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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记述的是1024—1122年间罗马教廷的情况。作者所面对的艰巨任务是在有限的篇幅中既要记述贵族控制下的教宗（
Adelspapsttum
）时期，也要记述格列高利改革时期教宗的情况。人们或许会想象不出这两者之间的强烈反差。1046年，皇帝亨利三世控制下的苏特里（Sutri）宗教会议和罗马宗教会议罢黜三位教宗，这次清洗为首位来自北方的新教宗克雷芒二世（Clement Ⅱ，1046—1047年在位）扫清了道路，这样一来，在腐败的罗马地方贵族掌控下的教廷废墟上，将产生出一个根本不同的教廷。事实上，深刻的变化发生在11世纪后半叶，尽管这一变化较少涉及作为一个机构的罗马教廷本身，更多地体现在教廷与帝国[包括德意志、意大利以及有时还包括勃艮第（Burgundy）]教会之间、与意大利的诺曼人之间、与法兰西王国及其公侯国之间，以及与拜占庭牧首之间的关系上。由于诺曼征服以及教宗与从威廉一世到亨利一世的英格兰国王之间的特殊关系，英格兰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这种秩序重建之外，在这一点上，忙于“收复失地运动”（
Reconquista
）
的西班牙与英格兰的情况差不多。这种变化涉及教宗最高教权的成功实现。这一点不但没有局限在世俗领域里，还深深地影响到教会内部的关系。这些变化的历史可以在前面的章节以及许多手册中找到，此处只作简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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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要着重说明的是罗马教宗统治管理的重要制度，它使教廷在12世纪末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1198—1216年在位）统治时期变得特别强大，形成了拉丁基督教世界唯一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和精神管理机构。本章内容将涵盖这一发展的最初阶段，即从1012—1123年逐渐展开的阶段，并进行连续的叙述。
10世纪和11世纪早期的教宗们从未与以往由尼古拉一世（Nicholas Ⅰ，858—867年在位）和约翰八世（John Ⅷ，872—882年在位）所代表的傲慢的罗马教宗传统断绝关系。教宗与法兰克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曾在8世纪帮助教廷将注意力从拜占庭帝国转向欧洲北部，但此时由于这种关系在加洛林帝国分崩离析时期出现相当大的削弱，以及教宗权势的衰落，10世纪的教廷愈加依靠罗马和意大利的地方势力。阿尔卑斯山北部以及南部地区政治上近乎混乱的状态也限制了教宗的视野，缩小了教宗活动的范围。即便奥托王朝的统治者们在962年恢复了西部帝国的传统，也不能打破使教廷永远变成纯粹地方势力的恶性循环。教宗福莫瑟斯（Formosus，891—896年在位）的事件清楚地表明：当罗马的几大竞争派系之一通过塞尔吉乌斯三世（Sergius Ⅲ，904—911年在位）取得对其他势力的明显优势地位时，这对教会来说竟然是有利的。福莫瑟斯被选为教宗之前是主教，而教会法规禁止主教调任其他教区，因为通常主教与其祝圣的教堂是共为一体的。因而福莫瑟斯的反对者们找到了一件绝佳的武器。在896年或897年召开的那次声名狼藉的宗教会议上，教宗斯蒂芬七世（Stephen Ⅶ）为福莫瑟斯开始腐烂的尸体穿上教宗盛装，再剥夺其教阶，最后将他已经腐烂的尸体抛入台伯河（Tiber）。此后，关于福莫瑟斯是否合法地成为教宗，以及他的祝圣是否依然有效的激烈争论，持续了几乎20年之久。支持福莫瑟斯的著述不仅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当时罗马的混乱状况和暴虐统治，顺便也为11世纪关于彼得·达米安（Peter Damian）和席尔瓦·坎迪达的安贝尔（Humbert of Silva Candida）之间关于买卖圣职合法性的争论提供了一些最有力的论据。
作为自897年以来就一直反对福莫瑟斯的教宗候选人，塞尔吉乌斯三世的成功主要归功于狄奥菲拉克特（Theophylact）对其事业的支持。狄奥菲拉克特及其直接继承者一直掌控着罗马，直到963年被克雷森蒂家族（Crescentians）以及后来的图斯库兰家族（Tusculans）所取代。在狄奥菲拉克特的孙子、“第一公民”（ princeps ）阿尔贝里克二世（Alberic Ⅱ，932—955年在位）的领导下，罗马享受了整整一个世纪最大限度的安定与和平。阿尔贝里克虽然完全控制了教廷，但是他的统治也促使罗马开始进行修道院改革。修道士们受到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奥多（Abbot Odo of Cluny）的激励和亲自指导。阿尔贝里克的儿子奥克塔维安（Octavian）不仅继续统治着当时的罗马，还成为教宗，称约翰十二世（John Ⅻ，955—964年在位）。克雷森蒂家族对教廷的控制直到1012年才结束。当年，教宗塞尔吉乌斯四世（1009—1012年在位）和显贵出身的约翰在一周内相继死去，图斯库兰家族在当年5月接替了克雷森蒂家族在罗马的位置。克雷森蒂家族推选的教宗格列高利，被来自图斯库兰家族的狄奥菲拉克特击败和取代，后者即是本尼狄克八世（Benedict 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