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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王国从阿尔卑斯山一直延伸到与教宗国相邻那条不断变换的边界，1024年，正逢萨克森王朝向萨利安王朝过渡时期，它遭遇到最为严重的危机，此时其首都帕维亚爆发起义，起义者摧毁了王宫，驱散了负责中央管理的官员。当王位空置之际，意大利的大领主们对王位的继承问题产生重大分歧。意大利对德意志国王的从属关系，本来就不是一件让人心平气和认可的事实，一些主要的权贵们反而转向法兰西去寻找王位候选人。但是，意大利北部的主教们对以前的一场冲突仍记忆犹新，特意选择了不同的做法，当时正是由于教会与世俗力量在王位继承问题上的分歧，最终导致暴力冲突。于是，他们在米兰大主教安提米阿诺的阿里伯特（Aribert of Antimiano）和韦切利（Vercelli）主教利奥的指引下，将王冠拱手让给了刚刚在德意志当选的国王，即法兰克尼亚家族的康拉德二世。
1026年，康拉德在重兵簇拥下穿过布里纳（Brenner）山口南下，来到意大利，在米兰受到阿里伯特的欢迎。他包围了帕维亚，并开始不断打压不愿承认他的反对派贵族。1027年，他封卡诺萨的卜尼法斯（Boniface of Canossa）为托斯卡纳侯爵，而在当时，卜尼法斯已经凭借雄厚的财力、城堡及在波河流域（Po Valley）的诸多地区享有的伯爵头衔，成为极有影响力的人物。与此同时，康拉德本人在罗马请图斯库兰家族出身的教宗约翰十九世为他加冕为帝。康拉德还从这位教宗手中取得了对威尼斯潟湖区（Lagoon）的教会管辖权，此前阿奎莱亚（Aquileia）宗主教、卡林西亚的波普（Poppo of Carinthia）主教也曾主张这一管辖权，而康拉德的成功却极大地损害了格拉多（Grado）宗主教区和威尼斯的自治权。在康拉德统治意大利时期，他确认了各项地产，并将它们连同特权、世俗司法权及庇护权大量地分封给寺院、主教辖区及大教堂教士团体，涉及的范围从阿尔卑斯山，尤其是阿尔卑斯山东部山区，一直延伸到萨比纳的法尔法修道院和阿布鲁佐（Abruzzo）的卡绍利亚（Casauria）。通过这种办法，自奥托时代德意志诸王就授予意大利王国的组织形式得到了进一步改善。这种组织模式不依赖于合理设置的各等级官员的工作，而是依赖于王权对社会名流及贵族，特别是某些教会君主的约束力，是保护与忠诚的交换，这种约束力根植于他们各自封地的地区及其由宗教义务或王朝权力而获得的权威。
地图2 意大利
在德意志停留很多年后，康拉德二世于1033年被勃艮第的重臣们选举为勃艮第国王。这些重臣之中不乏亨伯特（Humbert）伯爵这样有权势的人物，他是萨伏依家族的首领，在许多地区拥有地产与权利，其范围从奥斯塔河谷（Val d'Aosta）一直延伸到与意大利王国接壤的地域。1034年，米兰大主教阿里伯特和托斯卡纳侯爵卜尼法斯带领一支意大利军队，参加了确保康拉德在新王国统治地位的军事行动。但在1036年底，康拉德第二次南下来到意大利时，米兰大主教在宗教界及世俗领域的势力已经空前膨胀，这使皇帝不得不聆听伦巴第大区领主们与各个城市的怨声怒气；面对大主教目空一切的行为，皇帝只好将他关押起来。阿里伯特逃至米兰寻求庇护，受到人们的保护。康拉德带兵包围了米兰，但却徒劳无获。他还想罢免阿里伯特的官职，任命米兰高级教士成员、宫廷教士安布罗斯接替其位置，但也同样无果而终。
在对米兰毫无结果的围城期间，康拉德于1037年5月28日颁布了其关于封臣权利的著名法令。当时意大利统治力量的特权地位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形势非常危险，在这样的情势下，颁布这样的法令是一项基础性的立法行动，它试图使国王—皇帝重新恢复在当地的体制自然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事实上，米兰的麻烦不仅是这座城市与其宗主教堂、与伦巴第其他重要的经济、宗教和政治中心之间进行较量的问题，同时也是大主教手握重兵引发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恰好处于众多封臣诸侯复杂而等级森严关系网的顶峰。这个关系网中的关系非常紧张：在多种等级中，与处于顶层的大主教的关系，与非军事力量的城市居民的关系。反过来，米兰的紧张局势又是一个缩影，恰好反映了伦巴第地区所有教会与世俗贵族主要军事中心之间的内讧。康拉德的法令则从官方角度提供了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至少在理论上遵循王国内军事组织的统一概念，为拥有封地的诸侯封臣确立起一套等级秩序。
