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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伊本·阿比·阿米尔（Muhammad ibn Abi ‘Amir）在历史上以其尊号曼苏尔（al-Mansur）或者“胜利者”（Almanzor）闻名。他于1002年8月11日在梅迪纳切利（Medinaceli）去世，这件事毫无疑问受到基督教西班牙各王国居民的欢迎，虽然这有些残酷无情，但还谈不上感到特别欣慰。曼苏尔在大约四分之一的世纪里牢牢地控制着安达卢西亚（al-Andalus，即穆斯林西班牙）的统治权，将其政治对手完全限制在科尔多瓦（Córdoba）的国家官僚机构中，也将统治王朝倭马亚（Umayyad）朝哈里发希沙姆二世（Hisham Ⅱ，976—1009年在位）下降到只是参与典礼仪式的角色。曼苏尔以类似的手段推行恐怖和威严统治，他作为哈里发国家的宰相“哈吉布”（ hajib ）和整个穆斯林西班牙的实际统治者，其权力在统治期间基本上没有遭遇到挑战。他亲自指挥的军队无论在规模庞大还是实力强大方面，都保证了科尔多瓦对整个穆斯林西班牙各个省区的控制，从来没有造成任何严重的问题；正如其军队也使得他能够赢得巨大的个人权势和相当庞大的战利品，他每两年就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破坏性抢劫远征，获利巨大，且范围甚广，直接深入基督教王国领土，从东北部的巴塞罗那（Barcelona）直到西北部的孔波斯特拉的圣地亚哥。到了11世纪初，穆斯林西班牙王国不仅是伊比利亚半岛上唯一强大的政治势力，而且可能是整个西地中海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其边界从北非直到杜埃罗（Duero）河。正如后来一位观察者所说，在曼苏尔的统治下，“伊斯兰教享有整个西班牙伊斯兰世界前所未有过的光荣，而基督教徒则遭受到其最痛苦的欺辱” [1] 。尽管如此，强大实力的印象也只是提供了一种虚幻的假象。在曼苏尔死后仅仅10年，安达卢西亚世界统一的政治权力便衰败了，1031年，西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国家便寿终正寝，从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虽然到该世纪末，穆斯林西班牙世界在柏柏尔人阿尔莫拉维德朝（Berber Almoravids）的统治时期一度获得了短暂的统一，但是伊比利亚半岛的权力天平已经决定性地从穆斯林西班牙偏向了另一侧。西班牙穆斯林在北方基督教国家日益增强的自信和扩张面前，开始呈现出长期而羞辱的退却。
曼苏尔的儿子及其继承者阿卜杜勒-马利克·穆扎法尔（‘Abd al-Malik al-Muzaffar）被一些人认为是个放荡不羁且嗜酒如命的人，但他所推行的政策还是相当忠实地继承了其杰出的父亲一直推行的政策。 [2] 这位科尔多瓦新宰相采取步骤加强对国内权力的控制，将那些他认为潜在对手的人打入监狱，并确保哈里发继续远离国家事务。他还千方百计保持对国外敌人的压力，对加泰罗尼亚（Catalonia）、卡斯蒂尔、莱昂（León）和纳瓦拉（Navarre）等地区发动抢夺性远征，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1004年，他甚至要求仲裁关于莱昂王位的争端。但是，他对处于被包围状态的北方基督教居民还是放过一马。穆扎法尔于1008年10月因心脏病突然去世，使整个穆斯林西班牙世界陷入政治危机，并暴露出其政治和军事体制的结构性缺陷，这个体制是曼苏尔一直苦心经营打造起来的。首先，曼苏尔及其儿子一直宣称是以哈里发希沙姆二世的名义行事，而年轻的哈里发实际上被与政府隔绝开来，宰相作为哈里发权位背后的实际掌权人，一直力图限制并降低早已衰弱的哈里发的权威，这也同时瓦解了业已确立的穆斯林西班牙权力的基础。尽管哈里发的名字还出现在铸造的金属货币上，尽管每周五进行的祈祷仪式上还要继续提到他的名字，但是，到1008年，倭马亚王朝的统治者早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 [3] 其次，国家军队的迅速扩张不仅造成了公共财政难以承担的压力，而且大量招募柏柏尔人进入军官序列使穆斯林西班牙世界充满了外族的不安定因素，他们只是效忠科尔多瓦那些支付其军饷的人，而不忠诚于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国家机构。后来，当这一制度陷入危机时，军队中的很多人就认为有必要采取武力保证他们自己的安全了。
总之，只要占统治地位的阿米尔（‘Amirids）家族愿意在哈里发权位面前表现出阿谀奉承，并能得到武装力量的支持，那么他们的政治统治地位似乎就是稳定的。但是，当穆扎法尔那位骄傲自负的兄弟阿卜杜勒·拉赫曼[Abd al-Rahman，也叫作小桑绰（Shanjul）]于1008年决定任命他自己为哈里发王位的继承人时，则导致了严重后果，不仅是对其父亲建立的阿米尔家族，而且对整个穆斯林西班牙世界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倭马亚王朝家族成员在面临即将到来的政治灭亡前途时，鼓起勇气于1009年2月发动政变，他们设法废除了无能的希沙姆二世，扶植家族的另一位成员穆罕默德·马赫迪（Muhammad al-Mahdi）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哈里发，而后杀死了遭人痛恨的宰相小桑绰。作为反叛行动的标志，曼苏尔曾经为其家族在科尔多瓦东部的马蒂纳·扎西拉（Madinat al-Zahira）建造的豪华宫殿（“金光宫殿”）被叛乱者夷为平地。但是，如果倭马亚王朝家族反叛者真的以为他们通过起义就能挽回颓势，重新恢复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912—961年在位）时期曾经享有的哈里发权势和特权，那他们就只能失望了。1008—1009年的一系列事件远未能使倭马亚王朝的统一权力赢得支持，而仅仅刺激了那些有可能成为统治者的人也进行叛乱冒险，以便为他们自己奠定争夺王权的基础。以前一直使科尔多瓦中央能够控制各个省区的国家军队很快便分裂成各霸一方、相互攻战的军阀，随之而来的是统一的穆斯林西班牙世界的瓦解。
在1008年穆扎法尔去世和1031年这个哈里发国家最终灭亡期间，激烈的争权夺利业已显现，但是在此后的角逐中，中央集权瓦解了，整个穆斯林西班牙世界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君主国，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分裂诸小国”（
ta
'
ifa
，阿拉伯语一词的意思是“党派”或“派别”）。当代阿拉伯作家把这个争权夺利的时期称为混乱时期“冲突”（菲特纳，
fitna
），意为混乱、起义骚乱或惩罚。
根据1073年到1090年格拉纳达（Granada）的“分裂国”（
ta
'
ifa
）国王阿卜杜勒·齐里（‘Abd Allah al-Ziri）在其回忆录中记载的各种事件的叙述，阿米尔王朝倒台后，“所有的军事将领都在各自的城市自立为王，并把他们自己封闭在各自要塞的高大围墙内，首先要确保各自的地位，建立各自的军队，集聚各自的资源。这些人为了争夺世俗利益相互攻讦，每个人都在设法征服其他人”。
[4]
1008年以后很快成功崛起的国家中，最成功的是以行政管理单位库瓦伊（
kuwai
）为基础的那些国家，即一个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它们早在阿米尔家族统治时期就已经存在。同样的，许多成功自立为“分裂小国”国家统治者的人，早在前朝统治时期就已经获得了行政职位。例如，扎维·伊本·齐里（Zawi ibn Ziri）早在1013年前后便获得了内华达山脉（Sierra Nevada）山脚下的埃尔维拉（Elvira）省区，后来，他将其首府迁移到逐渐发展成格拉纳达城的那个地方，他就是在统一的中央集权瓦解后成功寻求独立的许多柏柏尔将领中的一个。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在阿尔梅里亚（Almería）、德尼亚（Denia）和巴伦西亚（Valencia）地区，获得当地控制权的那些人不仅包括军事将领，也有大贵族行政官僚，其中一些人就是具有欧洲血统的奴隶“萨卡里巴”（
saqaliba
），他们以前就在阿米尔家族统治下行使职权。还有另外一些“分裂小国”统治者属于早就富甲一方、权大势重的安达卢西亚各家族：如1010年就控制了萨拉戈萨（Saragossa）的图基比（Tujibids）家族，以及后来于1039年取而代之的乌迪兹（Hudids）家族，还有1018年占领了托莱多的杜·鲁利兹（Dhu al-Nunids）家族；或者像1023年在塞维利亚成功东山再起的阿巴德（‘Abbadids）家族。
所有这些野心勃勃的人具有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中央集权瓦解对各自有利的机会。虽然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在阿米尔家族独裁时期获得的权势地位，但是他们为了那个统治权力而战的热情并不比为了确保哈里发国家的存在而战的热情更高。其深层原因在于，科尔多瓦这个昔日的政治中心本身，经过1009年政变的血腥蹂躏后，已经不可能重新恢复控制权。尽管有些人仍然认为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制度值得重振威严，但它已经变得衰弱不堪、声名狼藉了，王朝中充斥着激烈的阴谋政变、钩心斗角，没有任何人能长久地控制权力。到1031年被废黜的最后一代哈里发希沙姆三世（1027—1031年在位）时期，科尔多瓦早已经衰落到像其他“分裂国”一样的小国地位，它以前主宰整个西班牙伊斯兰世界的权势只是化为逐渐淡去的回忆。
在1010年到1040年间政治最为动荡的时期，共有多达30多个这类“分裂小国”。它们无论在疆域面积，还是在人口数量和物质资源方面都差异悬殊，从诸如阿尔梅里亚、卡塔赫纳（Cartagena）和马拉加（Málaga）这类小而富的沿海小国，到巴达霍斯（Badajoz）、托莱多和萨拉戈萨这类土地广袤的边疆国家。然而到11世纪中期，西班牙伊斯兰世界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变化。由于这些“分裂小国”的财富和军事势力相差巨大，一些小国最终被实力更为强大且野心膨胀的邻国吞并只是个时间问题。其中最为强大的君主国是塞维利亚的阿巴德王国，该王国在11世纪40—50年代期间成功地将多达十余个“分裂小国”吞并置于自己的统治下，把它们合并为三个地区，即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韦尔瓦（Huelva）、龙达（Ronda）。1070年，科尔多瓦本身也被阿巴德王国吞并。塞维利亚可以说是当时所有“分裂小国”中最强大、最有声望的国家，以至于它能够煞有介事地宣称自己就是哈里发国家传统的真正继承者，但其自命独霸整个西班牙伊斯兰世界也遭到激烈的抵抗。托莱多和萨拉戈萨等“分裂小国”，以及那些更小一些的国家如巴达霍斯、格拉纳达和巴伦西亚等国，都成为维护其各自权益的重要政治实体。这些主要的“分裂小国”各自继承了哈里发国家的财富和经济发展的活力，都分别拥有建立各自首都和十分豪华王宫的财力。其统治者们都在设法大兴浩大的土木工程，以便向世界表明他们的雄厚实力，例如阿尔加菲里亚（Aljafería）统治者穆克塔迪（1046—1082年在位）在萨拉戈萨兴建的奢华的阿尔加菲里亚宫殿，其占地广阔，藏有大量艺术精品。正是在这个豪华典雅精巧宏伟的环境中，活跃着众多名噪一时的诗人、哲学家和科学家。一些“分裂小国”的君王，特别是像巴达霍斯的穆扎法尔（1045—1068年在位）、塞维利亚的穆塔蒂德（al- Mu'tadid，1042—1069年在位）和穆塔维德（al-Mu'tamid，1069—1091年在位），都凭各自的本事成为颇有造诣的诗人和学者。
这些“分裂小国”虽然异常富有，宫殿富丽奢华，清真寺院宏伟，但都非常脆弱。它们数量众多、范围广大，这本身就意味着其中大多数国家缺乏政治和经济实力，难以进行实际可行的领土扩张计划。对于大多数“分裂小国”的君王来说，其维持自身存在就是当时的任务。这些君主的政治活动就是谋划持续不断的争斗，小王朝对手间的较量、各地区外交权谋，以及小规模军事冲突，这就是当时的局面。由于西班牙伊斯兰世界的君主们政治影响力持续降低，因此“这个世界不断萎缩”。
而它与海外强权的外交联系也开始逐渐断绝；打击北方基督教徒的进攻性军事行动变得越来越少，乃至停滞，而在阿米尔王朝统治时期，这是对外政策的重要特征。相反，各霸一方的“分裂小国”国王们却越来越依赖北方基督教国家为他们提供军事力量，因为在他们与各自邻国长期的领土争端中，越来越需要武装力量。基督徒们抓住机会，扭转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化，就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但是，伊比利亚半岛上基督教王国的君主们，在1008年秋天穆扎法尔去世后出现的局势面前，很少有人能够洞察到西班牙伊斯兰世界的统一局面会在极短时间内瓦解，并导致政治剧变，更别提预见到随后显现出来的能够使其实力加强、领土扩张的机遇。另外，当时的基督教君主们大多还没有利用哈里发国家垮台后的有利时机采取行动的意图，唯一的例外是卡斯蒂尔和加泰罗尼亚的两支武装力量，他们逐渐卷入1009年到1010年科尔多瓦爆发的后阿米尔时代的权力争夺战中。
