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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巨著。《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基本格局。它记事始于黄帝，讫于太初，时间跨越2000余年。司马迁开创的纪传体，为历代史家所仿效；《史记》叙事，以华夏民族为主体，同时也记载了周边国家和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世界史的规模；《史记》以人物为中心的叙述方式，为传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铺平了道路。司马迁写《史记》，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研究历史，注重考察社会发展的终始变化，探究国家治乱兴衰的规律，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将史学提升到了新的境界。《史记》在经学、史学、文学、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史记》从开始撰写到最后定型，经过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两代人的努力。司马迁的祖先世代典掌周史。他的父亲司马谈在建元元封之间长期担任太史，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司马谈精通诸子之学，他的《论六家要指》，对阴阳、名、法、儒、墨、道各家学说的评析精到中肯，第一次从学派和学术流变的高度展开学术批评，并且建立了学术批评的客观标准，是一篇极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司马谈有意继《春秋》而作史，以创作《史记》为己任，在他生前已经开始了《史记》的撰写，但他的工作并未最终完成。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病危，嘱咐司马迁完成《史记》，司马迁在父亲面前郑重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
。
《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载司马迁十岁时诵读古文，二十岁开始南游江、淮，在南游之前数年间，他曾向董仲舒请教过《春秋》之学，向孔安国学习过古文《尚书》。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迁出使西南夷还，此年，他的父亲司马谈去世。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任太史，开始“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从事写作的资料准备。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积极倡导且参与制订的《太初历》完成，他也正式开始《史记》的写作。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得罪武帝，被处以腐刑。《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中书令”是皇帝身边的近臣，当时都是由宦者担任。遭受腐刑，对司马迁而言是奇耻大辱，面对严酷的身心摧残和生死抉择，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司马迁更加坚定了完成《史记》的决心。征和二年（前91），《史记》已经基本完成。《报任安书》称《史记》分为十表，十二本纪，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百三十篇。《自序》叙述全书及各部分篇数，与《报任安书》全同，而详载各篇提要，总括全书字数为“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声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自序》完成之时，《史记》已经定稿。司马迁卒年无考，大致应在武帝末年。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太史公”、“太史记”，据现存资料，知东汉桓帝时已用《史记》替代“太史公书”之名
。
《史记》叙事，始自黄帝，下讫太初。《自序》云“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又云“汉兴已来，至于太初百年”；《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云“汉定百年之间”，又云“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云“天下初定，……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列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六栏，亦以太初为下限；《惠景间侯者年表》因太初时侯国无变化，故以“孝惠七”、“高后八”、“孝文二十三”、“孝景十六”与“建元至元封三十六”并列。《天官书》云：“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司马迁认为，百年是观察历史的重要周期。自高祖元年（前206）至太初四年（前101），历时105年，正合百年之数。因此，以太初为下限，体现了司马迁的历史观和天人观，也包涵着他研究历史的方法。《自序》说“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太初下限的确定，也与其时汉朝文治武功臻于鼎盛有关。上述二者结合，太初下限显得自然而且合理。今本《史记》中涉及太初以后之事，多非《史记》原作。
