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机主教团

1148年，陪同教宗尤金三世（Eugenius Ⅲ）出席兰斯宗教会议的枢机主教们激烈抱怨剥夺他们特权的克莱沃的贝尔纳（Bernard of Clairvaux）。他们设法迫使尤金进行干预。尤金废除了贝尔纳及其朋友吉尔伯特（Gilbert）的决定，并将该问题推至以后再议。 到此时为止，枢机主教团已经集中掌控了诸如选举教宗权的大部分相关权力。枢机主教确实成为“普世教会的神职元老了”，正如彼得·达米安（1072年去世）称呼他们的那样，而其本人则自1057年就已担任奥斯蒂亚枢机主教。 ^[51] 自从利奥九世任期以后，教会管理中顾问的作用、特权和对“决议”的签署、参与教廷最高司法权、参与教宗选举等，这些逐渐成为枢机主教不可剥夺的特权。 枢机主教是一个比较古老的名词，但是在改革时期的教宗统治下，该词的含义经历了明显的变化：其用于圣餐仪式的重要意义渐渐被其政治含义所取代。克莱维茨（Klewitz）认为利奥九世的改革是罗马教廷枢密院的“起源”。

12世纪早期，枢机主教团有三个等级：主教、司铎和执事。历史最悠久的头衔是枢机主教。从4世纪起，来自罗马附近某些主教区的主教，即罗马市郊的主教便开始出现在教宗周围。当时，在波尔托和阿尔巴诺（Albano）主教们的协助下，奥斯蒂亚主教就已经拥有授予新当选教宗圣职的特权。枢机主教团最初出现在8世纪，确定的人数是七位；但由于实际工作的限制、贫穷和人口减少以及政治等原因，这七位罗马市郊主教区的名字一直在变化，直到12世纪中叶，这七位主教的人数才不再重要。 枢机主教通常包括：（维勒特里-）奥斯蒂亚、阿尔巴诺、波尔托、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席尔瓦·坎迪达-）蒂沃利、[加比-拉比库姆（Gabii-Labicum-）]图斯库兰和萨比纳等教区的主教。根据《教宗起居录》（ Liber pontificalis ）中所记述的教宗斯蒂芬三世（Stephen Ⅲ，768—772年在位）的生平，正是这位教宗把“枢机”主教与拉特兰大教堂的圣餐仪式联系在一起；1100年前后，《拉特兰教廷录》（ Descriptio ecclesiae Lateranensis ）中也清楚地描绘了这些典礼。 “然而，这七位主教，作为教宗大人的助祭，曾在耶稣基督圣坛上举行了弥撒，他们将要与教堂（拉特兰大教堂）的教士一起分发祭品，一周结束时，他们将返回自己的教职。” “枢机的”一词因此用来形容一位在教堂正规圣台上举行圣餐仪式的教士，而非形容他的教阶。然而，根据利奥九世，该名称的意思是指枢机主教与罗马教会的紧密关系，是整个教会的枢机（ Cardo ）和首领（ Caput ）。 当时，这个词源是错误的，因为非罗马教会中也存在枢机主教。

