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传略

一

郑天挺，原名庆甡，字毅生，1899年8月9日（阴历七月初四）生于北京。他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祖居福州城内西门街。他的父亲郑叔忱，字扆丹，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多年在清政府翰林院任职。光绪二十年（1894）做过顺天乡试的同考官，庚子（1900）以后又到奉天（沈阳）做过一年多的学政。后以丁忧回到北京，在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做过短时期的教务提调（教务长），于1905年病逝。母亲陆嘉坤系广西桂林人，亦通经史，热心于教书。自丈夫死后，由于家庭生活，她应傅增湘之聘，到天津担任北洋高等女子学堂总教习。当时女子还没有到社会上工作的风气，许多亲友不赞成她去，她未听劝阻，孤儿寡母相携来津。但为时不及一年，即患病死去。

郑先生六岁丧父，七岁丧母，幼年时代与其弟少丹（一名庆珏）一起，寄居在表兄张耀曾（镕西）、张辉曾家，由表舅梁济（巨川）监护。1945年，他在《清史探微》前言中说“天挺早失怙恃，未传家学”，正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他自己经过多年的刻苦自学，认真钻研，方才得以在明清史学的一些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受到史学界同行的赞扬。

郑先生自幼生长在北京。小学先在闽学堂学习，后来又转到江苏学堂，直至毕业。清朝末年的学堂，还是以读经为主，不过读的方式与私塾不同了。除《书经》、《诗经》外，另加上修身、作文、算术、史地。中学先入北京的顺天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又到师大附中（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读书，是附中改组后第一班毕业生。

1917年郑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国文学系。当时因学校离家很远，每日早出晚归，异常辛苦。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当时除学习本系课程外，还要旁听其他方面知识；除上课外，天天跑图书馆。那时北京住户尚无电灯，晚上除需完成每天的学业外，尚要抽空阅读《史记》及《资治通鉴》等书，每天一卷，从不间歇。”此外，每逢周末，还要与许多年轻人一起，到贵州老学者姚华先生家听他讲文章及金石文字，亦从不缺席。

郑先生在校期间，正值五四运动发生。他走出了书斋，与广大爱国青年一起，参加了运动，并在学生会任干事。同年11月，日军在福州残杀中国人民，并派海军陆战队登陆威胁。当时福州的学生曾愤怒地举行示威游行，全国掀起了反日运动，即“闽案”。这是五四运动的继续。北京的福建学生也起而响应，组织旅京福建学生联合会，抗议日军的暴行。郑先生也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担任该会的主任干事，到街头讲演，宣传不买日货，并举办游艺会为学生联合会募捐筹款。当时会中还出版《闽潮周刊》，郑先生以“攫日”笔名写文章，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20年春天，福建学生运动仍在进行。当时有十几个福建学生在北京组织了一个S·R学会（Social Reformation，意即社会改革）。北大的郭梦良（弼蕃）、徐其湘（六几）和郑先生；高师（师大）的张忠稼（哲农）、龚启鋈（礼贤）、刘庆平；女高师的黄英（庐隐）、王世瑛、高奇如、何彤；清华的王世圻；师大附中的高仕圻；铁路学校的郑振铎；汇文中学的林昶都参加了。大家都想共同学习些社会改革的新思潮和新东西，但因即将毕业，无形中而瓦解。

1920年，郑先生大学毕业后，接受厦门大学聘约，参加该校的筹备工作，次年4月开学，在校讲授国文，并兼任图书部主任。当时厦门大学的校址尚在集美。与先生一起任教的有周予同先生等人。

1921年暑假后，郑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作研究生，研究古文字学。当时研究所很自由，不必常来，也可以在外工作，在校也只是看书而已。每隔一段时间，研究生与导师集会一次，大家见见面谈谈。导师都是著名的学者，陈垣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一次在龙树院（在宣外南下洼的一座古刹，介于窑台和陶然亭之间）集会上，陈先生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当时这几句话对郑先生影响最深。

