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利安世纪的开端

正像其前辈奥托三世于1002年去世时一样，亨利二世于1024年去世时也未对外公布消息。尽管这看起来好像是历史事件的重复，但两者还是存在显著差别：奥托三世生前并未结婚，当时他还很年轻，似乎以后还有可能与某位继承人结婚。然而，他却于21岁时在意大利死于疟疾。而亨利二世不同，他去世时大约50岁，差不多已经结婚30年了。他若去世后会使王国丧失确定继承人的可能性，这在很长时间以前就已经呈在领主们面前了。事发20多年后，王室神父维波（Wipo）详细叙述了这次选举的过程，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选举就是在1024年7月13日亨利去世后举行的，美因茨大主教阿里博召集领主们到莱茵河畔的卡巴（Kamba）开会选举新国王，领主们首先就该问题提出各种想法，据维波记载，最初提名了几位候选人，后来逐渐减少到两位候选人，即名字都叫作康拉德的堂兄弟，一位是小康拉德（Conrad the Younger），另一位是大康拉德（Conrad the Elder），最终大康拉德当选为国王。他像同时代的其他世俗贵族一样，是个“白痴”文盲。但对于这么称呼他的意大利僧侣来说，这绝不是恭维。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德意志选帝侯们认为他就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也表明在德意志的土地上，文化修养并不像在阿尔卑斯山以南地区那样深受重视。 然而，维波没有提到康拉德是奥托大帝与其第一任英国妻子伊迪丝（Eadgyth或Edith）所生女儿柳特加德（Liutgard）的重孙子，因此是已故国王血缘最近的候选人。鉴于贵族家族的族谱是直到此后一个多世纪才逐渐完成的，1024年的选侯们显然没有看到它。他们是否真的没有意识到选举大康拉德为王就是选择了王室血缘最近的人？但是，如果他们确实为血缘关系的考虑所左右，那么这又如何与维波的记载相吻合呢？维波说国王亨利死后，人们就开始大范围寻找合适的继承人。难道说这次选举真的是具有自由协商的“自由”选举吗？1024年的选侯们在选举时真的相信他们支持了现存王室家族最重要的成员，或者他们真的相信他们决定建立起新的王朝？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在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上还不能达成一致。

无论1024年的选侯们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现代历史在编纂时都把康拉德看作新王朝的第一位国王，这个王朝就像其他贵族血缘群体一样还没有家族姓氏，只是在12世纪逐渐被人称为萨利安（或萨莱人，Salier）。康拉德及其大法官了解到一个事实，即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有一位名叫康拉德的国王（Conrad，911—919年在位），因此，萨利安的第一任国王称自己为康拉德二世。

萨利安王朝统治了一个世纪，每位萨利安国王都在生前确保其子得以继承王位：康拉德二世（1024—1039年在位）由其唯一的儿子亨利三世（1039—1056年在位）继位，后者于39岁英年早逝，并由其子亨利四世（1056—1105/6年）继位，当时他还是个5岁的孩子。亨利四世被其子亨利五世（1105—1125年在位）废黜，结束了其起伏多变的人生。亨利五世则成为萨利安王朝最后的君主，因为他和其英国妻子玛蒂尔达（Matilda）没有孩子，她就是返回英格兰后那位臭名昭著的“冒德女皇”（Empress Maud）。

萨利安的世纪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观察到：鉴于康拉德二世和亨利三世的统治是依据现存的习惯，那么亨利四世就面临着迫使他和他的同代人“去东方化”的问题。亨利四世认为，“格列高利改革”的革命运动顺应并将各种力量与萨克森起义结合起来，造成了“中世纪德意志的危机” ，危害了其王权统治的生存，同时也危害了德意志王国，这场危机一直持续到亨利五世统治时期。

