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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又称《黄石公素书》，相传作者是秦末汉初著名谋略家张良的老师黄石公。本书不仅以精炼的格言总结了前人修身、治国的世间智慧，而且从作者生平到传承过程，都充满了浓郁的世外神秘色彩。切实可行的世间智慧与云笼雾罩的神秘色彩相融合这一特点，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本书内容的膜拜程度，北宋宰相张商英就对全书的思想给予了至高无上的评价，认为即便是古今圣贤，其思想也没能超越《素书》。
按照一些史书以及北宋宰相张商英《素书序》的记载，《素书》的传授者是秦汉之交极具神秘色彩的黄石公。关于黄石公的生平，《史记·留侯世家》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
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穀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冢）。每上冢伏腊，祠黄石。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张良为了替自己的韩国报仇，便与力士埋伏在博浪沙（又名博狼沙，在今河南原阳东南）袭击出巡的秦始皇。袭击失败后，张良逃亡到了下邳（今江苏邳州）。有一天，张良在下邳的一座桥上漫步，有一位老人，穿着粗布衣服，走到张良身边，故意把自己的鞋子弄掉到桥下，然后对张良说：“小子，你下去把鞋子给我捡上来！”贵公子出身的张良听后十分惊讶，很想揍他一顿，因为见他年纪实在太大，就勉强忍下怒气，下去把鞋子捡了上来。老人说：“你给我把鞋子穿上！”张良已经替他把鞋子捡了上来，于是就跪着又替他穿上鞋子。老人把脚伸出来让张良为他穿好鞋子，然后笑着走了。张良非常吃惊，就目送着离去的老人。
老人走了大约一里路左右，又返了回来，说：“你这个孩子值得教导啊。五天以后天亮时，与我在这里见面。”张良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就跪下说：“好的。”五天以后天刚亮，张良就到了那里。老人已经先在那里等着，生气地说：“跟老人约会，反而迟到，为什么呢？”老人走了，临走时说：“五天以后早点来见面。”五天以后鸡刚叫，张良就去了，老人又先在那里等着，又一次生气地说：“你又迟到了，这是为什么呢？”老人走了，临走时又说：“五天后再早一点儿来。”五天以后，张良不到半夜就到了。过了一会儿，老人也来了，高兴地说：“应当像这个样子。”老人拿出一本书，说：“读了这本书，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了。十年以后你就可以出去干一番大事业了。十三年以后，你小子可以在济北（今山东泰安一带）见到我，穀城山（今山东平阴西南）下的那块黄石头就是我。”说完就走了，没有再讲别的话，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人。天亮后，张良翻看了老人送的这本书，原来是《太公兵法》（张商英等人认为《太公兵法》就是这本《素书》）。张良因此觉得这本书非同寻常，于是就经常学习、研读它。
张良与老人分别十三年以后，当他跟随汉高祖刘邦经过济北的时候，果然看到穀城山下的那块黄石，于是就把它取回来，很好地保护起来并祭祀它。张良去世后，就让人把黄石与自己安葬在一起。此后人们每逢扫墓以及伏日、腊日祭祀张良的时候，也同时祭祀黄石。
按照《史记》的记载，这位老人为黄石所化，所以被称为“黄石公”；又因为是张良在圯上遇到的，所以又被称为“圯上老人”。黄石变为老人，不仅在今人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就连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也感到不可思议：“太史公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史记·留侯世家》）这里说的“物”指各种精怪。信者存信，疑者存疑，司马迁记载了这一传说，其来源只有两个，一是黄石公本人，一是张良。
黄石公的身世本来就被《史记》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再经一些好奇喜怪者的添油加醋，这一传说就变得越来越离奇：
《诗纬》云：“风后，黄帝师，又化为老子，以书授张良。”亦异说。（《史记索隐》）
《诗纬》是汉代人伪托孔子所写、与《诗经》相配的一部纬书。风后是传说中黄帝的老师、宰相。《诗纬》说，是风后化身为老子，把这部书送给了张良。意思是，黄石公就是老子。这种说法自然更不可信，然而这些神话传说的不断叠加，使黄石公的身份变得越来越神秘。再到后来，甚至有人假借黄石公的名义去改朝换代：
会稽剡县有山，名刻石。父老相传云：“山虽名刻石，而不知文字所在。”升明末，县人兒袭祖行猎，忽见石上有文字，凡三处，苔生其上，字不可识，乃去苔视之，其大石文曰：“此齐者，黄石公之化气也。”立石文曰：“黄天星，姓萧，字道成，得贤帅，天下太平。”（《南史·齐本纪上》）