《史记》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都有明确交代。但在司马迁去世之后不久，《史记》便已残缺。《后汉书·班彪传上》引《略论》说：“（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汉书·艺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所谓“有录无书”，指刘向、刘歆虽有著录，而其书已亡。《汉书·艺文志》依据刘歆《七略》节缩而成，而《七略》多本于刘向《别录》，据此可知刘向、刘歆时《史记》已有亡佚。实际上十篇的亡佚，当更在刘向父子之前。在宣帝、元帝时，褚少孙就说自己求《三王世家》、《龟策列传》而不能得，褚少孙未能尽见诸本，所以不敢断言其存亡，实则其篇已佚。
《汉书·司马迁传》云：“（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张晏曰：“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讨论十篇存亡，多有争议：有以为十篇草创未成者（如刘知几），有以为部分亡佚者（如吕祖谦），有以为十篇未亡者（如李长之）。近人余嘉锡著《太史公书亡篇考》，折衷群言，详加考证，多精当之论。
《孝景本纪》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
《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载王肃对魏明帝说汉武帝“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据此知《景帝本纪》、《今上本纪》曹魏时犹缺。《史记》各本纪，都是记言记事并重，人物对话、诏书奏议多载其中，今本《孝景本纪》绝无记言之文，与其余各篇体例迥异。又此纪纯用编年体，记事极为简略，记载吴、楚之乱，仅寥寥数十字，关于七国作乱及其平定过程，都付之阙如，不但有违《自序》，也与其他各篇判然有别。
《孝武本纪》《史记》各篇，未有移甲当乙，彼此重复者。今本《孝武本纪》移录《封禅书》凑合成篇，当是出于后人补窜。司马迁作史时，武帝尚在，所以《自序》称“今上本纪”，今本此篇标“孝武本纪”，已与作者原意相违。文中多称武帝为“孝武皇帝”，而“今上”、“今天子”的称号也夹杂其中。全篇只载封禅之事，而武帝外攘夷狄，内修制度，改正朔、易服色诸事，一概不录，与《自序》所言，相去甚远。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史记》各表，都有序言，独有此篇无序，当是因为原文亡佚的缘故。此表下限至于鸿嘉，而且称成帝的谥号，明显为后人追记。《自序》说，作此表意欲“贤者记其治，不贤者彰其事”，而今表中“大事记”一栏，皆列国家大事，将相仅载封薨诛免，不记其发明建树，也不载其秽行劣迹，所以余嘉锡认为此表“其治未记，其事不彰”，“表与录不相应，其不出太史公手明甚”
。
《礼书》《自序》说“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今本《礼书》不能详述三代礼制之损益变化，截取《荀子》之《礼论》及《议兵》，空发议论，敷衍成篇，当非司马迁原作。张照云：“（《礼书》）割裁《礼论》之文，横加‘太史公曰’四字作《礼书》赞，则谬戾已甚，恐褚先生不至是。”
《乐书》《自序》说作《乐书》是为了“比《乐书》以述来古”，“来古”指古来之事。今本《乐书》取《礼记·乐记》成篇，虽洋洋洒洒，议论可观，对于古往今来音乐之变化，则草草了之，不仅与《自序》格格不入，而且完全不合八书叙事之体。
《律书》《自序》说“《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故作《律书》。张晏列十篇亡书，有《兵书》，无《律书》，余嘉锡亦以为当作“兵书”
。据《自序》“兵权山川鬼神”之语，其说可信。今本《律书》，唯篇首略言兵律相关之意，其后忽而言兵，忽而言律，而两者泾渭分明，渺不相涉。且篇中没有提及《司马法》，也没有提及太公、吴起兵法，明显与《自序》不合。
《三王世家》《史记》记载皇子封国及同姓诸侯之事，必详载其出生、封年及相关事迹。今本《三王世家》仅载诏书而无一语涉及传主事迹，罗列封策三王之文而又不载年号，甚至不详何帝何朝，在《史记》中，也是绝无仅有。褚少孙补《三王世家》说：“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编列其事而传之，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据此，今本《三王世家》封策文为褚氏所著无疑。
《傅靳蒯成列传》《史记》每传以“某某者，某地人也”起始，高祖功臣有传者，乡邑都历历可考。傅宽、靳歙二人不书邑里，有违《史记》常例。《自序》云：“欲详知秦楚之事，维周緤常从高祖，平定诸侯。”今本《傅靳蒯成列传》记言之文仅二十余字，而蒯成侯传，寥寥百余字，几乎全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与其他各篇显然不同。余嘉锡据此以为《传》中所记，不足以详秦、汉之事
。