11世纪初的选举，无论是国王、教宗、主教还是修道院院长，都不遵循正式的程序。当时还没有确定选举人团队，也不存在计票。无论什么官职的候选人，只要他被承认是领主，并因此获得了追随者的支持，就可以当选，如果他被认为是某个职位的合适人选，他就可以当选，就成为传统和神意预先选定的人。这种正统派基督教信徒的选举方法在萨利安统治时期遭遇到挑战，有争议的选举和内战迫使人们对选举过程进行比以前更多的思考。康拉德当选为国王几乎可以被视为这一发展进程的转折点，因为它确立了这样的观念：在集体活动中团结起来的王国领导人应该就是那些具有选举新国王职责的人。 然而，卡巴会议贵族选举康拉德为王，并没有让他不去争取那些缺席会议贵族的支持，其中首先是萨克森家族的支持，他们好像都没有出席会议。如果身份认同的感觉完全超过了血缘关系和地方或区域联盟，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构成德意志王国的众部族中的一个。新国王拥有法兰克血统，其家族的土地财产位于莱茵河流域沃尔姆斯和施派耶尔（Speyer）周围。由于他的当选，萨克森家族丧失了此前一直由奥托家族（即萨克森的一支）控制的王权，他们似乎非常担忧这位“外来的”国王。他们只有在国王接受条件，保证不干涉其“特别残酷的萨克森法”（诚如历史家维波所说）时，才愿意承认他，而康拉德确实在他首次巡游其王国期间，在明登（Minden）的萨克森城市会见他们时，接受了这一条件。

康拉德的德意志王国此时确实非常“古旧”，无论在经济还是社会乃至于文化方面都是如此。其土地人居稀疏，遍布林木，未开垦的沼泽或石地分隔着居民社区。这使交通和旅行困难重重。国王及其随从就像带着商品横穿北欧的商人一样，主要依赖能够通航的河流和几条古代道路骑马巡视。而德国各地的贸易和手工业与农业相比，还属于非常弱小的经济因素，事实上作为汇集多种经济要素的城镇还不存在。大多数民众还依靠教、俗领主生活和劳作。沿着莱茵河和多瑙河流域散布的古罗马城市所剩无几，大多衰落到主教区的地步，其居民也都像生活在封建庄园周围村庄里的农民一样。文化与知识被限制在各大修道院和某些教师范围内，少数几名学生或自愿或根据其主教的要求聚集在教师身边。

在康拉德的第二王国意大利，情况完全不同，他根据两国间联合的传统要求掌控意大利王权。其“意大利统治”多多少少与亚平宁半岛北部的伦巴第有关系。尽管当地的自治政府早就瓦解了，但是这里居民区的城市特点仍然保持着，远比康拉德在北方的王国强得多。城市居民自出生以后便被视为自由的。贵族则继续居住在城市里。这样，伦巴第各城市的居民在反抗其主教或其他领主的统治时，其地位就要优越得多。康拉德二世统治刚开始就遭遇了一件意外事件，它见证了独立城市的不断兴起：帕维亚居民在亨利二世去世后立即平毁了该城的宫殿。康拉德可能还不了解其他伦巴第城市如克雷莫纳（Cremona）、布雷西亚（Brescia）、帕尔马（Parma）和洛迪的情况，这些城市的居民对他们各自的教会领主政府发起挑战已经有些日子了，他们自己组织起公社，也像帕维亚人所做的一样，平毁了其领主的城市宫殿。康拉德宣布这种暴力行为是非法的，要求重建被毁的宫殿，但这一要求从未被落实。

当康拉德于1027年前往意大利，按照惯例从教宗手上接受皇冠时，那里的贸易变革早就随着城市繁荣和城市自卫的复兴而兴起。有人可能会质疑：他的封建观念是否能使他像几十年后即将改变整个西欧的普遍发展的先驱者一样，理解意大利各城市出现的经济和社会状况。

康拉德的统治遵循着传统，他朝着其前辈铺就的道路迈进。一方面这导致他获得了勃艮第王国，另一方面这使他招致买卖神职的指控。

因几份条约的束缚，勃艮第国王鲁道夫二世（Rudolf Ⅱ）将其王冠留给了他的亲戚和封君亨利二世。当鲁道夫二世于1032年9月去世时，康拉德就在国王官邸以亨利二世继承人的身份要求获得勃艮第王冠，而鲁道夫的侄子布卢瓦（Blois）的奥多伯爵（Odo）和康拉德的义子士瓦本（Swabia）的厄斯特公爵（Ernst），也以已故国王血缘最近的亲戚和继承人的身份要求勃艮第王权。在这场斗争中，新王康拉德获胜，并于1033年2月成功加冕勃艮第王冠。尽管勃艮第封建领主们限定他的勃艮第国王权只是一种荣誉称号（ dignitas ），但是勃艮第此后一直被认为是帝国的一部分，即皇帝的领地。

