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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文化、学术的繁荣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汉译世界名著工作的系统展开，从而使当代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大翻译时代。与这一系统翻译工作密切相关的重要文化工程之一，即“剑桥历史”系列丛书的汉译出版，而作为其宗教史翻译主要内容的《剑桥基督教史》汉译也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基督教是世界第一大宗教，其信徒众多、覆盖面广，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对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有过重要影响，迄今仍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中国走向世界，其必要准备之一就是要对世界文化尤其是宗教文化有较透彻的了解，而了解基督教则是其重中之重。中国面对世界文化，势必要与基督教有深层次来往，而中国自身社会改革发展的深化，也不可能回避基督教的国际存在及其“中国化”问题。为了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发展方向，我们首先推动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发展努力。而为了真正实现基督教的“中国化”，对于基督教历史的系统了解则很有必要。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国内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尚缺乏对基督教的全面研究和透彻了解。因此，系统深入地研究基督教应是我们今天义不容辞的学术任务，而《剑桥基督教史》的汉译则可为我们这一方面的研究提供重要资料和学术启迪。
《剑桥基督教史》共九卷，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在2006—2009年陆续出版，其中第一卷为《从起源到君士坦丁》，第二卷为《从君士坦丁到公元600年》，第三卷为《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约600—约1100）》，第四卷为《西欧基督教（约1100—约1500）》，第五卷为《东方基督教》，第六卷为《宗教改革与扩张（1500—1660）》，第七卷为《启蒙、觉醒和革命（1600—1815）》，第八卷为《世界基督教（约1815—约1914）》，第九卷为《世界基督教（约1914—约2000）》，每卷约30章，700余页。而其编写者则为来自世界各地这一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相关研究亦为具有系统性、新颖性和权威性的学术成果，并反映出这些学者在文化、地域、民族及学术背景上的鲜明个性。因此，《剑桥基督教史》在当今世界学术界基督教研究领域有着很高的学术声誉及广远影响，其系统、全面的研究为我们翔实展示了基督教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史，关涉其渊源、嬗变、精神、思想、修行、事工、经典、教义、神学、哲学、政治、法律、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艺术、习俗等内容。全书以基督教的历史延续为线索，以教会活动为主干，从一种较为宽泛及综合的文化背景中来阐述基督教信仰及其社会实践的发展演变，注重基督教思想的系统化及其影响的扩展性。全书内容不仅有着其内涵式元素的教会史、神学史等，也涵括其外延式扩充的交互关系史，如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对话史、比较史等；不仅展示了其历史分期的早期、中世纪、近现代发展，也描述了其地域分布的东方基督教史、西亚北非基督教史、欧洲基督教史、美洲基督教史、近现代亚洲基督教史和大洋洲基督教史等。其探究的厚重与见解的深刻还表现在对基督教体制机制和社会结构的分析，对其政教关系、政社关系和与其他宗教关系的勾勒，对其崇拜、礼仪、修道等灵性生活及精神追求的刻画，对文献、手稿、典籍、文物等原始材料或第一手资源的搜集，对图表、地图、统计资料的运用，以及对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文献学、符号学等学科范畴及方法的吸纳等。全书涉猎广泛、引证充分、资料丰富、思路清晰、结构合理，反映出很高的学术水平和研究眼光。
汉译《剑桥基督教史》有着多层面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在政治上，基督教作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宗教对许多国家及地区的政治有着复杂影响，基督教在中外关系及交流对话上起着重要作用；因此，通过此书的汉译来深化我们对基督教的了解与研究，对我们的政治思考和社会决策会提供更多的视角、更大的空间和更充分的准备。在社会上，中国的社会治理必然包括对基督教的积极引导和科学管理；系统了解基督教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范例，基督教对社会建构、体制机制的发展有着独特作用，在世界各地的社会结构上留下了重要的印痕，而此书的汉译有助于我们透彻地认识基督教及其社会定位和影响，打开我们洞观人类宗教世界及其社会存在的一扇窗户。恩格斯曾这样评价过欧洲历史上的基督教：“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对基督教更是这样。”
