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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年亨利三世临终前将只有六岁的儿子小亨利委托给正在德意志的教宗维克托二世。维克托二世也保证让亨利四世继承德意志王位，并同意由国王的遗孀普瓦图和阿基坦的阿涅丝摄政。回到意大利后，教宗继续与大胡子戈弗雷及其兄弟弗雷德里克友好交往，当时弗雷德里克担任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1057年夏，维克托二世逝世，弗雷德里克接任教宗一职，称斯蒂芬九世。他也是一位德意志人教宗，但却没有得到皇室的任命。相反，他参与了罗马教士进行的宗教改革活动，并且就是由那个洛林家族选出，而洛林家族以戈弗雷为代表，曾一度是亨利三世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重大威胁。新教宗弗雷德里克确认其兄弟戈弗雷作为帝国在斯波莱托公爵领地和亚得里亚地区的代表身份，也正是在这个地区，亨利三世曾任命维克托二世为他的代理人。
1058年，斯蒂芬九世逝世，抵制宗教改革的罗马贵族乘机推举本尼狄克十世为新任教宗。就连他选择的名号似乎都表明他与托斯卡纳教宗传统的联系，但是改革派竭力反对新任教宗，并使佛罗伦萨主教脱颖而出。他后来成为尼古拉二世，并由大胡子戈弗雷一路护送至罗马。他一反以往教宗的政治立场，开始信任南意大利的诺曼人。这个以改革派教廷为中心的政治结盟行动，使作为罗马教会保护者的德意志皇帝失去影响力。1061年尼古拉二世逝世，教会陷入分裂，新一轮范围广泛的对抗在反对改革派罗马贵族与德意志帝国宫廷之间上演。皇帝在巴塞尔举行的意大利—德意志宗教会议上推举出帕尔马主教卡达卢斯（Cadalus）为新任教宗，称为洪诺留二世。而罗马改革派则选出伦巴第出身的卢卡主教安塞姆为新任教宗作为对抗，他被称为亚历山大二世。
在这场争执中，大胡子戈弗雷保持中立，但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却极力阻止卡达卢斯一行人通过亚平宁山进入罗马。与此同时，在德意志帝国朝廷这个最高权力所在地，影响力举足轻重的科隆大主教安诺，倾向支持亚历山大二世。后来，戈弗雷与安诺达成一致，支持亚历山大二世，并于1063年亲自护送其至罗马。1065年，人们以为亨利四世会来意大利接受罗马教宗亚历山大二世的加冕，但是事实上当年和次年什么都没发生。虽然亨利四世尚且年幼，且长期不在意大利，但是阿奎莱亚和拉文纳的教会仍然同罗马保持着联系，不过在米兰，教会上层与帕塔里阿（Patarines）教派正在上演惊心动魄的斗争，至少一直持续到1067年才算告一段落。德意志没有对此进行干预，唯一一个外来干预势力来自教宗。在关于南部纷争的问题上，卡西诺山修道院是帝国与教宗之间沟通的枢纽。从1057年开始直至以后的几十年中，在修道院院长德西迪里厄斯（Desiderius）的治理下，它一直是倡导改革派教宗与诺曼人联盟的一个极为另类的支撑点。1066—1067年，亚历山大二世和卡普亚的诺曼大公理查德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把诺曼人从罗马土地上驱赶回去的力量，不是行动迟缓的帝国军队，而是雷厉风行的大胡子戈弗雷。而戈弗雷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像卡诺萨的卜尼法斯与比阿特丽斯的女儿玛蒂尔达一样参与了这些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戈弗雷的干预活动在德意志被解读为是对这个非常年轻的国王权威的一种蔑视。
