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四世（1056—1105/6）

亨利三世去世后大约20年，教宗格列高利七世公开宣布任何由世俗人士包括国王施行的封授神职权都是非法的，从而正式废除了主教对国王和教宗的双重效忠。这一行动首先是指向西欧基督教世界的所有世俗人士，特别是国王们。然而，在德意志，这一行动比其他地区的反应更为强烈，因为它恰好与萨克森公爵东部地区大部分贵族参与的起义同时发生，起义贵族成功地与王国其他地区的领主，以及与亨利敌对的教廷结为联盟，从而把德意志推入内战，这场内战起起伏伏持续了40多年。

我们要回顾一下自11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它们作为11世纪70年代发生的那次重要冲突的预兆，并使后来的冲突变得几乎不可避免。当然，亨利四世及其追随者们显然未能抓住罗马民众团体背后的革命性力量，他们就是打着教会改革的名义。他们中间存在普遍的认同，那就是教会改革将意味着：首先且最重要的事在于消除买卖神职和尼科来特主义，而改革后的教会应该仿效未受污染的原始教会（ ecclesia primitiva ）模式。然而，似乎任何人都不清楚那个概念意味着什么，除了清楚原始教会应该是完全纯洁的，其中的基督教教徒及其社团组织都是善良的而非邪恶的这一点。没有统一的计划，也没有如何使这种原始教会理想的状态重新恢复的明确概念。像教宗利奥九世和彼得·达米安这样的改革者们曾被同一位教宗任命为奥斯蒂亚枢机主教，他们设想在纯洁的教会中，国王作为上帝的委任者，为了所有基督徒的利益应与教宗和主教们共同合作。而其他像来自席尔瓦·坎迪达的枢机主教安贝尔这样的人则有不同看法，他曾陪伴利奥从洛林到罗马，他们坚持认为：买卖神职的根源根本是在俗人主宰教会。因此，要反对买卖神职就要首先从断绝俗人主宰教会开始。他在其写于1057/8年的论文《论废止买卖神职》（ Adversus simoniacos libri tres ）中，认为：世界处于荒唐的秩序中，世俗权力在主教选择上占据首要地位，而将民众、教士们的意见和大主教的判决置于次要地位，然而教会法规定的主教选择完全是另一回事。这里涉及一个著名的判决，即教宗利奥一世判定：任何人未经教士选举、民众同意，并由其所在省份主教按照大主教判决给封授神职者，都不能位列主教之职；这段文字被反复引用以确定教会法规定的选举应该是什么样的。但是，无论是利奥还是安贝尔，都没法确切说明：在主教选举中究竟应该做些什么，什么时候和在哪里举行。安贝尔特意对由世俗权力封授神职百般挑剔，因为任何俗人包括国王都未被允许封授神职。尽管这一点后来在1078年成为教廷的核心政策，但是安贝尔写于1057/8年的论文仍然没有成为“这些”改革者接受此后一系列措施的依据。甚至安贝尔相当激进的观点也没有总结出“改革后的”教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就我们掌握的史料允许我们做出的判断是：11世纪中期盛行的对教会状态的一种普遍的、不特别针对某地区的骚动和不满氛围，使民众对教会改革不满。在1056年亨利三世去世之前，民众在皇帝支持下都是如此；而在那以后，他们仍然如此，但却没有皇帝的支持。德意志国王和未来的皇帝亨利当时只是个六岁的孩子。也没有个合法的摄政王政府。小孩子亨利被任命和加冕，因此他就被看作在位的国王了；但是他毕竟年幼，需要一位监护人，这个位置顺理成章地就落到了他的母亲阿涅丝头上。她面对着难以完成的任务：正像以前其他所有德意志国王一样，她的丈夫也一直面临着心怀不满的贵族们周期性的反叛。而皇室政府也只知道少数几种维持下属忠诚的办法：首先以慷慨的礼品表示对其贵族附庸封臣的敬意，以礼品作为交换来保证他们的忠诚。以土地财产和某种荣誉官职例如采邑来维持他们的忠诚。但作为一种习俗，允许忠诚的封臣附庸之子在其父死后得到其父的采邑，而国王并不愿意封授采邑。阿涅丝还是比较幸运的，卡林西亚、巴伐利亚（Bavaria）和士瓦本等几位公爵都是在她丈夫生前去世的，而亨利三世未及时填补这些位置。她于1057年将士瓦本地区、勃艮第的管辖权封授给莱因费尔登（Rheinfelden）的鲁道夫，于1061年将巴伐利亚封授给萨克森贵族诺特海姆的奥托（Otto of Northeim），并将卡林西亚封授给扎灵根（Zahringen）的士瓦本人伯特霍尔德（Berthold），因此能使自己确信已经赢得了这三位异常可怕人物的忠诚，他们都有非常重要的家族背景。此外，鲁道夫接受了阿涅丝四岁的女儿玛蒂尔达为新娘 ，他很可能通过联姻关系与奥托家族建立了联系，当玛蒂尔达不幸于结婚之前去世后，他转而娶了都灵的阿德莱德（Adelaide of Turin）为妻，她是亨利四世的新娘贝尔塔（Bertha）的妹妹。现代历史学家倾向于批评阿涅丝“浪费”王室资源，首先她轻易地授出空缺的公爵领地，她丈夫一直非常精明地把它们留给王室自己使用；其次她错误地选择了这几个人，比如这三位公爵在后来的反叛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于11世纪70年代动摇了她儿子的王权。但我们还是要记住，尚在弱冠的国王一定需要比成年国王更多的支持，而这种支持更难获得。当阿涅丝动用空缺的公爵领地时，就是沿袭传统旧制达到这个目的。至于她选择的贵族，三个人中没有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在千方百计地策划反对萨利安王朝的行动。