是年秋天，郑先生在北京与周俽结婚。周系江苏泰州人。两人婚后感情甚笃，故自周俽1937年春病逝后，先生未再结婚，直至逝世。

这时郑先生因建立家庭，生活负担加重，除作研究生外，尚需在一些大、中学校教书，以补家用。1922年秋起，郑先生还在法权讨论委员会担任秘书。法权讨论委员会是讨论收回法权的，会长是张耀曾。当时会中曾保存了大批中外文献及一些外交档案。他在阅读这些文献中，增加了很多知识，扩大了视野。他注意到了领事裁判权问题，并以该会名义撰写了《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于1923年8月正式出版。这部书是郑先生第一部学术著作，是在张耀曾指导、鼓励下完成的。书中首先就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领事裁判权的侵略行径加以揭露；认为外国对此问题的著述大多为在中国设立领事裁判权进行辩解，没有涉及实质问题。事实上，这个问题除表明系“强者（帝国主义）蔑视弱者（殖民地国家）一语而外，殆更无重大之根据也”。此外，该书又就帝国主义在华领事裁判权之沿革、内容及中国撤废领事裁判权之经过，作了详尽的叙述。书中认为领事裁判权明确确定立于条约中，系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中英五口通商条约第十三款，但语意尚较为含混，随后数年又与美、法、意等国订约，则领事裁判制度已于此时期明确确立，这时“我国已全失其治理外人之权”。书中第五章《领事裁判权之弊害及撤废之必要》，又列举种种事实，揭露领事裁判权侵害中国主权、紊乱中国之治安秩序、轻视中国人民权利、妨害经济及一切文明事业之发达，等等，主张领事裁判权必须撤废。该书出版后，颇获好评。法学家刘师舜曾撰文，称道过此书。

1924年，郑先生研究生毕业，先后任北京大学预科讲师及浙江省民政厅秘书、广东省建设委员会秘书、教育部秘书等职。

二

1930年冬，郑先生在南方工作几年之后回到北京大学任教，1933年后任中文系副教授兼学校秘书长。尽管每天行政事务冗杂，占去了大部分时间，但他仍然利用晚上时间认真备课并从事科研工作。当时他在中文系讲授古地理学、校勘学等课程，并编有古地理学讲义，由北大出版社印刷，受到师生好评。他为了搞好校勘学的课程实习，利用晚上的零碎时间，每天校勘《世说新语》数页，从不间歇，甚或春节期间也不间断。郑先生在任课的同时，还利用校勘的方法，写出了《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及《张穆〈 斋集〉稿本》等论文。前文通过杭、赵有关《三国志》的两书进行校勘比证，证明赵书所征引的史籍多于杭书七八倍，而雷同者则少，从而证明赵一清是清中叶一位“捃摭益富，考订綦详”的学者，而非“攘美窃名之流”的文抄公。1936年，郑先生还在史学系兼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与此同时，郑先生还应范文澜、李季谷之约，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任教，讲授中国近三百年史。他侧重清史的研究，实奠基于此时期。他觉得清初摄政王多尔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他是满洲入关后的实际统治者，也是清朝统一中国的奠基人。于是先后撰写有关多尔衮的论文数篇，如《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多尔衮与九王爷》、《墨勒根王考》等。其中《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发表在北大《国学季刊》六卷一期，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颇获好评。一些学者认为，该文是用最习见、最平正的材料，得出最恰当的结论，影响颇大。

“一二·九”运动中，北大许多主张爱国抗日的学生，被政府当局逮捕。郑先生对被捕同学极表同情，并以北大负责人的身份亲赴公安局办理交涉，要求无条件保释被捕学生出狱。先后几经交涉，警方终于被迫将爱国学生释放。郑先生热爱学生、热爱学校的精神始终是一贯的。早在1926年3月，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师大时，作为该校兼任教师的郑先生即与全校师生进行抵制，抗议解聘，并与鲁迅、许寿裳等人另觅校址为学生上课。“三一八”惨案时，北大学生死三人，其中两名是郑先生的学生；女师大所死二人，也是他的学生。尤其是女师大刘和珍同学，家极贫穷，上有母，下有弟，一衰一幼，很值同情。郑先生在参加3月25日上午为女师大死难学生召开的追悼会后，除对执政府制造流血事件表示抗议外，并写信给郑奠（介石）先生，发起一些教师为死难家属募捐。当时许多人都支持此议，踊跃捐献。郑先生这种爱护学校，爱护学生的思想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得到证明。

