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勤闻，多闻阙疑
——学习父亲郑天挺先生的治学精神

郑天挺先生不幸因病去世了，这不仅使史学界失去一位道德高尚、诲人不倦的师长，同时也使我们的家庭中失去了一位循循善诱、和蔼慈祥的父亲。

自他老人家去世后，我思绪万千，不时潸然泪下。回忆起他多年对我们的教诲，深感有负他对我们的企望，每思及此，真是惭愧万分。在这里，我仅就他在治学方面的几个片段写在下面，以表达对他的怀念。

一、精读一本书

郑老向以治学谨严、精于比证著称。他经常强调学习和研究历史要详细占有资料，而资料之所得就在于认真读书。他强调读书要做到“博、精、新”三字，即“博览勤闻”，“多闻阙疑”，但他更强调的还是要精读一本书。

郑老读书非常认真，经常反复地读一书。例如《东华录》，这本是极寻常的书，他也反复阅读。读《圣武记》时，也是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时，他凡见到不同版本的《圣武记》就买，然后对照着认真阅读。那一时期，他常至外边作报告，提倡精读一本书。他说：“精读要一字不遗，即一个字，一个名词，一个人名、地名，一件事的原委都清楚；精读是细读，从头到尾地读，对照地读，反复地读，要详细作札记；精读一书不是只读一书，是同一时间只精读一本，精了一书再精一书；精读可以先读一书的某一部分；精读的书可以一人一种。”又说：“精读与必读还有不同，精读的书不一定人人必读，如有人可以专读《山海经》，但《山海经》不一定人人必读；必读的书可以精读而不一定人人精读（如《通鉴》）。”他还特别强调了读书与写作相结合的问题。他不仅这样说，同时也是这样做的。果然，由于那个时期的大学生着重基础知识，根底好，后来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今天他们大多成为史学新秀。

二、写文章要精粹

郑老经常说，“文章要写得短些，精粹些，要画龙点睛”。翻开他所著《探微集》可以看出，他的文章以短者居多。抗战初期他刚到云南不久，对西南边疆史地发生了兴趣，连续写出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以及《历史上的入滇通道》等文，每篇少者一千余字，多者不过四千余字。其中《发羌》一文发表在《史语所集刊》八本一分，全文仅三千余字，得到当时学术界好评。1942年左右，罗常培教授曾将该文向有关学术机构推荐，原定授予较高奖，但以文字短少，只能降等获奖。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认为文章质量的优劣难道非看长短吗？因而加以拒绝。

他在1940年所写的《〈张文襄书翰墨宝〉跋》，全文不过两千字，而他对该文比较满意。他前几年有一次还谈到这篇文章，认为该文主要是解决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如何从中找出线索，从而解决一个人究竟为谁的问题。这也是过去的治史方法之一，不能不知道。他还写有另一篇短文，是为罗常培教授论著所写的序言，即《〈恬盦语文论著甲集〉序》。文章不过一千多字，其中把清代一些著名学者所作的序跋加以重点考察，将其优点及特长逐个加以指明，认为许多文章的好坏，都可从书中的序跋文中得知，序跋文字“包罗万有”，“古人精蕴，往往而在”。因此，他认为每读一史书，应先看序文，从而即可知道该书的价值。1939年，他从魏建功先生处看到四川乐山《重修凌云寺记》的拓本。他注意到该碑列衔之第一名“□王驾前”四字，认为□字应系“国”字，第二字王字上画微低，应为“主”字，即“国主驾前”四字，从而证明孙可望不仅自号为“国主”，即他的部下“亦以国主称之”，“此所谓‘国主驾前’即可望麾下也”，说明孙可望称“国主”及“‘驾前’二字之专属可望，不仅一时一地为然，其所称由来久矣”。说明孙可望早即专横跋扈如此。这篇文字也不长。

他写的稿子非常清晰、认真，也不喜欢别人替他抄。他认为自己抄稿也是改稿的一部分。除非时间确实来不及，他总是亲自誊写。

三、教学工作一丝不苟

郑老不仅治学谨严，从事教学亦非常认真，一丝不苟。过去我经常认为，老人家教了一辈子书，成绩卓著，讲堂课大约无须准备。这种想法真是大谬不然。他的晚年姑且不论，即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每次备课也都是异常认真，从不应付。记得1962年秋天，他那时住在北大编写文科教材，我在北京工作。一次下午他要为北大同学讲课，我才注意到，每逢他下午讲课，中午则仍然备课，从不休息。不仅在北京如此，到了天津，讲课亦是如此。一般情况，每逢上课之先，他经常手执卡片，翻来覆去思索；看完一遍，又站起来在屋中蹓蹓，然后回过身来看，几乎每次都这样。备课如此，阅卷时亦同样认真。记得1952年夏天，他在北大为史二同学阅明清史试卷，每张卷子都要反复看多次；评分时也是再三斟酌，从不马虎。1978年南开明清史的研究生复试，他阅卷时也是反复翻看，有时已经打了分又有改动。

四、关心年轻人成长

他对年轻同志也爱护备至，从不忽视。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的一位研究生和他关系很好，不时侃侃而谈。郑老一向注意清代雍正时期的问题。这位同志在他的指导下，对雍正时期诸问题涉猎甚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后来他谈到，在昆明时就曾让大家注意有关雍正的问题，但认真研究者少。后来倒是清华几位年轻人注意了这一问题，成了专家。他让我们今后还应对这段历史深入研究。

不仅如此，即使是原来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他也同样热情鼓励，帮助和启发他们学习历史。几年前，郑老曾在《光明日报》发表一短文，对当时研究历史的方向问题有所阐述，得到了一些年轻人的反响，以后又和他们在通信中建立了友谊。有一位昆明粮食局的年轻人，经常在信中得到老人家的帮助。这位同志本也要报考南开的明清史研究生，后来又改变主意，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向他表示歉意。他认为本应如此，毫不介意，日后仍然对这位同志不时指导和勉励，使这位年轻人非常感动。还有一位上海的工人，1978年投考他的研究生，经过初试及口试后，成绩均佳。到了复试时，这位同志可能答题时稍有疏漏，成绩不太理想。他并没有将这位同志优先录取。后来这位同志考入另一大学作研究生，他还特地向其导师介绍，认为在那里学习比在他的名下当研究生更合适。他老人家永远是这样谦虚、笃实，令人尊敬。他的这种高尚品德和献身教育的精神，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