在利奥九世及其继任者统治时期，这些枢机主教的圣餐典礼职能很快就变得不重要了。相反，他们日益活跃在教廷管理活动中，在教宗最重要的合作者中常见他们的身影。教宗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当1059年选举教宗教令颁布时，枢机主教的领导作用就已经很突出了 ，教会改革的责任落在他们肩上。1050年，利奥本人确实将穆瓦延穆捷的安贝尔（Humbert of Moyenmoutier）提拔为席尔瓦·坎迪达的枢机主教；而博尼佐（Bonizo）提名的来自贡比涅（Compiegne）的苏特里的阿泽林（Azelin of Sutri）则不甚清楚。维克托二世（1055—1057年在位）是另一位能提名弥补罗马市郊主教空缺的教宗，他挑选了一位意大利教士卜尼法斯来担任阿尔巴诺主教。同样也是意大利人的彼得·达米安被教宗斯蒂芬九世（1057—1058年在位）提名为奥斯蒂亚枢机主教，该提议是在后来成为教宗格列高利七世的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催促下提出的。1058年，斯蒂芬在佛罗伦萨去世，罗马反对派利用长老院的缺席，选举维勒特里枢机主教约翰为其继任者。约翰则选择了本尼狄克十世（Benedict Ⅹ）的称号，以此来复兴图斯库兰家族传统，约翰的这一举动毫不奇怪地表明：其最强大的贵族支持者是图斯库兰伯爵格列高利二世（Gregory Ⅱ）、加莱里亚（Galeria）伯爵杰拉德（Gerard）和蒙蒂切利（Monticelli）的克雷申蒂厄斯的儿子们。然而，只有当另一位枢机主教，同时也是特拉斯泰韦勒（Trastevere）的圣科斯马斯和达米安（SS.Cosmas and Damian，S.Cosimato）修道院院长的帕莱斯特里纳的雷奈里乌斯（Rainerius of Palestrina）表示支持约翰，他才敢公然反抗斯蒂芬九世的明确意愿。大约在1060年，随着本尼狄克十世周围聚集的反对派惨遭失败，所有的枢机主教都被认为是改革的支持者。对教宗权来说，这一胜利真是喜出望外，因为要知道，当时在阿尔巴诺、帕莱斯特里纳、维勒特里、苏特里和图斯库兰（Tusculum）等教区周围的领地都掌握在封建贵族手中。罗马城内和周边的地产大亨对教廷的控制已经衰败。1059年颁布的选举教令利用了这一形势。这项被庄严公布的教令中有部分条款规定：枢机主教要首先进行选举教宗的辩论；然后其他枢机主教应该接受他们的决议；最后，一旦选举已经确定，其他罗马教会教士和普通信徒都要认可。 罗马人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该教令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通常根据血缘关系或报酬来投票。换句话说，他们犯有买卖圣职罪，这在改革者看来是一项不可饶恕的罪行。

到12世纪初，枢机主教不得不与枢机神父和枢机执事分享他们的职责。 胡厄斯（Huels）在其有关各教派授职权之争的记述中已经讲述了关于执事的复杂历史。 对于枢机神父来说，教宗约翰八世授予这些司铎管理罗马教士和普通信徒之自治司法特权的说法大概并不可信。 然而，《拉特兰教廷录》用非常热情的词语讲到这些枢机神父和主教们的特权。据推测，他们拥有在其出席的所有大公会议和宗教会议上审判整个罗马帝国——当然是指古罗马城的所有主教的权力。 至少从4世纪开始，罗马长老或教士们就与特别冠名的教堂有关联，教堂的名字最初源自私人宅邸，这些宅邸在被诸如大教堂等公共建筑取代之前，是基督徒做礼拜的地方，5世纪早期已知的冠名教堂一共有25座。克莱维茨根据证据推断出5×5计算法，把5座教堂相关司铎的称号分别与中世纪罗马的5个大主教会堂每周举行的仪式典礼联系起来：圣保罗墙外修道院（S.Paolo fuori le mura）、圣洛伦佐（S.Lorenzo f.l.m.）、圣玛丽亚（S.Maria Maggiore）、圣彼得（St Peter）和拉特兰这五大教堂。当教宗斯蒂芬三世重拾古代传统，委托枢机主教在拉特兰宫举行圣餐仪式时，这个假设重建的古代制度一定发生了变化。1100年前后的《拉特兰教廷录》反映出一种安排，它把7位枢机神父与4座仍然保留的主要教堂中的每一座联系在一起，保留了枢机主教在拉特兰宫的仪式。 ^[52] 虽然文献中记载了28座冠名教堂的名字，但是其中只有4座教堂的代表在1059年的选举教令中签名。另一个附加信息是教宗亚历山大二世的授权。该授权保留了枢机神父在其教阶中的准主教权限的权利。 ^[53]