此外，大部分基督教君主们麻烦不断，各自应接不暇。真实的情况是：基督教徒们早就变得习惯于充当安达卢西亚西班牙伊斯兰权贵统治者的下人奴仆。在1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哈里发阿卜杜勒·拉赫曼三世及其继承人哈卡姆二世（al-Hakam Ⅱ，961—976年在位）一直掌控着统辖基督教国家的军事和政治强权，以至于许多基督教君主成为其门客下属。10世纪最后25年间，宰相曼苏尔对北方基督教地区定期发动毁灭性的洗劫，不仅强化了科尔多瓦的强权统治，而且对毫无斗志的基督教教徒造成了深刻的心理和肉体伤害，而且这种伤害一时还难以恢复正常。
哪里的情况都不如所有基督教国家中最强大的莱昂王国的情况典型。
这个王国来源于711年到718年穆斯林征服后出现的阿斯图里亚（Asturian）公国，到11世纪初年，该国逐渐扩张，不仅囊括阿斯图里亚和加莱西亚（Galicia）这些山区，而且囊括占据西班牙北部半壁河山的广袤开阔的梅塞塔平原（
meseta
），一直向南伸延到杜埃罗河。这个梅塞塔平原的垦殖和沿杜埃罗河南岸建立防御要塞，早就成为莱昂君主们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并在此后一段时间将继续为他们所重视。另一个受到重视的事情是将哈里发国家的军队阻挡在海湾，并在时机出现时与之战斗。但是，作战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在10世纪后半期，很少出现过几次值得炫耀的作战成功的时机。这个阶段更为突出的情况是内部政治冲突，比较典型的事例是958—959年间“胖子”桑乔一世（Sancho Ⅰ the Fat，956—966年）和“坏人”奥多诺四世（Ordono Ⅳ the Bad，958—959年）之间的王位之争，以及982—985年间拉米罗三世（Ramiro Ⅲ，966—985年）和韦尔穆多二世（Vermudo Ⅱ，982—999年）之间的王位之争，这成为莱昂军队的突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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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们的政治斗争势均力敌，具有分裂意识的贵族继续存在，而当时穆斯林的攻击日益频繁、狂野残暴，因此敢于突入倭马亚王朝控制地区进行袭击的打算，几乎不再为越来越陷入围困的莱昂君主所考虑。韦尔穆多二世决定向曼苏尔缴纳年贡，以换取穆斯林军队的巡逻保护，进而在国内稳固其王位，这一决定充分说明了莱昂君主的疲弱。而且，后来当韦尔穆多二世于987年企图使自己摆脱科尔多瓦的统治时，曼苏尔立即做出反应，洗劫了科英布拉（Coimbra）、莱昂和扎莫拉（Zamora）。997年，这位宰相的军队还蹂躏了圣城孔波斯特拉的圣地亚哥，抢走了大教堂的大门和大钟，用来装饰科尔多瓦大清真寺，更是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尽管1008年穆扎法尔死后，穆斯林对莱昂的长期侵扰很快就停止了，但是韦尔穆多的儿子和继承人阿方索五世（Alfonso Ⅴ，999—1028年在位）仍面临更多类似的麻烦要应付：他被迫应付地方贵族反叛势力对其权力的挑战；他还不得不抵抗定期侵扰洗劫加莱西亚沿海地区的维京海盗；他也试图重建其遭到战祸摧毁的王国，并使之人丁兴旺。直到1028年，阿方索才真的认为自己的实力足够强大，可以从安达卢西亚的政治动乱中得到好处，而这个时候，他却在围攻葡萄牙城市维塞乌（Viseu）时突然死亡。
其九岁的儿子韦尔穆多三世（1028—1037年在位）继承王位，导致了一个新的政治动荡阶段的开始。
莱昂的君主们习惯性地认为他们自己就是西哥特统一王国的合法继承人，该王国灭亡于711年穆斯林入侵的军事进攻。早在9世纪时，奥维耶多（Oviedo）地区的阿斯图里亚王室宫廷宣传家们就已经开始孕育发展出新哥特观念，并热情地鼓吹阿斯图里亚君主们对整个西班牙的统治。更有甚者，这种观念自信满满地预言，从半岛驱逐这些异教徒的时刻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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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莱昂国内的政治动乱意味着，这些好大喜功的主张随着10世纪时间的流逝正在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尽管还有一些人像主教阿斯托加的萨姆皮罗（Sampiro of Astorga，生于992年，卒于1042年）一样，积极地为保存夺回失地的理想火花而奋斗。
然而，除教会仪式上的说辞以外，人们认为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情况更为复杂。早在11世纪初，西班牙的基督教世界就是一幅相互争斗的君主国的大拼图。例如，莱昂以东是卡斯蒂尔国，它一度是莱昂王国领土的一部分，后来在伯爵费尔南·冈萨雷斯（Fernan Gonzalez，930—970年）及其继承者加西亚·费尔南德斯（Garcia Fernandez，970—995年）和桑乔·加尔塞斯（Sancho Garces，995—1017年）的卓越领导下成功独立，成为独立的君主国。当莱昂君主们千方百计为控制权力而战时，这些卡斯蒂尔的伯爵们日益展现出自信与扩张的倾向；表现最为突出的是伯爵桑乔·加尔塞斯，他虽然在对抗阿方索五世少数派设法夺取统治权时受挫，但是却利用莱昂王国政治动乱获利匪浅，向西扩张，将其控制权扩大到塞亚（Cea）河与皮苏埃加（Pisuerga）河之间各个领地。其更大胆的行动是，一度支持柏柏尔人在1009年夺取科尔多瓦政权的起义，结果伯爵桑乔·加尔塞斯由于支持起义得以重新占领了沿杜埃罗河谷的一些要塞，包括戈尔玛斯（Gormaz）、圣埃斯特班（San Esteban）、克吕尼亚（Clunia）和奥斯马（Osma），这些要塞都是以前失陷于曼苏尔的。
在卡斯蒂尔境外，还有巴斯克（Basque）国家和潘普洛纳（Pamplona）那个非常小的王国，也称为纳瓦拉。尽管该王国的早期历史非常不清楚，但它曾是以古罗马旧城潘普洛纳为基础的独立国家，早在9世纪30—40年代，就在最初的穆斯林统治以及后来法兰克人统治下，形成并得到过承认。
在新崛起的希门尼斯（Jimenez）王朝的桑乔·加尔塞斯一世（905—925年在位）国王统治时期，该王国进行了相对缓慢的领土扩张，其边界延伸到里奥哈（Rioja）河流域富饶地区。然而正是在11世纪最初的几十年，纳瓦拉王国经历了其最辉煌的时期，尽管最终是短命的，但其领土却极大地扩张了。后人称为“大帝”的桑乔·加尔塞斯三世（1004—1035年在位）国王，将残酷无情的机会主义和深思熟虑的外交技巧相结合，依靠军事武力，把一大片基督教徒掌控的土地纳入其统治下。
他向东吞并了比利牛斯山中央山脉的索布拉贝（Sobrarbe）和里巴格尔扎（Ribagorza），同时向北将其统治扩大到巴斯克沿海地区的吉普斯科阿（Guipuzcoa）和维兹卡亚（Vizcaya），并在其统治晚期一度短暂地宣称对整个加斯科涅地区拥有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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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还向西扩张，娴熟地运用联姻结盟，将其势力进一步扩大。他本人迎娶了卡斯蒂尔的桑乔·加尔塞斯伯爵之女马尤德·桑切斯（Mayor Sanchez）；他于1023年将自己的妹妹乌拉卡（Urraca）嫁给了莱昂的阿方索五世；当其年轻的小舅子卡斯蒂尔伯爵加西亚·桑切斯（Garcia Sanchez，1017—1029年）于1029年被刺杀身亡，威胁到拟议中的莱昂-卡斯蒂尔联盟时，桑乔立即安插其子费尔南多（Fernando）为该地伯爵，并安排后者与莱昂的韦尔穆多三世的妹妹桑查（Sancha）于1032年订婚。经过这一系列外交谋略的实施，他建立起统治整个莱昂王国的庞大国家。到其统治末年，他宣称自己掌握了从扎莫拉经巴塞罗那到加斯科涅广袤地区的实际霸权，桑乔得以自豪地标榜自己是西班牙各国的皇帝（
imperator
）和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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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过度自我吹嘘的帝国几乎刚刚形成便告解体。1035年桑乔死后几个月内，纳瓦拉人宣布对莱昂和加斯科涅的主权就烟消云散了，剩余的领地被他的几个儿子瓜分，根据老国王的遗嘱，大儿子加西亚获得纳瓦拉，费尔南多得到卡斯蒂尔，拉米罗得到阿拉贡（Aragón），贡萨洛（Gonzalo）得到索布拉贝和里巴格尔扎。
阿拉贡的这个比利牛斯山下的小伯爵国的起源，如同其纳瓦拉邻居的王国起源一样，都是相当模糊不清的。其领地是在9世纪早期被当作一个统一的实体，在历史上得到公认，那个时期，它成功地抵抗住穆斯林和法兰克人企图强加给它的宗主权。然而，在伯爵加林多·阿兹纳尔（Galindo Aznar，大约844—867年）统治时期，阿拉贡逐渐落入纳瓦拉君主的控制下，这种影响一直存在到该伯爵国逐步崛起为王国地位时，它按照自己的意愿在1035年桑乔·加尔塞斯三世去世后独立。在其第一个君主拉米罗一世（1035—1063年在位）统治时期，这个日益崛起的王国很快就开始展示其实力，不断扩张其疆界。1045年，拉米罗利用其同父异母兄弟贡萨洛遇刺身亡之机，将其统治扩大到索布拉贝和里巴格尔扎地区的各个领地。但是，他后来向西侵入纳瓦拉和向南侵入萨拉戈萨地区的各个“分裂小国”领土的努力，却只是获得了极其有限的成功。在拉米罗一世统治时期，据说阿拉贡“几乎无所作为，只是龟缩在当地群山峻岭的屏障后苟延残喘”
。当拉米罗最终走出山区屏障，并于1063年夺取比利牛斯山脚下的格劳斯（Graus）城时，只是使事情变得更糟，他遭到彻底的惨败，在战斗中被萨拉戈萨的穆克塔迪及其卡斯蒂尔盟军杀死，只是给桑乔·拉米雷斯一世（Sancho Ramírez Ⅰ，1036—1094年）留下了继续其父亲开创的进攻性扩张的政策；但是，决定性的军事进展直到这次军事失败20多年之后才发生，使阿拉贡人能够从山上转移到韦斯卡（Huesca）平原。
在比利牛斯山脉最东端，也就是今天称为加泰罗尼亚的地区，存在一大堆独立的基督教小君主国。它们的起源都可以在法兰克人的保护地中找到，这就是所谓的西班牙军事领地，大多建立于9世纪初期。
随着9世纪后半期加洛林帝国的解体，新建立的加泰罗尼亚国家越来越各自为政，直到法兰克人的控制力完全彻底消失为止。这种权力真空很快就被大量的地方大贵族填充，他们自立为独立君主，其中最强大的是巴塞罗那伯爵“多毛的”威弗雷德（Wifred “the Hairy”，870—897年）。即便如此，他们与法兰克帝国的政治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尽管还存在曼苏尔和穆扎法尔对该地区毁灭性的洗劫，但直到加洛林王朝于10世纪末灭亡，这些国家早先由法兰克人建立的领土边界一直保持相对稳定。伴随着穆扎法尔于1008年去世，巴塞罗那伯爵拉蒙·博雷尔一世（Ramon Borrell Ⅰ，992—1017年）及其兄弟乌赫尔伯爵阿尔芒戈一世（Count Armengol Ⅰ of Urgel，992—1010年）便越来越忙于应付严重影响安达卢西亚的残暴动乱，这迫使他们于1010年率领一支军队向南挺进，帮助有可能成为哈里发的穆罕默德·马赫迪收复被柏柏尔人占领的科尔多瓦。但是，后来人们所知道的所谓“加泰罗尼亚人之年”，实际上并不是长期攻击南方穆斯林时期的序幕。
尽管仍然存在加泰罗尼亚人于1018年和1024年对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侵扰，但是几乎没有出现过进行系统的领土征服的打算，因此，与西班牙伊斯兰世界的边界线也几乎没有变动。相反，11世纪上半期的加泰罗尼亚—穆斯林关系反而呈现出日益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特征。可能部分是由于这种边界线的稳定，11世纪上半期巴塞罗那的历史突出地表现为大规模的内乱，伯爵贝伦格尔·拉蒙一世（Berenguer Ramón Ⅰ，1017—1035年）表明他根本不能维系其掌控日益反叛闹事的加泰罗尼亚大贵族的权力。该世纪第二个25年期间，公共秩序进一步恶化，君主权力最先遭到大贵族的挑战，私人武装并起，“私人”军事要塞大量涌现，小武装势力构成的“新贵族”风起云涌。恢复秩序的重任就落到了伯爵拉蒙·贝伦格尔一世（Ramón Berenguer Ⅰ，1035—1076年）身上，他以老练的手段分化瓦解了其各个对手，使用他从属下的“分裂小国”征收来的大笔金钱收买那些对抗他的人，并恢复了对其要塞的控制，还通过人身效忠纽带加强了使其属下对他的依附，从而逐渐得以重掌局面。
