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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年亨利三世临终前将只有六岁的儿子小亨利委托给正在德意志的教宗维克托二世。维克托二世也保证让亨利四世继承德意志王位，并同意由国王的遗孀普瓦图和阿基坦的阿涅丝摄政。回到意大利后，教宗继续与大胡子戈弗雷及其兄弟弗雷德里克友好交往，当时弗雷德里克担任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1057年夏，维克托二世逝世，弗雷德里克接任教宗一职，称斯蒂芬九世。他也是一位德意志人教宗，但却没有得到皇室的任命。相反，他参与了罗马教士进行的宗教改革活动，并且就是由那个洛林家族选出，而洛林家族以戈弗雷为代表，曾一度是亨利三世在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重大威胁。新教宗弗雷德里克确认其兄弟戈弗雷作为帝国在斯波莱托公爵领地和亚得里亚地区的代表身份，也正是在这个地区，亨利三世曾任命维克托二世为他的代理人。
1058年，斯蒂芬九世逝世，抵制宗教改革的罗马贵族乘机推举本尼狄克十世为新任教宗。就连他选择的名号似乎都表明他与托斯卡纳教宗传统的联系，但是改革派竭力反对新任教宗，并使佛罗伦萨主教脱颖而出。他后来成为尼古拉二世，并由大胡子戈弗雷一路护送至罗马。他一反以往教宗的政治立场，开始信任南意大利的诺曼人。这个以改革派教廷为中心的政治结盟行动，使作为罗马教会保护者的德意志皇帝失去影响力。1061年尼古拉二世逝世，教会陷入分裂，新一轮范围广泛的对抗在反对改革派罗马贵族与德意志帝国宫廷之间上演。皇帝在巴塞尔举行的意大利—德意志宗教会议上推举出帕尔马主教卡达卢斯（Cadalus）为新任教宗，称为洪诺留二世。而罗马改革派则选出伦巴第出身的卢卡主教安塞姆为新任教宗作为对抗，他被称为亚历山大二世。
在这场争执中，大胡子戈弗雷保持中立，但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却极力阻止卡达卢斯一行人通过亚平宁山进入罗马。与此同时，在德意志帝国朝廷这个最高权力所在地，影响力举足轻重的科隆大主教安诺，倾向支持亚历山大二世。后来，戈弗雷与安诺达成一致，支持亚历山大二世，并于1063年亲自护送其至罗马。1065年，人们以为亨利四世会来意大利接受罗马教宗亚历山大二世的加冕，但是事实上当年和次年什么都没发生。虽然亨利四世尚且年幼，且长期不在意大利，但是阿奎莱亚和拉文纳的教会仍然同罗马保持着联系，不过在米兰，教会上层与帕塔里阿（Patarines）教派正在上演惊心动魄的斗争，至少一直持续到1067年才算告一段落。德意志没有对此进行干预，唯一一个外来干预势力来自教宗。在关于南部纷争的问题上，卡西诺山修道院是帝国与教宗之间沟通的枢纽。从1057年开始直至以后的几十年中，在修道院院长德西迪里厄斯（Desiderius）的治理下，它一直是倡导改革派教宗与诺曼人联盟的一个极为另类的支撑点。1066—1067年，亚历山大二世和卡普亚的诺曼大公理查德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把诺曼人从罗马土地上驱赶回去的力量，不是行动迟缓的帝国军队，而是雷厉风行的大胡子戈弗雷。而戈弗雷的妻子比阿特丽斯，像卡诺萨的卜尼法斯与比阿特丽斯的女儿玛蒂尔达一样参与了这些事件。值得注意的是，戈弗雷的干预活动在德意志被解读为是对这个非常年轻的国王权威的一种蔑视。