恩格斯的话提醒我们，只有真正懂教方能有效治教、引导宗教。因此，弄清楚基督教的社会建构及其功能，正确处理好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存在关系问题，引导其努力实现“中国化”的社会适应，对于我们社会的长治久安、良好的国际形象，都会有重大帮助。在文化上，基督教既有西方文化的特色，又保留着东方文化的蕴涵，在东西文明相遇、中外文化接触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我们系统、深入了解亚欧大陆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所必须掌握的重要素材和文化知识。这部基督教历史著作所具有的浓厚文化色彩使汉译此书亦成为文化比较、对话及沟通的专项文化工程，对我们今天有关文化使命、文化意义的思考可以提供独特的启迪和有益的借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宣布，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但多年来，鉴于该著作卷帙浩繁，涉及的学科与语言众多，国内学界故而没有将此翻译任务提上日程。直至2013年上半年，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下，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成员为主而开始了这一艰巨却极具学术意义的课题。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还邀请了国内一批学有专长的中青年学者参加对《剑桥基督教史》的翻译工作，从而组成了《剑桥基督教史》汉译课题组。可以说，这一汉译工作对我们的历史和现实研究都能提供重要资料和思路，让人以史为鉴、以史观今，使历史与现今有机关联起来，起到洞观历史、开启未来的现实作用。而通过这一翻译实践，我们不仅可以提升国内学者在这一研究上的知识水平，扩大其学术眼界，而且还能够在我们的学术规范、专业术语的精准表达上有更好的作为，达成更为系统的梳理和汇总。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外文著作的汉译是其重要内容。而在这一有着丰富蕴涵的世界名著汉译史中，宗教经典及其研究著作的翻译占有很大比重。在早期汉译史上，佛教经典是主要的翻译著作之代表作；中国在唐朝和明清之际也曾出现过汉译国外名著的高潮，这种“放眼看世界”的举措曾推动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复兴，促进了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等思想文化交流，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非常精彩和珍贵的汉译名作，推出了不少翻译大家和文化名人。在我们今天因改革开放而带来的承前启后、水到渠成之“大翻译时代”，学术交流的繁荣是社会发展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而相关名著名作的翻译情况则也可间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学术定位、学术品味和学术水平。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学术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基础建设和广大中国民众人文素养形成所必练的基本功。这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动力，也是在国际交往上真正具有文化竞争力的前提条件。而在这种文化、学术发展中，我们也理应体现出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胸襟及气魄。文化的博大精深既需要我们在自己悠久的文化源流中寻根溯源、发扬光大，也必须注意向世界开放、以虚心学习之姿来博采众长、充实自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论及研究基督教的思想意义和学术价值，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提醒我们“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而基督教就非常典型地体现出当今世界一些较为强大的民族的文化特质和历史传统，并且其信仰体系的当前构建也有着不同文化交织、共融的醒目痕迹；这应使我们意识到，了解基督教对于我们在“全球化”的时代走向世界已是必修的功课。《剑桥基督教史》可以作为这一功课的恰当教材，用于我们今天向世界开放并走向世界的知识准备和文化积淀。此外，从对其基本了解到深刻洞观，也能充实我们对人类精神世界、灵性世界、思辨世界、信仰世界的认知，以及对其在人类文化生活中复杂共存的体悟。
经过《剑桥基督教史》汉译课题组全体同人多年来的共同努力，目前这一多卷本研究世界基督教史的学术巨著之汉语翻译及其研究终于完成。本翻译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及重点项目，是“剑桥历史”系列著作汉译的又一突出成果。在当代汉语界学术研究领域，这一大型世界基督教史的汉译及其在中国的出版问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独特的社会意义。在国内学界研究历史、哲学、神学、宗教学、文学、语言学、翻译学、文献学、考古学、思想史、艺术史、文化交流史等领域将具有典型意义。通过这一典型宗教史的探讨，可以为人们在相关范围提供综合性的、“百科全书”般的学问知识，既能促进我们对基督教的专门研究，也有利于范围更广的跨学科研究。