鉴于德意志国王各种身份和职责的特性，阿涅丝的当务之急就是控制住德意志的土地，因为土地构成了其他所有不同层次活动的基础。看起来好像她本人及其班底对于将在罗马做些什么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因此后来出现的情况并不令人感到惊讶。事情的发展显然缺乏思想上的清晰度和逻辑连贯性，但我们是掌握了零散史料后才显示出这种清晰度，我们在已经了解其最终结局后才能够推测各种发展变化。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罗马教宗的选举传统上依赖教廷所在城市的教士和民众。而罗马也像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地方的敌对各派和冲突势力都参与争夺教宗权。亨利三世已经成功地将其德意志候选人推上教宗宝座，从而暂时平息了地方各派的觊觎，当然并没能完全限制住他们。1059年，当枢机主教团选举了一位旧罗马贵族血缘家族成员为教宗本尼狄克十世时，他们就推举出“改革教会”的候选者为教宗尼古拉二世以对抗前者，而后立即召开大会通过了教宗选举法，以确定尼古拉选举的合法性。这算得上是制衡枢机主教们选举的最重要筹码，因为他们的选举权也是从古代教会法推演出来的。它也不是挑战德意志国王作为罗马教会保护者的传统作用。如果说德意志国王在教宗选举中的法律地位很不清晰，那是因为至少在中世纪初期以前的古代教会法中并没有提到国王。1059年，枢机主教们并不是担心德意志国王成为罗马教会领袖职位的敌对力量，而是担心重新主张其传统影响的各罗马地方贵族派别。这个法令是否被接受成为以后所有教宗选举的法规，还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它还是反映出枢机主教团（ collegium ）希望获得其在罗马教会内的领导作用。任何忽视这一点的人都将遭到他们的抵制。

尼古拉二世于1061年去世后，罗马贵族派出一个代表团，向年少的亨利国王呈送贵族徽章，并请求国王帮他们任命一位教宗，这时，阿涅丝就设法帮她的儿子任命帕尔马主教卡达卢斯（Cadalus of Parma）。为了实现这一任命，她的确忽视了枢机主教们的作用。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双方在一些德意志主教的任免问题上存在分歧，在尼古拉去世时，这个分歧影响着教廷和德意志王室间的关系。阿涅丝可能不了解1059年的教宗选举法令，显然对罗马形势的错综复杂也知之甚少。然而，德意志王室却发现自己恰好支持“罗马人”对抗枢机主教们，因为后者选举卢卡的安塞姆（Anselm of Lucca）为教宗，称亚历山大二世，枢机主教们还在卡普亚的理查德（Richard of Capua）领导的诺曼军队帮助下将其扶上教宗宝座。

阿涅丝的行动最终变成她犯下的一个致命错误。她不顾其个人的虔诚信仰，帮她的儿子运作到有利的地位，也就是使德意志王朝表现出枢机主教中教会改革反对派的形象。当她的错误揭示出和她儿子有关的一个问题时，其失误就引起特别的关注，这个问题触及早期中世纪社会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远距离的政策制定问题。至今尚没有人撰写早期中世纪的交通史。当时主要依靠面对面的接触商谈，其间，多种姿态手势和礼节仪式可以弥补口头交流的不足，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 而远距离协商似乎主要靠使者，有时靠信件来达成。但是就我们所知，远距离交通缺乏系统组织机构，非常零散和偶然，尚未形成获得可靠重要信息的系统性的实用手段。

除这次在罗马的灾难外，教会领袖和世俗贵族都认为，她过分听从奥格斯堡（Augsburg）的亨利主教的建议，而冷落了他们。不断扩散的不满使科隆（Cologne）大主教，同时也是王国内主要大领主的安诺（Anno），于1062年从凯撒斯维特绑架了年少的亨利，从而终止了阿涅丝事实上的监护摄政权；凯撒斯维特王宫当时位于科隆以北大约50英里莱茵河上的一个小岛。尽管亨利设法跳入河中试图逃脱，但是这个12岁的男孩还是被抓住并送交安诺。安诺抓住了国王本人也就控制了王权。他以此表明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支持，最终通过确保德意志主教服从亚历山大而结束了教廷的分裂。

安诺的摄政统治也未持续很长时间。1065年，亨利年满15岁，因此业已成年。他开始行使其权力进行统治。与同时代的其他国王一样，亨利的国王地位建立在封建义务之上：王国的大贵族们必须向他提供建议和军事援助（ consilium et auxilium ）。他们来到国王巡回宫廷和出席参议会，当面与国王商议，直到达成一致意见。一位不能获得大多数大贵族的建议并与之达成一致的国王，没有任何办法来强迫他们提供应该提供的支持。另一方面，国王的宫廷还是整个王国社会的中心，在这里可以得到采邑和荣誉，在这里对圣骑士级别的声望与尊严加以评判与展示。对于国王以及贵族来说，这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常态平衡。如果贵族陷入内斗，那么国王的努力调解就很容易使他显得偏袒一方，特别是在那个感觉自己受到歧视的贵族眼中更是如此。如果一位国王偏离了其贵族所认为的原有惯例从而触犯了他们的权益的话，那么这位国王就需要应对他们的反抗。在封建遗产的继承争端中，国王若要支持一方的权利要求，那就是在测验自己的权利，因此很容易在对立一方及其亲族和宣誓结盟的朋友中为自己树敌。假如一位国王极力推行自己的主张而触犯了一名或者数名权贵，那么这种情况就更容易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极易遭受整个地区贵族的反叛，他们的借口就是反对他这个暴君。