《日者列传》传中说：“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根据这几句话，似乎《日者列传》专为司马季主而作，传文也仅载季主一人。然而此传以“日者”为名，本是类传，不当专记一人事迹。《自序》说：“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据此知补作者不能详载齐、楚、秦、赵诸国日者之事，而只能以司马季主充数。
《龟策列传》《史通·编次》说《龟策列传》不合传体，当与八书并列，可谓一针见血。《史记》列传，以志人物。“龟策”谓以龟策卜筮之人，与《货殖列传》载从事货殖之人同出一理。《自序》云“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史记》原作，当略序三代诸国卜筮事，正是类传体例。补传者苦于不能详知三代及四夷卜筮之人物事迹，故有此不伦不类之作。褚少孙补《龟策列传》自称“臣往来长安中，求《龟策列传》不能得，故之大卜官，问掌故文学长老习事者，写取龟策卜事，编于下方”，知此篇非史公原作。
“续”与“补”，二者概念不同：“续”指接续《史记》增写太初以后之事（太初为《史记》记事下限），“补”指《史记》原篇既佚，而后人补其亡缺。
张晏云迁没之后，《史记》十篇亡佚，“元成之间，褚先生补阙，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
。张晏所云褚少孙补《史记》四篇，其中《三王世家》、《龟策列传》二篇，褚氏明言求《史记》原书不能得，因而补其缺，所补文字标明“褚先生曰”。《日者列传》虽未明言为补亡之作，但褚补文字俱在，亦称“褚先生曰”，褚氏为此篇补缺，应无疑义。褚少孙续史篇目有六篇，分别为《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亦皆标明“褚先生曰”。今本《孝武本纪》抄《封禅书》成文，篇中无“褚先生曰”，当非褚少孙手笔。钱大昕云今本《孝武本纪》“或魏、晋以后，少孙补篇亦亡，乡里妄人取此以足其数尔”
，颇有见地。至于《孝景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傅靳蒯成列传》六篇，为何人所补，今已难以一一考定。余嘉锡云：“张晏虽能知十篇之目，然于其六篇不言为谁何所补。虽明知《景纪》为刘歆、扬雄、冯衍、史岑等所记，而终不能得其主名。”
褚少孙续补《史记》的时间，据《三王世家》、《滑稽列传》、《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诸篇考察，当在宣、元之际。褚氏之后，继作者颇多。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说：“《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
班彪以为各家所撰续书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史记》，“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
，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百篇，而各家续书遂亡。
《史通·六家》：“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刘氏列六家，分别代表记言、记事、编年、国别、纪传体通史、纪传体断代史六种体例。其实，《史记》所采用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叙事模式，各种体例兼而有之。
《史记》采用综合性的叙述体例，与其所承载之历史内容有关。《史记》纵贯二千余年，此一时期，社会形态极为复杂：有王权高度集中的一统时期，有天子、诸侯相安无事的封建时期，有五霸迭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春秋时期，有七雄并峙的战国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莫能出此范畴。综合性的体例，完全适合于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内容的需要。《史记》就内容而言，是对前代史学的一次总结，就体例而论，亦是集大成之作。综合性的体例，其包容性和灵活性，远较单一体例为优，故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后来诸史，门类或有增减，名目或有异同，篇目或有损益，总体上却无法跳出《史记》牢笼，原因即在于此。
《史记》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系统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二千多年的历史。《史记》五体，各有分工：本纪录帝王或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巨大影响的人事；世家叙王侯贵族及其他重要人物；列传记社会各阶层人物活动及周边民族史实；表列王朝及诸侯大事；书载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之典章制度及事物。五体之中，本纪、世家、列传皆以人物传记为主。自《汉书》以下至《清史稿》，都有纪、有传，无一例外，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纪传体正史，《史记》的开创之功，不可磨灭。《史记》会通著史的方法和分类述史的书志体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纪传体通史。《史记》所载，始自黄帝，讫于太初，绵亘二千余年，所记内容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五帝三代，列国诸侯，天子后妃，王侯贵族，公卿大夫，学者、刺客、方技、游侠、佞幸、倡优、日者、龟策、货殖等各色人物，无不备录；四夷外国，乃至礼乐律历，兵权山川鬼神，天官食货，无不囊括其中。