在这里，黄石公竟然又化身为南朝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另外，不仅《素书》作者很神秘，这本书的流传也很神秘。据《史记》记载，黄石公传给张良的书是《太公兵法》，又称《太公书》。《隋书·经籍志三》则认为黄石公传授给张良的是《三略》：“《黄石公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又有《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到了北宋时期，宰相张商英则言之凿凿地认定黄石公传授给张良的是《素书》：
黄石公《素书》六篇。按《前汉》列传，黄石公圯桥所授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呜呼！其慎重如此。（《素书序》）
张商英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三个信息：第一，黄石公传授给张良的书，既不是《太公兵法》，也不是《三略》，而是《素书》。第二，张商英介绍了这本书的来历，是晋代盗墓人在张良的墓中挖掘出来的。如果这一信息是真实的，我们也可以认定黄石公传授给张良的是这本《素书》。第三，书上写有传授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如何传授这本《素书》，似乎还有神灵在暗中监视，这就使本书又增添了一层浓厚的宗教色彩。
关于《素书》是否真为黄石公所撰，古人已经有所怀疑，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就认为《素书》是一部依托之作，甚至怀疑就是张商英本人所撰。这一说法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但我们认为，说《素书》是张商英伪作，证据是不充分的。理由如下：
第一，罗陵博士在他的《〈素书〉非张商英伪撰考述》（《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5期）一文中考证，在张商英之前，已经有人引述过《素书》中的内容。
第二，我们难以寻到张商英作伪的动机。伪造典籍，无非是为了名利，张商英二十一岁中进士，后来逐步升任宰相。作为一代宰相，他似乎没有必要为了名利而在这样的事情上作伪，因为作伪的事情一旦暴露，将会极大地损害张商英的声誉与形象。
第三，张商英夫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张商英号“无尽居士”，还写了为佛教辩护的《护法论》。而“不妄语”是佛教的大戒之一，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他不会、也没有必要去如此辛苦地编造一个谎言。
第四，比张商英更早的《太平广记》卷六已经明确记载黄石公授予张良的是《素书》：“子房佐汉，封留侯……赤眉之乱，人发其墓，但见黄石枕，化而飞去，若流星焉。不见其尸形衣冠，得《素书》一篇及兵略数章。”《太平广记》的主编李昉的生卒年是925—996年，张商英的生卒年是1043—1121年，李昉比张商英早一百年左右，再考虑李昉是转述前人的记载，可见黄石公授《素书》一事早在社会上流传。虽然这一传说带有神话性质，但至少可以证明张商英的《素书序》是有些许依据的。
第五，王安石、苏东坡也认定黄石公授予张良的是《素书》。王安石在《张良》一诗中说：“《素书》一卷天与之，穀城黄石非吾师。”苏东坡在《回先生过湖州……》一诗中也说：“但知白酒留佳客，不问黄公觅《素书》。”由此可见，握有广泛信息资源的两位北宋宰相王安石、张商英，以及博学的苏东坡都认为《素书》不是伪书。王、苏二人应该有自己的史料依据，不然的话，他们也不会为比自己年轻的张商英背书。
《素书》问世在当时应该是一件学术大事，张商英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凭空捏造出一本《素书》。当然，我们的这些推论，仅供读者参考。至于《素书》究竟是否黄石公所撰写与传授，还有待学界继续探讨。
关于“素书”二字的含义，《素书》本书没有做任何解释，张商英在为《素书》作注时，也没有解释。我们依据“素书”二字，可以做两种理解。
第一，“素书”指写在白色丝绢上的书。
素，指没有染色的白色丝绸。“素书”一词出现很早，《古诗源》卷一说：“《灵宝要略》：吴王阖闾出游包山，见一人，自言姓山名隐居。阖闾扣之，乃入洞庭，取素书一卷呈阖闾。其文不可识，令人赍之问孔子，孔子曰‘丘闻童谣’云云。”按照这一说法，早在孔子时代，人们就把写在白丝绸上的书叫“素书”。但这一记载带有传说性质。到了汉代，有一首题为蔡邕所撰的《饮马长城窟行》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由于语言习惯，纸张出现之后，人们仍然把写在纸上的书信称为“素书”：“不见故人十年余，不道故人无素书。”（杜甫《寄岑嘉州》）
西汉时期，人们用来写作的主要工具依然是竹简或木简，《史记·滑稽列传》记载，东方朔写给汉武帝的奏章“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那么写有一千多字、可以藏于玉枕之中的《素书》就不可能是写在竹简上，而只能是写在丝绢上。因为丝绢是白色的，所以就按照习惯，称之为“素书”。换言之，《素书》的书名是依据其制书形态而命名的。