早在巴塞罗那的拉蒙·贝伦格尔一世开始在其统治下的加泰罗尼亚领土上强制推行其“政治新秩序”的10年之前，新的政治动乱就已经开始冲击半岛的另一侧。
1035年，纳瓦拉的桑乔·加尔塞斯三世的去世，似乎被觊觎已久的莱昂的韦尔穆多三世看作一个报仇雪耻、清算旧账的机会。1037年，他亲率军队渡过塞亚河，目的就是收复早先被卡斯蒂尔的费尔南多夺取的土地，后者于1032年乘他自己与其妹妹结婚之机出兵占领该地。但是，韦尔穆多这次大胆的行动遭到挫折，他惨遭失败，在1037年塔马龙（Tamaron）战役中被费尔南多杀死，后者还从这个地方乘胜迅速进军，以其妻子桑查之名，确立了他对莱昂王权的掌控。
费尔南多和桑查加冕莱昂王冠的仪式于1038年6月举行，该王国大部分世俗和教会大贵族悉数到场，这标志着新兴的莱昂-卡斯蒂尔王国的正式诞生，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这个王国将逐渐主宰整个基督教北方地区。然而，短期看，新君主的重点并非进一步实现建构帝国的野心，而是稳固其对新建王国的权力。但是，有关费尔南多一世统治的史料如此贫乏，只有十几个典章制度，还有一些枯燥无味的编年史记载，这就是我们拥有的全部材料，因此，我们对其统治初年的情况确实知之甚微。尽管如此，如果出席其外交活动的亲历者名单确实可信的话，那么这个新国王似乎能够赢得大部分莱昂和卡斯蒂尔贵族们的支持。 [9] 在加莱西亚，韦尔穆多三世的去世和这个纳瓦拉—卡斯蒂尔新王朝的统治似乎获得了相当广泛的欢迎。费尔南多统治的突出特征就是他很少造访加莱西亚，并且他很少向这个地区的教堂和修道院捐赠。由女伯爵奥德罗西亚（Countess Odrocia）、其女儿埃尔维拉和后者的孙子伯爵努诺·罗德里戈斯（Nuno Rodriguez）在蒙特罗索（Monterroso）地区策划的叛乱，很可能就是更普遍反对费尔南多统治权的表现之一。而该地区许多最古老的贵族家族从此就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这可能也不是一种巧合。 [10] 同样的，古老的加莱西亚贵族决定反抗费尔南多一世也大体类似，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费尔南多一世在其统治前半时期，重点考虑的问题是稳定其与纳瓦拉的边界。尽管加西亚·桑切斯五世（1035—1054年）曾在1037年出兵帮助费尔南多打败过莱昂的韦尔穆多三世，并因此获得了以前卡斯蒂尔伯国北部地区作为其援助的酬劳，但是两兄弟不久便发生了争执。双方的相互敌视最终演变为爆发战争。1054年9月1日，费尔南多在布尔戈斯（Burgos）附近的阿塔普尔卡（Atapuerca）战役中击溃并杀死了加西亚，他也因此得以吞并埃布罗（Ebro）河上游西岸地区的比雷巴（Bureba）领地，并将纳瓦拉的新国王桑乔·加尔塞斯四世（1054—1076年）降格为其封臣附庸。
由于纳瓦拉所有可能的威胁都消除了，费尔南多得以长时间利用安达卢西亚各个“分裂小国”的政治军事劣势，占据有利地位。其最为公众所知的领土征服活动是在巴达霍斯这个“分裂小国”进行的。1057年11月，费尔南多的军队夺取了拉梅谷（Lamego）城以及附近杜埃罗河流域上游各支流。1058年，维塞乌陷落，1064年，科英布拉也同样失守，结果，蒙德古（Mondego）河谷地也落入莱昂人的控制下。由于他在杜埃罗河流域下游地区的重大胜利，这些征服成果得到加强，1060年，费尔南多在这里横扫了隶属于萨拉戈萨的穆克塔迪的许多军事要塞。这些胜利中最显赫的战果是，费尔南多向穆斯林占领的内陆，也就是从西南方的塞维利亚到东南方的巴伦西亚这一遥远而广袤的地区，不断地派遣远征军，从而始终保持对“分裂小国”诸王的压力。
在各地进行的征服活动虽然非常顺利，且屡屡得手，但是在土地、战利品和战俘奴隶方面收获并不明显，更不要说通过胜利赢得名声，这些都被不断上涨的战争费用所抵消。费尔南多一世于1064年对科英布拉的占领就是如此，他是在大开杀戒，且无疑付出了重大代价的6个月围困之后才完成的。
[11]
因此毫不奇怪，从一个君主的角度看问题，其采取军事行动的合理理由经常是看是否有超出贡赋的更多收益。西班牙东部地区的基督教君主们，特别是那位在1045年前后风骚一时的巴塞罗那拉蒙·贝伦格尔一世伯爵，他是首批要求从那些衰弱不堪的穆斯林西班牙的“分裂小国”征收贡赋的君主，这就是当时所谓“保护费”，以此作为军事“保护”的代价。
莱昂-卡斯蒂尔的费尔南多一世似乎并没有系统征收任何形式的“保护费”，直到他统治的最后一年才开始征收，但这时他已经没有时间了。费尔南多直到1065年去世，已经在向“分裂小国”定期征收“保护费”，其中包括巴达霍斯、托莱多、萨拉戈萨，有时也包括塞维利亚和巴伦西亚。这涉及一大笔金钱，费尔南多一世从巴达霍斯的穆扎法尔那里公开征收5000枚第纳尔金币，如果这一征收具有一定代表性，那么这位莱昂-卡斯蒂尔国王在其临终时获得的年度收入就超过了2.5万枚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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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这些硬通货外，征收的贡赋可能还包括珠宝、织物和其他奢侈品形式的贡物，1063年，费尔南多一世甚至从其封臣塞维利亚的穆塔蒂德那里重新得到了圣伊西多尔不朽的遗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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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没有保存下来有关费尔南多一世及其封臣属国之间确定协议的细节，但是还是能够从萨拉戈萨的穆克塔迪与纳瓦拉的桑乔·加尔塞斯四世于1069年和1073年起草的约定中，明了“保护费”制度运作的良好理念。
该协议除规定其他事务外，还确定穆克塔迪每年向纳瓦拉国王交纳1.2万枚金币，或者相当数额的银币。反之，桑乔将说服，或者有必要的话，动用武力迫使阿拉贡国王从韦斯卡附近领土撤兵，因为后者一直就是从这里出兵侵扰萨拉戈萨王国的。两位君主进而还一致同意，无论在对抗基督教徒还是对抗穆斯林的作战中都要相互提供军事支援。
从“分裂小国”征收的“保护费”中获得的大笔金钱给以前一贫如洗的基督教君主们带来了从未听说过的财富。这些金钱中属于国王的部分可能就是用来作为军事预算的。摩尔人缴纳的黄金白银大笔钱财使得北方这些国王及伯爵能够建立装备更为精良、规模更加庞大的陆军，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行城堡建设，能够建造或购买船只，更重要的是，能从外国雇用拥有围攻技术的新部队。这样，据说巴塞罗那的拉蒙·贝伦格尔一世在1062年到1072年间，仅以建造城堡一事就至少征收了10000盎司的黄金。
大笔现金还在好战的贵族手中找到了用项，因为他们的君主极大地依赖于他们丰富的战争经验。还有一些钱成就了加泰罗尼亚贵族阿纳尔·米尔·德·托斯特（Arnal Mir de Tost），他在其长期且极为成功的军事生涯中为自己聚敛了大量金钱、土地、城堡、奢侈品。
很多宗教机构，例如哈卡（Jaca）、潘普洛纳和乌赫尔大教堂，以及纳杰拉（Najera）、圣胡安·德·拉·佩纳（San Juan de la Pena）修道院等，都成为“保护费”征收税款的另一个巨大受益者。1048年，乌赫尔的阿尔芒戈三世（Armengol Ⅲ of Urgel，1038—1065年）就把其未来征收自穆斯林的贡赋的十分之一分配给了他所在地区的教会。
新财富也分配给比利牛斯山脉以外的教堂，最突出的例子是勃艮第地区的克吕尼修道院，它于1063年前后得到莱昂-卡斯蒂尔的费尔南多一世的允诺，答应每年捐赠1000枚金币，以及后来在1077年他的儿子阿方索六世答应将捐赠扩大一倍。
尽管贡赋征收和领土扩张远远超出了莱昂-卡斯蒂尔王朝独立维持的能力，到费尔南多一世于1065年12月29日去世时，他在陆军战事中取得的胜利、他那些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征服成就，以及他成功地将几个“分裂小国”降格为纳贡臣属国地位，都确立起他的威望，成为半岛政治舞台上确定无疑的最强大的王室。
朕只是要收回那些早先属于我们的土地，那是在你们到来之初被你们夺取的。你们现在已经定居在这些允诺给你们的土地上，而由于你们自己的无能，我们成为征服你们的胜利者。因此，滚回海峡对岸你们自己那一侧，把属于我们的土地还给我们，因为从今以后，你们还和我们住在一起将不再会有好果子吃。我们将绝不从你们面前后退，直到上帝在我们之间做出裁决。
人们推测费尔南多一世就是这样对来自托莱多的使节说话的。而14世纪初年的作家伊本·伊德哈里（Ibn ‘Idhari）也使我们这样理解。
这个时期费尔南多一世是否真的迫使自己认真实施一项深思熟虑的再征服政策，这确实是个相当模糊不清的问题。这位疾病缠身的国王在1063年12月，也就是在他去世前两年所做的安排显然已经说明，他与19世纪阿斯图里亚那些国王不同，他不认为重新恢复覆盖半岛东西南北各地的统一基督教王国是一个可行或者紧迫的目标。因为，费尔南多与其父亲桑乔·加尔塞斯三世一样，也决定将其王国分给自己的几个儿子。他将卡斯蒂尔王国封授给其长子桑乔二世（1065—1072年在位），即向西直到皮苏埃加河的地区，连同萨拉戈萨的“分裂国”缴纳的“保护费”。他封授给阿方索六世的是莱昂和阿斯图里亚领地，以及托莱多缴纳的“保护费”。他封授给小儿子加西亚一世（1065—1073年在位）加莱西亚和葡萄牙领地，向南直到科英布拉，以及巴达霍斯的“分裂国”缴纳的贡赋。
[14]
1067年11月7日，费尔南多一世的遗孀桑查去世。这显然被国王的儿子们视为摆脱其已故父亲关于王朝安排、重新划分西班牙西北地区政治版图的良机。1068年，效忠于卡斯蒂尔的桑乔二世和忠实于莱昂的阿方索六世两兄弟的军队在皮苏埃加（Pisuerga）河畔的兰塔迪拉（Llantadilla）发生冲突，但未分胜负。1071年春季，阿方索对其兄弟加西亚动武，迫使后者逃往科英布拉寻求避难。阿方索很可能向桑乔提出了以某种形式瓜分加莱西亚的权力，但是他们两兄弟互相猜疑，很快就引发了进一步的领地纠纷。1072年1月，阿方索在卡里翁（Carrion）附近的古尔佩吉拉（Golpejera）战役中被桑乔击败，并被俘虏。此后不久，桑乔又推翻了加西亚，从而将加莱西亚和葡萄牙的领地全都纳入自己的统治下。
从事态发展表面看，桑乔二世的进攻性战略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tour de force
）。他不仅重新统一了其父亲划分给他们的这个王国，而且还强迫他的兄弟们流亡各地，阿方索流亡到托莱多的马蒙（al-Mam'un of Toledo，1043—1075年在位）的“分裂国”宫廷，加西亚则流亡到塞维利亚的穆塔维德的宫廷。要维持新近征服的各个王国的安定，比起完成征服要困难得多。尽管这位新加冕的莱昂和卡斯蒂尔君主取得了显赫的战绩，但是他的统治仍遭遇到来自教会教职人士和莱昂土地贵族的反对。他还不得不应对其妹妹乌拉卡的敌视对抗，根据一个记载描述，后者千方百计将阿方索的支持者联合到她设在杜埃罗河北岸扎莫拉的大本营。
桑乔迅即进军围困扎莫拉，化解了对其权力造成的威胁，但是，1072年10月，他在该城墙下遭到刺杀。他作为卡斯蒂尔、莱昂和加莱西亚国王的统治只维系了不到9个月。
我们还无法肯定地说，究竟扎莫拉城起义和桑乔二世遭到刺杀是不是阿方索六世直接策划的，以便他收复其一度失去的继承权。尽管阿方索本人很快就宣称他未经流血就重新恢复了莱昂的王位，但是后来有关桑乔被刺身亡的描述都毫无疑义地认为他卷入了这桩肮脏的阴谋。
[15]
无论如何，阿方索显然从其兄弟的死亡中获得了太多的好处。桑乔的尸体被运回卡斯蒂尔，以在奥纳（Ona）修道院举行的葬礼上祭奠，阿方索立即北上到莱昂重新宣布其王位。到了12月，他可能已经到达了布尔戈斯，并在这里向附近的卡尔德纳（Cardena）修道院的修道士们大肆施舍，设法赢得卡斯蒂尔的教士和贵族们支持自己。
[16]
后来的文献描写了盛大的葬礼仪式，一些卡斯蒂尔贵族据说刻意掩饰阿方索六世在桑乔二世死亡事件中的作用。这位莱昂君主据说在卡斯蒂尔贵族接受他作为他们的国王以前，被迫在布尔戈斯发誓说自己没有卷入其兄弟死亡的任何阴谋。
无论这个插曲是否有任何历史事实的依据，阿方索可能真的成功地赢得了卡斯蒂尔人的支持，因为没有任何记载提到1072年以后出现过反对其统治权力的活动。随着卡斯蒂尔实现安定，阿方索就能够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加莱西亚。1073年2月，他俘获了此时刚刚结束流亡回家的兄弟加西亚，并将后者关进莱昂北部的卢纳（Luna）城堡。加西亚此后一直关押在这里，直到1090年3月22日去世。