11世纪的萨克森公国东部地区就出现了这种情况。1073年以后萨克森战争的残暴性，以及当时史料对这场战争的大量相关报道，都使历史学家们长期忽视一个事实，即早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和亨利四世少年时期，当地已经爆发了骚乱。非常不幸但又非常典型的是，历史学家们长期以他们的笔为武器参与争端，因此也没有感到有义务对造成这一残暴的原因背景情况做一个公允的叙述。他们目睹了这样的现象，每一方都说对方是彻底的邪恶和堕落，并无情地破坏法律。因此历史家们始终无法就那些隐藏在紧张冲突背后的原因达成一致意见，这些冲突在11世纪70年代开始时发展为内战。亨利不是一直宣称王室对其寡居的母亲的地产拥有权利，而这些地产因她过于衰弱而无法确保吗？他作为王权继承人不是一直要求拥有奥托家族的产业，故对那些基于王权的称号头衔提出要求的吗？他不是一直设法收回那些脱离王权控制达几代人之久的土地，要将它们转由王室直接控制管理，并就此否认了传统的合法使用权吗？不论原因何在，显然这些要求使亨利采取了一些据说是新的管辖措施，也因此被他的反对者认为是非法的：他加大力度修筑在萨克森丘陵山区建造的城堡，并派遣士瓦本的侍从官（ ministeriales ）来进行管理，这些侍从官多曾经是没有自由身份的家臣，只能通过服军役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无论其士瓦本身份还是农奴出身，都令萨克森贵族大为反感，后者认为自己遭到这些卑劣的外人的压迫。

正巧在同一时间，与教廷的冲突促使设立了米兰大主教区。在米兰如同在伦巴第地区其他城市一样，当地市民逐渐拥有自己的发言权，他们反对其领主和大主教，这些领主都是德意志国王以意大利王身份尽其所能封授的。米兰民众和各重要党派聚集在贵族领导者旗下，指控大主教圭多（Guido）及其追随者宽容买卖神职和坚持尼科来特主义的教士，危害了他们要得到拯救的权益。无论叛逆的市民所接受的“上帝的审判”（ placitum Dei ）这一称呼是否意味纯粹的宗教动机，他们的敌人恶意称呼他们为“垃圾”（ Pataria ），这一名称后来也被他们自己接受了，这些名字似乎揭示出在这座古城发生的变化：货币经纪的发展作为中世纪盛期贸易革命的一部分，打乱了古代社会的体系，相应地产生出社会动荡的原因。

大主教圭多面临持续的危机，眼见教士们遭到肉体上的攻击，深感自己的职责是保护他们，故于1070年决定辞去大主教之职。他和他的追随者按照教会法规选择名为戈弗雷（Godfrey）的人继承大主教职位，并送他翻越阿尔卑斯山面见亨利，接受封授神职。“垃圾”派民众则认为，按照教会法规范由教士和民众参与的选举尚未举行。这场争执把米兰城搅得天翻地覆，持续了好长时间，其起因就是在大主教选举时忽视了教士和民众的意见，实际上是迫使国王以王室授权来支持一派候选人。然而，亨利四世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在远离事发地点的地方封授戈弗雷，而后送后者回去强迫人们接受对后者的任命。这位国王像他的母亲一样，卷入了远距离制定政策的麻烦，可能他根本就不了解当地的局势。他行使其封授神职的权利，并按照习惯认为这个权利就属于他。米兰那些思想深邃的历史家们并未指责国王的这个特权，但是，甚至连他们也批评他远距离支持这名大主教，从而无视该城公众意见的行为，而这名大主教也因为缺乏支持而辞职。“垃圾”派民众推举了一个名叫阿托（Atto）的教士作为他们的候选人，以应对国王，转而向教宗亚历山大二世寻求其对此位候选人的支持。亚历山大二世认可了阿托，并坚持认为：在有争议的选举中，只有那些得到圣彼得支持的候选人才被认为是符合教会法规的当选者。至此，教宗并没有争论国王的授职权是否合法之类的问题，而是要求亨利撤回在这起特殊案例中的授职任命，因为此项授职颁给了错误的人选。这是中世纪教会选举中出现的一个全新主张，这个映射着罗马教宗全新作用的主张就是：教廷公开宣布他们是全体教会的领袖。而这一主张促使地方冲突升级为国王和教廷之间的冲突。另外，它也使萨利安王朝看起来更像是反对教会改革了。

格列高利七世于1073年当选教宗时，这场冲突还在持续。实际上，他早就专注于教会改革。尽管与其前任一样，他对这场冲突究竟意味着什么还很模糊，但是他对教宗和罗马教会在冲突中的作用持有一个理论上的概念：他知道罗马教会是耶稣基督亲自建立的，他说彼得是建立其教会的基石（《马太福音》16：18），这话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他认为圣彼得本人就是通过合乎教会法规当选的教宗来说话的，而他本人作为圣彼得的代言人就是因为神的任命而拥有权利。1075年格列高利在其《起居录》添加的27句话[还冠以“教宗亲自口述”（ Dictatus papae ）的标题]中，有许多话就是这一原则合乎逻辑推演的结果：例如罗马教会从未犯错，根据《圣经》，也将永远无谬（22句）；所有符合教会法规当选的罗马教宗都毫无疑义地被圣彼得恩赐为神圣（23句）；只有那些与罗马教会一致的信仰才是正统的信仰（26句）。由此进一步得出：所有人都必须服从教宗的判决；任何人都不能取消教宗的任何判决，尽管他可以取消所有其他的判决（18句）；教宗有权罢免皇帝（12句）。 “教宗亲自口述”并未引发强烈的抗议，因为当时它还不为人所知。然而，教宗格列高利是按照它行事的，结果就遭到激烈的反抗：德意志主教们认为其上帝赋予的主教尊严被这个危险的人物削弱了，亨利四世也强烈反对，因为教宗在米兰事件中蛮横地要求他服从。1075年底，一封措辞极为强硬的教宗来信送到国王手中时，他正巧在庆祝平息萨克森叛乱的一次重要胜利。他感到自己足够强大，能够拒绝教宗主张最高权力的要求，特别是他刚刚与其王国中绝大多数主教达成一致。1076年1月在沃尔姆斯召开的王室会议上，他公开谴责格列高利专横的行为，公开废除所有对教宗的服从，宣布这位教宗的选举当然还有其教廷为非法。它谨慎地回避了直接废除教宗，而只是公开宣告教宗凌驾于世俗判决之上的罪行。然而，国王致罗马人的第二封信表明，这个公开宣言就是在说：要求罗马人民驱逐这个伪教宗，声称他自始至终都是个伪教宗，因为他的选举就是非法的。德意志国王和皇帝们以前早就罢免过几位教宗。但是他们在事发时都在现场，而亨利则是在远离现场的地方尽力强制施行其意志。格列高利选择教宗的四旬斋（Lenten）会议作为反击的场合。他在向圣彼得祷告时，宣布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并解除所有曾对亨利发誓效忠的封臣的义务。这一反击的效果立即体现在苏特里的波尼佐（Bonizo of Sutri）的反应中，当他听到教宗的裁决时感到就像发生了地震。确实，国王遭到绝罚令是没有前例的。上帝任命的国王和皇帝应该像其前辈一样是公认的罗马教会（ Romana ecclesia ）的特殊保护者，此时竟然被罗马主教驱逐出教会。