依据制书形态命名，史有先例。比如先秦的《竹刑》就是如此：“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左传·定公九年》）春秋时期郑国人邓析私自修订了一部法律，因为这部法律是写在竹简之上，故称“竹刑”。既然写在竹简上的刑法可以称之为“竹刑”，那么写在白色丝绸上的书籍自然也可以称之为“素书”。
第二，“素书”是指论述基本原则的书。
素，在古代还有基本、根本的意思，那么“素书”的含义就是“论述基本原则的书”。《黄帝四经·经法·道法》说：“能至素至精，悎弥无刑，然后可以为天下正。”意思是：“圣人能够明白万物的本质，懂得精微的道理，心胸宽广而不固执于一端，然后就可以成为天下的领导者。”《论语·八佾》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意思是：“子夏问道：‘“美好的笑容真是漂亮啊，美丽的眼睛黑白分明啊，洁白的皮肤上还加上了绚丽的装饰啊。”这几句诗歌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要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后再在上面进行彩绘。’子夏问：‘礼乐应该放在仁义之后吗？’孔子说：‘能够启发我的是你子夏啊！现在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这里虽然只是个比喻，但孔子与子夏师生同样把“素”视为做事的根本。因此，把“素书”理解为“论述基本原则的书”也是完全合理的。
其实，以上两种解释并不矛盾，完全可以把这两种解释结合起来去理解《素书》书名的含义。除了以上两种解释外，也有人把“素书”二字理解为“简单朴素的书”，意思是说，《素书》这本书讲的道理都很简单朴素，很容易理解。
《素书》全书仅一千三百三十六个字，大部分是由格言式的文字构成，文字虽然简单朴实，而含义却深邃奥妙，且涉及面较广。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哲学思想。
《素书》开篇就说：“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惠恻隐之心，以遂其生成。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原始章》，以下引《素书》仅注篇名）道与德是道家最为重视的概念，道是宇宙间所有规律、真理的总称，德是每个人从道那里所获取的天性与学识；仁、义、礼则是儒家特别重视的概念，是治理国家、处理人际关系的最基本原则。《素书》把道、德、仁、义、礼这五者综合在一起，实际也就是把道、儒两家的思想融为一体，作为自己思想体系中的基本概念。《素书》把哲学性的道、德与伦理性的仁、义、礼融而为一，为道、德这两个较为虚化的哲学概念找到了落实之处，反过来，也为仁、义、礼这些伦理原则找到了自己的哲学依据。作者的这一融合是非常成功的，在让悬浮的道、德观念落到实处的同时，也为仁、义、礼的实施找到了它们的合法性。
第二，治国原则。
《素书》讨论哲学思想的文字不多，其主要关注点在治国、处世方面，这也是张良之所以能够以本书为依据而辅佐刘邦平定全国的原因所在。
1．以德为主、以法为辅的治国理念。《素书》主张要在道、德的指导下，运用仁、义、礼治理国家，这实际就是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具体运用到了现实政治生活中去。在《正道章》中，作者要求君子、特别是做君主的，一定要做到品德高尚，一定要以仁义为基本国策：“德足以怀远。”《求人之志章》也说：“亲仁友直，所以扶颠。”作者重视仁、义、礼，相对较为轻视刑罚：“牧人以德者集，绳人以刑者散。”（《遵义章》）但又并非完全排斥刑罚，他说：“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原始章》）“怒而无威者犯。”（《遵义章》）刑罚、威严还是需要的。作者这一以德为主、以法为辅的治国主张明显是秉承了道、儒两家的治国理念。
2．重用贤人。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得人则昌、失士则亡这一亘古不变的现象，所以特别重视人才，为后人留下了武丁夜梦圣人傅说、周文王渭阳访求太公望、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史记·鲁周公世家》）等许多礼贤下士的美谈。《素书》也特别重视人才，同样认为“安在得人，危在失士”，提出“爱人深者求贤急，乐得贤者养人厚”（《安礼章》）的主张，认为爱民深切的君主一定会急切求贤以治理百姓，乐于得到贤人的君主给予贤人的待遇一定会非常丰厚。
3．重视农业。重视农耕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老传统，因为“一农不耕，民有为之饥者；一女不织，民有为之寒者。”（《管子·揆度》）《素书》同样强调农耕的重要性，《安礼章》说：“饥在贱农，寒在惰织。”作者认为人们挨饿的原因，就在于不重视农业生产；人们受冻的原因，就在于不努力养蚕织布。可以说，重视农业是自先秦至近代所有王朝的基本国策，直到今天，这一基本国策依然行之有效。