三

1937年，郑先生任北大中文系教授仍兼学校秘书长。是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这时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等人全不在北平。此后不久，学校其他负责人亦纷纷南下，于是学校的行政重担，都落在郑先生的身上。当时一些汉奸文人，与日寇狼狈为奸，企图力阻爱国师生南下。郑先生与其他院校负责人一起，天天研究如何应付新的情况，局势异常严峻。北大的几位老教授如孟森、马裕藻等人，亦经常一起商议对策。当时北平在日寇包围下，情势危急，而留校的学生都是经济极困难的。于是郑先生与一刘姓同学商议，在校中学生款内每人发给二十元，使他们从速离校。所以到7月28日北平沦陷时，校内已无学生。此后，郑先生与其他教授一起，不顾个人安危，独自苦撑危局数月。11月17日，当他妥善地安排了全体教职员撤离后，留下了年幼的五个子女，个人只身南下。他与罗常培、罗庸、魏建功等人先到天津，然后乘船经香港转广西至长沙。当时长沙已由北大、清华及南开三校联合建立了长沙临时大学。郑先生除担任原行政工作外，改任历史系教授，讲授隋唐五代史。不久学校再度南迁，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郑先生任联大历史系教授。1939年，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他担任副所长，负责研究所的日常事务。当时昆明市区经常遭受日机轰炸，每天警报不断。郑先生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除忙于学校行政及教学工作外，还肩负培养研究人才的任务。于是文科研究所由昆明市区搬到离城内二十里许的乡镇龙头村宝台山上。这里虽然设备简陋，但集中中研院史语所及北大的许多图书资料，任意选读。研究生每天奋发读书，苦心钻研，经过几年以后，他们都成了文史哲方面的教学、科研骨干，有的很快即成为著名的学者。

郑先生到昆明不久，由于联大校舍不足，联大文法学院暂设滇南重镇蒙自。他除了讲授隋唐五代史外，还注意到对西南边疆地区（如西藏、云南）史地的研究，先后写出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历史上的入滇通道》等一组文章。其中“发羌”一文，系郑先生在读《新唐书·吐蕃传》过程中，发现发羌可能即是西藏土名Bod之对音，于是用唐代的有关史籍，以地理证发羌之地望，以古音证发字与Bod可相对，从而得出了发羌即Bod的对音之结论。郑先生写完此文后，曾就正于陈寅恪、罗常培、魏建功、邵循正诸人，并得到了他们的鼓励和赞许。陈寅恪先生曾为之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罗常培先生曾就音韵学方面提供了有关证明，邵循正先生又据伊斯兰语为之补充译文，这使郑先生非常高兴。当时的蒙自，虽然地处偏僻一隅，但教授们对两人住一屋从无怨言；且共桌吃饭，饭后共同散步；并经常得以聚集一堂，对一些学术问题时有磋商。所有这些，都对远离家乡的郑先生，带来了不少快慰。

1939年，郑先生开始在联大讲授明清史。当时青年学生激于爱国热情，都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近世史，尤其瞩目于明清时期，故选修该课的同学多达一百数十人，盛况空前。但他更多注意的还是清史。清代的满洲发祥于我国的东北。而这时东北早已沦陷，且建立伪满洲国。为了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而制造的“满洲独立论”等谬说，他先后写出了《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1942年）、《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1943年）等重要论文，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清代皇室包含满、蒙、汉三族的血液，在入关前就和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他在《血系》文中一开始即写道：“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满洲出于建州左卫，为女直支裔，即唐之靺鞨，周之肃慎，乃中华历史上宗族之一，清朝入关后散居中原，更不可以一省一地限之也。”入关后满、汉两族的文化调融，相互影响，更使两族人民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这绝非政令的强制所能造成的，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的谬论。此外，他这时所写的《清代包衣制与宦官》（1943年）、《清史语解》（1943年）等，都是清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学术著述。其中《清史语解》一文，因清史本身问题太多，考订一事需查阅很多书籍，费时亦多。如“释巴图鲁”条，曾从《清史稿》中摘取例证一百多条，从而证明其说之不谬。后来因为时间关系，仅释约十余条即告中辍。