如同亨利一样，教宗也是从远处采取行动。对于此前刚刚聚集团结在其国王麾下的德意志主教们来说，前此从未显露过的忠诚就成了问题：他们隶属基督教世界秩序和普世教会的教阶组织机构，也属于其效忠自己的国王领主和其本土王国的封建关系网，他们对前者是否比后者承担更大的义务？国王领主要求主教们服从是因为他们的最高领袖——教宗们很少且很难成功地干涉德意志的教会事务，只有当几个争端派别之一认为让教宗参与是个权宜之计时才让教宗卷入。然而，对国王的忠诚要对决对教宗的忠诚，这在以前从未出现过；以前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要求德意志教会主教们在国王和教宗之间做出选择。

此事到了夏季变得更清楚了，许多主教更倾向于效忠圣彼得，逐渐超过了效忠他们的领主君王。从国王在乌得勒支（Utrecht）召开的东部会议，到他在沃尔姆斯的潘特科斯特（Pentecost）召开的会议，再到7月在美因茨举行的大会，参加会议的人数越来越少。诸如美因茨和特里尔大主教、梅斯的赫尔曼（Hermann of Metz）主教，以及维尔茨堡的阿达尔贝罗（Adalbero of Wurzburg）主教都明白无误地表示要寻求和接受与格列高利七世的和解。事件发展的进程相对意外，这可能是因为教士们同一身份认同的意识不断增强，这种意识的强化是随着对教会改革和对11世纪40年代以来改革后教廷的认同日益增加有关，这就使许多严谨尽责的教会人士不能接受迫使他们完全断绝与罗马教会的关系。同样地，反对他的世俗君主和他们在萨克森州、士瓦本、巴伐利亚和卡林西亚公国的盟友们，开始像早先东部各地领主们一样，要求自己的权利。因宿怨导致的经常性敌意与宗教动机结合起来，这种动机源自对教会改革和对教会最强硬领袖格列高利七世的忠诚。然而，在其他时候，宗教问题似乎只起很小的作用，甚至不起作用：当梅森侯爵埃克伯特（Margrave Ekbert of Meissen）还很年轻时，就开始了其轰轰烈烈的人生。他是组织萨克森反对派对抗国王——其亲戚的领导人物。由于他在东萨克森令人生畏，因此他每次寻求和解时，国王总是情不自禁地接受他重新宣誓效忠，这已经有很多次了。人们不知道他发动起义是否掺杂了宗教动机。显然，即便是某些萨克森上层教士，例如大主教沃尔讷（Werner，1063—1078年）和马格德堡的哈特维格（Hartwig of Magdeburg，1079—1102年）与亨利对抗的理由，也不是宗教动机，而是如同萨克森反对派一样的理由。 人们还是不太可能说清楚：士瓦本公爵、莱因费尔登家族的鲁道夫究竟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变成了反对萨利安王朝事业的干将。如前所述，他的公爵生涯就是以与萨利安家族联姻协议为开端的。他甚至还可能与这个家族有很远的血缘联系。另一方面，他早就表示对教会改革特别关心。他慷慨地资助了黑森林地区希尔绍（Hirsau）那座改革修道院，在格列高利七世和亨利四世争端升级到公开的斗争时，这座修道院就转而投入格列高利的阵营。他没有出席1月在沃尔姆斯举行的国王晋见，而是与其在巴伐利亚和卡林西亚公国的公爵同仁采取行动组织反对国王的活动，几乎就是在格列高利的四旬斋绝罚令传来之后立即采取了行动。从此，他就成为公开反对派中的一员，他们提出：如果亨利在年底前拒绝或不接受教宗的绝罚令，那么就要选举新国王。到了1076年10月，亨利再不能回避其王国所有反对派都同意这一行动纲领的事实了。为了挽救其王权，他采取了一个其敌对势力显然没能预见的行动，鉴于他们已经确定了选举新国王的日期，他在冬天出发翻越阿尔卑斯山向教宗寻求和解。他在路上碰到了格列高利，后者已经在前往德意志的路上，刚好到达托斯卡纳（Tuscany）地区，他向惊讶不已的教宗表示，他不是来与教宗争斗的，而是来向教宗悔罪，表示顺从的。

谦恭悔罪与和解顺从并不只要自愿虔诚地表示顺服就可以了，而是由认罪、自辱和笃信这几段仪式构成。就我们正谈论的这件事而言，事情的程序应该通过谈判确定：亨利请其教父、克吕尼修道院院长休和托斯卡纳女伯爵玛蒂尔达（Matilda of Tuscany）代表他从中斡旋调停，同意身着悔罪服在格列高利的临时住所卡诺萨（Canossa）城堡要塞城墙下连续悔罪三天。他请求教宗宽恕的悔罪，终于在第三天，即1月25日，得到了回应，教宗让这个悔罪的罪人从他匍匐在地的地板上站起来。这个仪式以他们共同进餐为结束。

这个日子揭示出这个场面是刻意安排的。在教会的日历上，1月25日是“保罗皈依节”（ conversion Pauli ），也就是使徒保罗皈依基督教。恰如失明的保罗在大马士革城下跪拜三天后，“萨姆尔眼睛上的鳞片掉了”（ the scales fell from Saul ' s eyes ），他也变为笃信基督的信徒，国王也从基督信仰人的迫害者变为基督教徒了，他也最终睁开眼睛看到了真理。