众所周知，基督教作为世界第一大宗教，已经有着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而今天其信众已占世界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之多，且分布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并在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等领域形成了全球性影响。因此，在世界宗教史及整个人类文明史的研究中，世界基督教史的研究乃其重中之重，一直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和重视，留下了大量经典文献。由于这一研究的学术难度及其巨大的工作量，此前在中国国内学术界仍缺乏对这一领域的系统、深入探究，故此迄今也少有比较系统的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问世。然而，人们若要了解基督教这一长久且广泛影响人类社会及文化形态的信仰体系及其发展历程，如果仅仅通过寥寥几部由欧美神学界汉译过来的专著，以及一些国内学者撰写的较为简短的知识性读本来加以阅读，那么其系统性与专业性则具有极为明显的局限，也难以把握基督教历史发展及当前分布的全貌，不可能对之获得深入而透彻的了解。目前在国内已经出版的基督教史著作中，尚无可以称得上颇为系统、全面的学术作品，已有著作对于基督教的诠释或是单线程的简短梳理，或是过于抽象的专题研究，或是囿于作者本身信仰的框定和认知局限，或是显得比较陈旧的过往研究，仍然缺乏宏观、整体和全方位的审视，没有深入、透彻和综合展示的鸿篇巨制，因此无法真正反映基督教悠久历史的全貌，未能明确体现和清晰阐述基督教这一复杂多元文化现象所关涉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教育、学术等层面的多重内涵。在当前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以及中国正在走入世界舞台中心的定位中，这种状况显然很难满足我们的现实需求，也不符合今天中国宗教学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全球史视域的当代学术研究中，推出一部具有综合把握、贯通历史的世界基督教史系统著作，已是当务之急和中国学术界刻不容缓的现实使命。反观西方学术界的发展，其对基督教的研究高度重视、力量雄厚，有着较为充分的历史积淀和颇有影响力的学术成就，而其中有关基督教史研究的著作也比比皆是，蔚为大观；不过，就其当前的学术研究进展而言，其中最具权威性与代表性的，当属问世不久的英文版《剑桥基督教史》，这部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在2006—2009年出版的学术巨著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并且获得了非常广泛的学术引用和相当肯定的专家评价。为此，及时组织对这部多卷本《剑桥基督教史》的汉译，并依此对之展开相关的分析研究，回顾梳理世界基督教两千年的曲折发展，当然是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颇有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剑桥基督教史》的编写是当代国际学术界一项引人注目的系统工程，也是学术水平很高的研究课题。这部系列著作按照基督教从最初产生到当今发展这一时间线索而分为九大卷，其中每卷的编写团队均由世界各地在该领域具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宗教学家、社会学家等学界专家所组成，著作内容涵括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分布及社会处境中的基督教全貌，有着基督教发展历史之纵向和地域之横向的综合、交织性把握及深入、全面之描述，历史感强、波及面广、探究度深，从而让读者所了解的不仅仅是基督教信仰本身及其神学教义，而是将其定位于宏观的历史、社会、文化处境中加以追溯与分析，给人展示了更为广阔的视域，带来了更为全面的审视，引起了更为深刻的思考。这种极具思想价值及学术价值的历史巨著，显示出当代世界基督教历史研究所达到的最新成就和领先地位，其研究水平也为当前国际学术界所瞩目。
在这部研究描述世界基督教专史的系列著作中，各卷都有其专门的历史范围和研究领域，而各卷之间则有机衔接，使之得以共构而为一部前后连贯、彼此呼应的整体性学术著作。其中各卷所涉及的历史时代及相关史实如下：
《剑桥基督教史（第一卷）：从起源到君士坦丁》（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 Volume 1 ： Origins to Constantine ）对公元3世纪前地中海地区基督教产生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事件、人物、地点与问题进行了回溯、描述和概括。此卷所涉及的内容为基督教的诞生及其时代背景、社会处境及思想传承。其中30余篇论文关注了从耶稣诞生到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官方公认的宗教这段历史，为人们认识、研究早期基督教多源头的思想汇聚、多元化的组织形式、多色彩的文化基因，以及基督徒群体的自我认同和原初实践提供了非常丰富、颇有见地的基本素材，该卷所陈述及探讨的这些问题对于基督教的日后发展和自然走向极具塑形之功。原初基督教在其萌芽时期颇有亚洲地域特色，而其思想蕴涵则跨越亚非、西连欧洲，这是基督教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宗教的必备基础和独特条件。这种跨民族、跨地域和跨文化的发展，就为基督教此后成为世界性宗教准备了温床，提供了重要思想及文化积淀。人类早期的宗教基本上为民族宗教，但会随着其族群的迁徙、扩展而逐渐接触到其他宗教及其文化，而在这种接触、交往中，有的民族宗教因其封闭性、保守性而没有出现质的突破，仍保留在其民族宗教的基本范畴及属性之内，如基督教的母体犹太教即如此存留至今。