主张改革的教廷将其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枢机主教身上。教宗利奥九世采纳了前文所指出的《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中关于“枢机”（ cardo ）的定义：枢纽。这种定义认为，罗马教会成为普世教会的枢纽和首脑。利奥在1054年写给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信中，公开宣称“就像固定不动的枢纽一样承受着大门的前后转动，所以彼得及其继承人拥有整个教会至高无上的管辖权……因此，他的教士被称为枢机主教，因为他们更接近属于其他任何东西都围绕其运动的中枢机构” 。他的这些教士被称为枢机主教。了解了罗马教会枢机主教和执事的这一传统角色，就不会奇怪那些群体为何激烈抗议挑选附近教区的主教了。温科利的圣皮耶罗（S.Pietro in Vincoli）的枢机长老狄乌迪弟（Deusdedit）是那些群体的主要代言人之一，尽管他毕生都是改革派教宗的坚定支持者。狄乌迪弟编撰的教令集（1087年）及其在1098年或1099年去世前才编辑完成的《檄买卖圣职书》（ Libellus adversus simoniacos ），其中收录了一些被人遗忘很久的文件，其中有一份769年罗马宗教会议的敕令。该敕令规定只有枢机神父或执事才能被选为罗马大主教，此外，教士、教会要人和整个罗马教会的圣职担任者都要贯彻执行这种选举。 ^[54] 1059年的教宗选举敕令直接与这两点规定相抵触。这绝非偶然。狄乌迪弟在其1087年献给教宗维克托三世的教令集前言中，谴责1059年的规定，宣称他们违背了上帝和教宗所有的教令。 ^[55] 狄乌迪弟在其编辑的第二本教令集（Ⅱ.160）中认为，伊西多尔关于枢机的定义是为了使其观点与罗马枢机神父和执事的角色保持一致。根据狄乌迪弟的原文，枢机主教本身负责引领上帝的子民走向永恒的救赎。他们是统治人民的国王；他们是开启天堂大门的枢纽——天堂大门就是围绕这些枢纽旋转的。 ^[56]

尽管狄乌迪弟本人在改革者圈子里地位突出，但他的这些极端主张并没带来什么影响，对韦伯廷（Wibertine）教派也没有什么影响。1084年，罗马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罗马神职人员，尤其是受枢机神父和执事放弃格列高利七世主张的行动的影响，终于向亨利四世和当选教宗拉文纳的韦贝尔（Wibert of Ravenna，即教宗克雷芒三世）敞开了大门。有一个例外是，枢机主教依然保持对教宗的忠诚。敌对分裂派的枢机主教贝诺（Beno）谴责格列高利将主教从罗马枢机主教团中分离出来，“因为他们的权力受到格列高利的控制” ^[57] 。然而，绝大多数新近被任命的主教所保持的忠诚，完全可以根据他们在教廷管理机构中的显著地位来解释。这样一种角色的缺失，以及随之而来的罗马神父和执事尊严的丧失，同样也很好地说明了后者激烈抗争的原因。克莱维茨（Klewitz）注意到：在教宗乌尔班二世时期，有17位枢机长老和大约一半枢机执事支持对立派教宗克雷芒。 而“东正教”牧首和罗马枢机主教之间的关系也一直非常不稳定，尤其在教宗已与“新”皮埃勒昂（Pierleoni）家族和弗兰吉帕尼（Frangipani）家族联合，并因而获得了权贵的支持之后，更是如此。 由于贝诺对格列高利抱有明显的敌意，所以他对格列高利免除枢机主教法律顾问职责的谴责没什么分量，并且对后者未经与他们协商、未能征得枢机主教的同意，也未经宗教会议同意就突然将亨利四世逐出教会的指控，也无足轻重。 ^[58] 韦贝尔-克雷芒扭转局势使之有利于自己，在他的管理机构——以及其特权签署国中，给予枢机长老和执事以显赫的位置。格列高利的合法继承者、乌尔班二世和帕斯卡尔二世只能继续沿袭这种做法。赢得枢机长老的支持对于任何一位希望能够维护自己在罗马地位的教宗来说都至关重要。其结果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枢机主教团成功地坚持，并维护了其在教廷管理中不断增大的职权范围。

尤塔-雷娜特·布卢门撒尔
（Uta-Renate Blumenthal）
郭云艳、赵康英 译
陈志强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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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CMH ，iv，Part 1，ch.9.

