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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0年，南部意大利被分为三个不同部分。阿普利亚（Apulia）和卡拉布里亚（Calabria）由拜占庭帝国管辖，西西里岛由阿拉伯人统治（自从9世纪被阿拉伯人占领以来，这里就一直由阿拉伯人统治），中部的山地以及坎帕尼亚则分别隶属于三个伦巴第公国，这三个公国分别是卡普亚公国[其领土范围是从那不勒斯（Naples）北部几英里处开始一直到奥松尼山（Monti Ausoni）以及利里（Liri）河上游地区，与教宗国接壤]、南部的萨勒诺公国[其领土范围从阿马尔菲半岛（Amalfitan）至波利卡斯特罗（Policastro）海湾地区]，以及贝内文托公国[Benevento，位于内陆山区，其领土范围是从阿韦利诺（Avellino）至北面的亚德里亚海]。此外，在贝内文托公国的北面，有阿布鲁兹地区[Abruzzi，该地区的领土范围大约是从特里尼奥河（Trigno）往北的地区]，该地还有一些独立国家，这些独立国家有的是伦巴第人、有的是法兰克人的后裔。而这个地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比如地理、经济以及社会等方面，都与南方的主体相脱离。在西海岸，还有三个小公国，即加埃塔、那不勒斯和阿马尔菲，这三个小公国在中世纪早期一直保持着独立，不受控于周边卡普亚和萨勒诺等强大的邻国。虽然独立于强国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强国的庇护，但是这三个公国在独立问题上从没有动摇过。那不勒斯与阿马尔菲仍对拜占庭帝国俯首称臣，从而得到拜占庭的庇护，不用再担心伦巴第诸国的进攻。
意大利南方地区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小国林立，而在文化和宗教方面，更是错综复杂、难以统一，因为该地区的文化与宗教的分布状况并不与国家的地理划分相一致。在拜占庭领地内，阿普利亚北部和中部地区的人口主要是伦巴第人，其语言是拉丁语与罗曼语相混合的方言，奉行的宗教仪式则属于拉丁人的传统仪式。在阿普利亚南部地区以及卢卡尼亚（Lucania），尽管该地区人口可能大多为希腊人，且自10世纪以来希腊人从南方源源不断地移民到此地，希腊人愈加成为该地区的主要民族，但是该地区的宗教、文化状况却比阿普利亚北部和中部地区更加复杂。卡拉布里亚的人口主要由希腊人构成，尤其是卡拉布里亚南部地区的人口，全都是希腊人，但是在大锡拉（Sila Grande）山区北部仍然居住着一些伦巴第人，该地区在9世纪曾经是萨勒诺公国的领土。在西西里岛，信仰基督教的希腊人虽然在宗教斗争过程中以及移民的过程中付出了惨重代价，并丧失了大量人口，但是仍然人口众多，他们主要集中在西西里岛东北部地区，在埃特纳火山（Mount Etna）与墨西拿（Messina）之间。
因此无论是在拜占庭领地内，还是在穆斯林地区，都存在着在文化与信仰上与周围多数人口格格不入的少数人口。他们向谁效忠，宗教立场如何，始终让人无法搞清楚。
大约在1000年前后，意大利境内的拜占庭当局面临很大的威胁，帝国内部发生叛乱，西西里岛的阿拉伯人时有侵犯，并且从1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些阿拉伯人的侵犯就在不断升级，他们还控制着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南部地区。1003年夏季，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地区的首府巴里（Bari）被围困四个月，最后幸亏威尼斯派来舰队援助，才算解围。1009年的冬天异常寒冷，阿普利亚沿海城市可能受到这年寒冬的影响，发生了叛乱。巴里与特拉尼（Trani）沦陷于叛乱者手中达数月之久，甚至更长。君士坦丁堡不得不派出增援部队来平息叛乱。叛军的首领是一个来自巴里的伦巴第人，名叫米洛斯（Melus），后来逃到意大利西部伦巴第公国领地内。同时，穆斯林大举侵犯卡拉布里亚北部地区，把科森扎（Cosenza）洗劫一空，这无疑是给帝国的窘迫局势雪上加霜。 [1]
在阿普利亚，人们逐渐反感拜占庭的统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拜占庭设置在当地的高度集权且效率极高的统治机构向居民征收繁重的苛捐杂税。1009年发生了一次叛乱，在1017年至1018年间再度爆发叛乱，第二次叛乱带给帝国的打击与第一次同样沉重。帝国动用了巨大的力量才勉强平息了叛乱。但是，拜占庭帝国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衰弱。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变化，那就是，相对于那些动辄就四分五裂的周边地区而言，帝国的力量在11世纪反而壮大了。在西西里，卡勒比德（Kalbid）王朝的埃米尔们勉强维持着统治。但是在1019年巴勒莫（Parlemo）起义后，埃米尔贾法尔（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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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r）退位，这足以说明局势并不十分稳定。自11世纪30年代以来，岛上内部的凝聚力就逐渐涣散，直至最后彻底分崩离析。岛上局势混乱，大陆的基督教徒却从中受益匪浅，他们正好借此摆脱穆斯林的袭扰。伦巴第诸国，特别是贝内文托内部，各国的中央集权早就日渐衰微。尽管在1008年至1014年间，贝内文托与卡普亚再次联合，恢复了两国在10世纪的统一状态，但是这次联合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效果。
