少。其父亲统治的这些方面必须从文献中汇集收拢。它们提供了阿列克修斯恢复帝国伟大成就的最好证据。
安娜·科穆宁只字未提其父亲向教宗乌尔班二世求助，因此引来十字军一事。这可能是因为她不知道此事，或者她没有把父亲的求助和十字军相联系。但更有可能的是，她这样做是为了保护其父亲的声誉。她写作的年代已是她父亲去世后大约30年，那时，十字军已然成为西方扩张的先锋。西方的侵入早从11世纪中期就开始显现，阿列克修斯有责任与其达成协议。西方入侵有不同的形式。危害性最小的表现是威尼斯人和其他意大利商人的商业活动。他们为拜占庭帝国海上军需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为了应对统治初期诺曼人的威胁，阿列克修斯雇用威尼斯舰队为其服役。1082年，为了支付他们的费用，他授予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的特权和在整个帝国的关税免税权。这看起来是一笔非常不错的交易。1111年，阿列克修斯与比萨人也达成了类似的协议。他把他们的关税降至4%。他竭力打算争取他们支持他设法控制十字军国家的计划，将它们纳入拜占庭帝国统治，但是该计划从未实现。阿列克修斯利用意大利人就好像10世纪的皇帝们利用罗斯人一样：加强帝国海军和商业资源。他向乌尔班求助，目的就是通过利用法兰克人的军事潜力强化这一目标。阿列克修斯不能想象这会招引来十字军，也不能预料十字军将终止合作却转而攻击拜占庭帝国。在拜占庭帝国内部，十字军不仅激化了人们对西方的态度，而且也造成了局势紧张。那些支持继续与西方合作的人和那些反对这一看法而希望回到“完全隔绝”（splendid isolation）状态的人之间，意见两极分化。这对原本就存在于科穆宁王朝内部的裂痕增加了更多的压力。皇帝和教会之间、集权政府和贵族之间、科穆宁朝专制皇权与反对派之间、首都和行省之间，矛盾重重。阿列克修斯希望，与西方的谅解能够为恢复帝国享有世界霸权地位提供所需的额外资源。他不能预见这将从内部严重损害拜占庭帝国。这是阿列克修斯失败的本质。由于他在恢复帝国朝廷部门完整性和帝国行政管理完善性上的成功，这一失误得到了弥补。他去世后超过半个世纪之久，拜占庭帝国仍然一直保持强盛。
迈克尔·安格尔德（Michael Angold）
郑玮 译
陈志强 校
[1] G.Ostrogorsky，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trans.J.Hussey，Oxford （1968），pp.316-375.
[2] P.Lemerle， Cinq é tudes sur le XIe si è cle byzantin （Le Monde Byzantin），Paris （1977），pp.249-312.
[3] R.Browning，“Enlightenment and repression in Byzantium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PaP 69 （1975），pp.3-22.
[4] A.P.Kazhdan and A.W.Epstein， Change in Byzantine Culture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 （1985），pp.24-73.
[5] A.Harvey， Economic Expansion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900-1200 ，Cambridge （1989），pp.35-79.
[6] A.P.Kazhdan and S.Franklin， Studies on Byzantine Literature of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Cambridge （1984），pp.242-255.
[7] J.-C.Cheynet， Pouvoir et contestations à Byzance （ 963-1210 ），Paris （1990），pp.157-198.
[8] C.Morrisson，“La Dévaluation de la monnaie byzantine au XIe siècle：essai d'interprétation”， TM 6（1976），3-48.
[9] C.Mango，“LesMonuments de l'architecture du XIe siècle et leur signification historique et sociale”， TM 6（1976），351-365.
[10] J.-C.Cheynet，“Dévaluation des dignités et dévaluation monétair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Ie siècle”， Byzantion 53 （1983），453-477.
[11] J.Lefort，“Rhétorique et politique：trois discours de JeanMauropous en 1047”， TM 6 （1976），265-303.
[12] N.Oikonomides，“L'Evolution de l'organisation administrative de l'empire byzantin au XIe siècle（1025-1118）”， TM 6 （1976），125-152.
[13] W.Conus-Wolska，“Les Ecoles de Psellos et de Xiphilin sous Constantin IX Monomaque”， TM 6（1976），223-243.
[14] K.N.Sathas， Mesationike Bibliotheke （ Bibliotheca graeca medii aevi ），v，Venice and Paris （1876），p.232.
[15] I.Hausherr， un grand mystique byzantin ： via de Symeon le Nouveau Theologien （ 949-1022 ） par Nicetas Stethatos ，Rome （1928），p.lxxxvi.
[16] J.M.Hussey， Ascetics and Humanists in Eleventh - Century Byzantium ，London （1960）.
[17] N.Oikonomides，“Le Serment de l'imperatrice Eudocie （1067）：un episode de l'histoire dynastique de Byzance”， REB 21 （1963），101-128.
[18] J.-C.Cheynet，“Mantzikert：un désastre militaire？”， Byzantion 50 （1980），410-438.
[19] Anna Komnena， Alexiad ，bk iii，ch.iv，para.3：ed.Lieb and Gautier，i，pp.114-115.
[20] Anna Komnena， Alexiad ，bk iii，ch.Ⅷ，para.2：ed.Lieb and Gautier，i，pp.125，30-31.
[21] M.F.Hendy， Studies in the Byzantine Monetary Economy c . 300-1450 ，Cambridge （1985），p.513.
[22] Anna Komnena， Alexiad ，bk xii，ch.Ⅷ，para.5：ed.Lieb and Gautier，iii，pp.8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