司马迁生活的年代去古未远，他所见到的资料也相当丰富。
《自序》云“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王国维据此认为“秦石室金匮之书至武帝时未亡”
。汉惠帝四年，下诏废除秦挟书令，汉武帝时命丞相公孙弘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出现了“百年之间，书积如山”的情形
，“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据如淳注引刘歆《七略》，汉代藏书之处非一：“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足见其篇籍之富。
司马迁不仅“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广泛阅读国家所藏各种图书资料和档案文书，充分利用现成的文献，而且采取各种方法，多方收集资料，扩大取材范围。司马迁曾向孔安国问故；年轻时有过外出搜求诸侯史记的经历；他作过大量的调查访问，实地考察，接触相关人物，寻访口碑流传的资料，了解山川地理，民情风俗；他留意与历史有关的金石、图像、庙堂、车服礼器等文物建筑；他还注意收集民间歌谣、鄙谚俗语。司马迁重视文献而不为文献所囿，他搜索史料的目光几乎遍及与历史有关的一切领域。他曾经不无自豪地宣称：“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
司马迁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历史进行了全面的、立体式的研究。《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构成了一个纵横互补的立体网络。本纪、世家、列传与十表，实际上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纵的系统，而各体之间，乃至于世家、列传、年表、八书各篇之间，又都包含着丰富的横向交叉的内容。如此经纬交错的结构，周全详细的内涵，为前此一切史书所望尘莫及。
司马迁具有明确的历史演变的观点，他以“通古今之变”的历史眼光，对中国及周边国家的历史作了系统的研究，对中华民族作了追本溯源的考察。《史记》记事，自黄帝讫于汉武，纵贯二千余年。这一时期的史料，头绪繁杂，而且非常分散，主要见于《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楚汉春秋》等书，而诸子百家、诸侯史记及各种谱牒档案等所保存的资料，数量也相当可观。司马迁对这些散见于不同性质和编纂形式中的史料作了全面的清理总结，爬罗剔抉，去芜存精，将原先散乱的资料理出了清晰的线索，黄帝至舜五帝；夏禹至桀十七王；殷始祖至主癸十三世，成汤至纣三十帝；周祖后稷至姬昌十五世，武王至敬王二十五君；秦祖女修、大业至庄襄王数十世，始皇至子婴三帝；汉高祖刘邦至武帝六世。《史记》网罗旧闻，搜求遗佚，作了尽可能系统详实的记载。黄帝统一诸侯，建立国家，尧、舜禅让，夏、殷、周三代治乱兴亡，以至于楚汉得失，脉络清晰，一目了然。
吕思勉称赞《史记》“通史之弘著也”，他所理解的通史包括两方面的含义：“萃古今之事于一编，此通乎时者也。合万邦之事于一简，此通诸地者也。”
确实，司马迁研究历史的视野，要比他以前的学者开阔得多。他能以一种开放的目光，系统考察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少数民族政体的历史，研究中国和周边民族的关系史，从而形成世界史的格局。西周、春秋、战国时的一些重要国家，如吴、齐、鲁、燕、蔡、陈、卫、宋、晋、楚、越、郑、赵、魏、韩、田齐等，《史记》依世序先后，编年列事，都有系统载录。汉时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如匈奴、南越、东越、朝鲜、大宛、西南夷诸国，《史记》也都有详细记载。这一点，也是之前的史传无法比拟的。
汉代以前的史书，由于作者认识和体制的制约，大多偏重于政治一隅，所载多为天子、诸侯、公卿大夫等贵族的活动，叙国家大事则偏重于战争、祭祀、会盟、行人往来等，未能广泛记录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全面反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物传记序列。本纪主要记帝王；世家记王侯将相、世家大族及有影响的公卿大夫等；列传记载范围广泛，几乎无所不包：论学术则有老庄申韩、孟子荀卿、仲尼弟子、汉代儒林，文学则有屈原、贾生、邹阳、刘安、司马相如，他如循吏、酷吏、刺客、游侠、日者、龟策、滑稽、货殖、方技、佞幸等无不网罗其中。八书系统记载与社会关系密切的事物，如礼乐、律历、天文、郊祀、河渠、食货等，大大拓展了记叙范围。历史是人的活动的总和。生活在二千多年前的司马迁，以其亲身实践，第一次深刻地揭示出历史学的博大内涵。
总之，无论是就历史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这两个角度来看，还是就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史记》都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系统厚重的遗产。