抗战中期后的昆明，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教授中大多入不敷出，更不必说职员和学生了。那时闻一多、唐兰及郑先生等十几名教授，曾联名出示吿白以卖字、刻印取酬，以辅助生活费用之不足。1943年夏，他的长女郑雯由北京前往西南联大外语系上学，走到洛阳被困。郑先生因而向出版社借了一些钱，以佐其路费。后来为了偿付欠款，乃将一些清史论文搜为一集，以《清史探微》为名，于1946年春在重庆出版。“探微”是郑先生自谦的话。他原想把论文集定名为《清史然疑》、《清史稽疑》或《清史证疑》，后来觉得还是《清史探微》名字响亮，故名。他在这部书的叙目中写道：“右近年读清史所作杂文十二篇，次为一集以求正于当世。天挺早失怙恃，未传家学，粗涉载籍，远惭博贯。比岁僻居无书，蓄疑难证，更不敢以言述作。独念南来以还，日罕暇逸，其研思有间恒在警报迭作晨昏野立之顷，其文无足存，而其时或足记也。通雅君子原其‘率尔操觚’之妄，有以匡其违误，斯厚幸矣。”这是郑先生及其他教授在昆明的实际情况，使人不胜感慨。遗憾的是，此书出版不久，即1946年7月12日，郑先生的长女郑雯在上完西南联大外文系三年后，于北上复校中因飞机失事死于济南，时年二十三岁。

四

抗战胜利后，郑先生首先回到北平从事北大的复校工作，使该校于1946年顺利开课。这时郑先生仍任北大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和学校秘书长，校务异常繁忙。北平解放前夕，郑先生坚持留在当地，更好地维持和保护学校。当12月17日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之际，学校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同学名义送给他“北大舵手”的锦旗。二十余年来，郑先生总是在危难的时候为北大工作，坚持保护学校，使它得以很好地运转，是北大当之无愧的功臣。

这时，郑先生还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负责主持北大所藏的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

北大保存明清档案始于1922年。当时因知道历史博物馆还保留一部分没有卖掉的档案，唯恐失散，于是北大向政府申请将这部分明清档案拨归北京大学，然后由学校组织一些师生整理。当时郑先生正作北大研究生，他从一开始即参加了这项工作，并为此很受鼓舞。以后历年都在陆续整理。北京解放后，郑先生又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继续对档案进行整理。20世纪50年代初期，明清档案的工作集中下列几项：一、已清缮的明题行稿，分类整理印行，未抄齐的补抄。二、整理题本的摘由，凡不明确、不详细的加以补充，并尽可能地指出每件内容的特点。三、过去整理题本，全按内容分类，有许多混淆不清，现在改按机关的职掌重新分类。四、系统地整理、研究本所所藏黄册——报销册及其他档案。于是先后整理出《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等书，都是利用这些档案，在他的带领下，与其他年轻同志一起，经过精心编纂而成。他利用明清档案撰写的《宋景诗起义文献初探》发表后，获得史学界的好评，曾被译成德文，引起国外史学界的注意。他在《〈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序》中写道：“北京解放以后，文科研究所罗常培所长深深感到，我们所藏这些已经整理出来的宝贵档案必须赶快公开，没有整理出来的档案必须加紧整理，以供大家利用，要使它从满足少数人的研究愿望，进入公开的随意广泛利用。”不难看出，郑先生这些话，既表明了他要加快这项整理工作的决心，同时也表现出他一贯大公无私，处处为别人着想的高风亮节，是多么难能可贵呀！1952年，北大的明清档案拨归故宫档案部保管，郑先生也离开北大，从此他就未再参加这项工作。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郑先生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史学系主任，仍任学校秘书长。次年5月，他辞去秘书长职务。当时学校常委会曾表彰他担任北大行政工作十八年的成绩。随后他即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1951年，他先后到中南地区参观土改和到江西省泰和县参加土改。