[2] MGH Constitutiones ，i，no.34，pp.70-77；参见Capitani （1966），Pavia 1046。恢复教会财产的斗争可能本身就够得上一场改革，见加西亚·Y.加西亚的著作[Garcia y Garcia （1989），p.246]。

[3] Decretales Pseudo - Isidorianae ；Fuhrmann （197-4）.

[4] NCMH ，iv，Part 1，ch.9.

[5] NCMH ，ii，ch.21，pp.563-586.

[6] NCMH ，iv，Part 1，ch.9.

[7] Gregory Ⅶ， Register iii，10a：“Et quia sicut christianus contempsit oboedire…meaque monita …spernendo …vinculo eum anathematis vice tua alligo”；Gregory，Ⅶ，14a：“Heinricus …non timens periculum inoboedientie，quod est scelus idolatrie …excommunicationem incurrit.”

[8] Gregory Ⅶ， Register ii，55a，c.26：“Quod catholicus non habeatur，qui non concordat Romane ecclesie.”

[9] Regesta pontificum Romanorum：Italia pontificia ，i，p.185，no.1.Jordan （1947），p.112.这里主要依据的是Halphen （1907）中列出的官职列表。关于军事法官（ iudices de militia ）这种罕见的表述，参见前引书（p.37 n.1）。关于被称为“权贵”的狄奥菲拉克特家族的成员，除了凯尔（Kehr）的书，还可参见图博特[Toubert （1973），p.1027 n.3]的书。

[10] 例如，1075年，琴奇乌斯·斯蒂法尼（Cencius Stephani）绑架了格列高利七世（Bonizo of Sutri，“Liber ad amicum”，pp.606，610-611），另一个例子是1116—1167年反抗帕斯卡尔二世的起义（ Liber pontificalis ，ii，pp.302，303）。见Partner （1972），pp.152ff。

[11] Elze （1952），pp.50ff，依据本尼狄克的圣务指南（the Ordo of Benedict）。“法官”（judges）的礼拜仪式让人想起他们过去的尊贵，但也表明他们不再承担过去的官方职能。从10世纪晚期开始，他们渐渐被“图书馆长”（ bibliothecarius ）取代，见Jordan （1947），p.116，亦见Blaauw （1987）。

[12] 在 Regesta pontificum Romanorum：Italia pontificia ，iii，nos.pp.20，10-11涉及波尔托；pp.25-27，nos.2-5涉及席尔瓦·坎迪达；p.77，no.9涉及蒂沃利。关于这段内容，图博特[Toubert （1973），p.1036]称图斯库兰们的行动为“前改革运动”（pre-reformateur）。

[13] 法官新名录中对“首席秘书”（ Protoscrinarius ）是这样解释的：“Quintus est protus qui praeest scriniariis，quos nos tabelliones vocamus”[Rabikauskas （1958），pp.69-71]。关于教宗秘书以及罗马市公证人的例子，可见前引书（Rabikauskas （1958），p.68 n.12）。

[14] Herrmann （1973），p.24，他不太恰当地将这一新职位称为“超级大臣”（ Superministerium ）。参见Elze （1952）与Rabikauskas （1958）。

[15] Schieffer （1971），pp.169-184；for the Archivo sacri palatii Lateranensis see Deusdedit， Kanonessammlung ，iii.278 and iii.279；Kurze （1990），p.35 n.48；Ehrle （1910），p.448.凯尔（Kehr）在1901年撰写的文章曾颇具影响，指出“书记处”（ scrinium ）和主教法庭（chancery）是两个不同的机构，其人员构成也不尽相同，此观点已经被有力地反驳，见图博特转引的艾尔哲的著作[Elze （1952） as noted by Toubert （1973），p.1043 n.2]。

[16] Otto Ⅲ， Die Urkunden ，no.389，pp.818-820，at p.820：“Romanam ecclesiam matrem omnium ecclesiarum esse testamur，sed incuria et inscientia pontificum longe sue claritatis titulos obfuscasse.Namnon solum quae extra urbem esse videbantur，vendiderunt et …alienaverunt，sed …si quid in hac nostra urbe regia habuerunt …omnibus iudicante pecunia in commune dederunt …Hec sunt enim commenta ab illis ipsis inventa …et sub titulo magni Constantini longi mendacii tempora finxit.”