而有的民族宗教则突破了其狭隘的民族之限，在吸纳并融合或融入其他民族宗教的基础上出现了跨界发展，从而最终发展提升为世界宗教，基督教则是最为典型的范例。但也正是在这种关键转型的过程中，基督教逐渐失去了其亚洲的原初特点，充满了欧洲社会文化元素，从而得以脱亚入欧，在当时跨洲发展的罗马帝国中完成其华丽转身，从起初弱小的亚洲民族宗教一跃而为具有世界宗教特色、日渐强大的罗马帝国国教。这一卷著作的历史意义，在于其揭示了基督教这一世界第一大宗教的来龙去脉，梳理出其思想文化之源，以及其诞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这种还原式历史展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作为世界宗教而言，基督教从一开始就绝非孤立的发展，而有着广泛的社会、经济、民族、语言、文化、思想等历史关联。所以，对基督教的历史审视从一开始就应该是综合的、跨领域的探究。
《剑桥基督教史（第二卷）：从君士坦丁到公元600年》（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 Volume 2 ： Constantine to c . 600 ）所描述的历史为基督教的自我意识开始呈现、其教会形态日趋成熟的发展过程。全卷特别突出了基督教在被罗马帝国所承认这一重大历史转型时期的思想发展，即被称为基督教“黄金时代”的早期教父神学的历史，由此展示出基督教思想体系从其诞生的初创阶段到其逐渐完备和基本奠立的发展过程。在经历了长达三百多年即被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所称为“十次大迫害”的罗马统治者高压迫害之后，基督教最终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得到了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庇护，并且成为其独一无二的国教，形成了对当时其他古代宗教的取代和排拒。全卷内容除了呈现出基督教在这一阶段发生的众多转变之外，还勾勒出当时古罗马社会发展的全景图，涉及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由盛至衰这个嬗变过程中的文学、艺术、哲学、神学、政治、社会、宗教、文化、语言、习俗等多个方面；同时该卷也拓展了其研究的视域，不仅关注到罗马帝国境内主流教会的出现，而且还专门探究了罗马帝国外部基督徒群体的出现及发展演变。这一历史过程中基督教思想的演化，其教会组织的建构及神学理论体系的奠立，形成了基督教作为底层被压迫群众的宗教和上层统治者的官方宗教之明显不同，其演变、转型的轨迹得以清晰的描述。由此启迪我们观察基督教必须具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正确审视，同一名称及源头的宗教会因为其社会处境、阶级依存的变化而发生重大变化，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这种历史及社会处境的演变，对相关宗教及其社会依存的真实关系进行名实相符的描述和解说。一切随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对于基督教的研究评估也必须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及其辩证方法来进行。基督教一旦被统治阶级所把握，就成为其实行统治治理的社会工具及思想武器，这并非基督教的本原性质，但其本质却离不开这种社会依存及阶级依靠。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基督教在这种被动的历史时代变迁、社会地位转变中也并非消极无为，而是以其精神资源、灵性追求即宗教信仰来为统治者提供理论、价值体系和社会道德伦理规范，从而也充实、巩固了其统治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奠立了人们需要的思想文化体系，维系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剑桥基督教史（第三卷）：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约600—约110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 Volume 3 ： Early Medieval Christianities ， c . 600-c.1100 ）主要关注的是基督教从晚期古代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这段历史。罗马帝国消亡后，西欧由具有奴隶制性质的古代社会进入体现封建主义色彩的中世纪社会，其文化重建则依靠基督教而得以重新崛起，走出古代文明破败之后而陷入的所谓“黑暗时期”。这一时期充满了社会变动及国际局势的不稳，基督教从本来较为单一的早期状态呈现出多元发展、多种演变的势头。所以说，至少从西罗马帝国解体以来，基督教就变异为复数的形态，官方正统基督教与“异端”“邪说”形成了巨大差异，出现了尖锐对抗。这样，基督教内部出现了声势浩大、党同伐异的“反异端”、灭巫教运动，本来一统的基督教出现内部阶级、地域等分裂。而同一具有官方地位的基督教也因为东、西罗马帝国的社会分裂最终导致“东西教会大分裂”。此外，基督教生存的外部社会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巨变。7世纪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及“伊斯兰革命”的扩张，基督教诞生之“圣地”被“异教”所“侵占”，穆斯林军队在其世界性发展的进军中几乎所向披靡、席卷东西。面对这一局面，遭受挫败的西方天主教和国王贵族非常不甘心，遂组织了多次十字军东征，企图“收复失地”“夺回圣城”。因此，此卷所描述的时空更多为社会动荡、战乱所充满。