五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郑先生被调到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他不顾个人生活及其他方面的变化，愉快地只身来津任教。当时正值教学改革高潮，一切均无经验，须从头搞起。甚至教研室教授授课，都要通过先试讲，互相提出意见，往返多次；而他作为中国史教研室主任，凡逢教师上课，都必须亲自听课，不时指导。这一时期，郑先生除忙于系务及开会、谈话外，还为同学开设隋唐史、明清史、明史专题、清史专题及史料学等课程。郑先生在教学过程中，还经常向同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他曾根据古代史籍中有关石油的记载，认为“说中国没有石油是无根据的”，为我国发展石油工业提供了历史根据。1956年，国外殖民主义者就侵略澳门四百周年而举行所谓“纪念”活动，粉饰殖民主义的罪恶，他立即在课堂上开讲“澳门的历史”一课，以确凿的史实，说明澳门被侵占的始末，鞭挞殖民主义。1959年，他就中印边界争端问题，运用确凿史料，证明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广大地区，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而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员，并从南开大学图书馆中找出有关史料及地图，提供有力的历史证据。

1961年夏天以后，直至1966年6月，郑先生参加教育部文科教材的编选工作，任历史组副组长，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与翦伯赞合编）及《史学名著选读》。在这项工作中，他能团结其他院校的史学家共同工作，关系极为融洽，经常促膝谈心，交换看法。为了提高教材质量，把工作做好，他们彼此往返探研学术的信札甚多，可惜在“文革”时期许多都散失了。在这段时间内编成《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六册、《史学名著选读》五册，工作基本完成。1963年秋，郑先生还主持了《明史》校点工作，由中华书局具体负责。郑先生在校点工作中所作《明史零拾》若干册，亦在“文革”中散失不少。

郑先生在北京编选教材期间，还不断为高校历史系同学讲课，讲的内容多是有针对性的，大多围绕着怎样学习历史的问题。

他认为，学习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寻求真理，因此要求“真”、求“用”、真用结合。所谓“真”，就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不是想象，不是道听途说。历史总是有前因后果，有来龙去脉。因此因果关系不能颠倒；时间先后不能错乱；历史是向前发展的，绝不能用后来的发展附会当时。至于求“真”，就是详细占有材料，研究事件是怎样发生的，经过及结果如何，一点点核实了，把事实真相反映出来。求“用”是指研究历史要有用，要研究历史事件对社会发展及生产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从而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借鉴。求“真”和求“用”两者是统一的，即事实真实、环境真实、因果先后真实，作到真用结合。而在方法上，则要求多看、多想、多联系。

郑先生向以治学谨严、精于比证著称。早年受教于黄侃、刘师培先生，对他的治学影响较大。他经常强调学习和研究历史要详细占有资料，而资料之所得就在于认真读书。他曾引陶渊明的几句诗：“得知千载外，正赖古人书。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长安）。”前两句说明书的重要，下两句是说实际考察的重要。读书时要勤查、勤翻，首先是字书，由浅入深。他还强调读书要做到“博、精、新”三字，即“博览勤闻”，“多闻阙疑”，反对“孤陋寡闻”、“闭门自精”。无选择、无目的泛览书，是不易于专精的，因此这时他对高校同学强调要精读一本书。他认为：“精读要一字不遗，即一个字，一个名词，一个人名、地名，一件事的原委都清楚；精读是细读，从头到尾地读，对照地读，反复地读，要详细作札记；精读一书不是只读一书，是同一时间只精读一本，精了一书再精一书；精读可以先读一书的某一部分；精读的书可以一人一种。”此外，“精读与必读还有不同，精读的书不一定人人必读，如有人可以专读《山海经》，但《山海经》不一定人人必读；必读的书可以精读而不一定人人精读，如《资治通鉴》”。他认为中国古代史书中，当然以《史记》和《资治通鉴》最负盛名。《通鉴》包括的时代更长，事迹更多，文字也是经过锤炼的。虽然多数取材于原来诸史，可是并不尽同诸史，而是有剪裁，有组织，兼采笔记杂说而又不囿于笔记杂说。《通鉴》的文字简洁，层次井然，容易抓着重点，没有芜杂、造作或生硬的地方。因此他主张大学生应比较深入地阅读该书。这期间他曾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学生讲过《资治通鉴》。此外，他在讲课中还特别强调读书与写作相结合的问题，主张写文章精粹，短小精悍。