4．治国者要以身作则。《安礼章》说：“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详体而行，理身、理家、理国，可也！”作为一个国家领导者，放纵自我而去教育别人，别人肯定不会听从这些教育。因此君主必须先端正自我，然后再去教化别人，这样别人才会服从这些教化。作者认为，这种方法可以运用到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等各个方面。这与老子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以及孔子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完全一致。想让一个极端自私、无恶不作的君主把民众引导到公而忘私、积德行善的道路上去，无异于天方夜谭。
5．主张保持国策的稳定性与持续性。《道德经》六十章提出了千古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大国就像烹调小鱼一样，不能反反复复地折腾它，否则就会导致国家衰败乃至灭亡。王莽就是一个因为折腾而导致国破家亡的典型案例。《素书》继承这一治国理念：“上无常躁，下无疑心。”（《安礼章》）君主的行为不要变化无常，那么臣下就不会产生猜疑之心。强调“后令缪前者毁”（《遵义章》），政令不能保持其稳定性与持续性，朝令夕改，前后不一，一定会导致治国失败。
第三，个人修养。
《素书》不仅具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而且对个人修养也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实际上，个人修养与其哲学思想、政治主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是后二者的起点。《素书》提出的个人修养原则很多，甚至有些琐碎，我们择其主要的几点介绍：
1．要求做到清净少欲。《求人之志章》说：“绝嗜禁欲，所以除累。”这一原则与道、儒、释三家思想都是吻合的。道家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道德经》十九章）儒家也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而佛教更是以禁欲著称。清净少欲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健康、安全，也有利于保持清醒的头脑与敏锐的观察能力，这些自然也会有利于治国理民。
2．要做到真诚。《本德宗道章》说：“神莫神于至诚。”作者认为，最神奇的效验，莫过于至真至诚。这与儒家思想是相通的：“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礼记·中庸》）这一思想，为数千年以来的所有人接受，从而形成“精诚所加，金石为开”（《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这一至理名言。
3．博学切问。《求人之志章》要求人们广泛学习，多向老师请教一些切实问题：“博学切问，所以广知。”这一主张明显是继承了孔子师生的主张：“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这里说的“学”，即包括“学”品德，也包括“学”知识。
4．主张“恭俭谦约”。《求人之志章》要求人们待人恭敬、勤俭节约、谦虚谨慎、自我约束。关于这四种美德的重要性，我们在《求人之志章》的“解读”中有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5．修己以待时。《原始章》说：“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作者要求君子把道、德、仁、义、礼五者融于一身，然后就怀抱着这些治国才华安静地隐居起来，如果时机来了，就欣然出仕做官，建立盖世之功；如果遇不到恰当的时机，那就安心隐居终身。这一处世原则与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是一致的，这也是历代士子特别欣赏的一种处世态度。
《素书》的大部分内容属于格言式的文字，它几乎把历史上所有的经验与教训都用一两句话予以概括，所以尽管《素书》篇幅不多，而内容却极为丰富。比如本书还主张，无论是修身还是治国，都要做到坚持原则、鉴古知今、体察下情、足智多谋、廉洁奉公、守柔忍辱、知足常乐、避免邪恶言行，切忌沉溺酒色，避开嫌疑之地，注重深谋远虑，亲近正直之人，远离邪恶之徒，学会推古验今，做事三思后行，懂得守经达权，顺应客观局势，如此等等。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阐述，读者可参阅有关章节。
由于《素书》的来历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所以后人对该书的价值有褒有贬。褒扬者以这种神秘色彩为依据，视《素书》为奇文神书；贬抑者也是因为该书被神秘色彩云遮雾罩，而怀疑该书出身不正，来路不明，因而不予重视。