基督教于是推动了两个方面的发展，即在欧洲内部导演了“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当时封建王宫、天主教堂的教育、文化复兴使西欧社会开始复苏；在欧洲之外则协助准备了“十字军东征”的扩张，客观上也推动了东西方的社会文化交流。在这一大的时代氛围中，这一卷所涉及的历史文化内容还包括从阿富汗到冰岛地区的基督教发展，在体制与教义上的特色描述，以及其思想文化层面的不同表达。此外，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学科方法，比如性别研究、手稿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在这一卷的研究写作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运用。这些全新的解释颇具学术创新意义，因为它们挑战或突破了一些关于此阶段基督教发展的传统看法，尤其是在探讨东方、拜占庭和西方基督教的关联及差异的过程中，这一卷内容重点突出，还特别强调了基督教与犹太人、穆斯林、异教徒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不同宗教对话、比较、碰撞、交流的最早话题及其历史模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方基督教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文化学术方面，此卷的思路也触及律法、教育、礼仪、崇拜、修道、朝觐、教义、神学等方面，对这一时期基督教有着较为客观、精准的把握和描述。
《剑桥基督教史（第四卷）：西欧基督教（约1100—约150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 Volume 4 ： Christianity in Western Europe ， c . 1100-c.1500 ）涉及中世纪西欧最为关键的发展时期，其中也包含对其鼎盛时期的社会文化之描述，并注意到中世纪因为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而出现的解体、崩塌之征兆。继“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之后，欧洲的大学得以兴起，高等教育脱颖而出，引发了文化发展如雨后春笋般的繁荣，其理论发展以神哲学为主，科学、人文、法学、解剖学等领域也都有非凡的进步，并在“12世纪文化复兴”“经院哲学”的崛起中高潮迭起，突飞猛进。当然，这种与时俱进的文化发展已经不满足于旧社会框架的束缚，一场新的社会、思想革命已在酝酿，西欧社会再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新预兆。这一卷的内容极为丰富，同时也纷繁多样，其主体乃探讨中世纪盛期至晚期欧洲社会及与欧洲基督徒相关联的教会体制、实践和精神体验等。一方面，教会组织逐渐完备而相应推出了系统的神职体系，形成教阶等级；而对于普通信徒来说，教区的信仰实践更为重要，日常所践行的宗教礼仪是其精神生活的基础，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并不满意教会礼仪日趋复杂的繁文缛节，故而也在追求更为多样的宗教生活，寻觅能够增加其信仰灵性的其他多种途径。另一方面，教会生活逐渐趋于内向，宗教神秘主义开始盛行，对中世纪的理性逻辑直接提出了挑战。这种反观心性的内向发展开始为新的社会及教会革命准备心理积淀。在中世纪后期，教会异端频频出现，各种教会改革和社会革新的思潮开始在整个欧洲躁动，社会及宗教危机一触即发。与西欧大一统的天主教势力相对抗，民族意识在滋长，民族文化在萌芽，这种具有民族独立性质的宗教及社会革命往往会由一些教会领袖所发起，甚至也得到了相关国度世俗君主的支持。与民族独立、民族意识相伴随，全新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出现，整个欧洲社会大变革已迫在眉睫。
《剑桥基督教史（第五卷）：东方基督教》（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 Volume 5 ： Eastern Christianity ）将重点转向东方，这里主要关注了东正教的发展全貌，有着历史、地域上的系统梳理。这一卷花了很大篇幅来描述东正教的跌宕起伏、复杂演变，着重展示了君士坦丁堡、罗斯、亚美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和叙利亚等地区基督教会从中世纪后期到当代的发展历程。基督教的多样性再次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本来，东方与基督教早期传统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最早的五个基督教会中除罗马教会之外其余四个都在东方，后来也各自形成属于东正教范畴的教会发展模式，有着鲜明的东方文化色彩。可以说，各种东正教会在文化多样性的处境中更有其体悟和思索，因此其发展与西方天主教的大一统分道扬镳，更多体现出地域性、本土性的民族文化发展需求。东正教随着公元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而与天主教分手，主要依存其民族关系而走向多元发展之途，故在语言上就呈现出希腊语、斯拉夫语等的变迁。这种东正教的民族性乃一以贯之，延续至今，为此，这一卷的基本内容同时还关注了东正教的很多形式及其在当代的生存性问题。按照相关学者的见解，东正教其实具有“超越东西方”的文化连接，其特色奠立于东罗马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以来的发展，特别是后期拜占庭为这种东正教特色的存续提供了可能，并以拜占庭及后来的斯拉夫思想、艺术、文化、风俗、信仰及精神的力量来维系其存在与发展，以此来面对后来时代及社会各方面的挑战。
