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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利安王朝统治下的意大利，王权持续衰落，伴随着地方势力的危机，无论是与王国结盟抑或是反对王国的力量，都促使地方势力大量涌现。这些地方势力有时尚在形成中，规模不大，但是常常效率很高，成为王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政治架构。这种发展也同时发生在城乡环境中，地方政权也危机四伏。种种迹象表明，地方势力在崛起。这些变化规模虽小，但发展迅猛，为王国社会发展塑造了一个有潜力的政治框架。与此同时，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乡村和城市里，而这显然与人口和生产的增长相关，与人口的流动和新型机构模式更广泛的扩展相关。
与后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西部各地或多或少出现的情况类似，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乡村各地，小土地正在形成。从地形学的角度看，这些土地通常非常规整，并受地主军事力量的保护，这种地方势力可能是一座主教教堂、一个教士团体、一位修道院院长，也可能是某个军事世家。这些领地很少与领主的农耕用地相吻合，即便其重要区域可能是该地产的管理中心。这是因为这些土地包括了复杂的成分，很有可能归不同人所有，只是因为受同一领主武装势力保护才联系到一起，区内各处驻扎着军队。一般说来，这些地方领地的中心是一座要塞或城堡，教会机构或是贵族世家的实力大小，与他们所拥有的城堡数量及所处的战略地位成正比。这一原则适用于各方势力，从只有一个领地的地主，到大主教教区、教会君主国，抑或是拥有伯爵或侯爵头衔的大家族，无一例外。卡诺萨就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实力不是全依赖于国王封授给他们的公共官职，而是植根于其拥有的大量要塞及能调动的大量地方武装。不过，伯爵或是侯爵的头衔是一个重要工具，被用来协调众多大家族土地贵族之间的关系。
这种地方势力的广泛崛起，可追溯到爆发了公共秩序危机的10世纪，但是在11世纪的意大利，根据地方管理和法律权力的报告，这种发展趋势变得更加清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证活动，产生了大量转让土地和头衔的文件。人们开始用专门的术语来定义贵族土地，区分贵族与生俱来的地产所有权，和那些通过具有公共性质的司法强制程序获得的土地所有权之间的区别，这一现象表明，司法界已经意识到：获得确属王家封地所附带的责任此时正在与地方贵族的权力融为一体，并有助于这些领主逐渐获得土地所有权。政治权力的最终分裂，使领主有可能与其身家以土地为生的乡下人之间沟通，正像11世纪中叶人们开始签署的这类协议显示的那样。后来在12世纪逐渐形成的乡村公社就起源于此。
然而，在所有权力中心迅速增多的关系网中，政治碎片既复杂又可修正。首先，各个级别的教堂和世俗贵族之间建立了更多的联系，这些贵族可能是教堂的建造者，也可能是赞助人，抑或是它们的封臣。都灵的阿德莱德和卡诺萨的玛蒂尔达提供给修道院各教堂的捐赠和保护就特别多。除此之外，还有各教堂内部的协作互助，不仅包括宗教事务上的往来，还有世俗门客间的相互扶持，教堂也有大有小。大主教教堂对享有其头衔的那些教堂行使的掌控权尤为值得一提。世俗贵族之间的封建关系仍然存在，并有所发展。这也许是因为掌管要塞的人，也就是真正拥有采邑的那些贵族的代理人正在变成真正的领主，他们以家臣的身份与上层贵族紧密相连，或者不太严格地看，也许是因为某些受封领主在接受封地采邑的同时也从其他领主那里接受了封地附带的封臣。附属于同一个封建领主的所有同级封臣们之间也存在着联系，最好的例子就是属于玛蒂尔达的那许多封臣之间的联系，他们甚至在玛蒂尔达死后仍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并选出自己的首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效忠于卡诺萨家族财富的继承者亨利五世。
意大利与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各个地区不同，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都很显著，其中也暗含政治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从10世纪开始就存在着与主教的世俗政府是合作还是对抗的问题，城市开始倾向于自治，城里人比乡下人更清楚自身的实力。在萨利安王朝统治下，由于商业的发展和生产手段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关注周边地区的地主，以及主教和其他权贵的下属封臣，同时也开始关注其他手握兵权的权势人物的重要性，尤其以波河流域为突出，而这些有兵权的人也都属于城市贵族。这一变化引起城市人口内部的同盟变更及新的纷争，从而加剧了同一时期各城市之间的宗教、商业及军事冲突。诸多宗教运动的兴起、受热捧的帕塔里阿教派，以及改革派教廷与皇帝之间的冲突，都使纷争更为复杂，导致各教区城市的教会分裂。11世纪末12世纪初，这一点显得更为明显，在主要城市内出现了一种适合的政治行政管理机构：“领事”（consulate）。“领事”是一种任期不定的官职，后来逐渐变成一年任期：它由若干城市名人组成，他们都是从经济地位显赫或军事贡献突出的重要人物中选出的。
米兰被誉为伦巴第大主教政治权力的接班人，它与热那亚和比萨这些海上共和国一样，凭借自身的经济、军事实力及广泛的活动领域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城市共和国。在米兰，占统治地位的军事阶级由大主教的军事附庸们构成，他们与社会地位高高在上的“上层人物”及直接的下级“封臣”都不尽相同。在热那亚和比萨，船主和大地主们是统治阶级。总体说来，按照小贵族的传统，他们在内地非常活跃，在广阔的海上区域也是如此。他们对定居在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大海岛、在北非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进行军事打击。威尼斯潟湖地区则自成一体，这里与意大利王国毫不相干，与典型的西欧类型的贵族和市民发展毫不相干。这是因为威尼斯人的独立政治传统与源于拜占庭的传统高度吻合，也是因为他们与拜占庭世界及德意志—拉丁国家之间的商业、外交关系极为密切。11世纪期间，威尼斯市在聚集于里亚尔托桥（Rialto）周围各个小岛社区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在政治上由一名总督继续进行自治，他的权位可终身享有，并由在海上英勇善战从而巩固起在亚得里亚海主导地位的贵族阶层辅助。
在意大利王国早就显露出来的政治四分五裂现象，此时在各个地区同样可以看出：帝国的权利被罗马教会、罗马涅教会和马尔凯（Marche）教会那些多多少少属于理论上的权利所分割，这种情况甚至还要延伸到佩鲁贾（Perugia）各地以及更远的拉齐奥地区。但是，在地区政治层面上，也能看出主张改革的教廷在宗教方面的大举扩张，特别是在拉齐奥。在这里，对教廷独立行动构成最严重威胁的各个贵族中心的权力，被逐步削弱或限制；在众多贵族与私人城堡当中，听命于罗马教会的人逐渐增多，数量激增。与此同时，中央金融机构和主教法庭组建起来，在新官僚机构的协助下，利用枢机主教学校来确保对拉齐奥世俗权力的掌控。当意大利王国的核心区域，无论是在教会事务还是王朝事务中，其所拥有的地区领导地位逐渐丧失的时候，在王国的南端，正在形成一种地区统治的模式，它们依附于罗马教会，未来，它们将会与北部的城市共和国以及南部的诺曼人一起，在意大利政治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乔万尼·塔巴科（Giovanni Tabacco）
郭云艳、赵康英 译
陈志强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