1065年，亨利四世赐予戈弗雷下洛林公爵头衔，戈弗雷的权势借此得到了认可与巩固，而这次颁赐不应该与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剥夺戈弗雷的上洛林公爵头衔一事混为一谈。受封的戈弗雷在德意志实力大增，也使卡诺萨家族在意大利的巨大权势如虎添翼，支持戈弗雷与卡普亚的理查德进行作战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军队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最好的证明。帝国的权威原本是为了保卫罗马，但现在已变成捍卫宗教改革的责任，此时遭遇了更大的危险。这场宗教改革已经蔓延至整个欧洲，使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权力正逐步集中到教宗手中。1068年，戈弗雷与态度变动不定的国王亨利和科隆大主教安诺达成和解，他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他也开始重新关注被驱逐出教会的帕尔马主教卡达卢斯，从而激怒了彼得·达米安，后者写信给戈弗雷，劝他珍视来之不易的地位，即在罗马—德意志帝国的众多君主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在意大利，卡诺萨-洛林家族精心安排了驼背人戈弗雷（Godfrey the Hunchback）和卡诺萨的玛蒂尔达联姻，借此卡诺萨-洛林家族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因为玛蒂尔达是已故卜尼法斯侯爵与比阿特丽斯的女儿。这样一来，下洛林公国与托斯卡纳侯爵领地就实现了联合，还包括所有隶属于这两大家族的其他辖区和庞大的地产，这种联合一直持续到1069年末大胡子戈弗雷去世。
然而，这场婚姻并没有维持太久，主要是因为小戈弗雷和玛蒂尔达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从政治角度讲，以小戈弗雷为代表的德意志势力支持国王，而以玛蒂尔达和比阿特丽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势力站在主张改革的教宗一方，分裂已在所难免。这一点在后来看得尤其清楚，1073年亚历山大二世去世后，勇敢而年富力强的总执事希尔德布兰德（Archdeacon Hildebrand），在没有德意志干预的情况下被选为教宗，称为乔治七世。在卡诺萨家族的治理下，从伦巴第东部到托斯卡纳侯爵领地的多样混合领地的发展没受丝毫影响，但是后来被交给两个女人管理。她们没有正式继承侯爵的头衔，只是通过与小戈弗雷侯爵的联姻获得了对领地和城堡的继承权。拥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合法地位与握有对这个边远地区真正的掌控权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一地区簇拥着大量卡诺萨的卜尼法斯身后遗留下的地方势力，为皇帝插手其中提供了可能，从而带来动荡的后果。它打破了已经在整个权力结构中运行了几十年的规则，并使之趋于恶化，而这一结构是城市中心和封臣附庸发展后形成的结果。1076年，比阿特丽斯在托斯卡纳逝世。因为小戈弗雷尚在德意志北部，玛蒂尔达悲哀地发现自己被孤零零地留在意大利，正处于风口浪尖，面临着双重威胁：内部暗潮涌动和外部来自国王的虎视眈眈。
与此同时，在教宗亚历山大二世在任的最后几年里，米兰关于取替圭多大主教的争执愈演愈烈，局势更加恶化，而国王也参与其中。圭多大主教是由国王亲自选任的，却受到教宗亚历山大的排斥，在米兰毫无地位可言。如此一来，意大利北部最有权势的大都市似乎像曾经脱离罗马教宗的控制一样，也要永远脱离开德意志皇帝的掌控了。由于格列高利七世插手的——大部分不是主教区的活动，故而宗教改革运动愈演愈烈，且聚集于罗马，这种局势就给了国王可乘之机，他又开始干涉米兰大主教的事务，在高调地与罗马公开破裂后又干涉教廷本身的事务。