《剑桥基督教史（第六卷）：宗教改革与扩张（1500—166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 Volume 6 ： Reform and Expansion 1500-1600 ）主要是展示宗教改革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变和社会大飞跃，并非常具体、生动地呈现了基督教从新教改革到天主教革新这段云谲波诡、惊涛骇浪的历史。基督教的宗教改革运动虽然时间相差不是很大，却因其不同社会处境及不同社会关系而结局不同，特色迥异。其中以德国、瑞士和英国的宗教改革为典型特征，发展出不同的教会传承和政教关系。宗教改革是人类历史上的大事件，它们改变了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发展的命运，影响到人类的近现代进程。其中，西方天主教的再度分裂，新教各派的崛起及其并行不悖的近现代发展，天主教自身的革命及其对海外宣教的推动，政教关系的变化及其新型模式的出现等，都是焦点话题和讨论热点。宗教改革后基督教各派实质性的外扩，才使基督教真正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宗教，基本形成其延续至今的全球布局。因此，宗教改革既是教会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一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这一卷内容主要侧重于16世纪欧洲的政治和教会变革，凸显出其神学的重大转型和理论侧重的不同。“神学”从此开始观照甚至隐蔽性地让位给“人学”，“人的发现”“主体意识”成为此后理论思索的主题词之一。此卷的探讨还特别注意细节，集中讨论了这一历史中教会分裂对整个拉丁教会传统的影响、面对革新思潮天主教的相关回应以及此后对于东方社会中政教关系发展的影响等。其研究的触角还涉及相关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神学、礼仪、圣职、艺术、习俗等多个方面。另外，这一卷还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探讨了欧洲及欧洲以外基督教与犹太教、印度教、佛教之间的关系，真正进入了跨宗教对话的时代。
《剑桥基督教史（第七卷）：启蒙、觉醒和革命（1600—1815）》（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 Volume 7 ： Enlightenment ， Re - awakening and Revolution ， 1600-1815 ）是对基督教思想革新发展的独特关注，其内容涵盖遍及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启蒙运动对于基督教觉醒运动的影响。应该说，“启蒙”与“理性”作为关键词对于近代基督教冲击极大，但并没有彻底脱离基督教的思想文化框架和理论范畴，所谓“狂飙突进”也是基督教思想文化语境内的风暴，在一定程度上主要代表着基督教在社会、教会结构上的重大转型。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早期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及社会动荡挑战了以往封建君主制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从西方社会及教会内部产生了民主、人权和宗教宽容的思想理念，一种对话、宽容、和谐的宗教理解在形成，新的宗教氛围由此产生，人们更倾向于以他们的主体感觉和内心体验作为他们信仰的基础，宗教成为人们“绝对的依赖感”和追求“神圣”体验的觉悟。不过，新的社会发展并非理想时代的到来，新兴资产阶级在革命成功后不久就撕开其虚伪的面纱，开始疯狂地殖民扩张和掠夺。而在这个阶段基督教也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在全球传教，使之得以快速传播，在成为世界最大宗教之同时也受到多种批评和谴责。在与不同文化和宗教传统的相遇中，基督教为了其在新环境中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断处境化、本土化，形成适应其在地化发展的新形态、新特点。当然，对于基督教世界范围的传播及其作用，处于不同立场则会有不同的评说及界定。这种基督教宣教历史的描述，其描述者主体的定位至关重要。应该说，这一卷所阐述的基督教发展处于其走出封建社会而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封建社会的封闭在这一社会转型中被打破，基督教的世界性自我意识得以彰显。但走向全球化的基督教既有其发展的大好机遇，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剑桥基督教史（第八卷）：世界基督教（约1815—约1914）》（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 Volume 8 ： World Christianities c . 1815-c.1914 ）所揭示的这一百年跨越了19、20世纪，因而是第一部以全球的视角来高屋建瓴地研究19世纪基督教的学术著作，并且探讨了基督教步入20世纪之初的体验和困难。走出中古和近代而迈入20世纪的基督教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日趋复杂，基督教经历了古代、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在近代社会不得不接受政教协约带来的权力失落，而其在现代社会的处境则是前所未有的政教分离。世俗政权的成熟及强大使基督教的怀旧感加强，但在其“追忆似水年华”的同时，也开始其顽强地找寻现代发展的旅程，一旦消极地回避现实毫无作用，教会就必须冷静而全力地面对、应付这种对其显然不利的逆境。神圣与世俗、理想与现实、宗教与政治开始无情地博弈，教会必须选择其可能存活之途。