早在10世纪60—70年代，拜占庭人就已经能强化对卢卡尼亚的统治，10世纪末他们把统治范围扩大到亚平宁山脉南部与加加诺（Gargano）半岛之间的地区，向北延伸至福尔托雷河（Fortore），该地区原本在名义上处于贝内文托大公的统治范围内。从1018年起，意大利的拜占庭统治者（总督）巴西尔·博约纳斯（Basil Boioannes）便开始密切关注该地区，设法加强帝国在当地的统治。
就这样，南意大利的政治与文化走向分裂，并呈现出权力真空的状态。如果说拜占庭帝国尽管在各地遇到种种困难却依然是半岛南部最强大力量，那么拜占庭政府是否有能力干预该地区事务，就取决于帝国是否拥有大量资源，是否能够在管理其广阔领土之余依然有剩余的财力物力来维系对半岛南部的统治。11世纪初，皇帝巴西尔二世竭力加强对巴尔干半岛的控制，并力图把保加利亚王国纳入帝国版图。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帝国才会有充足的金钱和军队来维系对南意大利的控制。同样，当德意志帝国宣布对整个意大利的统治权——包括对南意大利，尤其是对伦巴第诸国的统治权时，德意志帝国对该地区的控制并不始终牢固，而且没有真正起到多大作用。直到1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当奥托一世与卡普亚的潘德尔夫一世（Pandulf Ⅰ of Capua）联合起来时，德意志皇帝才在该地区拥有一定的影响力。982年，奥托二世在卡拉布里亚与阿拉伯人交战时一败涂地，但这次交战的初衷并非为了促使德意志介入南意大利事务。即便奥托三世于999年进攻卡普亚和贝内文托，其进攻的目的也同样不是促使德意志介入南意大利事务。这次进攻尽管不算惨败，但也毫无结果。
西部帝国与南意大利距离遥远，并且在意大利之外它还有更重要的利益需要争取，这些因素使西部帝国只是偶尔从南意大利获得一些利益，却不能真正控制这个地方。
尽管南意大利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同时代的编年史作者却依然相信这是一个繁荣富庶的地方：是个“流淌着牛奶和蜜的地方，到处是珍贵的好东西” [2] 。当然，这种令人神往的观点并不能适用于该地区的每个角落。南意大利内陆地区有很多地方是山区，交通不便，与外界的沟通只能依赖狭窄的河谷。阿布鲁兹与卢卡尼亚遍布森林。一些沿海地区到处是沼泽，瘴气弥漫，所以根本就不适合人居住。阿普利亚内陆遍布石灰岩的穆格（Murge）地区以及卡拉布里亚的东部海岸，都是贫瘠的不毛之地。卡拉布里亚和北部的锡拉（Sila）山脉，以及南部的阿斯普罗山（Aspromonte），从来没有繁衍过众多的人口。但是另外一些地区，比如卡普亚与那不勒斯周围的泰拉迪拉沃罗（Terra di Lavoro）、阿普利亚北部的塔沃列尔（Tavoliere）、西西里岛东部埃特纳火山的山坡地带，这些地方从古至今都以土壤肥沃、物产丰富而闻名于世。阿普利亚、坎帕尼亚以及西西里岛盛产谷物；海拔800米以下的各地区盛产葡萄酒；坎帕尼亚和西西里岛北部及东部盛产水果（其中很多水果种类在北方人看来都非常独特，比如无花果、杏仁，还有西瓜）；11世纪发展起来的橄榄油制造业在阿普利亚中部尤为发达；卡拉布里亚种植的桑树以及养殖的蚕，面积之广令人吃惊，而到了11世纪则更加普遍；这些丰富的物产的确为世人呈现出一派富饶繁荣的图景。犹太商人从开罗寄出的信件显示，在11世纪的地中海地区，卡拉布里亚在生产丝绸方面仅次于穆斯林时代的西班牙。在这个时期，不仅卡拉布里亚和卢卡尼亚的部分地区，连那些看起来不怎么富饶的其他地区，比如萨勒诺公国南部的奇伦托（Cilento），尽管到处是崇山峻岭，也开始接纳更多的外来者到此定居。西部沿海城市，其中最突出的是阿马尔菲，在地中海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时的地中海地区，尽管存在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分歧，贸易活动却更加发达。谷物、木材，甚至葡萄酒经由阿马尔菲出口至北非与埃及，而从拜占庭进口的奢侈品也经由那里销往各地。据那个时代的人描述：“萨勒诺的商品琳琅满目，陆地与海洋所能提供的各种物产都能在那里找到”，阿马尔菲则是一个“富庶繁华的城市，金子、银子和服装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这里，没有哪个地方可以与之相比” [3] 。