德意志历史学家的作品中，关于政治悔罪的内容，越来越认为：“卡诺萨”事件是德意志国王权力在教宗派主张压力下，遭到耻辱的贬低。这个事件在当时中世纪环境中的解读都带有这种色彩，直到最近学者们开始更加关注中世纪的思想状况才有所改变。 历史学家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当时人受到教宗禁令震动的程度似乎远甚于亨利悔罪的行为。尽管一些行动特殊且非同寻常，但是悔罪和妥协终究在中世纪宗教生活中占有确定无疑的地位。尽管这种看法消除了民族屈辱的隐痛，但是这一具有象征意义事件的解释，还是更为明显地暴露出亨利被迫屈从于格列高利意见的程度：凡是不屈从于教宗的人就是无视上帝的真理，也就等同于虔诚信徒的迫害者。9、10世纪的国王们被视为上帝在各地教会钦定的首脑，也是其主教们的领主，因此具有上帝亲自授予的权杖。此时，格列高利成功地使其思想占了上风，即主教及其所牧使的信众，构成了以教宗为其最高首脑的单一整体教会。国王尽管在人间地位尊贵，他也只是信众中的一员；他们需要引导，并服从教宗。

虽然亨利也希望自己能够通过在卡诺萨向教宗的悔罪来确保其王权，但是他似乎相当清楚一个事实，他确实要接受教宗关于人世间要有正确秩序的观点。有报道说，他以严肃拘谨的表情坐下来与教宗共餐，既没有碰食物也没有用其手指触动木桌。共同进餐也是中世纪社会关系中意味深长的礼节。它们因此成为互相宣誓的朋友联盟（ amicitiae ）之不可或缺的部分，其表达的基本含义包括：友情、互助、不怀恶意和不争斗。共同分享食物则表明，这里没有敌人，只有和平与友爱。很难说清亨利没有去触碰食物是否就真的破坏了应有的行为规则，或者也不可能说清历史家兰格里乌斯（Rangerius）是否真的记载下了有关这个事件最早的传说，他可是在此事发生20多年后才写历史的。兰格里乌斯想要通过细节描写所传递的意思却是明确的。就国王而言，这次争端结束了，但是和平也只是表面恢复，而敌意与不信任继续保留了下来。

无论挑起争端是不是教宗的本意，事实上这符合他的利益，卡诺萨事件之后仅仅两个月后，争斗重新开始了。尽管格列高利对亨利的悔罪感到很满意，而且确实也能够感到满意，一小批强硬的德意志诸侯还是继续推进他们的计划，选举新国王。1077年3月15日，他们选举莱因费尔登家族的鲁道夫为他们的新王。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前就反对过亨利：包括马格德堡大主教和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主教，他们都是反萨利安王朝之萨克森战争的主力，如同萨克森贵族诺特海姆的奥托一样，亨利四世曾于1070年剥夺了后者的公爵头衔。重新选出一位自己的国王使反对派死灰复燃。在中世纪德意志王国的历史上，以前还从来没有选出过对立的国王。在此之前，按照毫无争议的惯例，一位国王的儿子就被视为其当然的继位者。上帝以赠予国王继承人的方式来保佑国王这一事实，难道不是表明上帝自己就是想要王权按照国王的血缘传承下去吗？ ^[1] 历史上，诸侯们总是选举国王的儿子为王，或者用生物学排除法选出与已故国王血缘最近的人，而不会在选举前考虑其他不同血缘的候选人。选举就意味着他们接受了符合条件的人选作为其领主国王，亦即按照惯例和上帝赋予万般事物秩序的思想，来确定出的人选。这一思想背景使正式的选举规则成为多余。也没有规定好的候选人人数。国王的王位依赖于他能够争取到的其王国内重要诸侯的支持，他们具有显赫的名号和强大的家族背景，如果需要，他们能够召集起血缘亲戚、誓血朋友和大批通过各种义务纽带联结起来的拥趸。直到1077年，德意志国王目睹了许多贵族离他而去，眼见着他们在感到国王对自己不公时组成了反国王联盟。但是以前从来没有一群封建诸侯废除对一位国王的忠诚，而将它转给另外一位领主。这确实是个新现象，莱因费尔登家族的鲁道夫只是作为个人当选为王，而其子对王位的继承尚未得到认可。这难道是13世纪中叶斯陶芬（Staufen）王朝被废以后在德国成为常态的“自由”选举的先驱？ 反叛的贵族是要限制亨利四世对传统定制的破坏，以便在他们这个特殊的敌人死去以后重新恢复早先的王族血统吗？不管他们长远的意图可能是什么，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内战，这场战争甚至直到鲁道夫在1080年战役中阵亡后还在持续。战争的影响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哪里的民众多多少少意见一致地支持两个国王中的一个，那个地区就保持与那一方及其党派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情况可以在东萨克森地区看到，当地支持鲁道夫；在巴伐利亚也可以看到，这个地区保持对亨利的忠诚。但是，在德国的许多地区，形势变得更为复杂。针对莱因费尔登家族的鲁道夫破坏效忠的行为，亨利的直接反应是在贵族法庭上证明他有罪，并宣布没收其士瓦本公爵领地。1079年，他安插比伦（Buren）的弗雷德里克代替鲁道夫为公爵，他还将自己的女儿阿涅丝嫁给他为新娘，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之间的联盟。弗雷德里克的后人后来自称为斯塔佛（Staufer）或斯陶芬（Staufen），是以他们建立在魏布连根（Waiblingen）附近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山上的斯陶芬城堡的名字命名的。作为亨利的候选人，弗雷德里克是莱因费尔登家族及其盟友，特别是韦尔夫（Welfs）和扎灵根那些贵族家族的天生敌人，后者还选举鲁道夫的儿子伯特霍尔德为他们公国的领主。两位公爵都在设法占领这个公爵领地，攻击敌对方的支持者及其侍从，暴力行为遍及整个地区，就如同他们在莱茵河流域那些更大的城市里所做的那样。在美因茨，市民们支持亨利，而他们城市的领主和大主教则站在鲁道夫一边。当美因茨大主教在其教区大教堂为鲁道夫施行涂油礼并为之加冕时，市民们发动骚乱，将对立国王和他们自己的领主赶出了城市，正像沃尔姆斯和科隆的市民在萨克森战争期间所做的那样。看起来新兴的城市市民普遍比贵族阶级更倾向于传统的王室血统。

