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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的儿子亨利在其更为努力积极地干预所有宗教事务时，以其异常严谨和虔诚的形象影响着他的同时代人。就在1026年被其父指定为国王时，这个9岁的男孩被转交给奥格斯堡主教接受教育。当他于1043年迎娶同样热情的普瓦图和阿基坦的阿涅丝（Agnes of Poitou and Aquitaine）时，其虔诚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强化。中世纪史学家们倾向于记录个人的邪恶和美德，这对我们现代思想观念来说，反映出长时期价值倾向的发展变化。对中世纪史家而言，亨利三世是个虔诚的统治者，尽职尽责，因为他反对买卖神职，而他的父亲康拉德则不够虔诚，因为他不反对买卖神职。
然而，亨利三世毫无疑问非常清楚其个人以及其他所有教会神职人员内在的精神需求。在选择为其加冕的教士时，他首先选择了来自他在凯撒斯维特（Kaiserswerth）[位于莱茵河下游杜伊斯堡（Duisburg）附近]和戈斯拉尔（Goslar）[位于哈茨山（Harz mountains）]修道院的王室神职人员。他在康斯坦茨和特里尔（Trier）教徒的祭坛上鼓吹和平，好像他变成了基督教君王；当他在门佛（Menfö）战役中获得了对匈牙利人的胜利后，却在其宾主面前表现成悔罪者。当其子于1050年出生后，他热情地邀请克吕尼（Cluny）修道院的休做其子的教父，并最终得偿所愿。
这些表现并无任何新意，但确实是处理传统宗教仪式更为热情的方法。至于有关买卖神职和尼科来特主义的真正新意之处，亨利三世似乎于1046年才更清楚地意识到，当时他在前往罗马接受皇帝加冕途中抵达意大利北部。法国历史家拉杜尔夫·格拉贝（Radulf Glaber）指出，亨利发表了反对买卖神职的布道，当时一同出席宗教会议的还有帕维亚的意大利主教们，他在演讲中谴责了这种流行的方法，抨击教士的职位（及其薪俸）正在被买卖，像商品一样被出售。此后不久，亨利会见了教宗格列高利六世（Gregory Ⅵ）。这位国王和这位教宗的名字双双出现在皮亚琴察（Piacenza）的圣萨维诺（San Savino）教堂兄弟会名册上
，这表明如下事实：亨利对于他冒犯格列高利已经达到受指控的程度毫不知情，主要是指亨利刚刚公开抨击买卖神职这一罪行。这也部分地是由于当时罗马教会同时有几位教宗并存的混乱状况造成的。来自罗马贵族图斯库兰家族的教宗本尼狄克九世于1032年登上教宗宝座，而1045年他就遭遇到来自敌对阵营的克雷森蒂家族的教宗西尔维斯特三世的挑战，部分仇视他本人家族的罗马教士和民众选举出后面这位教宗。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本尼狄克九世被迫辞职以便支持其青睐的格列高利六世，后者可是其教父，也是一位真正的虔诚信徒。但本尼狄克要求赔偿其辞职造成的收入损失，他也确实得到了赔偿。
尽管像虔诚的隐居者彼得·达米安这样具有笃信宗教思想的人欢迎这样的解决方式，但是其他人却发现格列高利六世犯有买卖神职罪。当时以及随后的10年间，买卖神职还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没有人关心是否应给出一个适当的定义。与教会官职有联系的所有经济交易都会遭到调查，审核其是否具有买卖神职的罪行。如果有人感兴趣，那么他几乎随时可以发现这类联系，后来某些主教区的章程就以一些完全不同的理由拒绝承认其主教，其成功甩掉这些主教的依据就是指控他们买卖神职。
买卖神职是异端（ simoniaca heresis ），也是一种可怕的罪行，这是从古代教会法学来的。亨利像上帝的选民和皇帝应做的那样，认为使罗马教会摆脱这种罪恶是其责任。他在苏特里和罗马召集大会罢免了三位教宗，任命班贝格的德意志主教苏伊特格（Suitger）为教宗，名为教宗克雷芒二世。几天后，在亨利的皇帝加冕礼上，他被赋予“罗马捍卫者”（ patricius Romanorum ）的称号，这就保证了在未来教宗选举中皇帝的影响。克雷芒是同时在位的几位“皇帝派”教宗中的第一位。他们中最重要的是利奥九世，这位具有阿尔萨斯（Alsatian）贵族血统的教宗如同亨利三世一样，怀有改革教会的热情，要革除有损教会原始纯洁性的恶习毒瘤。利奥不像他那位罗马出身并总是保护罗马地方利益的前任，他把教宗一职看成教会领导权的手段，因此无论基督教世界哪里需要，他都会去呼吁推进改革的思想。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许多地方教会多多少少通过效忠于他们共同的领主——国王而团结在一起，利奥重新恢复了完整且不可分裂的神圣教会的概念，其成员大多将罗马教宗视为其领袖。无论亨利还是利奥似乎都担心这种双重忠诚会产生问题。亨利三世在病榻上将其年仅6岁的独子亨利四世交到教宗维克托二世手中，后者也是德意志人，1056年，39岁的亨利去世时他也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