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时期的意大利社会

到1085年罗伯特去世为止，诺曼人对西西里的征服已全部结束，再也不需要“肃清”西西里东南部的反叛活动了。到此时为止，从法国北部向南意大利的移民也基本停止。人口涌入给南意大利社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首先，我们要研究一下“诺曼”（Norman）这个称呼是否正确，这个词因为使用方便，所以沿用到今天。来到南意大利的新居民真的是诺曼人吗？毕竟对于一个意大利人而言，诺曼人就是北方人，可能是指来自阿尔卑斯山脉北方的任何一个人。如阿普利亚的威廉所写，“他们被称作诺曼人，即北方来的人” 。威廉在其诗中交替使用“诺曼人”（ Normanni ）、“高卢人”（ Galli ）和“法兰克人”（ Francigeni ）指代这些新移民，难道这样做没有特别意义吗？

事实并非如此。威廉作品的文学本质使其更需要合辙押韵而不是准确的术语，而且无论如何，这些诺曼人讲法语。阿马图斯和马拉泰拉撰写的历史恰恰相反，他们开宗明义都详细描述了诺曼底公国，将其作为入侵者的来源地。从文献记载得知，人们所知的11世纪和12世纪初来自南意大利而不是本土的外来者中，有2/3到3/4人的名字都来源于诺曼底公国。这些人要么他们的姓氏能够追溯到诺曼底公国的某一个地方，要么这些人称呼自己为“诺曼人”[以区别布列塔尼人和佛来芒人（Flemings）等，这些称呼都出现在了特许状中]，或者他们的名字中含有只能与法国—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相联系的斯堪的纳维亚元素，即诺曼底名字。 当然，这意味着还有极少部分人从法国其他地方来到意大利，一些来自意大利北部甚至德意志。比如11世纪80年代以来的圣阿加塔·迪·普格利亚诸位领主，当年就是罗伯特·吉斯卡尔将他们安置到这里，他们都是布列塔尼人，后来成了当地世袭公爵的总管。 西西里伯爵罗杰于11世纪80年代在其弟帕泰尔诺（Paterno）的亨利伯爵的见证下，娶了萨沃纳（Savona）的阿德莱德为其第三任妻子，从而在西西里东部地区建立起北意大利人真正的殖民地。而他的弟弟亨利则是继罗杰之后，于12世纪早期成为当地最重要的土地领主。但是绝大多数移居这里的人确实是真正的诺曼人。另外，大多数特别重要的大片领地的所有者也都是诺曼人，在阿普利亚，他们中不少人都是公爵的亲戚，而在卡普亚，很多人都是大公的亲戚。在大公国东部的卡加佐（Caiazzo）诸伯爵（他们取代了几位前伦巴第伯爵）是理查德一世某位兄弟的后裔，而公国中部的卡里诺拉（Carinola）伯爵是理查德幼子的后裔。在西西里，帕泰尔诺的亨利所拥有的土地与叙拉古的土地相毗邻，这片土地起先属于罗杰的混血儿子约尔丹，而后归其侄子坦克雷德（Tancred），还有拉古萨（Ragusa）领地（也或许是个州），由他的另一个儿子戈弗雷占有。 如果某个地区重要的土地所有者不是诺曼人，那他们也不会是真正的法国人，而是那些以前诺曼统治时期当地的幸存者。在卡普亚大公国北部，卡西诺山的辖地被阿奎诺（Aquino）的伦巴第诸伯爵的领地包围，这些伯爵即便没能保持住头衔，但也成功地保有其领地，一直到13世纪。 拥有卡普亚和阿布鲁兹两大公国之间土地的家族是布雷勒（Burrells）的后裔，属于伦巴第—法兰克相结合的家族，自从10世纪以来，他们一直如此。在卡拉布里亚的斯蒂洛（Stilo）地区，希腊地主们一直保有他们自己的土地，保持着自己的重要地位。然而，萨勒诺大公国的部分土地却落入诺玛家族手中，例如大公国中的诸伯爵，他们都是罗伯特公爵的弟弟威廉的后裔，还有圣塞维利诺的领主们[其祖先图尔吉休斯（Turgisius）曾自豪地形容自己是“来自北方的诺曼人”（Normannus ex normannis）]，他们都是在吉素尔夫二世（Gisulf Ⅱ）倒台后幸存下来的原诸侯家族的次子们的后裔，并保有其领地一直到12世纪。这种情况下，通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古艾玛四世的女儿希塞勒加塔（Sichelgaita）的婚姻，她于1058年嫁给罗伯特·吉斯卡尔本人，但这只是类似几桩婚事中最典型的一例。