在康拉德看来，统治（ regnum ）和服从（ sacerdotium ）是以其互有义务、相互约束在一起的，就是按照神意命定确保世界秩序的，这也是奥托王朝的传统观点。作为上帝以涂油礼所选定的，他认为自己负有保护其王国内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教会的职责，虔诚地捐献贡物，并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干涉他们的事务。他希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响应其虔诚的努力，为他提供既包括精神的也包括物质的支持。然而，在这方面他可能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并没有按照其王国内教士和修道士们对他这个神定国王的期望去做。 他可能于1025年毫无顾虑地威逼巴塞尔新任主教向他支付一笔相当可观的金钱；他也可能认为这是国王佣金（ servitium regis ）的一部分，而且教会从遥远的古代就一直习惯于缴纳这笔钱。大约过了20年后，这就被认为不仅是不适当的，而且是一种罪过。当维波不久以后于1046年完成其《大康拉德》（ Gesta Cuonradi ）一书时，已经是康拉德之子兼继承人亨利三世统治的时期了。他说：当康拉德及其王后接受了教士乌达尔里克相当大一笔钱，并同意后者担任巴塞尔主教职务时，就意味着突然出现了买卖神职的异端。维波焦急地继续写道：康拉德后来对自己的这一罪行表示忏悔，发誓再也不接受任何为获得修道院院长或主教职位支付的金钱了，维波还补充说，他或多或少履行了这一承诺。

维波的判断反映出11世纪40年代晚期这一争论的情况：当时买卖神职和尼科来特主义已经逐渐被用来当作教会彻底腐败状况的代名词。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们一直试图回答为什么这两个问题会在11世纪中期先后成为热点：为什么“教会改革”变成如此重要的议题？为什么教会改革变得和反对买卖神职和尼科来特主义一样重要？相当长时间里，历史学家们按照当时的那些史料得出结论，认为：教会当时在道德和精神上确实相当堕落，教会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表明人们逐渐了解到这些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然而，一项对早期中世纪教会更近距离的观察揭示出，教士结婚即尼科来特主义肯定有着某些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教士的职位更经常是由父亲传位给其子，这种方式肯定被认为对教会生活更为有益，因为当时没有正规的教士培训，而那个早就完整目睹其父举行全部圣礼仪式的儿子，肯定更适合充任教士职位，比从没有自早年孩童时期就获得这类经验的任何人都合适。

就“帝国教会”（Reichskirche）而言，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根据教会法，主教职位的授予也包括教士和民众的选举。但是，在中世纪早期，教士和民众（ clerus et populus ）并没有被当作确定的选举团体，他们尚未达到根据当时已有的法规独立做出决定的水平。由于任何世俗的追随者都会不得不接受他们的领主，因此教士和民众通过“投票”来接受其新任精神领袖要更好些。这种选举认可是由惯例和适当的观念规定的。有了世俗民众的支持，世袭权利才能发挥最重要的作用。但是，未经领主亲手授予的庄严仪式，任何世袭继任都是无效的。正是领主的授权才使权利转移到法定继承人那里。这两者相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不可分离的整体，以至于没有这样的法规来处理世袭习惯称号和领主授权发生冲突的问题。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两种因素是可以分离的名目，因此后来它们分开了。中世纪早期的民众对此并不区分。他们认为人就是要在统一和谐中做各种活动，以获得所有人都认为是正确的结果。如果不一致就要呼吁调解妥协（就是冲突各方同意按照正确的方案找到最终的解决办法），或者可能更常见的是在争执中诉诸暴力。