1962年，他应中央党校之邀，为该校学员讲授清史。他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清朝入关之后到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情况，后来根据记录稿加以整理，于1980年正式出版，定名《清史简述》，后亦收入中央党校文史教研室资料组编《中国古代史讲座》（求实出版社1987年10月版）中。

六

1979年，他已八十高龄，仍然接受了教育部委托主办“明清史进修班”，并主编《明清史资料》的教材。他还亲自给学生上课，每周两次，从不间断，有时还连续讲授两三小时不休息。为了结合进修班的学习，他与进修教师一起，乘车到清西陵及紫荆关参观。他不顾旅途劳累，为学员就地讲述明、清历史。还鼓励学员到沈阳、承德等地方多看看。这年夏天，他不顾夏日酷暑，写出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一文，对1962年他撰写的《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一文在理论上及史实上都有新的阐明。

郑老应中华书局之约，把他几十年中的部分著作，汇为一集，于1980年夏天出版，定名为《探微集》。该集收辑了郑先生的文史论著四十三篇，其中有关清史的专著二十余篇，是文集中的主要部分。集中还包含了不少解放后所写的考订文章，其中可以《关于徐一夔〈织工对〉》一文作为代表。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织工对》被学术界用作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珍贵资料。但引用者多不提首先利用该史料的是吴晗先生。因此，郑先生在《织工对》一文一开始写道：“二十年前，吴晗先生首先介绍了徐一夔《始丰稿》中的《织工对》。”这就含蓄地批评了一些人不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其次《织工对》中所叙述的情况，是在元末还是明初，是丝织业还是棉织业，学者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郑先生的文章即为回答这两个问题而作。他翻检徐一夔《始丰稿》一书的编排体例，发现是按年分组排列，前三卷成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以前，《织工对》收在第一卷，应是元末之作，而那时徐正居住杭州，有可能系同织工谈话而记录成文。然后他又以词汇学的方法考证文中“日佣为钱二百缗”的“缗”字，系元末对一千钱的习惯用语，不同于明初称一千钱为一贯。他还从元末明初钞币贬值的不同情况，说明“日佣为钱二百缗”应是元末的现象，而不会是在明初。然后他以对史料的细致鉴别，终于得出《织工对》是写于元末，叙述当时丝织业情况的结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关于《探微集》的书名，他在《后记》中写道，“今天的成果，只这样一点，真是惭愧之至”，“我把这本小书，仍称《探微集》，既表明书的内容微不足道，也表示我学无所成的惭愧”。这正是郑先生为人谦虚的表示。

1980年8月，郑先生发起并主持的南开大学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召开。应邀参加会议的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士、联邦德国、民主德国、香港等八个国家、地区及国内的代表共一百多人，提交大会论文七十多篇，郑先生在会上以《清代的幕府》为题，作了扼要的发言。文中对幕府的来源、地位、政治作用及发展状况，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影响很大。1985年底，一位台湾地区著名的明清史学者曾说：“我最近才看到郑先生《清代的幕府》一文，写得真好。”这篇论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

郑先生自1979年以来，还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的主编工作。尽管年事已高，事情较忙，但他根据从事多年的教学、科研经验，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为团结一致搞好这项工作，打下了基础。1980年4月，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郑先生被选为该会的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1981年5月，并任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同年夏天，他还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会议，担任历史组的主持人。在会上评议出全国第一批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学者。