于此，此卷的第一部分非常透彻地分析了天主教和新教的现实社会处境，以及二者面对欧洲现代性发展所带来的思想及社会挑战所做出之回应；此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在变化，社会矛盾的激化、利益集团的冲突促使原始积累时期主张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走到了主张并实施资本及权力垄断的帝国主义，局部战争也在向世界大战升级。基督教陷入其中别无选择，其阶级、国家烙印亦越来越深。此卷的第二部分进而专门分析了现代政教关系的现状，尤其对教会与国家主义之间的复杂关联进行了深入剖析；在这种现代政教关系中，基督教会的独立性、选择性显然已经越来越小，对其社会政体的依附乃不言而喻。此卷的第三部分则有着更为广远的视域，从传教史的角度考察了基督教在亚洲和非洲以及大洋洲等地的传播，描述并阐述了其复杂生存处境所带来的教会形态之多样性，以及其在当地发展的可能前途和存在命运。基督教的这种全球卷入机遇与风险并存，其宣教开始时的西方特别是欧洲色彩越来越淡。可以说，19、20世纪之交也是基督教民族教会发展的活跃时期。
《剑桥基督教史（第九卷）：世界基督教（约1914—约200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 Volume 9 ： World Christianities c . 1914-c.2000 ）是这部多卷巨著的收官之作。其思绪乃集中在跌宕起伏、曲折复杂的20世纪之发展，故多有反思和展望。20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也是世界矛盾冲突达到高峰的时代，这一时代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体验了“冷战”和“后冷战”时期国际形势的冷酷及严峻，并且在世纪之末又步入了“文明的冲突”。虽然人类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人际交往前所未有的密切，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人类却仍在其“一半天使、一半野兽”的秉性面前不寒而栗，充满担忧。当代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其巨大网络让人体会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真实蕴涵。社会的世俗化在加剧，人们离传统宗教渐行渐远，故有基督教思想家发出了对社会“祛魅”的担心。教会为人的灵性缺失的不断扩大而忧心忡忡，有识之士的革新亦持续不断。基督教各派为其共同存在而发起“普世教会运动”，以信仰共同体来应对其生存危机。天主教则在20世纪60年代召开“梵二”会议，提出了“跟上时代”的现代发展口号。为此，这一卷的研究基于对基督教现状的分析跟踪，观察了基督教在20世纪的巨大变迁，描述了其此消彼长的不平衡发展。例如，欧洲教会经不起世俗化的冲击而屡有挫败，遭遇到信众的严重流失；北美尤其是美国却异军突起，当基督教主流派别呈现颓势而走下坡路时遂被相对保守的福音派、灵恩派所接替，保住了基督教在整个美国社会的原有平衡。相比之下，在殖民时代结束之后，亚洲和非洲的基督教却凸显出其自我意识，其民族教会、地方教会在快速发展，给人柳暗花明之感。作为全书的收尾，此卷呈现出当代基督教的万花筒景观，反映出20世纪基督教各派在世界不同地域、处境中不同的发展。这里，基督教的全球史既有综述，亦为综合，在给人带来沉思、感慨之际，也让人体悟到其大气、恢宏之态。与之相关联，此卷的撰写者也来自世界各地，有着各自不同的思绪及考量，其视域故而也显得更加开阔，其观点亦更为多元。此卷的第一部分重点描写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基督教现代制度和社会运动之发展，其中比较典型的包括普世教会运动、灵恩运动等。此卷第二部分更为全面地展示出基督教的全球分布，论述了基督教在世界各个地区的发展历史及现实处境。而第三部分则有更深入的思考，并且有选择地进行了一些专题研究，如现代社会中基督教信仰崇拜上的微妙变化，当代发展中基督教与犹太教以及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此外，这里也专门论及当代基督教与科学、性别、艺术的复杂关系等。这一现代尚未终结之结局性表述，使我们对基督教两千多年的历史有了比较清晰的轮廓和相对明快的发展线索。基督教由简到繁、从弱到强、经单一而达多元的发展，也是人类思想文化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因此，梳理、总结基督教的全球历史，也会给我们观察、研究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带来深思和启迪。
综上所述，《剑桥基督教史》的撰写既有分工亦有合作。全书的每一卷著作对于其所关注的历史时期均具有相对独立的、有代表性的价值，这就使该专论可以成为学界专题研究或相关研究的必备参考资料，具有“术业有专攻”的特色；同时，从其整体来看，《剑桥基督教史》又为一有机共构，彼此之间相互衔接、珠联璧合。它以基督教在各个时期的历史延续为线索，以教会活动为主干，从一种较为宽泛及综合的社会文化背景来考察，阐述了基督教信仰内在理念及其外在社会实践的发展演变，在注重叙述对象本身发展历程的同时，还兼顾了基督教思想的系统化及其影响的扩展性，从而将历史与逻辑、历时性与共时性辩证、有机地结合于一处，使之成为统一整体。可以说，《剑桥基督教史》这整部著作的编写不仅将教会史、神学史这种内涵式的主线加以系统呈现，而且也将由围绕此主线的外延式扩充所引发的各类交互关系加以完美演绎，其中还包括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对话史、基督教与地方文化的交融史、基督教与世俗社会的互动史等，可谓异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它不仅展示了基督教在早期、中世纪、近现代发展等不同历史分期的客观情况，同时还介绍了东方基督教史、西亚北非基督教史、欧洲基督教史、美洲基督教史、近现代亚洲基督教史和大洋洲基督教史这种地域上的分殊，在个别卷册中更是细致到了基督教在每个国家的发展史。