1065年，亨利四世赐予戈弗雷下洛林公爵头衔，戈弗雷的权势借此得到了认可与巩固，而这次颁赐不应该与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剥夺戈弗雷的上洛林公爵头衔一事混为一谈。受封的戈弗雷在德意志实力大增，也使卡诺萨家族在意大利的巨大权势如虎添翼，支持戈弗雷与卡普亚的理查德进行作战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军队发挥的重要作用就是最好的证明。帝国的权威原本是为了保卫罗马，但现在已变成捍卫宗教改革的责任，此时遭遇了更大的危险。这场宗教改革已经蔓延至整个欧洲，使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权力正逐步集中到教宗手中。1068年，戈弗雷与态度变动不定的国王亨利和科隆大主教安诺达成和解，他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他也开始重新关注被驱逐出教会的帕尔马主教卡达卢斯，从而激怒了彼得·达米安，后者写信给戈弗雷，劝他珍视来之不易的地位，即在罗马—德意志帝国的众多君主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在意大利，卡诺萨-洛林家族精心安排了驼背人戈弗雷（Godfrey the Hunchback）和卡诺萨的玛蒂尔达联姻，借此卡诺萨-洛林家族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因为玛蒂尔达是已故卜尼法斯侯爵与比阿特丽斯的女儿。这样一来，下洛林公国与托斯卡纳侯爵领地就实现了联合，还包括所有隶属于这两大家族的其他辖区和庞大的地产，这种联合一直持续到1069年末大胡子戈弗雷去世。
然而，这场婚姻并没有维持太久，主要是因为小戈弗雷和玛蒂尔达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从政治角度讲，以小戈弗雷为代表的德意志势力支持国王，而以玛蒂尔达和比阿特丽斯为代表的意大利势力站在主张改革的教宗一方，分裂已在所难免。这一点在后来看得尤其清楚，1073年亚历山大二世去世后，勇敢而年富力强的总执事希尔德布兰德（Archdeacon Hildebrand），在没有德意志干预的情况下被选为教宗，称为乔治七世。在卡诺萨家族的治理下，从伦巴第东部到托斯卡纳侯爵领地的多样混合领地的发展没受丝毫影响，但是后来被交给两个女人管理。她们没有正式继承侯爵的头衔，只是通过与小戈弗雷侯爵的联姻获得了对领地和城堡的继承权。拥有一个高高在上的合法地位与握有对这个边远地区真正的掌控权是有本质区别的，这一地区簇拥着大量卡诺萨的卜尼法斯身后遗留下的地方势力，为皇帝插手其中提供了可能，从而带来动荡的后果。它打破了已经在整个权力结构中运行了几十年的规则，并使之趋于恶化，而这一结构是城市中心和封臣附庸发展后形成的结果。1076年，比阿特丽斯在托斯卡纳逝世。因为小戈弗雷尚在德意志北部，玛蒂尔达悲哀地发现自己被孤零零地留在意大利，正处于风口浪尖，面临着双重威胁：内部暗潮涌动和外部来自国王的虎视眈眈。
与此同时，在教宗亚历山大二世在任的最后几年里，米兰关于取替圭多大主教的争执愈演愈烈，局势更加恶化，而国王也参与其中。圭多大主教是由国王亲自选任的，却受到教宗亚历山大的排斥，在米兰毫无地位可言。如此一来，意大利北部最有权势的大都市似乎像曾经脱离罗马教宗的控制一样，也要永远脱离开德意志皇帝的掌控了。由于格列高利七世插手的——大部分不是主教区的活动，故而宗教改革运动愈演愈烈，且聚集于罗马，这种局势就给了国王可乘之机，他又开始干涉米兰大主教的事务，在高调地与罗马公开破裂后又干涉教廷本身的事务。
1077年初，国王首次来到意大利。教宗与国王之间和解的希望非常渺茫，在这场和解过程中，卡诺萨的玛蒂尔达充当着重要的角色。1076年，帝国皇权与罗马教宗权威之间的长期平衡被打破，这对于亨利四世来说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讲还是从政治制度层面上讲，都是一种深深的耻辱。这种耻辱在卡诺萨是众人皆知的，而且在1077年还在持续发酵。由此引发了相当大规模的误解及激烈的冲突，教宗格列高利七世的支持者和对立教宗克雷芒三世的支持者拉文纳大主教之间，国王的拥护者和德意志崛起的反国王者之间，多种矛盾激化。面对着教会内部以及世俗世界的双重分裂，且绝大多数教区都卷入其中的局面，玛蒂尔达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很难置身事外，处境十分危险。