进士出身、官至宰相的张商英对《素书》的评价极高：
黄石公，秦之隐君子也。其书简，其意深；虽尧、舜、禹、文、傅说、周公、孔、老，亦无以出此矣。然则黄石公知秦之将亡，汉之将兴，故以此书授子房。而子房岂能尽知其书哉！凡子房之所以为子房者，仅能用其一二耳。（《素书序》）
在这段话中，张商英讲了两层意思，一是认为《素书》文字简练，含意深邃，即使像唐尧、虞舜、夏禹、周文王、傅说、周公、孔子、老子这样的圣贤，他们的思想、学说也没能超越《素书》。二是认为《素书》思想极为深刻，即使像张良这样的智者，也无法完全理解这部书的深邃含意；张良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大的功业，就是因为他还有能力去使用《素书》中十分之一二的智慧而已。这实际上把《素书》放置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于任何一种事物，人们都会见仁见智。《素书》也是如此，对它褒扬者有之，贬抑者也有之。南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一说：
《素书》一卷。右题黄石公著，凡一千三百六十六言。其书言治国、治家、治身之道，厖乱无统，盖采诸书以成之者也。
《无尽居士注素书》一卷。右皇朝张商英注。商英称《素书》凡六篇，按《汉书》黄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玉枕中获此书。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晁公武这两段话也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素书》是拼凑群书而成，显得杂乱无章。二是对于张商英（又号无尽居士）在《素书序》中讲的话，没有人相信。
仔细分析张商英与晁公武二人对《素书》的评价，就会发现两人的评价角度是不一样的。张商英是从思想的角度去审视该书，正是因为《素书》博采了群书中的精华，所以给予了极高评价；而晁公武则以目录学家、藏书家的身份，从《素书》的真伪角度，给予了该书较低的评价。我们作为一般的读者，主要是希望能够从《素书》中汲取到自己所需的思想营养，因此，《素书》的真伪这一无法定论的疑难问题，并不妨碍我们从中获取古人的智慧。
《素书》虽然无法与《道德经》《论语》等经典作品相比，但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第一代宁王就对本书很感兴趣，并注释过《素书》：“宁献王权《注素书》一卷。”（《明史·艺文志三》）《素书》不仅受到王侯的重视，也受到皇帝的重视。《清史稿·达海列传》记载：
达海幼慧，九岁即通满、汉文义。弱冠，太祖召直左右，与明通使命，若蒙古、朝鲜聘问往还，皆使属草；令于国中，有当兼用汉文者，皆使承命传宣，悉称太祖旨。旋命译《明会典》及《素书》《三略》。
达海是清初朝廷文馆领袖，精通满、汉文字，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在满人还没有入统中原的时候，就命令达海把《素书》翻译为满文，由此可以推知该书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素书》不仅进入帝王的视域，也受到士人的重视，作为政治家、文学家的王安石就把《素书》及张良的故事写入诗中：
留侯美好如妇人，五世相韩韩入秦。倾家为主合壮士，博浪沙中击秦帝。脱身下邳世不知，举世大索何能为。《素书》一卷天与之，穀城黄石非吾师。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项羽如婴儿。从来四皓招不得，为我立弃商山芝。洛阳贾谊才能薄，扰扰空令绛灌疑。（《张良》）
王安石这首诗歌不仅歌颂了黄石老人与张良，更为重要的是，他与张商英一样，认定《素书》不是伪书。苏东坡也在诗中写道：“世俗何知贫是病，神仙可学道之余。但知白酒留佳客，不问黄公觅素书。”（《回先生过湖州……》）清代文人龚炜对《素书》更是持全面肯定的态度：
《素书》六编，语语切要，而词旨较《阴符》亦易明了，真圣贤经世之书也。其称《太公兵法》，盖黄石公逆知天下将乱，佐命立功之士，非兵法不足以动其欣赏；兵法不出于太公，不足以坚其诵读，故假托以授子房耳。此书即黄石所著无疑。（《巢林笔谈》卷三）
龚炜首先赞美《素书》语语切要，简单明了，是一部可以经世理国的圣贤之作。其次还解释了《素书》与《史记·留侯世家》记载的《太公兵法》的关系。龚炜认为，《史记》记载“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而《太公兵法》就是《素书》，黄石公之所以把《素书》改名为《太公兵法》，是因为他知道不改名为“兵法”，不足以引起张良的阅读兴趣，改名为“兵法”而不假借“姜太公”之名，不足以坚定张良对此书的信赖。这一解释虽不足以凭信，但也能自圆其说。
《素书》不仅受到世俗社会的欢迎，对宗教也产生较大影响。在宋代之前，人们就往往把神秘的以养生求仙为宗旨的许多道教典籍称为“素书”，如：“仙观雨来静，绕房琼草春。素书天上字，花洞古时人。”（张籍《灵都观李道士》）“安期再拜将生出，一授素书天地毕。”（韦应物《马明生遇神女歌》）这里的“素书”，都是泛指写在白色丝绸上的神仙之书。北宋初年的《太平广记》卷六就已经直接把黄石公、张良、《素书》与修炼成仙联系在一起：