这就使整部著作疏密结合、张弛有度，主次分明、纵横交融，在其整体的涵容下，各卷特色鲜明，相得益彰。其探究的系统与灵动还深刻表现在对基督教体制机制的形成和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共构之分析上，这些共构关系涉及政治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各宗教之间、宗教与文化艺术等多个角度。而且，全书各卷对基督教发展地域性特色的彰显，以及对基督教整体信仰维系及其传统保存的强调，对其多元一体的突出，均提高了其学术价值，增添了此书宏大、系统、深入的学术影响力。当然，《剑桥基督教史》的撰写也并非尽善尽美，按照中国文化“止于至善”的境界，其研究仍有提高的可能。例如，众多作者的研究及语言表达能力各有差异，有些并非英语国家的作者之英语表述给人晦涩之感；此外，全书的整体关联和宏观把握也存有不足之处，其立场、观点及方法与我们通行的原则并不完全吻合，存有某些张力。这些问题或缺陷显然已给我们的翻译工作带来了某些麻烦和困难，加大了完成这一翻译课题的难度。因此，我们的翻译研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审视也属必然，这为我们解决相关难题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有益帮助。但从整体来看，这一著作的学术地位和研究价值至少迄今仍不可取代，其资料的搜集和研究的水平显然仍处于学术领先地位。无疑，《剑桥基督教史》的翻译对于国内宗教学研究，尤其是对于基督教的研究将提供丰富的资料和严谨的方法，可以为我们相关研究水平的提高给予莫大的助力。
事实上，该翻译工作除具有上述重大的学术意义外，因其广博的关涉领域及基督教自身在国际社会和区域文化发展中所拥有的作用及影响，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革新和发展来说，也具有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精神、信仰等多层面的现实意义。在新的时代、以新的视角而展开的这种翻译工作势必会超越以往，达其前所未有的辉煌。我国“剑桥历史”系列丛书的汉译出版是与这一系统翻译工作密切相关的重要文化工程之一，作为宗教史翻译主要内容的《剑桥基督教史》汉译同样具有多层面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而且会成为“剑桥历史”系列其他丛书的重要补充和不断完善。基督教作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宗教，以其作为信徒人数最多的世界宗教和有两千多年之久的历史发展实体这种显著特点而形成对众多国家及地区的复杂政治影响，并因此使基督教在中外关系及国际交流对话中举足轻重，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例如，在当下现实国际关系中，中俄关系、中欧关系、中美关系、中梵关系等均涉及基督教的议题。其中许多关系的形成、张力的出现，或其问题的稳妥解决，都需要我们对基督教及其相应关联进行深入、独到的研究。因此，通过这一系列著作的汉译来深化我们对基督教及其发展过程的了解与研究，分析该过程中的规律性因素及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这会给我们的政治思考、社会决策和文化战略提供更多的视角、更大的空间和更充分的准备。
在当前中国，我们非常突出宗教的社会治理层面，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无疑，平安中国的建设离不开民族的团结、宗教的和谐，尤其是宗教治理乃其重要环节。因此，中国的社会治理理应具有综合性考量，其中就包括要认真研究相关宗教，以此来作为这种科学治理和积极引导的基础及条件，这也符合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针对宗教应积极引导，要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的基本原则。从中国的对外开放及发展来看，在强调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文化战略的实施上，我们也有必要认真审视基督教的文化功能及社会作用。基督教的全球分布及其对众多文化的浸染，使我们一定要对之特别关注。而这部基督教历史著作所具有的浓厚文化色彩，也渲染了此书汉译作为文化比较、对话及沟通的专项文化工程之特殊意义，为我们今天有关文化使命、文化意义的思考提供独特的启迪和有益的借鉴，也是我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文化准备和知识积蓄。所以，此书的内容不仅能加深我们对文化多样性存在、多元化嬗变、多方位发展的印象，而且还能增进我们对宗教文化战略意义更深刻的认识。
在中国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的今天，我们应该上演更多更好关涉文化交流的节目。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外文著作的汉译历来是其重要内容，有其实际价值。在步入“新时代”之际，中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其中外文名著经典的翻译研究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涌现出众多成果。因此，《剑桥基督教史》的汉译出版，将是这一文化交流舞台上的又一经典杰作，也是我们在面向世界的学术探究中所取得的最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