[17] Regesta pontificum Romanorum：Italia pontificia ，ii，p.72，no.1 for Rocca Antica；Vehse （1929-30），pp.172-175，appendices 1 and 2 for Montasola.

[18] Liber censuum ，i，p.407，no.132，and Liber censuum ，2，p.95 = x.54； Regesta pontificum Romanorum：Italia pontificia ii，p.109，no 1；Jordan （1932），pp.49ff.

[19] Deusdedit， Kanonessammlung ，iii.271.

[20] MGH Libelli ，ii，pp.423-435；Robinson （1990），pp.244-291.

[21] Gregory Ⅶ， Register ，ii，76.

[22] Gregory Ⅶ， Register ，ii，23.

[23] Gregory Ⅶ， Register ，ii，25，iv，17，iv，26，in very comprehensive terms：“Quapropter misimus ad vos hunc dilectum filium nostrum Gregorium et diaconum sancte Romane ecclesie，quatenus una vobiscum de ecclesiasticis causis et christiane religionis sacrosanctis institutionibus，que necessaria sunt，Deo adiuvante pertractans nostra vice，que corrigenda sunt，corrigat，que statuenda，constituat et ecclesiastice libertatis atque iustitie diu et in multis neglectas rationes et studia ad formam canonice et apostolice discipline reducere …efficaciter valeat confirmare.”Gregory is sent“de sinu nostro”conveying the same meaning as the later a latere .

[24] Gregory Ⅶ， Register ，v，19.

[25] Gregory Ⅶ， Register ，ii，28.

[26] Gregory Ⅶ， Register ，iv，23.

[27] Gregory Ⅶ， Register ，ii，55a，c.4.

[28] Gregory Ⅶ， Register ，ii，40.

[29] Hinschius （1869），p.511 n.1；Ivo of Chartres，“Epistolae”， PL 162，ep.109.

[30] C.4 = COD ，pp.213ff.

[31] Gregory Ⅶ， Register ，i，6.

[32] 当时的材料在提到宗教会议时使用“教宗大公会议”（ concilium ）和“宗教会议”（ synodus ），这里也沿用这种做法；而萨莫维尔[Somerville （1989），p.34 n.2]、施马尔[Schmale （1976）]和罗宾逊[Robinson （1990）]试图对这些词语的内涵加以细分。

[33] PL 143，cols.616 ff；“[at Rheims] plurima ad utilitatem Christianae religionis necessaria …statuendo confirmavimus：quae omni capitulis digesta inter canones haberi praecepimus，et …in omnibus synodis quas habuimus，idipsum confirmare curavimus”.

[34] 关于 Vita Leonis ，参见 BHL no.481。在MGH资助下，正在筹备一份更为重要的版本；Krause （1976）。

[35] Liber diurnus ，no.lxxxiii，pp.90-93；Santifaller （1976），pp.81ff and pp.226ff；Blumenthal （1988），p.246 and n.22.《日思录》（ Liber diurnus ）的准则指的是七次基督教公会议。

[36] MGH Constitutiones ，i，no.34，pp.70-77，at p.75：“Et ut firmum posthac quod sancimus permaneat et in fines orbis terrae conservandum perveniat，totius huius summa sententiae hac nostri forma decreti，fratribus et coepiscopis nostris subscribentibus，confirmabitur.”

[37] MGH Constitutiones ，i，no.34，p.76：“Omnia quidem，quae pro ecclesiae necessaria reparatione synodaliter instituit et reformavit paternitas tua，ut filius laudo，confirmo et approbo.”

[38] MGH Constitutiones ，cc.4，6 and 7.

[39] PL 143，cols.797-800，at col.797.