卡斯蒂尔的桑乔二世的去世和加莱西亚的加西亚一世遭到囚禁，使阿方索六世能够将费尔南多一世在其几个儿子中分割的所有领地全都纳入他自己的手中。由于一时可能再没有其他人公开要求获得王位，卡斯蒂尔和加莱西亚的世俗贵族及教会贵族，就只能接受这个既成事实了，费尔南多一世对王朝的安排最终被无情地化解了。无论如何，阿方索六世在其于1072年冬季恢复继承王位以后不久，便推行扩张政策，这并不说明他对自己在国内的王权感到不稳固，而是表明他致力于重新恢复莱昂-卡斯蒂尔以前曾经享有的统治地位，这一点仅仅在几年前其父亲费尔南多一世统治时还保持着。阿方索恢复王权后急迫解决的问题之一，是确保其表兄弟纳瓦拉的桑乔·加尔塞斯四世承认其宗主权。但是，桑乔却于1076年6月4日被谋杀，被其兄弟拉米罗和妹妹艾尔梅辛达（Ermesinda）推下了佩尼亚伦（Penalen）大悬崖而毙命，至少传说是如此。在桑乔的男性亲属还没来得及自立为王以前，纳瓦拉的邻国就乘机设法为他们各自争权夺位。阿拉贡的桑乔·拉米雷斯一世立即向东进军夺取潘普洛纳，而阿方索六世则率兵西进，进入里奥哈河流域。按照两个君主此后达成的协议的条款，阿方索将获得里奥哈河地区和阿拉瓦（Alava）的巴斯克各省区、维兹卡亚和吉普斯科阿的一部分。桑乔·拉米雷斯将获得潘普洛纳领地，向西直到埃斯特里亚（Estella），作为交换，他要向莱昂-卡斯蒂尔王朝表示效忠。就在自封为“西班牙人的国王”的桑乔·加尔塞斯三世去世将近40年的时候，1076年纳瓦拉的解体意味着这个独立政治权力的王国灭亡了，直到此后58年，即1134年再度崛起时，不仅纳瓦拉发现其权力大为削弱，而且丧失了里奥哈河地区，这还意味着对穆斯林领土的任何进一步扩张都被有效地阻止了。
占领里奥哈河流域使阿方索六世得以确立其在半岛其他基督教强国中的霸主地位。在纳瓦拉征服战争取得胜利仅一年后，这位莱昂-卡斯蒂尔君主便自信满满地开始为自己加封为整个西班牙的皇帝（
imperator totius Hispaniae
），这可能并不是偶然的。
阿方索六世在其统治的最初几年进行的其他主要活动是对付安达卢西亚整个西班牙的“分裂小国”。莱昂-卡斯蒂尔王朝在1067年到1072年间发生的兄弟自相残杀的内讧斗争，促使这些“分裂小国”停止缴纳他们在费尔南多一世时期被迫缴纳的大笔“保护费”。托莱多的马蒙曾于1072年阿方索遭到迫害以后为他提供避难地，可能也是在此后同样停止了纳贡。1074年夏季，阿方索在效忠于他的盟友马蒙军队的支持下，进一步领兵讨伐格拉纳达的阿卜杜勒（’Abd Allah）“分裂小国”。阿方索运用娴熟的技巧分化了阿卜杜勒及其穆斯林对头，很快就使这位格拉纳达王坐到谈判桌前。阿卜杜勒本人坦率地描述了他们进行的勾当，这些都保留在这位“分裂国”国王于11世纪90年代流放期间完成的回忆录记载中，他宣称阿方索的策略十分清晰：
他……带着从对立双方收钱并逐个碾碎他们脑袋的意图而来。他并不打算为他本人夺取哪个国家，因为他对这件事早就深思熟虑了，他对自己说：“我和他们的信仰不同，那里所有的居民都恨我。我渴望夺取占有它靠的是什么？靠屈服吗？不，那根本不可能。靠战斗打败它？不，我将损兵折将，我的金钱将花光，假如那个城市落入我手中的话，我的损失将大大超过我希望榨取该城所得的好处。即便它真的落入我的手中，没有其居民的合作也无法维持。而那个时候，他们都是不可靠的。我也根本不可能杀光那里的居民，然后移植一些和我信仰相同的人住进去。最好的计划，也确实是唯一可行的计划，是让他们相互威胁，并长期夺取他们的钱财，直到其各个城市贫穷衰弱。当他们衰弱不堪时，他们就会投降，就会成为其内部统一但隶属于我的城市。” [17]
这一描述并非仅仅是阿卜杜勒方面幻想出来的图景，因为他一再宣称，阿方索的想法是莱昂王朝重臣、葡萄牙的希斯南多·戴维德斯（Sisnando Davidez of Portugal）伯爵告诉他的。另外，其他阿拉伯史料也提供了大意基本相同的分析。 [18] 无论如何，在经过两位君主漫长的谈判之后，达成了一份协议，而谈判是笼罩在阿方索方面的军事威胁下的。协议规定，两国王朝互不侵犯，阿卜杜勒将立即向阿方索支付总额高达3万枚密斯卡尔（ mithqals ）金币的巨额金钱，而后每年另支付1万枚密斯卡尔金币。
正如阿卜杜勒对阿方索六世对付“分裂小国”政策的清晰说明，对安达卢西亚西班牙伊斯兰世界的征服并不是这位莱昂国王紧迫的首要任务。事实上，由于他每年都可以通过“
保护费
”获得大笔金钱，更不用说还有各种各样珍宝异物，通常都随着缴纳的贡赋滚滚而来，所以征服的动机显然并不大。诚如一位历史家所说：“维系
保护费
制度的环境长期存在，贡赋缴纳者的经济活力保持不衰。因此，杀死正在下金蛋的鹅将是愚蠢的。”
确实，在格拉纳达远征的数年内，这就是阿方索六世千方百计在做的事情。
导致阿方索六世对“分裂小国”政策发生急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托莱多王国政治形势的突变。托莱多王国在阿方索六世的老朋友和盟友马蒙统治时期，一直享有繁荣和扩张的黄金时代。1065年，它吞并了巴伦西亚，10年后，又吞并了科尔多瓦。但是，1075年马蒙的去世引发了该王国极为紧张的政治动荡。他的孙子和继承人卡迪尔（al-Qadir）证明其在统治王国方面达不到要求。巴伦西亚和科尔多瓦很快便脱离了他的控制，更糟糕的是1079年，托莱多王国内部激烈的政治厮杀迫使卡迪尔逃离其家族权力在昆卡（Cuenca）的大本营城市。其在托莱多国内的敌手邀请邻近国家巴达霍斯的统治者乌玛尔·穆塔瓦基尔（‘Umar al-Muta-wakkil，1067—1094年在位）来篡夺了王位。乌玛尔·穆塔瓦基尔虽然是个老练的诗人，并精于美食，但是并不尚武。在早就占领了科里亚（Coria）的阿方索六世的大军重压之下，这位巴达霍斯国王很快就认清了自己在托莱多的位置极不稳固，并旋即退兵，从而使卡迪尔得以重新掌控王权。作为阿方索军事支持的报酬，卡迪尔不仅被迫继续缴纳更大笔的“保护费”，而且被胁迫割让其王国北部领地上好几个要塞给莱昂控制。然而，卡迪尔的地位仍然岌岌可危。他允许基督教军队在托莱多领土上巡逻，这件事让其臣民感到非常屈辱，而且他还在早就深受赋税之苦的臣民身上强征更沉重的税收，更不用说其极度残忍地迫害其在托莱多的政治对手，这一切都使他更加不受民众欢迎。然而，最终导致卡迪尔下台的致命一击并不是来自其国内的对手，也不是其国外那些“分裂小国”中的任何一个，而是其盟友和所谓的“保护人”阿方索六世。
阿方索六世很可能预见到1082年托莱多会再度爆发内战，同时也认识到卡迪尔作为可靠同盟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于是他最终被说服决定采取行动为了自己的利益夺取权力。根据一份资料，正是卡迪尔自己将托莱多及其领土贡献给阿方索的，条件是后者帮助他夺取巴伦西亚。 [19] 1084年秋天，阿方索的军队围困住托莱多。市民们迅速向其他“分裂小国”发出军事救援的请求，但是他们都显得装聋作哑充耳不闻。1085年5月6日，双方最终达成了投降条款。阿方索允诺的条件非常慷慨：托莱多市民得到其人身财产安全的保证，他们还可以自由举行其宗教仪式。那些选择离开这个城市的人都可以无条件且无阻碍地离开。5月25日，阿方索六世胜利地进入托莱多城。对于这位莱昂国王来说，这是其长期军事生涯的辉煌顶点。托莱多是个比较富有的城市。这个前“分裂小国”包括广袤的疆域，北起瓜达拉马山脉（Sierra de Guadarrama），南抵莫雷纳山脉（Sierra Morena），西自塔拉韦拉（Talavera）附近的塔古斯（Tagus）河谷，东到瓜达拉哈拉（Guadalajara）。莱昂-卡斯蒂尔王国突然之间面积扩张了三分之一，占地相当于英格兰的两倍大小。如果说战争所得的战利品相当巨大的话，那么征服产生的心理后果甚至更大。托莱多是最大的穆斯林城市，自从8世纪半岛遭受穆斯林蹂躏以来，这个最大城市竟然落入基督教徒手中，而在8世纪，基督教世界的边境随时随地都遭受着伊斯兰教徒的攻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阿方索能够自豪地宣称他是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更为重要的是，托莱多还是古代西哥特人的首都。对于像阿方索六世这样宣称自己是“所有西班牙人皇帝”的君主来说，征服这座城市本身就是具有巨大象征意义的行动。
从更为广阔的欧洲范围看，莱昂-卡斯蒂尔王国在托莱多王国灭亡后，从杜埃罗河向塔古斯河的“大跃进”，就是中世纪鼎盛时基督教拉丁世界向欧洲边缘地带急剧扩张的征兆。从西班牙到波罗的海（Baltic），再到东地中海，这种普遍存在的扩张模式到处都是一样：紧跟着军事征服的便是并不激烈但也不是不重要的移民运动和殖民开发运动。然而在西班牙西北地区，这一移民定居运动的进展早在托莱多落入阿方索六世手里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自从阿斯图里亚王国于9世纪初迅速扩张到莱昂平原以后，这个王国的领土扩张就确实随着缓慢而零散的殖民开发运动，许多小的移民定居群体逐步挺进到跨越北方梅塞塔平原的众多河谷地区，直到他们于850年到900年间抵达杜埃罗河两岸地带。
10世纪初期，来自莱昂和卡斯蒂尔腹地的部分移民由于寻找新的草场，开始逐渐占据杜埃罗河以南的土地。但是，这种小心谨慎的殖民开发运动却被突然中断了，曼苏尔的军队在977年到986年间不断洗劫蹂躏这个地区，造成巨大灾难。
这样，杜埃罗河因此在数十年间成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界河，直到先有费尔南多一世、后有阿方索六世指挥军队对这里发动进攻为止，这在征服托莱多的战争中达到顶点，同时被征服的还有被称为“极荒之地”（Extremaduras）的大片边缘地带，这些人烟稀少的地区后来都进行了系统的殖民开发、管理和防卫。
塞普尔维达（Sepulveda）西北濒临杜埃罗河，东南通往跨越瓜达拉马山脉的索莫斯埃拉（Somosierra）隘口，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泛杜埃罗地区最早建立的居民定居点之一。984年曼苏尔对该城进行摧毁式破坏后，自10世纪初就开始的殖民运动便暂时停止了，而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家的瓦解则激发起基督教—穆斯林关系的迅速好转，推动“再殖民”（
repoblacion
）进程重新开始。1076年11月17日，阿方索六世颁发给塞普尔维达市民特许权（
fuero
），他在市民法中确认了那些已经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的权利和义务，意图就是鼓励来自北方的新移民定居在这座边境前哨城市。
因为塞普尔维达确实不是个普通的城市；正如定居在这里的居民都不是一般的移民定居者。从一开始，塞普尔维达就被认为是座军事据点，该城市民都被编列为骑士（
caballeros
）或步兵（
peones
），他们都被赋予了防卫边境免受进攻的重任，只要边关告急就参战抗敌。塞普尔维达城市生活的军事化很快就被泛杜埃罗地区其他据点模仿。到了12世纪初，一个完整的边境防卫体系就在萨拉曼卡（Salamanca）到索里亚（Soria）之间的地带形成了，一条战略位置重要的边疆要塞城市地带不仅担负着阻遏穆斯林进攻的重任，而且成为未来征战的跳板。事实上，尽管诸如阿维拉（Avila）、萨拉曼卡、塞哥维亚（Segovia）等城墙包围的要塞的防卫能力从来也没有真正得到检验，但是它们投入战场的军事武装力量却在莱昂-卡斯蒂尔军事进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亏了它们的战争经验，这条与伊斯兰世界相隔开的边防线从未被攻破。
在基督教占据的北方其他地区，向南方边境地带的移民运动同样十分活跃。阿方索六世向卡斯蒂尔的流氓、罪犯和饭桶废物发出邀请，鼓励他们到塞普尔维达寻求自己的新生活，在此之前十几年，就有相当多数量的移民已经开始离开他们在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高地的农村老家，以便到比邻安达卢西亚的边境地带寻找新的机遇。
然而，西班牙的基督教世界在11世纪的扩张趋势不仅能够从其对穆斯林控制领土进行步步紧逼的征服中得到说明，而且能够从边界线内发生的同样充满活力的“内部扩张”得到印证。在西班牙北部，就像950年以后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一样，多种因素结合起来促进了农业产量的稳步提高，这些因素包括人口的急剧增加、天气的变化、技术的发明创造和更广泛的土地清理。随着农村经济的繁荣，对土地的需求也在增长。其直接的结果是，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富有的贵族家族和教会机构都急于设法扩大其占有的土地数量，而独立的农民产业主则成了牺牲品。以下的事实就是证据，莱昂大贵族伯爵弗尔瓦拉·穆诺兹（Froila Muñoz）在1007年到1045年间经手了67笔财产交易；布尔戈斯附近圣佩德罗·德·卡尔德纳（San Pedro de Cardena）修道院的僧侣于999年到1090年间获得了119处房地产。
[20]
在半岛另一端的加泰罗尼亚也是如此，就在以巴塞罗那为中心的内陆地区，在10世纪80年代以后，涌现出大量清理土地的活动，同时农业产量显著增加。
公元1000年以后人口和农产品的持续增长刺激了各个城市中心的发展。尽管后来在11世纪，这些被当作北方基督教地区城市的中等规模的定居点，没有一个有能力与西班牙伊斯兰世界那些繁荣的商业贸易中心相媲美，但是它们大部分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重要的发展。例如，在加泰罗尼亚，农业剩余产品持续增加的利润和通过“保护费”获得的大量贵金属，都推动了商业贸易活动，使巴塞罗那快速发展成为地区商品交换的重要中心。
然而，在北方其他地方，农业经济爆炸式的发展，似乎并没有产生像加泰罗尼亚地区那样的效果，相反，促进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前往孔波斯特拉的圣地亚哥的朝拜活动。