《史记》的史料价值，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汉书·司马迁传》云：“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二字，反映出前人对《史记》史料价值的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史记》作为一部历史著作的价值，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一些原来有争议的记载也得到了确证。例如，《殷本纪》中有关殷代先公先王的载述，在殷墟甲骨文出土之前，其正确与否无从证实，学者对此疑信参半。自王国维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二文
，将殷代先公先王从卜辞中剔发了出来，使《殷本纪》所载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
无独有偶，2013年1月，陕西省眉县杨家村出土大批文物，其中有逨盘，此盘记载了单氏家族八代辅佐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考（孝）王、夷王、剌（厉）王、宣王十二位周王的相关事实，结合其他出土文献，完全证实了《周本纪》有关年代世系的记载。
甲骨文和逨盘等出土文献（文物），可以确证《史记》关于殷代和西周历史的记载是有可靠依据的。《夏本纪》和各世家的资料，也与此相类似。陈直说“太史公作《殷本纪》，合于殷虚甲骨文者，有百分之七十。推之《夏本纪》，虽无实物可证，亦必然有其正确性。……如《楚世家》之楚侯逆、楚王頵，皆与传世铜器铭文相符合。又如寿县蔡侯墓近出铜器群，倘无《蔡世家》，则蔡侯后期世系，即无从参考。”
下面举一个看似相反的例子。1973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的一种后来被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中有11章见于《史记》和《战国策》，另外16章是佚书。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其中有关“苏秦”的资料比较集中，且与《史记》、《国策》大相径庭。因而它的出土，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史记》、《国策》中有关苏秦的资料是否可信，一时成了人们注意的焦点。一些学者根据帛书，认为应该是张仪在前，苏秦在后，进而断言《史记》、《战国策》中涉及苏秦、张仪等人的数十篇相关记载是不可信的
。其实，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苏秦列传》赞语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说明司马迁见到过类似《战国纵横家书》的内容。
《六国年表》序言说，司马迁作此表主要依据《秦记》。《六国年表》记载苏秦、张仪的事迹共有九条：燕文公二十八年（前334），苏秦说燕；秦惠文王十年（前328），张仪相（《张仪列传》同）；秦惠文王后元元年（前324），相张仪将兵取陕；二年（前323），相张仪与齐楚会啮桑；三年（前322），张仪免相，相魏；八年（前317），张仪复相；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张仪来相；秦武王元年（前310），张仪、魏章皆出之魏；魏哀王十年（前309），张仪死。《六国年表》的资料多出自《秦记》，所以为秦连横六国的张仪材料多达八条，而有关苏秦的史料仅一条，但苏、张纵横的时间线索却仍相当清楚。《史记》中记载苏秦、张仪等人的事迹，有许多交互重叠之处，往往可以互证。如，《秦本纪》、《六国年表》、《张仪列传》载张仪相秦在秦惠王十年，《楚世家》在楚怀王元年，《赵世家》在赵肃侯二十二年，《韩世家》在韩宣惠王五年，六者完全吻合；《秦本纪》、《张仪列传》载张仪死在秦武王二年，《六国年表》、《魏世家》在魏哀王十年，四者在时间上也完全一致。《六国年表》载苏秦说燕在燕文公二十八年，《燕召公世家》同；《燕召公世家》苏秦死在燕王哙时，也与《苏秦列传》合。综合《史记》各篇记载，苏秦在前，张仪在后，应无问题。
刘向编校《战国策》，“略以时次之”，而《战国策》记载苏、张说纵横之辞都是苏秦在前、张仪在后，可见两人活动之先后。《战国策·楚策一》、《燕策一》皆称“张仪为秦破从连横”。《楚策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曰：“凡天下所信约从亲坚者，苏秦封为武安君而相燕，即阴与燕王谋破齐，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夫以一诈伪反覆之苏秦，而欲经营天下，混一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赵策二·张仪为秦连横说赵王》曰：“苏秦荧惑诸侯，以是为非，以非为是，欲反覆齐国而不能，自令车裂于齐之市。”这些资料证明，六国合纵和与秦连横是互相联系的，而张仪作为一个纵横家，他的主要活动是在苏秦遭“车裂”之后。刘向《战国策书录》说：苏秦合纵成功，“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又说“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刘向校理《战国策》，底本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诸名，这些材料是“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的底本，它们的定型，都在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之前（帛书写定当在汉初）。