1077年初，国王首次来到意大利。教宗与国王之间和解的希望非常渺茫，在这场和解过程中，卡诺萨的玛蒂尔达充当着重要的角色。1076年，帝国皇权与罗马教宗权威之间的长期平衡被打破，这对于亨利四世来说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讲还是从政治制度层面上讲，都是一种深深的耻辱。这种耻辱在卡诺萨是众人皆知的，而且在1077年还在持续发酵。由此引发了相当大规模的误解及激烈的冲突，教宗格列高利七世的支持者和对立教宗克雷芒三世的支持者拉文纳大主教之间，国王的拥护者和德意志崛起的反国王者之间，多种矛盾激化。面对着教会内部以及世俗世界的双重分裂，且绝大多数教区都卷入其中的局面，玛蒂尔达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很难置身事外，处境十分危险。其领地上的各城市都向往独立，国王曾赐予它们特权，这使内部矛盾加剧，打乱了玛蒂尔达将其辖区不同政治势力都统一到一个运行体系的全部计划。这种局面迫使玛蒂尔达为了确保自身的政治权益，不得不于1080年把名下所有地产正式转让给罗马教会，只保留了自由处理它们的个人权利，不过前提是要在教宗的监护下进行。即便如此，玛蒂尔达也难逃厄运，就在第二年，亨利四世再次来到意大利，将玛蒂尔达驱逐出国，并宣布剥夺她所有的权利与财产，既包括拥有完全所有权的，也包括分封的产业。命令虽然没有被彻底执行，但打击其权势的做法却变得完全合法化了。
在整个意大利和属于教宗的土地上，时局变化莫测，战争的阴云笼罩，这使德意志国王曾几次到访罗马。最终于1084年，对立教宗克雷芒三世为他加冕。但是罗马受到格列高利七世支持的诺曼人的威胁，皇帝被迫离开罗马，迅速返回德意志，并连续三年隔岸观火。当罗马被诺曼人野蛮占领后，教宗逃到卡西诺山寻求庇护，于1085年卒于诺曼人保护下的萨勒诺。罗马枢机主教们选出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德西迪里厄斯接任罗马教宗一职，称为维克托三世。他是诺曼君主推荐的候选人，也得到卡诺萨的玛蒂尔达的认可。
虽然玛蒂尔达在其辖区内遭遇巨大的麻烦，急需一套政策与国王和解，但她仍然是反对亨利四世的核心力量，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个人愿望，而是其封臣附庸们的意愿。当维克托三世的继任者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劝她再嫁时，她反对国王的态度就更为明朗了：她再嫁的新夫君是年仅18岁的韦尔夫五世，他是韦尔夫四世的儿子——巴伐利亚公爵。这样一来，来自德意志与意大利的两大势力再次结盟，共同反对德皇。康拉德二世一直致力于韦尔夫家族与埃斯特家族的结盟，把它作为实现帝国霸业的关键一步，现在这一联盟仍然是对德意志的一大威胁。韦尔夫四世公爵是奥博藤吉家族的阿尔贝特·拉佐·戴思特的儿子，1090年当亨利四世再次来到意大利时，阿尔贝特·拉佐·戴思特仍健在。多年来，这个政治群体一直是股不容忽视的军事力量，在1093年康拉德二世举兵反叛其父——德意志皇帝时，它还派上了用场。早在几年前，康拉德二世就已经在德意志被其父选举为王，现在又被米兰大主教加冕为王，当然是在米兰及其他城市与玛蒂尔达及韦尔夫五世结盟的背景下。1095年，玛蒂尔达再次发现自己处于风口浪尖，孤立无援，原因是她与年轻的韦尔夫五世的联姻宣布失败，韦尔夫五世已随着父亲回到德意志，转投亨利四世的阵营。同一年，在玛蒂尔达和乌尔班二世的迫切请求下，康拉德国王娶了实力雄厚的西西里伯爵罗杰的女儿，与诺曼人结成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政治联姻。这次联姻进一步导致德皇在整个意大利境内的孤立无援，特别是乌尔班二世在整个欧洲实施改革且形势一片大好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亨利四世万般无奈下在威尼托采取行动，并于1097年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到老家。他在意大利奋斗了七年，最终劳民伤财，一无所获。而康拉德心不甘情不愿地成了玛蒂尔达的傀儡，他的父亲还在德意志宣布免去他国王的头衔，任命另一个儿子为国王，即亨利五世。而亨利五世继康拉德在意大利英年早逝之后也起来反抗他的父亲，也不得善终，于两年后的1106年去世。很多年里，意大利的绝大多数地方都与乌尔班二世的继承人帕斯卡尔二世（1099—1118年在位）结盟，而帕斯卡尔二世得到玛蒂尔达的支持。她把二十几年前献给格列高利七世的所有土地资产都献给了新教宗。