至少早在10世纪中期，来自比利牛斯山脉之外的香客就已经开始进行朝拜加莱西亚的圣詹姆士（St James）圣地的那些艰苦旅行。但是，在11世纪期间，涌向使徒墓地的朝拜队伍人流越来越密集，到了12世纪前半期达到了顶点。四条主要的朝拜路线都以法国为起点，而后在蓬特拉雷纳（Puente la Reina）转向西边的比利牛斯山脉，由此所谓的“法国之路”（
camino francés
），绕道向西穿越西班牙北部地区，经过罗格罗尼奥（Logroño）、布尔戈斯、卡里翁、萨阿贡（Sahagún）、莱昂和阿斯托加，而后进入加莱西亚这个地区。
朝拜大道对经过的沿途村舍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国王们、教士们和普通人争先恐后地为过往香客提供可行的便利，修缮道路，建筑房屋和教堂，为需要的人设立旅馆和医院，例如莱昂的佩拉约（Pelayo of León）主教于1084年12月13日在其所在教堂对面建造的那所医院。
[21]
数量如此多的外国香客还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影响，尽管大部分是法国的。这反映在法文的书写形式上，直到11世纪末，传统的西哥特文写法就开始被法文写法所取代，而前者此前在半岛各地表现为多种形式；还反映在崭新的雕刻风格上，甚至远至比利牛斯山脉的哈卡和铁拉德坎普斯（Tierra de Campos）地区的萨阿贡这些地方，新风格都逐渐成为时尚；也反映在按照流行的罗马建筑风格设计的建筑物上，沿着当时的朝拜之路，这类建筑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地耸立起来，例如卡里翁附近那座精美的弗洛米斯塔圣马丁（San Martín de Frómista）教堂。
前往孔波斯特拉的圣地亚哥的朝拜活动有助于使西班牙在地图上凸显出来，也促使这个半岛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向外国的各种影响敞开大门。但虔诚信仰并非是吸引外国人到西班牙土地上驻足的唯一力量。可能是有关北方地区通过“保护费”从西班牙伊斯兰世界各“分裂小国”得到了大量财富的传言，激起了比利牛斯山脉以外某些好战贵族的兴趣，他们把西班牙边防线看作建立自己匪巢的理想地点。无论如何，情况似乎明了了，那些于1064年帮助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军队的法国骑士心里想的，并非获得精神升华的奖赏，而是谋划着抢劫的计划，他们包围并征服了巴瓦斯特罗（Barbastro）的萨拉戈萨军事要塞。
与半岛各王朝结为婚姻联盟也是促使法国贵族前往西班牙冒险的原因之一。因此，在1087年参与围绕着图德拉（Tudela）的漫长战斗的各位法国军事武装领袖中，勃艮第公爵奥多就是阿方索六世第二任妻子康斯坦丝的侄子，而圣吉尔的雷蒙的母亲阿尔莫迪斯（Almodis）嫁给了巴塞罗那伯爵拉蒙·贝伦格尔一世伯爵，他本人则是阿拉贡的桑乔·拉米雷斯的妻子菲利帕的叔叔。
在半岛上将获得巨大好处的传言，也激励着外国商人和工匠前来殖民开拓，他们沿着法国之路建立商铺，以便为成群结队途经这里的虔诚信徒提供饮食服务。坐落在翻越比利牛斯山中部松波尔特峰山口（Somport pass）山脚下的阿拉贡城市哈卡，就提供了这方面有说服力的例子。在11世纪期间，前往西班牙的那些不断增加的香客人流，使哈卡城从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军事要塞定居点，逐渐发展为通往孔波斯特拉道路上的重要落脚点，也是法国与半岛各王国间商贸交通的主要通道。
数量相当可观的定居点，或者就像他们所说的市镇（
burgenses
），在桑乔·拉米雷斯于1077年授予哈卡城特许状时，就已经发展成正在崛起的商业中心。
[22]
更有甚者，数量众多的商人每年都经过这个城市——其中相当一部分表面上自诩为朝拜者，他们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阿拉贡国王被迫下令对进口货物征收关税。
同样的城市发展进程也可以在法国之路沿途其他地方看到。例如，在潘普洛纳西南的埃斯特里亚，这里大量涌入法国定居者，数量之多使他们也在1090年获得桑乔·拉米雷斯颁发的特权许可状；这个繁忙的商贸市镇（
burgo
）是阿方索于1085年以前的某个时候，在莱昂东南的萨阿贡修道院一侧建立的，据说这里吸引来自欧洲各地各行各业的商人和工匠，包括铁匠、木匠、裁缝、毛皮工匠和鞋匠。
[23]
与此同时，在孔波斯特拉的圣地亚哥拉当地，商业活动极为繁荣，到1095年已经达到极高的程度，以至于当地的领主勃艮第的雷蒙认为有必要颁布法令保护商人的权益，确保他们愿意上路前往圣城贩卖其货物。
[24]
朝拜者、武士和商人并不是来到西班牙领土上活动的唯一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的教士也开始在这个世纪期间穿越比利牛斯山脉来到西班牙。他们中包括像奥弗涅地区的谢兹-迪厄修道院的阿德雷姆（Adelelm）这样的法国修道士，他大约在1081年应阿方索六世第二任妻子勃艮第的康斯坦丝的邀请前往西班牙，后来他还掌控了布尔戈斯地区圣胡安（San Juan）的宗教社团和医院，该医院于1091年隶属于谢兹-迪厄修道院；还有圣弗伊·德·孔克（Ste-Foy-de-Conques）教会的昂杜克的彼得（Peter of Andouque），他于1082年被任命为潘普洛纳教区的主教；圣庞斯-德-汤米埃莱斯山修道院院长弗洛塔德和圣维克托·德·马赛（St-Victor de Marseille）修道院院长理查德，其辖下的各修道院也于该世纪最后25年间在加泰罗尼亚宗教社团中编织起一个由下属机构组成的重要联系网络。
[25]
然而，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特别突出的是勃艮第的克吕尼修道院。
大约在1025年前后，纳瓦拉国王桑乔·加尔塞斯三世请求克吕尼的奥迪罗（Odilo of Cluny）修道院院长在其王国中引进采用改革后的本尼狄克教会制度。这位修道院院长满口答应，旋即派遣一个修道士团队到西班牙，他们在一位叫帕特努斯（Paternus）的修道士领导下，定居在圣胡安·德·拉·佩纳的阿拉贡修道院，并由此将克吕尼修道院的制度推广到桑乔王国的其他宗教机构。作为回报，这位纳瓦拉国王赏赐给克吕尼丰厚的礼物，因为修道院使他能够保持在宗教界中作为世俗成员的地位，以及此后僧侣们代祷的承诺。
尽管桑乔·加尔塞斯三世与勃艮第修道院建立了密切的手足关系，但是克吕尼修道会在西班牙的影响有限，其势力的扩展非常缓慢。这位修道院院长未能在半岛上建立起下属宗教机构的修道院密集联络网，如同它在半岛西部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大批克吕尼修道会僧侣涌入西班牙各修道院。另外，桑乔·加尔塞斯三世去世后，他的儿子们即加西亚、拉米罗和贡萨洛显然对这位修道院院长表现出明显的冷淡态度，尽管他们的父亲给予他相当高的尊重。
与此相反，在莱昂-卡斯蒂尔王国，克吕尼修道会的影响最终达到特别强大的程度。正是在11世纪50年代的某个年头，费尔南多一世决定恢复了其父早年与克吕尼建立的友谊关系。而且，在其统治末期，大约是在1063年，当时王室的金库因为摩尔人缴纳大量贡赋而异常充盈，费尔南多就凭借这些钱为自己在僧侣的祈祷仪式中获得了长期而稳固的地位，当时他每年要向克吕尼提供1000枚金币的经费支出。
他的儿子阿方索六世比他还慷慨。1073年到1077年间，新建立的莱昂-卡斯蒂尔王朝赏赐克吕尼修道会四所修道院，其中包括萨阿贡王室修道院。1077年，他将提供给克吕尼的经费提高了一倍，每年达到2000枚金币。阿方索有足够的理由对克吕尼派表示特别的尊重。首先，正是因为克吕尼修道院院长休这位良吏的努力，卡斯德尔的桑乔二世才被说服，于1072年把他从布尔戈斯的监狱中释放出来。还是这位修道院院长想方设法，精心促成了其侄女康斯坦丝于1079年嫁给了阿方索。这次婚姻有助于进一步加强莱昂王室与克吕尼修道会的关系。在该世纪的最后25年，有越来越多的克吕尼修士进入这个王国，其中许多教士还在莱昂-卡斯蒂尔教会等级教职体系中担任高级教士。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比塞迪拉克的贝尔纳（Bernard of Sedirac）混得更好，他于1080年被任命为萨阿贡修道院的院长，于1086年担任托莱多大主教，并于1088年担任全西班牙大主教，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到1124年去世为止。
在11世纪中期之前，西班牙基督教王国和教宗之间时有联系，至少没有断绝。尽管加泰罗尼亚各郡县表面上都成功地保持着与教廷沟通的渠道，但是，西班牙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方与欧洲宗教礼仪习俗和思想理念的主流派别仍然保持相对孤立。
然而，随着11世纪下半期教会改革运动的发展，这种局面逐渐发生变化。改革运动促使教廷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扩大其影响，正因如此，教廷对伊比利亚事务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亚历山大二世和格列高利七世在任期间，努力采取了多项重要措施，以克服地方教会习俗，并将西班牙教会与教廷越来越紧密地联系起来。对西班牙事务形成的这种新兴趣，可以从亚历山大二世派遣的三次罗马教廷代表团得到证明，它们在枢机主教休·坎迪杜斯（Hugh Candidus）率领下于1065—1072年间到访西班牙。
教宗格列高利七世继承了其前任教宗亚历山大二世未竟的事业，傲慢地无视半岛政治现实和地方棘手的难题，发动了一场狂妄的外交攻势，以图扩大他对其所谓的“西班牙王国”的权威。他在其1073年4月30日的一封信中表示，支持鲁西的埃布里斯（Ebles of Roucy）伯爵拟议中对西班牙的军事远征，格列高利贸然宣称教宗对整个半岛的领主权，提醒那些即将投身于开始战斗的人，他们从穆斯林手中征服到的任何土地都将属于教廷。
[26]
格列高利在这一点上毫无疑问是受到阿拉贡的桑乔·拉米雷斯先前事例的鼓舞，后者于1068年经亚历山大二世说服而成为教宗的臣属，并将其王国置于罗马教廷的宗主权下。
事情的转机是，埃布里斯伯爵的远征计划似乎像被打湿的爆竹点不响一样，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教宗格列高利执意对西班牙各王国施加压力的步伐。在他后来1077年6月28日的信中，竟然厚颜无耻地通告西班牙各王朝及其贵族们，“古老的宪法”——他可能指的就是“君士坦丁馈赠”——已经将西班牙王国授予了被赐福的彼得和神圣罗马教会管理和领导，据此，西班牙各王国应对罗马教廷负有服从的义务。
[27]
但加泰罗尼亚贝的萨卢的贝尔纳特（Bernat of Besalu）是个例外，他于1077年就将其属地置于教宗领主权之下，格列高利七世在半岛上进行的狂妄而野心勃勃的外交攻势只是得到了极为短暂的承认。
1077年，格列高利大胆地公开其致西班牙诸王的信件，就在这一年，阿方索六世决定在其法庭文件中采用“西班牙皇帝”（
imperator totius Hispaniae
）这样的表述，以此宣示他对西班牙半岛霸权的要求，此事并非时间上的巧合。
格列高利显然已经得到了有关信息，因为此后教宗对半岛宗主权的问题就再也没有提起过。
宗教礼仪改革的问题不会那么轻易避开。所谓的穆扎拉布（Mozarabic）仪式早在西哥特人时代就在西班牙发展起来了。其礼仪习俗既不同于各式各样的罗马式礼仪，也不同于需要面对神父所穿的多彩法衣进行的祷告。然而在11世纪后半期，教宗打算在整个拉丁西方世界强制推行统一的宗教仪式，这就使西班牙各个王国（只有加泰罗尼亚是个例外，因为它早就接受了罗马式礼仪）越来越面临统一工作的巨大压力。曾经一度使外国人看来十分奇怪的那些仪式，现在都被视为冒犯上帝。亚历山大二世在其1071年致圣胡安·德·拉·佩纳的修道院院长阿夸伊力诺（Aquilino）的信中，表示了他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对被教宗称为“混乱仪式”的改革就是同年被派来的休枢机主教代表团的主要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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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压力开始产生效果。在教宗的鼓励下，阿拉贡的桑乔·拉米雷斯于1071年到1092年间逐渐在其王国各大主教区和修道院用新仪式取代西哥特宗教仪式。
在邻国莱昂-卡斯蒂尔王国，阿方索六世也非常愿意服从教宗对这一事务的指导意见，但是他打算强制推行罗马宗教礼仪的计划引发了长期激烈的争论。