其领地上的各城市都向往独立，国王曾赐予它们特权，这使内部矛盾加剧，打乱了玛蒂尔达将其辖区不同政治势力都统一到一个运行体系的全部计划。这种局面迫使玛蒂尔达为了确保自身的政治权益，不得不于1080年把名下所有地产正式转让给罗马教会，只保留了自由处理它们的个人权利，不过前提是要在教宗的监护下进行。即便如此，玛蒂尔达也难逃厄运，就在第二年，亨利四世再次来到意大利，将玛蒂尔达驱逐出国，并宣布剥夺她所有的权利与财产，既包括拥有完全所有权的，也包括分封的产业。命令虽然没有被彻底执行，但打击其权势的做法却变得完全合法化了。
在整个意大利和属于教宗的土地上，时局变化莫测，战争的阴云笼罩，这使德意志国王曾几次到访罗马。最终于1084年，对立教宗克雷芒三世为他加冕。但是罗马受到格列高利七世支持的诺曼人的威胁，皇帝被迫离开罗马，迅速返回德意志，并连续三年隔岸观火。当罗马被诺曼人野蛮占领后，教宗逃到卡西诺山寻求庇护，于1085年卒于诺曼人保护下的萨勒诺。罗马枢机主教们选出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德西迪里厄斯接任罗马教宗一职，称为维克托三世。他是诺曼君主推荐的候选人，也得到卡诺萨的玛蒂尔达的认可。
虽然玛蒂尔达在其辖区内遭遇巨大的麻烦，急需一套政策与国王和解，但她仍然是反对亨利四世的核心力量，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个人愿望，而是其封臣附庸们的意愿。当维克托三世的继任者乌尔班二世（1088—1099年）劝她再嫁时，她反对国王的态度就更为明朗了：她再嫁的新夫君是年仅18岁的韦尔夫五世，他是韦尔夫四世的儿子——巴伐利亚公爵。这样一来，来自德意志与意大利的两大势力再次结盟，共同反对德皇。康拉德二世一直致力于韦尔夫家族与埃斯特家族的结盟，把它作为实现帝国霸业的关键一步，现在这一联盟仍然是对德意志的一大威胁。韦尔夫四世公爵是奥博藤吉家族的阿尔贝特·拉佐·戴思特的儿子，1090年当亨利四世再次来到意大利时，阿尔贝特·拉佐·戴思特仍健在。多年来，这个政治群体一直是股不容忽视的军事力量，在1093年康拉德二世举兵反叛其父——德意志皇帝时，它还派上了用场。早在几年前，康拉德二世就已经在德意志被其父选举为王，现在又被米兰大主教加冕为王，当然是在米兰及其他城市与玛蒂尔达及韦尔夫五世结盟的背景下。1095年，玛蒂尔达再次发现自己处于风口浪尖，孤立无援，原因是她与年轻的韦尔夫五世的联姻宣布失败，韦尔夫五世已随着父亲回到德意志，转投亨利四世的阵营。同一年，在玛蒂尔达和乌尔班二世的迫切请求下，康拉德国王娶了实力雄厚的西西里伯爵罗杰的女儿，与诺曼人结成了与此前完全不同的政治联姻。这次联姻进一步导致德皇在整个意大利境内的孤立无援，特别是乌尔班二世在整个欧洲实施改革且形势一片大好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亨利四世万般无奈下在威尼托采取行动，并于1097年越过阿尔卑斯山回到老家。他在意大利奋斗了七年，最终劳民伤财，一无所获。而康拉德心不甘情不愿地成了玛蒂尔达的傀儡，他的父亲还在德意志宣布免去他国王的头衔，任命另一个儿子为国王，即亨利五世。而亨利五世继康拉德在意大利英年早逝之后也起来反抗他的父亲，也不得善终，于两年后的1106年去世。很多年里，意大利的绝大多数地方都与乌尔班二世的继承人帕斯卡尔二世（1099—1118年在位）结盟，而帕斯卡尔二世得到玛蒂尔达的支持。她把二十几年前献给格列高利七世的所有土地资产都献给了新教宗。
位于埃米莉安亚平宁山脉一带的卡诺萨城堡掌控着多个领地，它们向四方伸延，遍及各地，因此赋予它跨地区的广阔范围，并具有伯爵领地与侯爵领地的特征。赞同把卡诺萨公国变成类似于王国的想法是一种普遍心态，这也清楚地表现在大臣的言谈举止之中，以及僧侣多尼佐（Donizo）赞美玛蒂尔达及卡诺萨家族的诗歌中。这种思想倾向也表现在著名法理学家们频繁光顾女伯爵城堡这一点上，影响很大。然而作为一个附属国，它还是太弱小了，尽管教会争议已渐渐平复下来，但是地方势力的内部分裂却在加剧。人们可以相当精准地指出：尽管教会的重大争斗使玛蒂尔达各领地内麻烦不断，但也使她有机会在意大利历史舞台上占有最重要的一席之地，并使她得以与强者结盟。这可以用来解释其两次婚姻均惨淡收场，也解释了她在1099年的另一权宜之计，即收养孩子。她收养的儿子就是圭多·圭耶拉一世（Guido Guerra Ⅰ），他是位有魄力、有军事才能的绅士，且在托斯卡纳和罗马涅的亚平宁山一带家产丰厚。但到最后，玛蒂尔达还是需要与国王和解。