诺曼人接管南意大利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入侵人数相对较少，最多时也没有超过几千人。另外，尽管许多阿普利亚领主都居住在城镇，但那些城镇都不是最重要的。南意大利的中心城镇主要有巴里、贝内文托、萨勒诺、阿马尔菲、那不勒斯和卡普亚，它们都差不多只保存着现有人口。也许除阿普利亚沿海地区外，诺曼和法国的地主们都倾向于带着财产居住在城市以外，不仅仅是因为对城市生活的厌恶和陌生，而是因为南意大利绝大多数城市相对较晚才落入诺曼人手中，而贝内文托和那不勒斯根本就没有被征服。只有诺曼人占主导地位的一座阿韦尔萨城是个例外，自1030年开始，新来的诺曼人就控制了这座城市，并将其作为重要的新基地（此处也许已经有过一个村庄，但一定不是有城防的市镇）。因此，诺曼人对于乡村的影响大于他们对城镇的影响。至少在一些地区，乡村居民历经苦难，饱受战乱的直接影响，我们也不能低估1058年卡拉布里亚大饥荒的影响（主要是人为造成的），马拉泰拉曾用图表对其进行了描述。 但是在诺曼人侵入之前，卡拉布里亚一直是以自由农耕种为主体的社会。诺曼人征服此地后，新统治者送给修道院的农奴人数令人震惊，就像《奴仆人口清查》（ jarida ）所描述的西西里贵族家庭主要使用穆斯林农民一样。在南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乡村民众的生活环境恶化，但是对这里也应该保持适当的评价。南意大利的经济是以收取地租而非以封地为基础，农奴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传统必须缴纳的租税，而不是提供劳役。在诸如卡普亚大公国和西西里东部等经济最发达地区，这样的农奴劳役义务相对少见（无论如何，在西西里的基督徒居民中不多见，因为伯爵希望吸引他们到这里来定居）。这些义务通常是租佃耕种土地（也就是附加于占用土地上的一种地租），而不是人身依附。

另外，新政府的基础建设也需要本地人参与，不仅仅是因为在伦巴第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普通民众中保持了诺曼人不具备的文化传统。在阿普利亚，许多诺曼爵爷府上的官员都是伦巴第人，而伦巴第官员在卡普亚大公服务人员中也占多数，罗伯特公爵有一位十分重要的教会顾问，也许是最重要的顾问，巴里大主教乌尔苏斯（Ursus），他就是伦巴第人。教堂只是被部分占用。在卡普亚大公国，卡普亚城郊南部的主教辖区由法国主教供职，而在大公国北部的主教辖区内，供职的几乎都是卡西诺山各个级别的修道士，卡西诺山则几乎全部是由伦巴第人构成的一座修道院。如果说教会有哪个部分是由“诺曼人”控制的话，那就是新成立的修道院和西西里的主教们，事实上，叙拉古的第一位主教、勃艮第的阿格里琴托（Agrigento）就来自普罗旺斯（Provence）。但是，罗杰一世在西西里设立了六个拉丁主教职位，第七个设在马耳他（Malta），他还建立了四座拉丁派修道院，建立或资助了大约17座希腊派修道院，这一比例就显示出岛上的人口比例，这里的基督教信徒人口一直到12世纪还基本上都是希腊人。