子房佐汉，封留侯，为大司徒。解形于世，葬于龙首原。赤眉之乱，人发其墓，但见黄石枕，化而飞去，若流星焉。不见其尸形衣冠，得《素书》一篇及兵略数章。子房登仙，位为太玄童子，常从老君于太清之中。其孙道陵得道，朝昆仑之夕，子房往焉。
正是因为《素书》与道教神仙具有某种联系，所以到了明代正统年间，《素书》就被正式收入《正统道藏》（共收入两个版本，魏鲁注《黄石公素书》一卷，张商英注《黄石公素书》一卷），成为道士修炼的教科书之一。
《素书》自宋代问世之后，翻刻的版本较多。《宋史·艺文志六》记载：“《素书》一卷，张良所传。”可见宋时《素书》已经广为流传。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主要有明刻《二十子全书》本、《道藏》本、《先秦诸子合编》本等。我们采用的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与扫叶山房编辑的《百子全书》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因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是经过官方筛选、认证过的明刻本，具有较强的可信度与权威性。扫叶山房是一家历经明清与民国、存时长达三四百年的老牌书店，其刻本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其中以《四库全书》本为主，校以《百子全书》本，两个版本不同处，我们择优而取，凡是改动之处与不同之处，都在注释中予以说明。关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收录的《素书》版本，其后附录的《黄石公素书后跋》有介绍：
右《素书》一帙，盖秦隐士黄石公之所传，汉留侯子房之所受者。词简意深，未易测识，宋臣张商英叙之详矣，乃谓为不传之秘书。呜呼！凡一言之善，一行之长，尚可以垂范于人而不能秘。是书黄石公秘焉，得子房而后传之。子房独知而能用，宝而殉葬，然犹在人间，亦岂得而秘之耶！
予承乏常德府事，政暇取而披阅之。味其言，率明而不晦，切而不迂，淡而不僻，多中事机之会，有益人世。是又不可概以游说之学、纵横之术例之也。但旧板刊行已久，字多模糊，用是捐俸余翻刻，以广其传，与四方君子共之。
弘治戊午岁夏四月初吉蒲阴张官识。
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四库全书》收录的《素书》为明代刻本，“弘治”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年号，起于1488年，止于1505年，共使用十八年。“戊午”指戊午年，即1498年，即弘治十一年。初吉，指每月的初一。蒲阴是地名，在今河北安国，是张官的出生地。张官的生平事迹，史料所载不多，《明孝宗敬皇帝实录》卷一百四十九记载：“弘治十二年……升湖广常德府知府张官为山西行太仆寺卿。”结合“予承乏常德府事，政暇取而披阅之”的记载，这就是说，张官是在任职常德（今湖南常德）知府期间，用自己的官俸，根据“字多模糊”的旧版，再次翻刻了《素书》。张官对《素书》主要持肯定态度，认为该书说理明确而不晦涩，论事切中要害而不迂腐，语言平实而不偏激，对事物的发展变化有深刻的把握，有益于为人处世。
《素书》言简意赅，原文仅一千三百六十六字，为便于连贯阅读，书末还附录了四库全书本《素书》原文（附宋·张商英注）。《素书》的传世经历又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为了更好地理解本书，我们还附录了三篇史料：
第一篇，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留侯世家》。这是因为按照正史（如《史记》《汉书》）记载，黄石公唯一的弟子是张良，而《留侯世家》记载了张良一生的事迹。张良的行事与《素书》所主张的原则相符，通过张良的事迹，可以更好地理解《素书》所阐述的许多原则。另外，《留侯世家》还记载了黄石公的部分事迹。
第二篇，晋代皇甫谧的《高士传·黄石公》。《高士传·黄石公》记载了黄石公的主要事迹，其内容主要来自《史记·留侯世家》，但一些细节也稍有不同，而且叙事较为集中。
第三篇，宋代张商英的《素书序》。在这篇《序》中，张商英不仅告诉读者这本《素书》的由来，解释张良是如何按照《素书》中的原则去辅佐刘邦，而且对《素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来甚至有人怀疑《素书》就是张商英伪造的。
《素书》文字虽然不多，但大多都是极为精炼的格言，每一句格言都包含着无数代人的经验与智慧，因此其内涵极为丰富。由于我们的学识所限，在解释文字时，在使用事例阐述这些格言所蕴含的道理时，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望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张景 张松辉
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