事实上，在人身依附关系处于流动性的等级秩序中，个别封臣与其直属领主之间的分歧，取决于采邑这种基于地产的不确定属性，而采邑也就是颁授给封臣以换取其服务的报酬。康拉德二世面临由此而在实践中产生的矛盾，于是重新把目光投向综合性的封臣等级制度，包括那些已经得到财税封地，或财税来源的封地，或教会封地的封臣。他对每位封臣已然拥有的封地予以确认，并宣布只要封臣及其男性继承人一如既往地忠实履行所要求的职责，为给他们颁授土地的上级领主提供军事服役并连同马匹和武器，那么对附庸封臣的土地颁授就不可更改，并可以世袭。这样一来，封主与封臣之间互惠互利关系的稳定性，就通过同时出现于双方地产中的采邑加以界定清晰，这种关系本身则建立在军事服役基础上，而法令将这种服役解释为皇家军队之封臣等级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进一步呈现出一个更清晰的事实景象，以说明涵盖所有的、以国王本人为最高权力的军事等级结构，该法令正式隐掉某种特殊封地的存在，它们既不源于国库资产，从而与统治权力毫无瓜葛，也不属于受皇家庇护的教会资产。我们看到的这个王国的运行不是以公共法规的合理体系为基础的，而是一种庇护人与受庇护者之间关系的变异集合体，此时它开始依照基于法律推定的庇护系统重新谋求统一。
当然这并不是说王权以及皇权在意大利毫无效力。它经常能够影响主教们的选择，也就是那种在形式上归属地方教士的选择，同时也影响那些隶属皇家的修道院院长的选择。事实上可以说：一旦君主即位进行统治，那么他首先就要运用他与大权在握的领主之间存在的封授隶属观念。这些大权在握的领主多指教会上层人士或是享有家族荣誉的侯爵或伯爵，他们亲口宣誓对国王效忠，若是非常明显地违背誓言，就会被依法惩处。需要牢记的是卡诺萨的卜尼法斯晋升为托斯卡纳侯爵的例子，这比较典型。它表明皇权有可能会干预非教会地方势力的世袭问题，换言之，如果侯爵或伯爵的权力没有得到皇家名正言顺的认可，那么皇帝有可能会插手，正如托斯卡纳侯爵领地那样。王权的干预还可能采取与某大家族达成协议的形式，利用君主赞成或认可缔结的婚约。1034年都灵的阿德莱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阿德莱德是奥尔德里科·曼弗雷迪（Olderico Manfredi）侯爵的女儿和继承人，她在康拉德二世和亨利三世的安排下先后嫁给三任丈夫，由此一来，他们都先后拥有了都灵侯爵的头衔，而都灵侯爵领地是王国内一块面积可观的土地。与此类似，康拉德二世非常赞同对他忠心耿耿的卜尼法斯侯爵与洛林的比阿特丽斯（Beatrice of Lorraine）的联姻，比阿特丽斯自小在宫廷长大，与奥博藤吉（Obertenghi）侯爵阿尔贝托·阿佐二世·埃斯特（Alberto Azzo Ⅱ d'Este）的后人有亲戚关系，与势力强大的德意志韦尔夫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皇权除了偶尔会插手强大的教会和大贵族事务外，有时还会委派信使代表君主主持某些地方或其他王国的立法会议，不过这些事情只是偶尔才做。
这个关于采邑的法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不是指形成整齐划一的、等级森严的封臣等级制度，而是指它对原本不稳固的封建附庸制度起到了稳固作用，使获得采邑的封臣们有了更大的保障，有助于早就开始出现的变革。不过该法令并没有对康拉德二世与米兰周围地区的僵局产生任何看得见的缓解作用，米兰仍然对康拉德的围城予以抵抗。波河流域的一些反对康拉德的主教们私下谋划的阴谋也被曝光，阿里伯特企图与已经入侵德意志西部的香槟（Champagne）伯爵联手。1038年，轮到康拉德二世到访意大利中部地区，当时的教宗是前任教宗约翰十九世的侄子本尼狄克九世，康拉德二世得到本尼狄克九世的批准，将阿里伯特逐出教会，并推举皇帝提出的候选人安布罗斯接掌米兰教区，但他并没有真的如愿。在与教宗达成共识后，康拉德南下来到卡西诺山防线，任命了一名对他的事业忠心耿耿的德意志教士为修道院院长，并委派他为萨勒诺大公，以便保护那里。在坎帕尼亚（Campania）展现了一番国王威仪后，康拉德沿亚得里亚海沿岸一路向北，继续把特权分别赐予贵族和教会。他把对米兰的征服推迟到下一次，并重新北上到阿迪杰河（Adige）流域，再次越过阿尔卑斯山。而忠于康拉德皇帝的意大利领主们重新展开对米兰的围攻，但在1039年，突然从德意志传来国王去世的消息，这让他们大吃一惊。