新统治者对教会的效忠及给予教会重新分配的财产，也反映出“诺曼”征服的局限性。由征服者们建立的修道院获利颇多，就像韦诺萨和圣尤菲米亚（St Euphemia）修道院从罗伯特·吉斯卡尔那里获利，而米列托（Mileto）修道院从罗杰一世那里获利那样。这一点在西西里尤为明显，利帕里（Lipari）和卡塔尼亚（Catania，后者为主教职）修道院都接受过慷慨的捐赠。但是，其他非诺曼人建立的修道院获利，即便不像它们那样多，也绝不少于它们。更重要的是，卡西诺山修道院从德西迪里厄斯与诺曼人的合作中获利，不仅有赖于他与卡普亚大公们的伙伴关系，也通过在阿普利亚的积极活动增加他们的财富。罗伯特·吉斯卡尔在其晚年及其儿子罗杰·博尔萨（Roger Borsa）所提供的庇护，在这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教宗改革给俗人带来的压力也迫使诺曼人放弃他们独占的教堂。1038—1105年间，卡西诺山至少得到150座这样的教堂，既从诺曼征服者那里获利，也常常从希望在修道院保护下至少能保全部分财产的伦巴第人那里获利。 但是，卡西诺山始终是座伦巴第修道院。其院长一直不是诺曼人，只有极个别修道士是诺曼人。卡瓦（Cava）的圣三一（Holy Trinity）修道院也是这种情况，它成为萨勒诺大公国最重要的修道院，也是罗杰公爵和威廉的主要捐赠对象，它在阿普利亚拥有相当多的土地。在阿普利亚，受益人几乎都是诺曼人，但修道院本身始终是伦巴第人在主导。 贝内文托的圣索菲亚（St Sophia）也是如此，它接受莫利塞（Molise）的诺曼贵族们的大量捐赠，但它本身却坐落于从未被诺曼人征服的城市里。

有一种意见认为，在卡拉布里亚，有人千方百计地企图改变该地教区，即便不是“诺曼化”，也至少要拉丁化，通过贬低希腊教堂并将希腊主教辖区改为拉丁主教辖区的办法，这一政策确实导致卡拉布里亚的希腊人移民回到西西里岛。 ^[15] 然而，人们对于这种意见存有争议，即使在卡拉布里亚出现了教会拉丁化的现象，那么这一进程也十分缓慢，虽然卡拉布里亚中部和北部的几个主教区，在11世纪最后几年被皈依成了拉丁派教区。但是，卡拉布里亚南部的教堂（和人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坚持属于希腊派教会，而且几乎没有证据显示曾有过宗教上的紧张局势。12世纪早期，卡拉布里亚北部主教区中有希腊教士和拉丁主教，并且希腊和拉丁主教也在重要的礼拜仪式和法律案件中合作。如果希腊派宗教仪式走向衰落，其原因也主要是由于希腊文化在几个世纪期间与拉丁文化相融合，而不是来自拉丁教会的直接迫害。

如果11世纪末，移民和当地居民之间，或者首先就是移民与伦巴第人之间，确实不时出现了关系紧张的情况，那么其原因不在诺曼人的征服，而在于1085年罗伯特·吉斯卡尔去世和卡普亚的约尔丹一世于1090年去世后，随即出现的管理问题和秩序混乱。罗杰·博尔萨遭遇来自其同父异母的哥哥的强烈挑战，在罗杰与萨勒诺的希塞勒加塔（Sichelgaita）结婚以前，他这位后母就与罗杰断绝了关系；因此他无法阻止自己的哥哥在阿普利亚南部划出他的独立公国，后者以塔兰托城为根据地。另外，有几位权势很大的阿普利亚贵族，在罗伯特公爵统治时期就已经跃跃欲试，这回更是甩掉束缚，在他们定期颁布的特许状中不再提及公爵执政的纪年日期，并且还不断扩大他们的权力范围。教宗乌尔班二世在1089年的梅尔菲宗教会议和1093年的特罗亚会议上宣称，上帝休战就是阿普利亚中央权威瓦解的直接结果。卡普亚城居民在11世纪90年代曾两次驱逐其大公，只是由于大公、阿普利亚公爵和西西里的罗杰伯爵于1098年发动全面围攻才平息下来。然而一直到11世纪90年代，伦巴第官员在大公的宫廷中都占据显要地位，这一时期，从阿韦尔萨颁布的特许状可以看出，其随从全部是法国人或几乎都是诺曼人。1090年以后，诺曼人也被一度从加埃塔城驱逐出去，大公们也几乎无法控制其公国的北部地区。但是，萨勒诺公国与此不同，罗杰·博尔萨的统治始终很稳固，因为他是原皇室家族的后裔，他的身份使其在伦巴第人看来具有合法性。然而，罗杰公爵并未完全放弃阿普利亚，也没有放弃他父亲在卡拉布里亚拥有的（没有给他的哥哥罗杰）那部分领地，他的活动越来越集中在萨勒诺河西岸。卡拉布里亚南部和西西里始终控制在罗杰伯爵手中，尽管在他于1101年死后有一小部分人长期扰乱这一领地的安定。

