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國古代的書畫作品反映了我國古代的文化特色和高度藝術水準，是國家的重要文化遺産，新中國成立以來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中央和地方的博物館在這方面的收藏也日益豐富。但傳世的歷代文物都存在作品的真僞和斷代是否準確的問題，古代書畫在這方面的問題尤爲突出，需要通過鑒定來考定其準確年代和真僞，以正確反映我國古代文化遺産的水準和成就。爲此，1983年國家文物局專門成立了一个中國古代書畫鑒定小組，對國内公立機構的古代書畫藏品進行鑒定。當時選定了謝稚柳、啓功、徐邦達、楊仁愷、劉九庵、傅熹年、謝辰生七位同志爲鑒定組成員，其中謝辰生同志代表國家文物局對鑒定工作進行組織協調。鑒定工作每年進行二次，上半年三個月，下半年三個月，這樣既給博物館以準備的時間，大多數老專家也不致過於疲勞。鑒定工作自1983年8月開始，至1990年6月結束，歷時八年，先後訪問了二十五個省市自治區的二〇八個收藏單位及部分私人的收藏，過目古代書畫作品六萬一千餘件。

當時鑒定的工作成果，凡認爲是真品的都記録下來，工作結束後彙編爲《中國古代書畫目録》十册，共收録書畫文物三萬四千二百十五件，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其中有代表性的佳品，拍攝黑白照片，編爲《中國古代書畫圖目》二十四册，收録精品古代書畫一萬八千餘件；繪畫精品另拍彩色照片，共三千餘件，編爲《中國繪畫全集》三十册（其中酌收少量此次未鑒定的國内外古代書畫精品），以上兩部精品書畫由文物出版社和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合作出版。

我是在啓功先生、徐邦達先生和謝辰生先生推薦下參加這個小組的。當時在全組七人中，六位都是七十歲上下的老專家，只有我五十歲，屬於晚輩。我對老專家很尊重，在鑒定過程中，聽到他們一些評議意見，也很增長見識。但在大量鑒定過程中，難免會對個别書畫作品的真僞、年代上有不同的看法，一時很難統一，争辯只是白白浪費時間，且較影響工作進度。故後來經全組討論決定，個人如對已入目的作品有不同意見，可在鑒定時公開提出，但不進行辯論，直接在目録中該條目後加附注，寫上不同意見，由個人自負其責。1986年後，徐邦達先生主要由於健康原因，已實際上不參加此項鑒定工作，啓功先生其他任務很多，也不可能全程參加，所以他們都希望每次全程參加的劉九庵先生和我能承擔起責任，對一些有問題的藏品無私無畏地簽署不同意見。

在八年工作中，只有1987年10月至1988年2月期間，我因赴美考察未能參加鑒定組工作外，其餘均全程參加鑒定。每次鑒定都做了筆記，共存有三十二册，對一些已入目，但我對其時代、真僞方面有疑問的書畫，除在鑒定工作期間指出，正式記録外，在本人的筆記中也寫有較詳細的意見。

鑒定組工作結束後，除已發表的上述正式目録、圖録，楊仁愷先生、劉九庵先生先后出版了个人的鑒定記録，爲此許多同志也希望我發表當時的記録。但這是近三十年前的工作，至今大多已不復記憶，且當時不如今天信息發達便捷，工作量巨大，鑒定過程中的許多意見未及核對資料，難免有所缺漏，今日照原稿發表，僅反映當年工作情況，供讀者參考。

我年届米壽，自己本專業中國古代建築史的研究工作任務繁重，幸得李經國先生接手此書稿的整理出版工作，組織人手將這部三十二册鑒定筆記逐字録爲文本，並添加作品圖録號。他本人耗費大量心血查閲原件及相關資料，逐一校對書稿中涉及的作品。其間經國頻繁與我討論核對，對筆記中因憑記憶所作的注解進行勘誤，復原簡寫的記録文字，乃至統一體例，整理成此書。

書中不妥處敬希讀者指正。

傅熹年
202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