主教的任命就是沿着这些线索解决的。然而，当直系血亲世袭继承制受到教士独身义务制排斥时，就出现了一种适用范围更广泛的办法，使那些负责类似任命的人进行活动，主要是指教士、民众和国王。尽管深受尊敬的教会法对国王授职权一无所知，但它毫无疑义地被接受，成为人们职责和义务的一部分。正是国王君主权及其与地方权贵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国王的影响有多大。

各级教堂无论地位高低都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其经济和社会基础是拥有依附农的封建领主，封建农奴则被束缚在庄园体系中。一名主教“接受”一所教堂，连同其通过授职权从其封臣领主国王那里得到所有收入，同样一位获得某个靠近庄园领主教区教堂的教士，也“接受”其教堂的土地财产。各地领主通过赠予教堂也给予教士一定收入，就像他们对待其世俗封臣一样。对于他们赠予出去的礼物，他们也要求得到相应的报酬，例如比较常见的是教士的祈祷，同时也有物质报偿：作为领主的国王可能希望得到有人伺候的款待和娱乐；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需要为其提供远征的武装骑士和其他服役人员，这也能换算成需要缴纳的金钱。任何人都不能将教会法禁止的买卖神职核算成这类捐赠。捐赠活动构成了中世纪早期的赠礼交换经济，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所有人也似乎认定它属于正常活动。

按照这些长期确立的习惯看法，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把教会改革的需求归于思想观念的转变，而教会改革旨在消除买卖神职和尼科来特主义。 直到那时为止还仅有极少数人拒绝把这些活动看成是腐败堕落。教会必须通过放弃买卖神职和尼科来特主义而得到改革。信徒们开始担心，他们只有接受那些双手洁净的教士施行圣礼，圣礼才能对拯救灵魂发生效用，所谓洁净是指未受金钱和肉欲接触的污染。

康拉德统治时期，这些观点似乎还局限于意大利北部某些严格的宗教小圈子里，到11世纪刚刚结束时，在那些地方，禁止买卖神职的规定就变为修道院的基本章程。迫害异端的报告也显示，宗教意识开始发生变化。在晚期罗马时代，教会大公会议曾斥责多种宗教礼仪和信仰为异端。而在中世纪早期，异端不再是个议题。当沃尔姆斯的布尔夏德于1025年前后完成其《教令集》一书时，他还没有提到异端教徒，而这本书在一个多世纪里可是西欧教会最常抄用的教会法汇集书籍。大约也是在同一时间，米兰历史家兰杜尔夫（Landulf）就报道说，其枢机主教阿里伯特（Aribert）发现了在都灵（Turin）附近蒙特福特（Monteforte）女伯爵的城堡中生活着一群“异端”。在这位大主教的审讯中，他们公开承认正在追寻一种极端的苦修生活，即连续祈祷、长期守夜，不仅消耗着肉体的能力、性交和所有肉欲，而且举行各种圣礼，承认罗马教宗的权力。大主教将他们关押在米兰的监狱中，但是他未能阻止当地上层市民将那些拒绝承认“天主教信仰”的人活活烧死。

这是中世纪开端时的一个极端案例，有人就是因为宗教仪式的不同，被自己的基督教同胞亲手处死了。兰杜尔夫提供的报告揭示出到11世纪末即将成为遍及整个西欧的宗教群众运动因素的某些特征：个体有时怪异地自愿守贫，并非亵渎神灵的信仰典礼仪式，结合着抵制由教会任命的神职人员主持的圣礼。像耶稣基督真弟子一样去经历众使徒的人生，以便确保得到拯救，使圣礼的中介作用变得多余。到目前为止，在意大利和法国仅出现几个类似的孤立事件。国王康拉德及其德意志同胞对此并未在意。他们的虔诚信仰还很传统，并在慈善救济和对教堂及修道院的真诚捐赠中表现出来，在教堂中为死者保留着备忘录（ memoriae ），并为上述活着的人的幸福安康进行祈祷。下葬在圣物附近的教堂旁或教堂中也将有助于得救。康拉德选择施派耶尔主教教堂作为自己家族的墓地，并开始重新修建这座将要成为德意志最宏伟的罗马式大教堂。 PlblKYv2Rgj2abGVRF0cGYjukQBmGdqYDgbK6jeoaKB928uDUYEP4fwjSJ+fez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