因此，如果诺曼征服给那些几乎全部是希腊人和穆斯林人聚居的地方带来了稳定，那么在南意大利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1100年的南意大利比一个世纪前，即便不是更分裂了，情况也差不多。在西西里的罗杰之子统一此地之前，这里还要经历漫长而血腥的过程。

G.A.罗德（G.A.Loud）
赵康英、郭云艳 译
陈志强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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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offmann （1969），pp.112-114，Hoffmann倾向于认为米洛斯的起义时间是1011年，其证据是 Annales Barenses （ MGH S ，v，p.53），但更权威的观点是1009年。

[2] “la terre qui mene lat et miel et tant belles coses”，Amatus of Monte Cassino， Storia de ' Normanni （此后简称Amatus），lib.i c.19，p.24。

[3] “Et quodcunque velis terrave marive ministrat …Urbs haec dives opum，populoque referta videtur”，William of Apulia， La Geste de Robert Guiscard （此后简称W.Apulia），lib.iii lines 475-9，p.190。见generally Citarella （1968）；Guillou （1974）；and von Falkenhausen （1975）。

[4] Amatus，dedication，p.3.GeoffreyMalaterra， De rebus gestis Roger Rogerii Calabriae et Siciliae comitis [henceforth Malaterra].On the Lombards，“gens invidissima”，“genus semper perfidissimum”，Amatus，dedication，lib.i cc.6，13，pp.10-14；on the Greeks，“gens deliciis et voluptatibus，potius quam belli studiis ex more dedita”，lib.iii c.13，p.64.On Malaterra，Capitani （1977），especially pp.6-11，30-3；Wolf （1995），pp.143-171.

[5] Amatus，i.17-18，pp.21-23，and cf. Chronica monasterii Casinensis （此后简称 Chron . Cas .），lib.ii c.37，p.236。如今，Hoffmann （1969）的观点影响最大，取代了之前Joranson （1948）等人的观点。在1005年11月的一份特许状中提到了早期穆斯林的一次攻击造成的毁坏，参见 Codex diplomaticus Cavensis ，pp.40-42 no.898（其中将时间误作1035年）。当代作品可参见Loud （2000），pp.60-66。

[6] Chron . Cas .，ii.63，p.288.

[7] 1042年1月的两份特许状中确认了兰多尔夫的统治，见 Codex diplomaticus Caietanus ，i，pp.335-337 nos.169-70；cf.Amatus，ii.32，p.97。阿奎诺的阿特努尔夫（Atenulf of Aquino）从1044年开始担任加埃塔总督（Gaeta）。

[8] Le colonie Cassinesi in capitanata ，i： Lesina ，pp.71-72，no.23.

[9] 由于W.Apulia关于宗教会议的记录中没有提到卡普亚的理查德（Richard of Capua），只有“不动产登记册”[ Liber censuum ，i，p.422（英译本，Loud[2000]，pp.188-189）]中出现他的誓言，因此一些历史学家怀疑当时理查德并不在Melfi，参见W.Apulia，ii.lines 387-404，pp.152-154。然而，不仅仅只有一处（ Chron . Cas .，iii.15，p.377）提到理查德在现场，当时的一份特许状还明确提到，见Loud （1981b），pp.119-120 no.3。然而，可能理查德在1058年就已经向教廷宣誓效忠。关于Drogo早些时候已经被任命为阿普利亚总督的观点所依据的是一份伪造的文献，即Deér （1972），p.48。

[10] Peter Damian， Die Briefe ，no.97，pp.77-78.For John，Gay （1904），pp.495，506.

[11] “Il fu rechut o procession come roy”，Amatus，iv.13，p.191.Hoffmann （1978）的著作，特别是第142—152页对此有重要的概述，关于 scriptorium 的详细分析与风格，参见Loud （1981b），pp.106-107。

[12] Deér （1972）， passim .

[13] Gregory Ⅶ， Register ，i.25，46.

[14] Gregory Ⅶ， Register ，ii，52a，iv，7，Ⅴ，14a，vii，14a.For Benevento，Vehse （1930-1），特别是pp.99-107。

[15] Ménager （1958/9）， passim . 8IzzdnH2/GufMrDSUSrjpFA4gO393U0CsOSa4JnLgM/C2Y82a4Yy5e6RbXMPQC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