从文献流传的角度看，《战国纵横家书》不过是此类资料中的一种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刘向校定《战国策》时，苏秦、张仪的著作俱在。《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著录有“《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苏子》、《张子》为苏秦、张仪所著之书。除了《战国策》底本外，《汉书·艺文志》录有“从横十二家，百七篇”，这些资料也势必要涉及到倡导合纵连横的代表人物苏秦、张仪，这些篇章都由刘向亲自校定，依据如此丰富的原始资料，他应当不难审定有关苏、张事迹的真伪正误。
苏秦是首倡六国合纵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人物，他“为从约长，并相六国”，战国纵横家中除了张仪差可比肩外，更找不出第二人。合纵与连横，立场迥异，主张合纵的人很难托名张仪，因此“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非常合情合理。战国策士乐于托名苏秦，是因为他声名显赫，而他之所以著称于世，则是因为他倡导六国合纵取得了成功。然而按照帛书的时间来推算，苏秦的所有活动都在燕王哙之后，这样，燕文侯时联合六国的辉煌经历就必须从他的履历中抹去，苏秦作为纵横家代表的资格也将从根本上动摇。这从反面证明，苏秦的活动不应在张仪之后
。
当然，《史记》史料也存在一些问题。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同情形。一是作者疏失，从而造成的史实、人物、时间等方面的一些谬误。二是史源和体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些歧异。《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取材广泛，而“信则传信”、“疑则传疑”是司马迁重要的编纂原则。将不同的史料同时载入本纪、世家、列传、表、书，难免正误杂出。三是《史记》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
虽然《史记》在史料方面并非尽善尽美，但就总体而言，它是一部价值极高的信史，无愧于“实录”之美誉。由于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大多已经散佚，《史记》的史料价值显得尤其宝贵。
《太史公自序》说《史记》写成后，“藏之名山，副在京师”。《汉书·司马迁传》说司马迁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魏晋时期，《史记》得以广泛传播，晋末徐广，研核众本，兼作训释，撰成《史记音义》。刘宋裴骃，增演徐氏，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作《史记集解》；至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二人在裴骃《集解》基础之上探求异文，考证史实，训释音义，《史记》三家注由此具备，从而奠定了《史记》通行文本的基础。《史记》三家注原本各自单行，卷数也不相同。《隋书·经籍志二》载录裴骃注《史记》八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上》、《新唐书·艺文志二》并录裴骃集解《史记》八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录《史记正义》、《史记索隐》皆为三十卷。三家注中，《集解》最早与《史记》相附，北宋时，已出现了《史记》集解单刻本，至南宋，又产生了《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再由二家注本合以《正义》，最终形成了三家注合刻本。在这一过程中，因为裴骃、司马贞、张守节所据《史记》正文并不完全相同，所以时有正文与注文不相吻合的现象，后人依据注文改动正文的情况也屡有发生，这增加了阅读《史记》的困难。
《史记》存世的版本很多，贺次君《史记书录》著录《史记》版本64种，日本学者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所列《史记》版本、钞本资料尤为丰富，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对明以前《史记》版本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日本学者尾崎康《宋元版正史の研究》对景祐本到明南北监本《史记》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较为系统的研究论文有王重民《史记版本和参考书》、易孟醇《史记版本考索》、安平秋《史记版本述要》，对《史记》某一版本或专题进行研究的论著有张兴吉《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研究》、武内义雄《影宋百衲本史记考》、寺冈龙含《史记三家注合刻创始时代考》，并非专论《史记》而涉及《史记》版本的重要论著有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赵万里《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张元济《校史随笔》，可以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