一些参加了1074年罗马四旬斋宗教会议的西班牙主教和赞同大力进行改革的主教，此后便在这个问题上另有想法。阿方索六世在1077年致克吕尼修道会院长休的一封信里，坦承其王国完全被这个变化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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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后来的记载，阿方索六世采取了孤注一掷的手段，包括司法决斗和用火判决的方法，后面那种方法的具体内容是国王将所有宗教仪式的纸张放在篝火上焚烧，就是为了看看穆扎拉布仪式哪一张未被火焰损坏，他千方百计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争端。
[30]
阿方索得到了克吕尼修道会院长休和康斯坦丝王后的支持，寻求僧侣阿德雷姆的帮助，打算向沸腾的浑水中倾倒热油；但是另一位克吕尼修道会的僧侣罗贝尔似乎表现出支持穆扎拉布仪式的意思，而他刚刚被任命为萨阿贡修道院院长。争论继续拖延下去。教宗代表们来去匆匆，而两位主角之间的通信更加频繁。最终在1080年5月，教廷的麻烦制造者枢机主教圣维克托·德·马赛的理查德在布尔戈斯召集了会议，大会期间，正式宣布禁止举行穆扎拉布仪式，并采用罗马仪式。格列高利七世取得了显赫的胜利。西班牙北部各王国统一到西欧基督教世界更广阔的进程持续加速。
1085年托莱多城的陷落是半岛基督教—穆斯林政治关系的分水岭。该城市被征服及其控制下的广阔领地被吞并不仅使莱昂-卡斯蒂尔王国迅速扩张，快速崛起，而且还造成了有利于基督教北部地区的权力均衡局面被永久性改变。格拉纳达的阿卜杜勒后来回忆说，托莱多城被征服“对整个西班牙伊斯兰世界产生了巨大震动，使得所有居民充满了在那里生活的恐惧和绝望” [31] 。诗人伊本·阿沙勒（Ibn al-‘Assal）描绘了一幅生动得多的图景：
西班牙伊斯兰世界的人们，快骑上你们的骏马离开；
这里什么都没有了，留下来大错特错。
长袍要从外向里解开才能脱去，但我看半岛是从里向外一下子脱掉长袍。
我们若是被敌人抓住，他们就绝不会让我们活着出来：谁能与毒蛇生活在一个篮子里？ [32]
1064年，法国、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组成的军队攻克巴瓦斯特罗城的时候，人们也表达出类似的恐惧，似乎末日降临。当时，伊本·哈延（Ibn Hayyan）绝望地写道：“我们正站在悬崖边上，俯瞰着深重的灾难。”
但是次年，巴瓦斯特罗城又被萨拉戈萨的穆克塔迪收复，绝望的情绪很快就消散了。在此21年后，新一轮歇斯底里的绝望情绪再度席卷穆斯林社会。
此后在托莱多发生的事件进一步强化了即将遭受攻击警示的恐慌情绪，而阿方索六世在这里对穆斯林民众推行的安抚政策似乎也很快就被放弃了。就在1086年的某个时候，该城市总督希斯南多·戴维德斯伯爵遭到解职，他曾经效力于塞维利亚的穆塔蒂德宫廷，据说他可能很清楚穆斯林社区的敏感情绪。
大约与此同时，传闻称是应王后康斯坦丝及其法国随从大主教托莱多的贝尔纳的请求，该城市最大的清真寺被占领，改作基督教大教堂，这显然违背了前一年该城投降协议的条款。
[33]
同时，越来越好战的阿方索六世开始进一步强制加重了尚存的“分裂小国”的贡赋。1086年春季，他单方面实施了在托莱多城投降前夕他与卡迪尔达成的投降协议条款，派遣一支军队在阿尔瓦尔·法奈兹（Alvar Fáñez）统领下，将其以前的门客安插到巴伦西亚作为当地的统治者。据说他还劝说塞维利亚的穆塔维德率其王国向他投降，并派出一支突袭远征军攻击格拉纳达的阿卜杜勒。可能还是在这个时期，他的一位将领加西亚希门尼斯夺取了穆尔西亚（Murcia）西南的阿莱多（Aledo）要塞。1086年初夏，阿方索六世发动了对萨拉戈萨城的围攻，就是为了迫使该城新任统治者穆斯泰恩（al-Musta
c
in，1085—1110年在位）重新恢复缴纳前一年拖欠的“保护费”，他并不想真的攻占它。但是阿方索在攻陷托莱多以后不久就采取了这一行动，他的进军显然很难平息其他“分裂小国”中日益高涨的恐惧担忧情绪，因为他们作为各自国家独立君主的地位似乎危在旦夕。这些“分裂小国”因为被逼到了墙角走投无路，便向直布罗陀（Gibraltar）海峡对面位于马拉喀什（Marrakesh）的阿尔莫拉维德王朝（Almoravid）的埃米尔优素福·伊本·塔什芬（Yusuf ibn Tashufin）发出绝望的求援信，请求军事援助，以便帮助他们抵抗基督教军队的进攻，遏制住其面临的难以阻挡的攻势。
据说阿尔莫拉维德运动早就从“边境要塞”（
ribat
，意为边防要塞）中产生发展起来，这些边境军事前哨是被称为伊本·亚辛（Ibn Yasin）的马立克学者和传教士于1039年以后某个时间建立起来的。
伊本·亚辛的追随者们后来被称为穆拉比吞（al-Murabitun），西班牙语的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就是从这个名称演化来的，他们追求一种纯粹宗教的单纯生活方式，并高举圣战（
jihad
）的旗帜广泛活动在伊斯兰世界的边境地区。阿尔莫拉维德运动实行严格的禁欲生活，追求精神复兴运动，影响迅速扩大，深受民众欢迎。到1059年伊本·亚辛去世时，阿尔莫拉维德运动的势力影响范围已经扩大到撒哈拉以西整个桑哈扎（Sanhaja）柏柏尔部落地区，并控制了摩洛哥（Morocco）南部其他几个柏柏尔民族。该运动的领导权后来落到伊本·亚辛的一个弟子、桑哈扎的部落酋长阿布·巴克尔·伊本·欧麦尔（Abu Bakr ibn ‘Umar）手中。当阿布·巴克尔在南方加强其地位时，其表兄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向北进军跨越阿特拉斯（Atlas）山脉，于1070年在马拉喀什建立起司令部，并通过一连串的胜利迅速征服了摩洛哥平原，占领了费斯（Fez）、特莱姆森（Tlemcen）和丹吉尔（Tangier）诸城。1087年阿布·巴克尔去世后，优素福便夺取了整个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派运动的最高领导权。
优素福夺取地中海南岸立足点后不久，就接到西班牙伊斯兰世界“分裂小国”君主们的求援信。1079年，也就是科里亚城失守后不久，巴达霍斯的穆塔瓦基尔就以他的名义给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埃米尔发出了一封信件，请求援助。1083年，塞维利亚的穆塔维德也是由于阿方索六世率领的突袭部队蹂躏其王国造成巨大灾难受到极大刺激，以同样的理由发出了求援信。但是直到1085年托莱多城失陷才最终促使优素福决定采取行动。然而从一开始，这位朴素的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埃米尔就和“分裂小国”的那些君主关系失和，发生口角。后者认为，优素福不过就是个未开化的野蛮人，一个彻头彻尾的宗教狂热分子。而优素福则认为，这些女里女气的“分裂小国”的国王早就背叛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他们生活腐化，对基督教教徒卑躬屈膝，对自己的同胞臣民强制征收《古兰经》上没有记载的税赋，还把这些钱财缴纳给基督教的“保护者”。这些“分裂小国”的君主显然对寻求柏柏尔人的干预顾虑重重，但在危机面前只能急病乱投医，他们孤注一掷以解绝望的困局。鉴于他们面临着1085—1086年的严冬，横渡海峡极为艰难，“分裂小国”的国王们几乎无法对其盟友挑肥拣瘦。塞维利亚的穆塔维德深思熟虑地说道：他“宁愿要一个摩洛哥赶骆驼的人，也不愿意要一个卡斯蒂尔放猪人”，这段评语有力地总结了当时占据上风的心态。
1086年6月，优素福率领大批柏柏尔人军队渡过海峡，他在阿尔赫西拉斯建立其大本营，而后向内地进军，首先到达塞维利亚，随后向北进抵巴达霍斯。阿方索六世被迫放弃对萨拉戈萨的围攻，仓促向南挺进迎敌。1086年10月23日，两军相遇在巴达霍斯北面一点的萨格拉哈斯（Sagrajas）。基督教军队遭到大败，阿方索本人几乎难逃厄运，不过最终幸免于难。
但是，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埃米尔却选择不乘其军事胜利立即进一步攻城略地，而是选择稍后撤退回摩洛哥。然而“分裂小国”诸王向他求援的呼唤促使优素福于1089年再度攻入西班牙，这次他把时间白白地浪费在围攻阿莱多，次年他又进入西班牙，发动了对托莱多的围攻，结果又没成功。而这个时候，这位埃米尔和“分裂小国”诸王之间原本就已紧张的关系完全破裂。优素福对于“分裂小国”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冷淡支持感到寒心，对他们之间持续不断的争吵感到失望，因为这使得他们根本不能结成任何反抗北方基督教教徒的统一战线，特别是怀疑——正确地说是已经暴露出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竟然秘密地与阿方索六世重启谈判，他决定自己来做西班牙伊斯兰世界的主人。就此而言，他得益于穆斯林民众显然将阿尔莫拉维德王朝派视为解放者这一点。他在萨格拉哈斯取得的胜利唤起了穆斯林民众的希望，在基督教徒手中屈辱而痛苦的几十年可能就要结束了，极为沉重的税收有望即刻取消了，这一切都使优素福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正如一位编年史家后来所说的那样，这位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埃米尔被人民普遍看作“幸运的预兆和保佑”
[34]
。事实上，市民们在神学家（
fuqaha
'）和法学家（
qudat
）的鼓励下，很快就在这位埃米尔面前宣布废除了他们自己的君主，而神学家和法学家就负有维护伊斯兰立法信条的职责，他们很久以来就对“分裂小国”诸王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了。
至于“分裂小国”的统治者们，事实上他们早就无力对抗优素福。格拉纳达的阿卜杜勒是第一个倒台的，1090年，他被剥夺了其财产和官职，被流放到摩洛哥。1091年，轮到了塞维利亚的穆塔维德和其他一些“分裂小国”君主。穆塔瓦基尔于1094年初被废黜，并被杀害，而后阿尔莫拉维德的军队洗劫了葡萄牙中部的各个城市，包括里斯本（Lisbon）、圣塔伦（Santarém）、辛特拉（Sintra），这些城市被绝望的巴达霍斯国王在前一年割让给阿方索六世，作为结成新军事同盟的代价。到1094年，西班牙伊斯兰世界西部地区的所有“分裂小国”的君主都被废黜，其领地被尽数纳入阿尔莫拉维德帝国。与此同时，优素福的军事将领们忙于平息西班牙东南部地区的反抗，通过一连串的胜利，穆尔西亚、阿莱多、德尼亚、哈蒂瓦（Játiva）和阿尔西拉（Alcira）都被攻克。然而，在巴伦西亚，阿尔莫拉维德军队的强劲攻势遭遇到抵抗，突然止步不前。然而，抵抗的不是应捍卫王朝以及王国而勇敢奋起的“分裂小国”诸王，而是很难想象地来自一名叫作罗德里戈·迪亚斯·德·维瓦尔（Rodrigo Díaz de Vivar）的卡斯蒂尔冒险家。
罗德里戈·迪亚斯（约1043—1099年）被后人更经常地称呼为埃尔·熙德（El Cid），传统上他被描述成西班牙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英雄。埃尔·熙德作为西班牙中世纪最伟大的史诗作品《熙德之歌》（
Poema de mio Cid
）的灵魂人物，以及其他文学作品的热门主人公，在死后被描写为虔诚的十字军勇士，他首要关心的就是将半岛从穆斯林统治下解放出来。
[35]
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个人物从传说和爱国主义的赞歌中辨识梳理出来，就会形成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罗德里戈·迪亚斯是个卡斯蒂尔贵族，在桑乔二世的家臣中崭露头角，升上高位。1081年在他领导下进行的一次突袭托莱多“分裂小国”的行动后，因为未经批准擅自行动而遭到阿方索六世的驱逐流放。他曾经到加泰罗尼亚寻求庇护，但未能成功，最终受雇于萨拉戈萨的穆克塔迪军队，担任雇佣兵队长，而后继续在后者之子穆塔明（al-Mu'tamin，1082—1085年）手下从军。所有的记载都说他是个颇有天赋的战士，既与穆斯林作战也与基督教敌手交锋，罗德里戈·迪亚斯在战场上的战绩使他很快就赢得了巨额财富和广泛名声，同时还获得了“勇士”（
Campidoctor
）的绰号（当时用西班牙语称为
Campeador
）。1082年，他在莱里达（Lérida）附近的阿尔麦纳尔（Almenar）战役中击溃并俘获了巴塞罗那伯爵贝伦格尔·拉蒙二世（1076—1097年在位），这就促使里波尔（Ripoll）的一名僧侣精心编写了史诗作品《熙德之歌》，对罗德里戈·迪亚斯大加赞美，而这位僧侣正是贝伦格尔·拉蒙的死敌拉蒙·贝伦格尔二世（1076—1082年在位）的支持者，他们兄弟俩殊死较量。
两年后，罗德里戈又重创阿拉贡的桑乔·拉米雷斯亲率的军队。1086年，他在萨格拉哈斯遭遇惨败后不久，便应阿方索六世的召唤返回卡斯蒂尔，但是三年后，他再度遭到流放，显然是因为他没能帮助这位君主成功瓦解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对阿莱多的围困。1089—1094年间，埃尔·熙德以自由战士的身份在西班牙东部地区闯荡，撞大运。他凭借自己丰富的战争经验，成功地吸纳战败将士加入其部队，得以从该地区许多“分裂小国”征收“保护费”，因而获得了大笔金钱。1094年6月，他征服了巴伦西亚，大败优素福派来对付他的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军队。罗德里戈·迪亚斯统治巴伦西亚君主国的地位得到稳定，直到他于1099年7月去世为止。