位于埃米莉安亚平宁山脉一带的卡诺萨城堡掌控着多个领地，它们向四方伸延，遍及各地，因此赋予它跨地区的广阔范围，并具有伯爵领地与侯爵领地的特征。赞同把卡诺萨公国变成类似于王国的想法是一种普遍心态，这也清楚地表现在大臣的言谈举止之中，以及僧侣多尼佐（Donizo）赞美玛蒂尔达及卡诺萨家族的诗歌中。这种思想倾向也表现在著名法理学家们频繁光顾女伯爵城堡这一点上，影响很大。然而作为一个附属国，它还是太弱小了，尽管教会争议已渐渐平复下来，但是地方势力的内部分裂却在加剧。人们可以相当精准地指出：尽管教会的重大争斗使玛蒂尔达各领地内麻烦不断，但也使她有机会在意大利历史舞台上占有最重要的一席之地，并使她得以与强者结盟。这可以用来解释其两次婚姻均惨淡收场，也解释了她在1099年的另一权宜之计，即收养孩子。她收养的儿子就是圭多·圭耶拉一世（Guido Guerra Ⅰ），他是位有魄力、有军事才能的绅士，且在托斯卡纳和罗马涅的亚平宁山一带家产丰厚。但到最后，玛蒂尔达还是需要与国王和解。
1111年，亨利五世来到意大利，帕斯卡尔二世被迫为他举行皇帝加冕礼，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国王与玛蒂尔达终于见了面。也许怕自己的领地会四分五裂，玛蒂尔达宣布亨利将以个人名义继承她所有的财产，尤其是意大利邻近波河流域的广袤领地及城堡。1115年女伯爵去世，亨利再次来到意大利，将女伯爵的多数财产纳入自己的名下。而这笔遗产只需要与罗马教会协商解决，因为玛蒂尔达先前将产业馈赠给了教廷，女伯爵的这两次捐赠引起权利重叠问题，那时她选择了将其领地置于教宗保护下。这就造成了复杂的遗产继承争执，引发了国王和教宗之间持续很久的纷争，它既是土地纷争也是对政治权力的争夺，严重损害了双方在意大利的关系。至于处理女伯爵曾在各领地享有的侯爵管理权则是亨利作为皇帝的事务，亨利把托斯卡纳侯爵领地交给了从德意志来的一批人，但这些人完全没有能力为该地区带来和平。
因此，局势朝着与玛蒂尔达的意愿相悖的方向发展，在意大利王国，卡诺萨家族几乎掌管了近百年的领地和权力四分五裂了，它有时与帝国保持和谐，有时发生冲突。与此同时，1091年在阿德莱德去世后，都灵侯爵领地也分崩离析了，阿德莱德侯爵生前，在帝国与教宗之间极为焦灼的争斗中，一直能协调好与两者的关系，独善其身。卡萨诺分裂是因为王朝世袭断绝、后继无人；而都灵分裂的原因与卡诺萨不同，是由于众多势力争夺继承权，以及皇帝对掌控阿尔卑斯山另一侧意大利境内的各种势力很有兴趣。然而，归根结底，卡诺萨和都灵这两个王朝势力最终分裂的原因是地方势力的崛起。这种情况也出现在维罗纳，尽管维罗纳侯爵领地表面上仍然在卡林西亚公爵的管辖范围内，但在1123年亨利五世统治后期，已有征兆显示其管辖权气数已尽。另一方面，阿奎莱亚宗主教区管理着他们自己的领地，使其井然有序。这里本来是一份不动产，在1077年还是一份大公领地，由亨利四世把弗留利伯爵之位作为礼物永久性地赐予阿奎莱亚宗主教。特伦托（Trento）主教的地产早在1027年由康拉德二世下诏特许状赐给特伦托主教，也以特伦托郡县的形式成为领地大公国。特伦托和阿奎莱亚这两个教会大公国，是德意志和意大利之间重要的交通要道，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然而，拉文纳大主教区却因参与到对立教宗克雷芒三世的分裂活动中，在亨利五世统治后期脱离了皇帝的控制。拉文纳因为听命于改革派教宗，而丧失了政治独立的地位，只是成为地区性的权力中心。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米兰大主教区。
在意大利王国，各都主教教堂与侯爵世家在地区协调中出现了几乎全面的分崩离析，这就为亨利五世采取军事行动留下空间，占有女伯爵玛蒂尔达的领地为其出兵提供了便利，而出兵的原因则是与几位改革派教宗的新分歧。在意大利发生了很多不利于帝国的剧烈变革，当1122年皇帝与教宗卡利克斯特二世在《沃尔姆斯政教协约》中最终达成共识后，这些变革就变得明朗化了。在德意志，早就确定了国王或其代表出席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选举的惯例，而这在意大利却行不通，这也就意味着帝国在阿尔卑斯山以南无法对那里的权力中心、主教区以及各大修道院的权能进行任何程度的控制，但这些地方长期以来却一直是皇权重要且稳定的据点。此外，1125年亨利五世死后，围绕着女伯爵玛蒂尔达的遗产分配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争执，最终占有这些遗产就成为皇帝在意大利获得的最大政治成就。