因此，在1000年前后，被当时的史料称为“诺曼人”的北方移民，开始涌入南意大利，起初是为了朝圣，后来则是为了找工作赚钱。此时，这个地方既富庶迷人又动荡不安，亟须雇用大量的军人以维持稳定，伦巴第控制的西部与中部地区尤其如此。11世纪30年代，雇佣军的数量实在太多了，他们本身已经成为南意大利的不稳定因素。11世纪40年代初以来，以前的雇佣兵渐渐成为主人。11世纪末，他们甚至控制了整个南意大利大陆，并且从阿拉伯人手里抢走了西西里岛。但是，由于诺曼人获得了南意大利的统治权，因此就假定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话，那就会产生误导。从被当地人雇用到最终成为这个地区的征服者，他们角色的变化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他们逐渐接管了这个地区，这既是入侵又是渗透的过程。此外，当这些外来者接管了当时的省份与公国，并产生新的统治者，建立新的体制时，他们的人数并不太多，无论是在世俗社会还是在教会里，并没有形成一个封闭单一的统治阶层。当地的传统习俗依然很强大，特别是在城镇里。诺曼统治者与当地臣民之间的那种融洽关系，若换在盎格鲁诺曼时代的英格兰，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对于诺曼人成为这个地区的新统治者，有观点认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观点源自同时期的编年史记载。这些编年史的作者们都为诺曼人的征服感到欢欣鼓舞。那个时期最重要的三份史料都出于11世纪末，都是站在征服者的立场上。这些史料一致认为诺曼人的胜利是神意的体现。在1095—1099年间，阿普利亚的威廉曾为阿普利亚公爵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1059—1085年）写诗作传，他这样写道：“阿普利亚的海滨，曾被希腊人占据，如今再也不会成为他们的领地；英名盖世的诺曼人，威武豪侠，来到这里，赶走希腊人，统治意大利。掌握四季变化与王国兴衰的上帝，也为此感到格外欣喜。”
卡西诺山的阿马图斯于1080年前后编写了《诺曼人的历史》，在这部书里他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大约20年后，卡塔尼亚（Catania）的一位诺曼僧侣杰弗里·马拉泰拉（Geoffrey Malaterra），在其编写的《西西里罗杰伯爵传略》中所表达的观点与上述观点略有不同，但是基本相近。他认为，诺曼人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诺曼人具有优秀的道德品质，而这恰恰是本地人，无论是伦巴第人还是希腊人，都不具有的长处。因此，诺曼人的胜利是必然的，符合上帝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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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观点都是些先入为主的偏见，表达这种观点的作者都觉得：既然诺曼人已经取得了胜利，一切都不可逆转，那么一切既定的事实必然出于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不能让中世纪的目的论观点干扰我们理性冷静的历史分析，分析文献史料就一定能够改变对当时历史学家头脑中就这一历史事件认识的一贯看法。我们也不能擅自臆断入侵者的每一个行动从一开始就是出于明确的征服意图。比如阿普利亚的威廉可能会暗示，诺曼人曾故意在伦巴第人之间制造不和，这样就使伦巴第人的任何一派都无法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而诺曼人自己却攫取了这种优势地位。
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臆断，诺曼人从一开始就抱定了征服意大利的目标。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过是想保住自己的生计罢了，而不是出于马基雅维里式的策略，即以不择手段的野心加害他们的雇主。
诺曼人对南意大利的征服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1世纪40年代初之前，诺曼人在当地充当雇佣兵，除了阿拉伯人之外，南方各派势力都可以雇用他们。马拉泰拉的描述非常简洁明确：他们浴血奋战，只为换来一份收入。
第二个阶段，从1042年开始，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他们的行动范围从伦巴第地区扩大到阿普利亚。11世纪40—50年代，他们从被雇用者终于成为征服者。1058年，诺曼人征服卡普亚，1059年，罗伯特·吉斯卡尔与阿韦尔萨的理查德（Richard of Aversa）被教宗分别授予阿普利亚公爵与卡普亚大公的称号。尽管诺曼人尚未掌控南意大利的所有地区，但这可以看作其完成征服的标志。教宗的授权，意味着诺曼人将永久定居于此地，同时也承认了他们的征服实乃出于上帝的旨意，确属必然。第三个阶段是诺曼人在大陆进行联合统一的阶段。他们扫荡了拜占庭帝国在阿普利亚与卡拉布里亚进行统治的最后据点，征服了西西里岛。对西西里岛的征服开始于1061年，持续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直到1091年攻克了岛上东南部最后一个穆斯林堡垒，征服才算完成。在征服西西里岛的同时，阿普利亚的诺曼君主罗伯特·吉斯卡尔开始在欧洲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从1080年开始，他是教宗格列高利宗教改革的主要支持者，其反对派是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不仅如此，他还对拜占庭帝国的大陆省份发起了全面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