不可否认，罗德里戈·迪亚斯长期而复杂的传奇经历确实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后来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熙德之歌》热衷于塑造一个被肯定的形象，这是13世纪卡斯蒂尔好战的贵族们渴望树立的形象，千方百计地突出埃尔·熙德征服的胜利，以及对被征服领地的统治，他在此一直以其封主阿方索六世的名义，并作为后者忠诚的封臣活动。
[36]
更早些时候的证据更为可靠，有力地证明罗德里戈·迪亚斯在1094—1099年间仍然继续保持其未经文学修饰的本色。
西班牙的基督教君主们很可能都鄙视地将罗德里戈·迪亚斯看成是个麻烦制造者，比那种怀有超越其实际地位的理想和野心的暴发户好不了多少。然而，埃尔·熙德在战场上的战绩表明，阿尔莫拉维德军队远不是战无不胜的，并在基督教北方地区防御线正在开始出现缓慢的松动和完全崩溃的危险之际，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其顽强的抵抗不仅阻止了阿尔莫拉维德军队进一步通过利凡特（Levante）地区挺进巴塞罗那，而且还在穆斯林军事进攻直指托莱多、意图重新收复该城之时，有效地分散了他们的进攻势头。但是从长远趋势看，罗德里戈·迪亚斯作为巴伦西亚君主进行的统治，基本就是多种事件普遍发展趋势中的一个奇异插曲。一旦罗德里戈去世，他刻意为自己打造的那些原则就像它出现一样迅即瓦解。他的遗孀希美娜（Jimena）尽其所能维持着巴伦西亚，但是，1102年阿尔莫拉维德军队新一轮的进攻迫使她从这个城市撤离，并返回卡斯蒂尔。到了这个阶段，以前的“分裂小国”中只有萨拉戈萨还维系着脆弱的独立，而这个地方在1110年就被优素福之子阿里·伊本·优素福（Ali ibn Yusuf）无情地摧毁了。
罗德里戈·迪亚斯于1081年出现在西班牙东部略显拥挤的政治舞台上，在此后数年间，让该地区的各个基督教强权越来越恐惧。在拉米罗一世及其继承人桑乔·拉米雷斯一世统治时期，阿拉贡人主要的战略目标即已确定，就是将他们的王国向南扩张进入萨拉戈萨的“分裂小国”上游各支流地区。由于其卡斯蒂尔和纳瓦拉基督教盟友的支持，萨拉戈萨的穆克塔迪还能够将阿拉贡人抵抗在海湾一线，但是半岛东端地区的势力平衡却由于纳瓦拉的桑乔·加尔塞斯四世于1076年遭到暗杀而突然改变。此后阿拉贡对潘普洛纳领土的吞并进一步加强了其作为该地区基督教强权中老大的地位，并促使桑乔·拉米雷斯更大胆地再度发动对萨拉戈萨的军事袭击。在这方面，他还面临几个有利时机：阿方索六世自1080年后越来越忙于处理其本国南部边防地区事务而无暇他顾，1081年穆塔明和穆德希尔（Mundhir）兄弟忙于瓜分萨拉戈萨“分裂小国”，此外，1086年罗德里戈·迪亚斯被派遣离开萨拉戈萨宫廷，这一点也不可小视。萨拉戈萨一系列重要的边防要塞就是因为桑乔的攻击而在11世纪80年代陆续失陷于阿拉贡人之手，其中包括1083年丧失的格劳斯，1088年失守的蒙特阿拉贡（Montearagón）和1089年陷落的蒙松（Monzón）。尽管这位阿拉贡国王在1094年7月指挥围攻韦斯卡城时不幸遭到意外死亡，但是其子和继承人佩德罗一世（Pedro Ⅰ，1094—1104年在位）很快便担负起他父亲未竟的事业。韦斯卡城最终于1096年11月沦陷于阿拉贡人及其法国联军，巴瓦斯特罗于1100年被重新征服，次年，萨拉戈萨城本身也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只是攻击没有得手而已。
在1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甚至自拉蒙·博雷尔于1010年造访科尔多瓦并参与到哈里发的权力争斗中以来，巴塞罗那地区的各位伯爵的主要目的，就是力图从西班牙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分裂中为自己谋取财政利益。特别是伯爵拉蒙·贝伦格尔一世，他是第一个定期征收“保护费”税款的伊比利亚基督教统治者，他通过邻近的莱里达、托尔托萨（Tortosa）、萨拉戈萨各个“分裂小国”缴纳的贡赋获得了大量贵金属。主要还是由于这笔来自穆斯林的巨额金银财富的稳定收入，这位伯爵才能在11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稳固他对其王国内桀骜不羁的贵族的统治，而大量多余的金钱还有助于他扩大其在法国南部许多领地的统治，其中包括卡尔卡松（Carcassonne）和拉泽斯（Razès）伯爵领地，这两个地方是他于1067年到1070年间执行一系列购置协议获得的。
后来大约在1076年到1078年间的某个时候，拉蒙·贝伦格尔一世的孪生儿子和共同继承人拉蒙·贝伦格尔二世和贝伦格尔·拉蒙二世，联合他们的盟友和亲戚乌赫尔的阿尔芒戈四世伯爵（Armengol Ⅳ of Urgel，1065—1092年在位），共同制订了野心勃勃的计划，建立起疆域广大的保护国，其范围不仅包括长期以来的纳贡国，而且还包括巴伦西亚、德尼亚、穆尔西亚和格拉纳达这些“分裂小国”。
然而，他们设法实现这些计划的努力太引人关注了，最终还是未能成功。1082年，拉蒙·贝伦格尔二世遭到暗杀，只是由于1086年达成的协议，巴塞罗那全面内战才没有爆发。该协议允许杀害亲兄弟的嫌疑人贝伦格尔·拉蒙继续统治，直到其内侄长大成人，后者就是以后人们所知道的拉蒙·贝伦格尔三世（1097—1131年在位）。罗德里戈·迪亚斯出现在这个地区使事态更加恶化，他不仅于1090年在泰瓦尔（Tévar）使贝伦格尔·拉蒙遭到耻辱的败绩，从而使后者吞并巴伦西亚王国的计划遭受挫折，而且还激励莱里达、托尔托萨、德尼亚等地相继将各自国家置于这个强悍的卡斯蒂尔军阀保护之下。甚至当埃尔·熙德于1099年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以后，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军队于1102—1110年间对西班牙东部地区持续的进军表明，无论对加泰罗尼亚还是对其他半岛基督教列强来说，征收“保护费”贡赋的黄金时代真的结束了。
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军队于1086年取得萨格拉哈斯胜利后的第二年，其战略思维完全被渴望收复托莱多城所左右。到了11世纪末，所有曾经属于以前“分裂小国”的领土向北直到塔古斯山脉，都遭到优素福军队的扫荡。但是，这座严阵以待的托莱多城本身却岿然不动，并成为莱昂-卡斯蒂尔在未来一个世纪对南部边界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主要基地，尽管后来它在1090年以后多次面临被围攻失陷的危险。对阿方索六世而言，他尽其所能抵抗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进攻势头，虽然很明显没有取得什么胜绩。1091年，他派遣去帮助塞维利亚解除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军队围困的部队在阿莫多瓦-德-里约（Almodóvar del Río）遭到大败。1092年，他又联合阿拉贡、巴塞罗那和意大利航海城市国家热那亚和比萨进犯巴伦西亚，但未能取胜。
他在外交攻势方面取得了最起码的成功。阿方索六世在萨格拉哈斯遭到耻辱的惨败后不久，就向其位于比利牛斯山脉另一侧的各个邻国发出军事援助的紧急请求。这一求救立即得到法国远征军队的响应，他们的将领中许多人与半岛都有家族亲戚关系，包括勃艮第公爵奥多、吕西尼昂的休六世和图卢兹伯爵雷蒙四世。1087年冬季，这支远征军翻山进入西班牙，并包围了埃布罗河流域的图德拉城，但是没有取得什么战果，而后撤军返回。
然而，法国远征军也不是毫无战果可言。阿方索六世可能就是由于法国军队展示了实力，才热衷于加强与勃艮第公爵家族进一步的外交纽带，他可是早在1079年就娶了奥多公爵的婶子康斯坦丝为妻。因此，康斯坦丝的表兄勃艮第伯爵领地的雷蒙将迎娶阿方索的大女儿乌拉卡就顺理成章了。不久以后的某个时间，雷蒙的表兄勃艮第公爵领地的亨利（Henry of ducal Burgundy）就与阿方索的几个私生女中的特里萨（Teresa）订婚，另一个女儿埃尔维拉则于1094或者之前嫁给了图卢兹伯爵雷蒙。这些婚姻联盟无疑是莱昂-卡斯蒂尔王室极为骄傲和拥有巨大威望的资源，但是从权力政治的角度看，它们并没有太大的现实重要性。就我们所能谈论的而言，雷蒙和亨利来到西班牙并没有带来许多军事随从；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与勃艮第的联系此后有助于法国军队翻越比利牛斯山脉到西班牙，对阿方索六世在战胜阿尔莫拉维德的战事中帮上一把。
然而，雷蒙和亨利在莱昂-卡斯蒂尔朝廷上却为他们自己捞到了好处。1087年，大约就在雷蒙与乌拉卡公主订婚的同一时间，前者取得了统治加莱西亚省区的权力，当地爆发的由伯爵罗德里戈·奥维奎斯（Rodrigo Ovéquiz）领导的起义不久前刚刚遭到镇压，而统治葡萄牙边疆地区领地的权力则最晚于1096年被移交给了亨利。根据一份孔波斯特拉的资料，雷蒙甚至可能还被任命为莱昂-卡斯蒂尔王位的继承人。
无论这是不是真的，阿方索六世唯一的男性近亲，即他的兄弟加西亚于1090年死于牢狱，而这位国王此后又未能生出合法的男性继承人，这些都意味着雷蒙可能真的抱有强烈的期望，认为这个王位最终还是得归他占有。但是，1093年，当阿方索六世的女仆、塞维利亚的穆塔维德以前的儿媳宰达（Zaida）为他生下了儿子桑乔以后，这些预期就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了。雷蒙担心其渴望统治莱昂-卡斯蒂尔的预期此时就要落空，这种担忧理由非常充分，于是他决定采取行动。大约在1095年到1107年间的某个时候，雷蒙和亨利在克吕尼修道院院长休及其特使达尔马提乌斯·格莱特（Dalmatius Geret）的默许下，起草了一份秘密协议。关于订立这份协议的准确日期，学术界聚讼不休，说法很多，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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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份所谓的“继承协议”规定，这对表兄决定在阿方索六世去世时，由亨利协助雷蒙夺取继承莱昂-卡斯蒂尔王位，他们两人将瓜分这个王国。亨利将作为雷蒙的封臣占据托莱多，或者如果占领不了的话就占据加莱西亚地区——这是个强烈的暗示，表明没有任何人有信心能够确保这个城市抵抗住阿尔莫拉维德王朝长期的进攻而不失守；而雷蒙则占领王国的其他地区。另外，这对表兄弟还达成一致意见，托莱多国库财产的三分之一转交给亨利。而新生儿桑乔这个名字最好是让它消失。然而，雷蒙于1107年9月的去世使该秘密协议变得毫无意义。而且，阿方索六世于1106年正式迎娶了婴儿的母亲宰达，从而使得桑乔继承王位的权利合法化了，进一步加强了后者王位继承人的地位。
阿方索六世统治末年被一大堆难题和与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军事斗争纠缠着。尽管这位国王有充足的理由自信满满，因为1095年他夺取了塔古斯河上的圣塔伦，次年，韦斯卡又陷落于阿拉贡的佩德罗一世，但是，其脆弱的地位还是于1097年遭到严重动摇，优素福于这一年在托莱多附近的孔苏埃格拉（Consuegra）又使他惨遭败绩，而后不久，阿方索的左膀右臂阿尔瓦尔·法奈兹统率的一支军队在昆卡附近遭到重创。1100年，托莱多再度遭到围困，1102年，阿方索被迫撤出巴伦西亚地区。另外，这个国王面临的问题还包括人力极为短缺，以至于达到这样的程度，1100年和1101年，教宗帕斯卡尔二世一再致信给他，提醒即将启程去圣地的西班牙十字军不要忽视放弃半岛的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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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由于征收“保护费”而获利已成昔日的记忆，这个国王严重缺乏金钱。