国王在教士和民众选举了大主教和主教之后，按照传统安排他们就任，而主教区内的派系却很容易分裂，正像奥格斯堡一样，那里的维格尔特（Wigolt）想要争取鲁道夫国王把他安排为主教，从而挑战已经得到亨利封授神职的王室教士西格弗里德（Siegfried）的权利。当维格尔特受到巴伐利亚的韦尔夫党人支持的时候，西格弗里德及亨利派（Heinrician）支持者就设法诉诸武力，夺取奥格斯堡主教职位，于是当地民众和商人在许多年中生灵涂炭。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撕裂的王权只是提供了延续宿怨的新手段，就像在康斯坦茨湖（Lake Constance）一样，在那里，康斯坦茨主教与其比邻的赖谢瑙及圣高尔（St.Gall）两个修道院彼此憎恨，于是借口反对对立派国王的支持者而继续斗争。尽管地方分裂的局面很严重，但是国王亨利的支持力量还是在稳步增强。

格列高利继续通过普遍禁止世俗领主授职权来扩大教会的影响，但很不受欢迎。1077年5月，他通知其在法国的代表，如果某位大主教当选后是通过其世俗领主接受其教会职位的话，那么他就是拿自己的职位在冒险。该代表在法国的两次宗教会议上适时宣布了这道禁令，但同时该禁令在德意志领土上好像并不为人所知。 然而，格列高利于1078年11月趁拉特兰宗教会议召开之机，使其主张广为人知：

由于我们知道，与神圣教父们的法规相违背，俗人授职这样的事情还在许多地方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混乱因此在教会中持续盛行，损害着基督教的信仰。因此我宣布：任何教士都不得从皇帝、国王或任何俗人之手接受主教、修道院院长的职位或教会，无论他是男士还是女士。但是，如果有人试图这样做的话，就要让他知道，以使徒权威的名义，这种授职是无效的，他本人将被开除教籍，直到其纠正错误为止。 ^[2]

事实上，这道禁令打乱了以个人纽带和相互人身义务为基础的封建体系，教会也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国王举行庄严的仪式，通过颁发指环权杖封授神职，以此对外表明，教会也是他赋予的，因为教会属于他的王国，也就是说教会负有向他效忠和履行各种服务的义务，以回报国王应对教会提供的保护，回报国王们几个世纪以来按照惯例长期给予教会的许多捐赠和特权。毕竟，一位国王并无税收来支撑其管理国家。他不得不依靠其世俗的和教会的封臣对他所负的义务，这些义务是通过庄严的效忠仪式和授职权来确立的。教会神职的封授就相当于封主封臣间的纽带，当封主或封臣去世时还要重新确立。然而，教宗格列高利却按照完全不同的思路思考这个问题。他完全不考虑各王国的作用而只考虑宗教的道理：在圣餐礼上触碰过基督肉和血的教士之手，完全不能再接触世俗人士被血玷污的手。在他看来，正是坏习惯（ mala consuetudo ）才使上帝的教会被融合进封建的人世中。他认为教会的解放（ libertas ecclesiae ）意味着教会摆脱所有世俗纽带和义务。

尽管格列高利的禁令明白无误地拒绝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但是它对德意志境内持续进行的战争影响甚微。 参战各方为了支持或反对世俗授职权而战，根本不约束自己。甚至教宗格列高利本人也不严格坚持禁令。在我们上面提到过的奥格斯堡案例中，国王鲁道夫确实举行过一个格列高利派视为典型的国王就职典礼，即放弃了传统的授职典礼仪式，而国王亨利肯定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封授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神职。然而，格列高利还拒绝认可他派驻德意志的一名使节于1077年秋季颁发的反对亨利的禁令，正像他犹豫再三难以承认鲁道夫为德意志合法国王一样。1080年局势的再度恶化，不是由于俗人的授职权问题，而是屈服顺从的问题。亨利眼见其追随者越来越多，于是要求教宗开除对立国王的教籍，如果格列高利拒绝，他将宣布选举新的教宗。这次，格列高利重新发布了对亨利的绝罚令 ，并认可鲁道夫为合法的国王。他极为自信地认为，上帝将亲自惩罚亨利对圣彼得代言人的冒犯，他甚至预言这个国王由于惧怕圣彼得的锁链而在8月1日前死去。

亨利再度召集其教会的支持者，他们重新中断了与教宗的关系。但是，萨利安党人这次比1076年沃尔姆斯会议走得更远。亨利带着大批拥趸南下，并于1080年6月在南部布里克森（Brixen）的城市提罗林（Tyrolean）召开宗教会议，选举拉文纳主教韦贝尔为教宗。韦贝尔就任教宗，称克雷芒三世，他是名彻头彻尾的教会改革反对派人士，拒绝修正教士和民众的宗教思想和礼仪。他曾公开对其教区内更为严谨的修道院机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但是，他担任教宗后进行的活动表明，他希望在为其加冕的世俗领主合作方面进行教会改革，就像11世纪40、50年代那些教会改革者们所做的那样。然而，与那时相比，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很多人逐渐把教会改革等同于服从罗马教会（ Romana eddlesia ），进而将那些拒绝服从教会的人等同于改革的敌人。封建的思维方式就浓缩为有关个人纽带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1080年10月，对立派国王在战争中阵亡，这极大地加强了亨利的地位。而鲁道夫死于他丧失了右手这一事件，又使其阵亡带有痛苦报应的意义，因为他就是用这只手宣誓效忠其世俗领主的。此事掩盖了格列高利预言亨利死期将至的事。尽管又有一名叫萨尔姆的赫尔曼（Hermann of Salm）的候选人当选为对立国王，亨利还是确信自己相当安全，足以离开德意志去罗马接受皇帝加冕。他和妻子贝尔塔于1084年的复活节那天从教宗克雷芒三世手中接受了皇冠。格列高利被迫离开罗马，于次年死于流放中。就他们个人的纷争而言，亨利确实战胜了对手，取得了胜利。