如果研究一下康拉德二世平生涉足的欧洲地区——从洛林和勃艮第到斯拉夫地区，从北海到南意大利——人们绝不会认为意大利王国对他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对帝国内这个最多样性、最不安定且复杂的边远地区的关注，使他越来越疲惫不堪，渐渐难以保证意大利王国持久的和平安定。它还进一步加剧了制定相应整治策略的难度，该策略本质上依赖意大利不同地区各群体间的相互联合。这个王国缺乏基于领土的政府管理。康拉德在意大利逗留期间，为供养其行宫和军队而享有的征集草料和实物捐税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麻烦，因为这种权利主要取决于曾宣誓对皇帝效忠的贵族们对皇帝的忠诚度。卡诺萨的卜尼法斯对康拉德二世的忠诚就是持之以恒的，他是皇帝在意大利最坚定的支持者。而在其他人那里，这种忠诚就变化无常了，以阿里伯特为例，他的反叛同时也清楚地证明了：康拉德在意大利强大的军事实力面前，在那些财大气粗的贵族面前，是多么力不从心。当然从总体上讲，康拉德在意大利王国的统治也并非总是如此失败，他的儿子亨利三世在意大利的顺利继位就是最好的证明。
事实上，早在康拉德二世统治期间，他就已开始着手准备儿子的继位事宜，并在德意志举行选举，为亨利加冕为王。这似乎表明当时人们已经能够接受德意志与意大利国王之间的亲密联系。当然因为米兰的问题还未得到妥善处理，本应该有人会出于政治原因站出来反对年轻的新国王；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康拉德表现得相当谨慎，他不再与阿里伯特纠缠不清，而是接受了这位高级教士在德意志对他的效忠誓言。同时他还满足了意大利关于确认教会和修道院产业的要求，并慷慨地给予它们特权。在继位的最初几年，他对萨比纳的法尔法修道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特意根据自己的判断派人去担任该院院长。被委派的人知识渊博，曾经是他的老师。他还精挑细选出两名德意志教士担任阿奎莱亚宗主教及拉文纳大主教。1043年，他委派大臣阿达格尔（Adalgar）去伦巴第主持当地的司法会议，并到各地采取各种行动，只为实现和平这一最终目的。1045年阿里伯特去世后，亨利国王拒绝了米兰高层教士推荐的候选人，任命一名来自米兰附近地区的圭多·达·维拉特（Guido da Velate）的高级教士继任大主教一职，其意图很明显，他要对米兰的贵族要员们采取进一步严密控制。这些人内部当时已经四分五裂，其忠诚度也已大打折扣。1046年春，在亚琛（Aachen）举行的贵族大会上，他免去了两年前亲自提拔的拉文纳大主教维德格洛（Widgero）的职务。在早期教会改革运动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彼得·达米安这位大雄辩家、僧侣的影响下，意大利出现了反对他的声音，严厉指责政府的无能与腐败。与此同时，亨利国王正着手准备他的第一次意大利之行。
夏末，亨利在众多封臣、附庸的簇拥下通过布里纳山口，越过阿尔卑斯山。10月，他现身帕维亚，主持了一场以改革为核心的大型宗教会议。12月，在苏特里和罗马的宗教会议上，他解决了起始于两年前的教廷危机，其核心是反对本尼狄克九世这位最后的图斯库兰教宗。三名宣称有权入主教宗之位的教宗被免职，亨利国王任命班贝格主教为教宗，称克雷芒二世。新任教宗为国王加冕称帝，并由罗马人授予其贵族头衔，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国王作为罗马保护者的地位，有权参与每位教宗的选举，并投出第一票。通过对教宗职位及意大利北部三大教区，即米兰、阿奎莱亚及拉文纳教区的严格控制，国王亨利三世使整个意大利王国内的教区都处于罗马教会的政治领导之下。1047年的头几个月，亨利三世还参与了卡西诺山法尔法大修道院和圣温琴佐·阿尔·沃尔图诺（San Vincenzo al Volturno）大修道院的教会事务，并帮助维持受诺曼人开始入侵的坎帕尼亚区的政治秩序。由此，一个在意大利的皇帝王国的观念深入人心，且传遍自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整个半岛。