尽管如此，阿方索仍然准备与敌人继续进行战斗。他乘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军队时疫流行战斗力严重不足之机，于1104年夺取了军事要塞城市梅迪纳切利，并在1104年和1106年进一步挥军进入穆斯林领土洗劫。当1106年优素福最终去世，并由他的儿子阿里·伊本·优素福继位后，阿尔莫拉维德王朝的军事机器又再度运转起来，1108年5月，由阿里的兄弟塔敏（Tamim）率领的军队再次向北进攻托莱多。但是，在它抵达攻击目标以前便遭到莱昂军队的拦截，双方在托莱多以东大约100公里的乌克莱斯（Uclés）发生战斗，在战斗中，基督教军队遭到沉重打击，全军覆灭。据说有7个伯爵在战斗中阵亡，此外，阵亡者还包括阿方索的儿子和继承人桑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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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军队在乌克莱斯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塔古斯边防线并没有遭到破坏。托莱多城也没有失守。然而，这次惨败的政治后果是灾难性的。桑乔王子的早逝意味着王室的王位继承问题还要重新解决。而匆忙做出的决定必然使事情变得更糟，因为阿方索六世本人被病痛击垮了，卧床不起。可供这位疾病缠身的国王选择的可能性非常有限，或者说几乎无法选择。虽然雷蒙已经消失，退出了政治舞台，但他还是留下了寡妇乌拉卡，以及他们所生的孩子，当时只有三岁，即后来的阿方索七世（1126—1157年在位）。而在亨利这方面，他和葡萄牙女伯爵特里萨也有幸于1109年生了个孩子，也叫阿方索[或者叫阿东索（Atonso）]。结果，阿方索六世最终正式宣布他的女儿乌拉卡为其继承人，并宣布她与阿拉贡国王“战士”阿方索（Alfonso Ⅰ “the Battler”，1104—1134年在位）订婚。尽管有关这个阿拉贡人的婚姻还没有十分明确的具体安排，但至少在纸面上，这个计划还可以说是有利的。因为有一件事很明确，它展现出西班牙基督教诸王国中两个最为强大的王国联合军事同盟的前景，而这个联盟确实有可能扭转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军事进攻造成的越来越危险的局势。另外，它也能够避免使莱昂-卡斯蒂尔王国只由一个女人进行统治，有些事情就是几个男人——特别是还包括阿方索六世本人在内——应付起来都感到十分艰难。确实，阿方索一世和乌拉卡都是纳瓦拉的桑乔·加尔塞斯这个共同祖辈的后人，但是鉴于王国本身所面临的绝望境地，阿方索六世无疑希望教会当局能够对这个小小的血缘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不要不合时宜地把它爆料出来。当阿方索六世最终于1109年7月1日在托莱多这个他曾取得最辉煌胜利的城市去世时，其“帝国”的边疆前线确实非常辽阔，西起大西洋沿海，东至埃布罗河，从坎塔布里亚（Cantabrian）海滨向南直达塔古斯山脉，他可以欣慰地相信，他已经为捍卫其成就做得够多了。现实局势却十分艰难。与阿拉贡人联姻的直接后果远未能加强这个王国，相反却引发了新的继承王位危机和八年内战，莱昂帝国因此被撕得粉碎。
西蒙·巴敦（Simon Barton）
陈志强 译校
[1] c Abd Allah， The Tibyan ，p.43.
[2] Ibn c Idhari， La caida del Califato de Córdopa ，p.11.
[3] Ibn al-Kardabus， Historia de al - Andalus ，p.84；Wasserstein （1985），pp.40-41，n.47.
[4] Abd Allah， The Tibyan ，p.45.
[5] Historia Silense ，pp.169-177.
[6] Crónicas asturianas ，p.188.
[7] Cartulario de San Juan de la Pena ，Ⅰ，nos.58-9； Documentacion medieval de Leire ，no.23 cf.Bull （1993），pp.90-92.
[8] “Regnante rex Sancio Gartianis in Aragone et in Castella et in Legione，de Zamora usque in Barcinona，et cunta Guasconia imperante”： Cartulario de San Juan de la Pena ，I，no.59.As imperator and rex Hispaniarum ，see Menendez Pidal （1956），Ⅰ，p.109，Ⅱ，pp.671-672； Cartulario de San Millan de la Cogolla ，no.193.
[9] Coleccion diplomatic de Fernando Ⅰ，nos.8-13.
[10] Coleccion diplomatic de Fernando Ⅰ，no.59；Fletcher （1984），p.31.
[11] Rodrigo Jimenez de Rada， Historia de rebus Hispanie ，pp.189-190.
[12] Ibn ‘Idhari， La caida del Califato de Cordoba ，p.198.费尔南多的儿子和继承人阿方索六世可能从其穆斯林附属小国征收到年度高达70000枚第纳尔（dinars）金币的收入，Reilly （1992），p.58。
[13] Historia Silense ，pp.198-204； Coleccion diplomatic de Fernando Ⅰ，no.66；Vinayo Gonzalez （1961）.
[14] Historia Silense ，pp.204-205；Pelayo of Oviedo， Cronica ，pp.75-76；“Chronicon Compostellanum”，p.609.
[15] 在其1072年11月17日颁布的法令中，这位国王宣称：“Ego quidem Adefonsus rex …sensi uindictam Dei omnipotentis presenti tempore factus extorris a potestate regni mei et postea restituit me Deus in id ipsum quod amiseram，sine sanguine hostium，sine depredatione regionis，et subito，quum non extimabatur，accepi terram sine inquietudine，sine alicuius contradiction et sedi in sede genitoris mei Dei donante clement ia”： Colección documental … de León ，no.1182.Cf.Menéndez Pidal （1956），Ⅱ，pp.178ff。
[16] Becerro Gotico de Cardena ，no.Ixxxvi.
[17] c Abd Allah， The Tibyan， pp.89-90.
[18] 见例如，Ibn al-Kardabus， Historia de al - Andalus ，p.102。
[19] Ibn al-Kardabus， Historia de al - Andalus ，pp.104-105.关于托莱多陷落的背景，参见Lévi-Provencal （1931）；Miranda Calvo （1980）；Reilly （1988），pp.161ff。
[20] 关于大地主的出现问题见Carle （1973），pp.23-92；Sánchez-Albornoz （1978），pp.19-57；Pastor （1980），pp.56-73；Carzolio de Rossi （1981）；Martinez Sopena （1985），pp.215ff。关于弗尔瓦拉·穆诺兹财产转手问题见 Catalogo de documents … Otero de las Duenas ，nos.154-7，162-2，165，167； Coleccion diplomatic De Santa Maria de Otero de las Duenas ，nos.58，61，82-3，89-91，93-4，101-6，109-13，116，118，122-3，126-30，135-6，138-40，142，145-6，148，150，154，157-61，163，166，91a，96a，107a-b，122a，124a-b，125a，137a，145a，156a，158a，165a，166a.Cf.Prieto Prieto （1975）[原文如此，应为Prieto（1975）——译者注]。关于Cardena修道院僧侣获得地产问题见Moreta Velayos （1971），pp.125-126。
[21] Vázquez de Parga，Lacarra and Uria Riu （1948-9），Ⅰ，pp.281ff；Santiago-Otero （1992）的论文集； Coleccion documental … de León ，no.1236。
[22] Cartas de poblacion del Reino de Aragon ，no.2.
[23] 关于埃斯特里亚见Défourneaux （1949），pp.247-248；Valdeavellano （1969），pp.140-143。关于萨阿贡见Herrero de la Fuente （1988），no.823； Cronicas anonimuas de Sahag ú n ，pp.19-24；Gautier Dalche （1989），pp.70-73。更广阔的背景见Ruiz de la Pena Solar （1993）。
[24] Lopez Ferreiro （1898-1911），Ⅲ，Ap.，no.vii； Historia Compostellana ，pp.51-52.
[25] 关于Adelelm见Vazquez de Parga，Lacarra and Uria Riu （1948-9），Ⅱ，pp.184-185； Documentacion … De San Juan de Burgos ，no.Ⅰ。关于Pamplona主教Peter of Andouque见Mussigbrod （1994）。关于Frotard和理查德见Linage Conde （1973），Ⅱ，pp.872，885，908，912-913，979-981。
[26] La documentacion pontificia hasta Inocencio Ⅲ，no.6.
[27] “Preterea notum vobis fiery volunus，quod nobis quidem facere non est liberum，vobis autem non solum ad futuram sed etiam ad presentem gloriam valde necessarium，videlicet，regnum Hyspanie ex antiquis constitutionibus beato Petro et sancte Romane ecclesie in ius et proprietatem esse traditum”： La documentacion pontificia hasta Inocencio Ⅲ，no.13.
[28] La documentacion pontificia hasta Inocencio Ⅲ，no.4.
[29] Recueil des chartes de l ' abbaye de Cluny ，Ⅳ，pp.551-553.
[30] Crónica Najerense ，p.116.
[31] c Abd Allah， The Tibyan ，p.113.
[32] Christans and Moos in Spain ， Ⅲ ： Arabic Sources ，pp.90-91.
[33] Rodrigo Jiménez de Rada， Historia de rebvs Hispanie ，pp.205-207；参见García Gómez and Menéndez Pidal （1947），pp.32-33，38-41。
[34] Christians and Moors in Spain ， Ⅲ ： Arabic Sources ，p.99.
[35] Poema de mio Cid ；Menendez Pidal （1956），Ⅱ，pp.593-622.关于熙德（Cid）生涯的最新评价参见Fletcher （1989）。
[36] Poema de mio Cid ，lines 815-818，875-880，895，1271-1274，1334-1339，1809-1814；cf.West （1977），pp.204-206；Fletcher （1989），pp.193-196；Pattison （1996），pp.108-110.
[37] Documentos medievais Portugueses ，Ⅰ，pt Ⅰ，pp.1-2，and pt 2，pp.547-553.关于“继承协议”参见David （1948）；Bishko （1971）；Fletcher （1984），pp.121-125；Reilly （1988），pp.247-254。
[38] Historia Compostellana ，pp.24-26，77-78.
[39] Crónica Najerense ，p.118.Cf.Lucas of Túy，“Chronicon Mundi”，pp.101-102；Rodrigo Jimenez de Rada， Historia de rebvs Hispanie ，pp.216-217.关于乌克莱斯（Uclés）战役的背景参见Huici （1956），pp.103-134；Slaughter （1974-9）；Reilly （1988），pp.348-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