[40] NCMH ，iv，Part 1，ch.9.

[41] Gregory Ⅶ Register ，ii，52a，iii，10a，and Ⅷ，20a，are telling examples.

[42] 关于乌尔班二世，参见Somerville （1990），no.v；关于格列高利七世，参见 Register ，v，14a，and vii，14a。格列高利所做的宗教会议记录显然不够完备：Somerville （1989），p.35。

[43] 传统上，《教宗起居录》（ Liber pontificalis ）在每位教宗传记的结束时，会记录教宗的受圣职礼。Gregory Ⅶ， Register ，i，85a （year-end summary or Jahresschlussbericht ）也记录了教宗所授任的大主教和主教们的名录，但同样也会记录完全不同的事件；比较有代表的是将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及其追随者驱逐出教会的事件。

[44] Henry Ⅳ， Die Briefe ，p.67，lines 4-8；Schieffer （1972），p.46 n.138.

[45] Henry Ⅳ， Die Briefe ，p.66，lines 19ff：“Sublate enim quantum in te fuit，omni potestate ab episcopis，que eis divinitus per gratiam sancti spiritus …collata esse dinoscitur.”

[46] Maleczek （1981），p.60 n.135；Gregory Ⅶ， Register ，ii，55a，c.21：“Quod maiores cause cuiuscunque ecclesie ad eam [ecclesia romana] referri debean”；Robinson （1988），pp.272ff；Winroth （2000）.

[47] Liber pontificalis ，ii，p.370，第7—20行解释了文献中提到的 pravefactum ，因此在撤销时称其为 pravilegium 。

[48] MGH Constitutiones ，i，p.571 with recension i.

[49] Maleczek （1984），pp.299-302，提供了很多证据来区分枢机主教咨询会议（ Ratsversammlung ）和监督法院（ consistorium ）之间的区别。

[50] Burchard of Worms，“Decretorum libri xx”，i，42 （ PL 140，col.561）：“Synodorum …congregandarum auctoritas apostolicae sedi privata commissa est potestas.Nec ullam synodum generalem ratam esse legimus，quae eius non fuerit auctoritate congregata vel fulta”；Fuhrmann （1961），pp.683ff.

[51] Contra philargyriam = Peter Damian， Die Briefe ，part 3，pp.64-83，at p.80，line 18；Kuttner （1945），p.174 n.100.

[52] Klewitz （1936），pp.56-60 and Klewitz （1936），p.16 for the Descriptio text；Huels （1977），pp.8-14.

[53] JL 4736； Regesta pontificum Romanorum：Italia pontificia ，i，p.7，no 9；Kuttner （1945），p.176 n.105.

[54] Deusdedit， Kanonessammlung ，ii.261 and ii.262 （p.268）.值得关注的是，在ii.262中 laici 与 proceres ecclesie 的区别。

[55] Deusdedit， Kanonessammlung ， Prologus ，pp.4ff，lines 30ff.维克托三世（Victor Ⅲ）曾作为圣塞西利亚（S.Cecilia）的枢机主教签署1059年的决议，并且在狄乌迪第（Deusdedit）的 quidam 中明确提到。

[56] Deusdedit， Kanonessammlung ，ii.160 （p.268）：“Sicut a basibus …basilei idest reges dicuntur，quia populum regunt：ita et cardinales deriuatiue dicuntur a cardinibus ianue，qui tam regunt et mouent，quod plebem dei …moueant.Item cardinales mundi duo sunt in septemtrione et meridie et ideo dicuntur cardines，quia in ipsis uoluitur celum.”See Kuttner （1945），pp.176ff.for additional texts from the collection extolling the lower ranks of the cardinals.

[57] 当时的一份文献中包含了一个名单，见 Gesta Romanae Ecclesiae contra Hildebrandum = MGH Libelli ，ii，pp.369-422，here p.369，lines 19ff；Zafarana （1966）。

[58] Liber pontificalis ，ii，p.370. O34LF3rh/evjOGv3qKkh5G+Gkuz++VC78QNFL5K+SJ1p3955UONUBYfKNfb+Nc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