亨利在意大利取得的胜利，为他赢得了新的拥护者，加强了亨利派在德意志的势力。但是，尽管很多人改变了立场，仍有一些人坚持抵抗。其中最突出的是那些在1076年国王和教宗冲突一开始就宣布自己服从格列高利的主教们，还有那些参与选举鲁道夫后被其教区支持萨利安王朝的居民驱逐出其教区的主教们。美因茨和萨尔茨堡（Salzburg）的大主教们、维尔茨堡、帕绍、沃尔姆斯、梅斯等地的主教，不是被流放数年，就是在其原教区中被监控，直到1085年在美因茨召开的复活节宗教会议上，教宗克雷芒三世亲自出席并宣布罢免他们的神职，选择其他人接任。这次会议还罢免了萨克森地区那些最凶狠、残暴的反对亨利的教会敌人，包括马格德堡大主教、哈尔伯施塔特、梅森和梅泽堡（Merseburg）的主教们。这次会议在美因茨总共有15位主教被重新任命。国王依照传统方式举行授职权仪式。这些任命的影响不一。在那些格列高利派被驱逐流放的教区，任命结束了主教空缺的情况。在萨克森教区局面就不同了，因为敌对派主教仍然在原有的教区供职。亨利挑选并任命取代这些人的主教们，他们需要并受到国王军队的保护，设法接管其教区，但是其情况常常变得非常不确定。在那些认为克雷芒及其德意志拥护者是教会最大的分裂者的人看来，所有这些罢免令当然都是非法的，而后的选举也不过是使其篡位合法化罢了。这样，战争继续在那些双方都认为自己正确、都强大到足以打下去的教区持续进行，这些教区继续惨遭涂炭。

11世纪的政治发展几乎就是个人和个人效忠的问题，这一事实可从11世纪90年代的事件进程中表现出来。对立国王赫尔曼从来不是亨利的主要对手，他在1088年去世，同年4月，亨利在萨克森教会敌人中最暴虐的对手哈尔伯施塔特主教布尔夏德二世（Burchard Ⅱ）遭到暗杀；1090年，亨利在世俗人中的公开对手、梅森侯爵也遭到同样的命运。 但肯定还是有一些人活下来并坚持反对国王。然而，亨利在德意志的敌人到11世纪80年代末似乎整体衰落了，甚至在对教宗的关系上，好像皇帝也占了上风。

尽管克雷芒三世未能赢得德意志君主影响范围以外国家的承认，但是亨利四世相当自信地认为：到11世纪80年代中期，他已经使枢机主教团一派彻底屈服了。随着遭到驱逐的格列高利七世在萨勒诺（Salerno）去世，这一派看起来好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枢机主教们花了整整一年时间选举那位尴尬的卡西诺山修道院院长为教宗。他从来没有下榻过战事蹂躏的罗马，并于1087年9月去世。然而，在1088年3月，他们选举奥斯蒂亚的枢机主教奥多（Odo）为教宗。他自称乌尔班二世，很快就证明了自己是个很难缠的对手，既聪明睿智，又是个狡诈老练的政客。他出生在法国，并在那里接受教育，但对德意志事务非常熟悉，因为1085年曾作为教宗派驻德意志的使节，他曾极力整合格列高利派成员。但是那时他没有获得成功，因为他用来谴责背叛者的教宗禁令未能使他们回避开国王亨利的问题。然而，他帮助扎灵根家族成员格布哈特成功就任康斯坦茨主教，因此他成为格列高利事业的坚定支持者。

他计划孤立亨利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促成了一段婚姻，1089年他安排当时已经43岁的托斯卡纳女伯爵玛蒂尔达和只有17岁的韦尔夫五世（Welf Ⅴ）结婚，前者可是一个坚定的格列高利派。当亨利国王于1090年前往意大利执行对这位女伯爵叛逆行为的最严厉的审判时，他发现自己被阻截在维罗纳（Verona）附近，因为托斯卡纳和韦尔夫的拥趸们联合行动阻止他北上，直到1096年，此时韦尔夫渐渐地厌倦了其老迈的妻子，并重新效忠于国王。1093年，教宗将亨利的儿子、年轻的国王康拉德争取到自己一边，1095年他让亨利的第二任妻子阿德莱德-普拉克迪斯（Adelaide-Praxedis）把皮亚琴察的教廷会议作为舞台，公开谴责她丈夫严重的性失常。

这些计划可能除了有助于在历史书中树立亨利臭名昭著至今不减外，很难说是否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阿德莱德的指控只是证明了萨克森战争中敌对派地方历史家们的说法，他们也污蔑亨利性欲过度。然而值得怀疑的是，这些恶名在字面上是否解释得通，因为根据7世纪塞维利亚（Seville）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所著的那本被当作中世纪百科全书的《辞源学》（ Etymologies ），人的肆意放纵和悲惨的性压抑必然造就一个暴君 ^[3] ，就是按照这个定义，也不适用于对国王的效忠。亨利的敌人把他说成是个性欲怪物无非就是想给他加上暴君的性格，这当然能够使他们背叛效忠的行为合法化。