1111年，亨利五世来到意大利，帕斯卡尔二世被迫为他举行皇帝加冕礼，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国王与玛蒂尔达终于见了面。也许怕自己的领地会四分五裂，玛蒂尔达宣布亨利将以个人名义继承她所有的财产，尤其是意大利邻近波河流域的广袤领地及城堡。1115年女伯爵去世，亨利再次来到意大利，将女伯爵的多数财产纳入自己的名下。而这笔遗产只需要与罗马教会协商解决，因为玛蒂尔达先前将产业馈赠给了教廷，女伯爵的这两次捐赠引起权利重叠问题，那时她选择了将其领地置于教宗保护下。这就造成了复杂的遗产继承争执，引发了国王和教宗之间持续很久的纷争，它既是土地纷争也是对政治权力的争夺，严重损害了双方在意大利的关系。至于处理女伯爵曾在各领地享有的侯爵管理权则是亨利作为皇帝的事务，亨利把托斯卡纳侯爵领地交给了从德意志来的一批人，但这些人完全没有能力为该地区带来和平。
因此，局势朝着与玛蒂尔达的意愿相悖的方向发展，在意大利王国，卡诺萨家族几乎掌管了近百年的领地和权力四分五裂了，它有时与帝国保持和谐，有时发生冲突。与此同时，1091年在阿德莱德去世后，都灵侯爵领地也分崩离析了，阿德莱德侯爵生前，在帝国与教宗之间极为焦灼的争斗中，一直能协调好与两者的关系，独善其身。卡萨诺分裂是因为王朝世袭断绝、后继无人；而都灵分裂的原因与卡诺萨不同，是由于众多势力争夺继承权，以及皇帝对掌控阿尔卑斯山另一侧意大利境内的各种势力很有兴趣。然而，归根结底，卡诺萨和都灵这两个王朝势力最终分裂的原因是地方势力的崛起。这种情况也出现在维罗纳，尽管维罗纳侯爵领地表面上仍然在卡林西亚公爵的管辖范围内，但在1123年亨利五世统治后期，已有征兆显示其管辖权气数已尽。另一方面，阿奎莱亚宗主教区管理着他们自己的领地，使其井然有序。这里本来是一份不动产，在1077年还是一份大公领地，由亨利四世把弗留利伯爵之位作为礼物永久性地赐予阿奎莱亚宗主教。特伦托（Trento）主教的地产早在1027年由康拉德二世下诏特许状赐给特伦托主教，也以特伦托郡县的形式成为领地大公国。特伦托和阿奎莱亚这两个教会大公国，是德意志和意大利之间重要的交通要道，仍然掌握在皇帝手中。然而，拉文纳大主教区却因参与到对立教宗克雷芒三世的分裂活动中，在亨利五世统治后期脱离了皇帝的控制。拉文纳因为听命于改革派教宗，而丧失了政治独立的地位，只是成为地区性的权力中心。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米兰大主教区。
在意大利王国，各都主教教堂与侯爵世家在地区协调中出现了几乎全面的分崩离析，这就为亨利五世采取军事行动留下空间，占有女伯爵玛蒂尔达的领地为其出兵提供了便利，而出兵的原因则是与几位改革派教宗的新分歧。在意大利发生了很多不利于帝国的剧烈变革，当1122年皇帝与教宗卡利克斯特二世在《沃尔姆斯政教协约》中最终达成共识后，这些变革就变得明朗化了。在德意志，早就确定了国王或其代表出席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选举的惯例，而这在意大利却行不通，这也就意味着帝国在阿尔卑斯山以南无法对那里的权力中心、主教区以及各大修道院的权能进行任何程度的控制，但这些地方长期以来却一直是皇权重要且稳定的据点。此外，1125年亨利五世死后，围绕着女伯爵玛蒂尔达的遗产分配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争执，最终占有这些遗产就成为皇帝在意大利获得的最大政治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