萨利安王朝统治下的意大利，王权持续衰落，伴随着地方势力的危机，无论是与王国结盟抑或是反对王国的力量，都促使地方势力大量涌现。这些地方势力有时尚在形成中，规模不大，但是常常效率很高，成为王国社会未来发展的政治架构。这种发展也同时发生在城乡环境中，地方政权也危机四伏。种种迹象表明，地方势力在崛起。这些变化规模虽小，但发展迅猛，为王国社会发展塑造了一个有潜力的政治框架。与此同时，类似的变化也出现在乡村和城市里，而这显然与人口和生产的增长相关，与人口的流动和新型机构模式更广泛的扩展相关。
与后加洛林王朝统治下的西部各地或多或少出现的情况类似，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乡村各地，小土地正在形成。从地形学的角度看，这些土地通常非常规整，并受地主军事力量的保护，这种地方势力可能是一座主教教堂、一个教士团体、一位修道院院长，也可能是某个军事世家。这些领地很少与领主的农耕用地相吻合，即便其重要区域可能是该地产的管理中心。这是因为这些土地包括了复杂的成分，很有可能归不同人所有，只是因为受同一领主武装势力保护才联系到一起，区内各处驻扎着军队。一般说来，这些地方领地的中心是一座要塞或城堡，教会机构或是贵族世家的实力大小，与他们所拥有的城堡数量及所处的战略地位成正比。这一原则适用于各方势力，从只有一个领地的地主，到大主教教区、教会君主国，抑或是拥有伯爵或侯爵头衔的大家族，无一例外。卡诺萨就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实力不是全依赖于国王封授给他们的公共官职，而是植根于其拥有的大量要塞及能调动的大量地方武装。不过，伯爵或是侯爵的头衔是一个重要工具，被用来协调众多大家族土地贵族之间的关系。
这种地方势力的广泛崛起，可追溯到爆发了公共秩序危机的10世纪，但是在11世纪的意大利，根据地方管理和法律权力的报告，这种发展趋势变得更加清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公证活动，产生了大量转让土地和头衔的文件。人们开始用专门的术语来定义贵族土地，区分贵族与生俱来的地产所有权，和那些通过具有公共性质的司法强制程序获得的土地所有权之间的区别，这一现象表明，司法界已经意识到：获得确属王家封地所附带的责任此时正在与地方贵族的权力融为一体，并有助于这些领主逐渐获得土地所有权。政治权力的最终分裂，使领主有可能与其身家以土地为生的乡下人之间沟通，正像11世纪中叶人们开始签署的这类协议显示的那样。后来在12世纪逐渐形成的乡村公社就起源于此。
然而，在所有权力中心迅速增多的关系网中，政治碎片既复杂又可修正。首先，各个级别的教堂和世俗贵族之间建立了更多的联系，这些贵族可能是教堂的建造者，也可能是赞助人，抑或是它们的封臣。都灵的阿德莱德和卡诺萨的玛蒂尔达提供给修道院各教堂的捐赠和保护就特别多。除此之外，还有各教堂内部的协作互助，不仅包括宗教事务上的往来，还有世俗门客间的相互扶持，教堂也有大有小。大主教教堂对享有其头衔的那些教堂行使的掌控权尤为值得一提。世俗贵族之间的封建关系仍然存在，并有所发展。这也许是因为掌管要塞的人，也就是真正拥有采邑的那些贵族的代理人正在变成真正的领主，他们以家臣的身份与上层贵族紧密相连，或者不太严格地看，也许是因为某些受封领主在接受封地采邑的同时也从其他领主那里接受了封地附带的封臣。附属于同一个封建领主的所有同级封臣们之间也存在着联系，最好的例子就是属于玛蒂尔达的那许多封臣之间的联系，他们甚至在玛蒂尔达死后仍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并选出自己的首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效忠于卡诺萨家族财富的继承者亨利五世。