郑先生一贯热爱教育事业，坚持再忙也要多教课，教好课，从1921年开始登上大学讲坛，一直到病故的1981年上学期，始终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对于教学六十年如一日地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讲课前总是认真备课，并不因教了一辈子书已经“驾轻就熟”而无须准备。他在解放前后培育了不少专家学者及史坛新秀。如曾任宗教研究所所长任继愈、民族研究所副所长傅懋勣、北京大学考古学教授阎文儒，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玉哲、杨志玖等等，都是他早年的学生。可是提到这些专家教授时，他却总是说：他们当年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学习的时候，名流风会，大师云集，他们受教于语言学家罗常培、古文字学家唐兰、哲学家汤用彤，历史学家向达、陈寅恪等许多名家。他们的成就，系受益于名师，同时也是自己勤奋努力的结果。他总是那样谦虚笃实，最不肯邀功；而他的学生对他，始终如一地尊敬与爱戴。

郑先生1963年春担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79年10月又被重新任命该职。1981年10月，在南开大学为他举办的执教六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同意他的请求，免去他副校长职务，改任顾问，同时对他六十年来的教学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郑先生对这次大会深为感动。他在会上表示，要“身处第二线，心怀第一线”，今后仍然要把教学和科研工作做好。

郑先生于1964年及1978年先后当选为第三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还担任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1980年及1981年连续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及特级劳动模范，并于1980年10月以八十一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

郑先生严于律己、平易近人，一贯乐于助人，尤其对年轻后学更是爱护备至。不仅在学业上孜孜不倦热心培养，在生活上亦乐于助人，这被传为佳话。郑先生为人谦虚谨慎，廉洁奉公，不尚浮华，不图虚名，生活俭朴，道德高尚。他长期负责行政工作，在龌龊的旧社会中，洁身自好，一尘不染。他在西南联大任总务长期间，历尽艰辛为学校筹集经费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博得师生拥护；在北大担任校方负责人时，宁肯自己出钱私赁房屋，而不住公家宿舍；自己未出过国，但经他推荐和用其他方式协助而出国的教授、学生比比皆是，他总是把方便和荣誉让给别人。他中年丧偶，操家自持，长期过着独身生活，但从来乐观。处于逆境中，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自卑气馁。在十年动乱中，子女被下放农村，生活无人照顾，他亦泰然处之，不以为意。他积累数十年的卡片，在十年浩劫中大多散失，他并不灰心，仍然日夜勤奋，从头作起。尽管年事已高，但对教学、科研工作，坚持不懈，直至1981年上半年，他仍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上，为学生讲授史学研究法的课程。

郑先生身体素来健康，每天坚持散步，数十年如一日。1981年下半年，他工作异常繁忙，连续参加了几个会议。暑假中，在开了一个月的会之后回津，学校安排他去海滨休养，他也未去。1981年10月，他去武汉参加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并在会上发言。11月，郑先生还在关心南开大学设立明清史研究中心事，并为这一计划亲自起草报告。他还计划在天津召开第二次明清史国际会议，并为这一工作操劳。12月14日，郑先生在参加全国人代会后，急于回津参加《中国历史大辞典》的明史、清史分册编委会议及十七日在津召开的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会。不料在京期间即已感冒，下车后抵家即觉发烧。12月17日住院治疗。终因积劳成疾，竟至一病不起。1981年12月20日中午，郑先生因上呼吸道衰竭，不幸病逝，终年八十二岁。

郑先生去世后，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同志发来唁电说：“郑天挺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在长期执教中，为培育我国史学人才竭尽心力；对中国史学的研究，特别是明、清两代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国内外史学界享有很高声誉。政治上，郑天挺同志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不断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光荣的共产党员。他在垂暮之年仍壮志满怀，为在南开大学建立明清史研究中心而积极努力。他的不幸逝世，对我国教育事业和史学界都是一大损失。”

（原载《文献》1989年第4期。略有修改增补） qgmc/9/2ReNshxStRaoet/ZH+Xjf6SqwOMvEHKwyAKudHpYzxgE+ocQAcf4a/Z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