乌尔班二世的出名并不是由于上述这些谋略，而是他重新确立起革新派教宗在整个拉丁教会的领导地位。首先，他常被史学家当作发动第一次十字军征战的教宗。当拜占庭特使于1095年向教宗游说，请求教宗帮助击退其边境上的异教徒时，他们可能希望得到一支训练有素的雇佣军队，但是教宗有意无意地误解成为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普遍求援。在1095年10月克雷芒宗教会议的布道演讲中，教宗呼吁所有基督教徒，无论富有还是穷困，都要武装起来，从异教徒占领下解放圣地，并允诺免除所有响应号召者的罪恶。扩大宣传这个武装朝拜圣地的计划是各地主教的职责。 这个布道词的原始文本并没有流传给我们。我们掌握的文本概要分属不同的版本。尽管教宗可能并非刻意要把事情戏剧性地渲染成新的东西，但人们还是认为，就是这位教宗自己提出所有非基督教徒都是基督徒的敌人，因此就在民众的意识里植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得出了灾难性的结论。 很明显，它使原本大体平静地生活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社会中的非基督徒成为被迫害的对象，特别是由于随军教士在说服十字军时本能地采取了宣讲方式。在法国，同样在德国，犹太社区成为激进派的无辜受害者。据估计，至少有5000名犹太人遭到屠杀。 中世纪的各个王国里都有犹太人，他们通过血缘纽带和封建的或其他个人的纽带，结成相互依存和互相保护的关系网。不是他们合法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各国国王的“保护”下，而是他们的睿智和独立状况使然。国王亨利就是应某些犹太社区领袖的请求，仁慈地颁布了保护宪章，并尽其所能保护他们。实际上，德国犹太人是否得到保护的命运完全依赖于各城镇主教或领主们是否能够或者是否愿意提供保护。施派耶尔主教就通过接纳其成员进入其军事要塞城堡，最终成功地挽救了整个犹太社区，而沃尔姆斯和美因茨的犹太人则遭受了重大损失。除了这些可怕的负面影响外，发动第一次十字军可能多少要首先经过德意志领地。但它主要是涉及法兰西、佛兰德和英格兰的事务。几乎没有一位德意志主教出席了克莱蒙会议，在十字军的宣教刚开始时，德意志国王正在伦巴第地区旅行。而且，他仍与克雷芒三世保持密切联系；教宗乌尔班当时是他的敌人，几乎就在他继位登基典礼之后，乌尔班就重新颁布教宗禁令反对他。

教会改革从一开始就质疑现存惯例和传统，这曾促使关于世俗及教会统治的性质和现存世界合理秩序的神学思考。在知识分子进行论证的过程中，沙特尔的伊沃主教就把有关主教职位不同功能的、原本非常模糊的概念解释为明确的定义，这些功能被区分为“属灵的”（ spiritualia ）和“属世的”（ temporalia ）。属世的功能是指对世俗的统治和财产权利，而属灵的功能是指其宗教的职能。到11世纪末，它被越来越多人接受：教会授职权的传统象征，也就是指环和权杖，代表着主教职位的宗教权利和义务，只能由教会的神职人员在宗教仪式上使用。这就提出了问题，现任神职人员如何接受附带有随从食客的土地财产，以及与其职位相关的司法特权及其他特权？在他能够像其他所有领主一样采取行动之前，他还必须成为这些财产的领主。主教职位被分割为几种功能的这种神学划分，导致出现这样的看法：作为一名主教必须分别进行几项活动。格列高利七世曾经禁止使用颁授指环和权杖的方式进行授职。乌尔班则通过把教宗禁令扩大到封建荣誉范围而使形势进一步恶化。 这就是他对以下事实的回答，事实上，法兰西的国王和封建领主们早已开始用封建礼仪来进行授职，这种封建仪式类似于封建领主将世俗采邑分封的仪式，而且还认为该采邑在其占有者去世后重新由领主掌有。但这位教宗坚持认为：这种情况不适用于教会，因为这就切断了教会与其地产的联系，而照此类比，至少在理论上，该地产需要获得租赁土地的合法地位和权利。另一方面，由于各王国的结构还不是由制度秩序维系的，而是由相互依存和忠诚的个人纽带维系的，因此领主们继续坚持某些类型的礼仪。

这就在理论上陷入了僵局。正是沙特尔的伊沃押上了其全部权威为筹码，提出了这样的解决办法：世俗领主在接受效忠宣誓后，将通过小小的“让渡”（ concessio ）授予某主教区临时拥有权，教宗则放弃对此进行惩罚，而这只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但当在法兰西大家都沿着这些要求行事时，英格兰国王与坎特伯雷（Canterbury）大主教安塞姆（Anselm）于1107年达成的正式条约也达到了相同的效果。

在德意志，争论仍在继续。尽管亨利四世放弃了在1100年克雷芒三世去世后举行仪式选举新的对立派教宗，但是这位国王与时任教宗帕斯卡尔二世之间的关系太过紧张而不可能轻易达成和解。另外，德意志的主教们与其世俗信徒达成的效忠已经破裂，这也成为障碍，导致无法达成任何非正式的协议。对许多人来说，亨利四世一直是仇敌的化身，以至于他们对无论什么形式可能激起旧恨的事都表示欢迎。因此很难说得清与教宗恶化的关系究竟是否只是一个借口，也很难说得清在亨利五世于1104年末开始叛乱反对其父王时，是否真的赢得了许多重要诸侯的支持。无论如何，教宗还是愿意帮忙，使亨利五世摆脱其永不背叛对其父发誓要效忠他的承诺。亨利四世再度面临因各种理由反对他的敌人，而他也再度做好了迎战的准备。他出发前往莱茵河下游地区召集盟友，却于1106年8月在列日（Liège）突然去世，享年56岁。一直就坚定站在老国王一边的列日主教将他埋葬在自己的大教堂里，后来他的儿子从这里将他挖出来。这个遭到教会绝罚令的人竟然可以在施派耶尔大教堂——这个萨利安王朝墓地里得到了一处坟墓，当然那时它还只是个不知名的小教堂。但是，民众对老国王的如此下场的反应完全不同：在其棺椁运送途中经过莱茵河下游时，他们蜂拥到他的棺椁周围，抚摸和崇拜它，好像那就是殉道者和圣徒的棺椁。而亨利五世则是在他自己与教宗发生冲突时，才于1111年大张旗鼓地将其父运回了施派耶尔大教堂的王室墓地。他的遗骨至今还埋葬在那里。 jGQcexJqdSGLkkXWUyvzfpqGoc4ZKpEtS0swkWhmoKRU2zb2oFzHqlD6SccLZ/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