意大利与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各个地区不同，无论在乡村还是在城市，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都很显著，其中也暗含政治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从10世纪开始就存在着与主教的世俗政府是合作还是对抗的问题，城市开始倾向于自治，城里人比乡下人更清楚自身的实力。在萨利安王朝统治下，由于商业的发展和生产手段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关注周边地区的地主，以及主教和其他权贵的下属封臣，同时也开始关注其他手握兵权的权势人物的重要性，尤其以波河流域为突出，而这些有兵权的人也都属于城市贵族。这一变化引起城市人口内部的同盟变更及新的纷争，从而加剧了同一时期各城市之间的宗教、商业及军事冲突。诸多宗教运动的兴起、受热捧的帕塔里阿教派，以及改革派教廷与皇帝之间的冲突，都使纷争更为复杂，导致各教区城市的教会分裂。11世纪末12世纪初，这一点显得更为明显，在主要城市内出现了一种适合的政治行政管理机构：“领事”（consulate）。“领事”是一种任期不定的官职，后来逐渐变成一年任期：它由若干城市名人组成，他们都是从经济地位显赫或军事贡献突出的重要人物中选出的。
米兰被誉为伦巴第大主教政治权力的接班人，它与热那亚和比萨这些海上共和国一样，凭借自身的经济、军事实力及广泛的活动领域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城市共和国。在米兰，占统治地位的军事阶级由大主教的军事附庸们构成，他们与社会地位高高在上的“上层人物”及直接的下级“封臣”都不尽相同。在热那亚和比萨，船主和大地主们是统治阶级。总体说来，按照小贵族的传统，他们在内地非常活跃，在广阔的海上区域也是如此。他们对定居在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大海岛、在北非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的穆斯林进行军事打击。威尼斯潟湖地区则自成一体，这里与意大利王国毫不相干，与典型的西欧类型的贵族和市民发展毫不相干。这是因为威尼斯人的独立政治传统与源于拜占庭的传统高度吻合，也是因为他们与拜占庭世界及德意志—拉丁国家之间的商业、外交关系极为密切。11世纪期间，威尼斯市在聚集于里亚尔托桥（Rialto）周围各个小岛社区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在政治上由一名总督继续进行自治，他的权位可终身享有，并由在海上英勇善战从而巩固起在亚得里亚海主导地位的贵族阶层辅助。
在意大利王国早就显露出来的政治四分五裂现象，此时在各个地区同样可以看出：帝国的权利被罗马教会、罗马涅教会和马尔凯（Marche）教会那些多多少少属于理论上的权利所分割，这种情况甚至还要延伸到佩鲁贾（Perugia）各地以及更远的拉齐奥地区。但是，在地区政治层面上，也能看出主张改革的教廷在宗教方面的大举扩张，特别是在拉齐奥。在这里，对教廷独立行动构成最严重威胁的各个贵族中心的权力，被逐步削弱或限制；在众多贵族与私人城堡当中，听命于罗马教会的人逐渐增多，数量激增。与此同时，中央金融机构和主教法庭组建起来，在新官僚机构的协助下，利用枢机主教学校来确保对拉齐奥世俗权力的掌控。当意大利王国的核心区域，无论是在教会事务还是王朝事务中，其所拥有的地区领导地位逐渐丧失的时候，在王国的南端，正在形成一种地区统治的模式，它们依附于罗马教会，未来，它们将会与北部的城市共和国以及南部的诺曼人一起，在意大利政治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
乔万尼·塔巴科（Giovanni Tabacco）
郭云艳、赵康英 译
陈志强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