1047年秋，克雷芒二世去世时，皇帝亨利三世已经回到德意志几个月了，克雷芒二世的死讯促使罗马的图斯库兰派东山再起，这一派起初似乎与图斯库兰的卜尼法斯关系甚好。但亨利三世却任命布列瑟农（Bressanone）主教为教宗，称为达马苏二世（Damasus Ⅱ），并命卜尼法斯陪同他前往罗马。几周后，新任教宗也故去了，但亨利仍然不顾托斯卡纳派的意见，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任命自己的表兄图勒（Toul）主教接任教宗一职，称为利奥九世。尽管亨利极力反对托斯卡纳派，却没能将他们从拉齐奥（Lazio）的城堡中驱逐出去。从政治—宗教的角度讲，利奥九世的教宗职位代表着亨利三世的帝国计划与欧洲范围的改革运动处于重要的会合点，而此时改革运动的中心在罗马，在利奥九世本人及其不同国家背景的高级幕僚那里。截至此时，这一转变有助于强化当时在罗马—德意志帝国已然形成新传统的体制：以教宗及地方教区为基础的国王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但它也促使王族与世俗大贵族之间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严峻形势在阿尔卑斯山边远地区非常突出，在意大利内部却刚开始露出苗头。
1048年，实力强大的卜尼法斯侯爵受新任教宗任职事件的影响，其忠诚度已大打折扣。1052年，卜尼法斯去世，他的遗孀、洛林的比阿特丽斯接管了他留下的丰厚家产及在亚平宁南、北地区的主要势力范围，不久之后，比阿特丽斯嫁给亨利三世在德意志最危险的劲敌——大胡子戈弗雷（Godfrey the Bearded）。戈弗雷之所以如此强大，凭借的是其自身雄厚的财力物力、人马及其上洛林公爵封号具有的强大影响力，不过严格说来，他的公爵封号已经被国王以叛乱为由正式剥夺了。德意志与意大利反对皇权的这两股地方势力联手，恰好与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相冲突；与此同时，祸不单行的是，利奥九世在南意大利与诺曼人的对抗中失利，意大利的这一切麻烦就成为亨利三世的燃眉之急。事实上，他早就十分关心意大利局势的变化，例如在1052年意大利王国的各位要员在苏黎世（Zurich）举行大会时，他要求传布的两项法令，一项刑事，一项民事。尽管这只是两项法令，但它们却是继康拉德颁布采邑法令后进行立法革新的重要标志，虽然还有些粗糙。1054年，亨利三世再次在苏黎世召开意大利政要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伦巴第主教区的代表人数众多。亨利三世在会上提出已故教宗利奥九世的继任人选，任命对他忠心耿耿的宫廷助手和顾问、德意志主教为下一任教宗。1055年春，新教宗在罗马加冕就任，即教宗维克托二世。同时，亨利又在众多主教和封臣的陪伴下，按惯例途经布里纳山口，南下来到意大利。
亨利三世逗留在意大利的几个月里，探访了各个教会，并对诸如曼图亚（Mantua）、费拉拉（Ferrara）之类的小城镇非常亲和，这些举动显得特别重要。这些小镇所在地区以波河和阿尔诺河（Arno）为界，这里正处于卡诺萨家族的势力趋于鼎盛时期。亨利通过与地方势力达成的直接联系，来处理卜尼法斯留下的遗产与比阿特丽斯和戈弗雷联姻带来的挑战。同时，国王将斯波莱托（Spoleto）和从亚得里亚沿海地带直到意大利中部的所有地区都交由教宗维克托二世管辖。以前，尽管维克托早就被任命为皇帝在这个地区的全权代表，但教宗在这些区域的权力并没有得到认可。这一举动有助于将皇帝的势力范围扩展到这个地区，而这标志着王国的转变，从具有加洛林传统的意大利王国，向南意大利，直至卡西诺山，从而与强大的诺曼势力迎面相遇。
1056年，亨利三世重回德意志，与大胡子戈弗雷和比阿特丽斯和解。10月，亨利三世英年早逝，将一大堆麻烦留在身后：卡诺萨协定该怎么办？一旦忠诚的德意志教宗去世——他真的于次年去世了，皇帝与罗马教会的同盟会有何种下场？如何才能把眼下急剧扩张的地方势力整合在一起？诺曼人的命运又该怎样？是抑制还是击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