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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道宣《道宣律师感通录》、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张知甫《可书》、李昉《太平广记》，清代董诰等编撰的《全唐文》等杂记、诗文之中，可见关于南诏大理佛教信仰的记载。譬如《道宣律师感通录》就有唐乾封二年（667）西洱河地区流行佛法的记载，被收入道世编纂《法苑珠林》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则记载了出牂牁，经云南到达天竺的“西行求法路线”：
往昔有二十余人从蜀川出牂柯往天竺得达…从蜀川南出，经余姚（姚州）、越巂、不喜（不韦）、永昌等邑…入东天竺…此山路与天竺至近，险阻难行，是大唐与五天陆路之捷径也…
到了宋大理国时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之《志蛮》，记载了与《宋史》《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相近的内容，即乾道九年（1173）冬，大理人李观音得等二十二人至横山求市马的事件
。而张知甫《可书》则记载了稍前的史事：
绍兴丙辰（1136）夏，大理国遣使杨贤明彦贲，赐色秀礼衣、金装剑，亲侍内官副使王兴诚，蒲甘国遣使俄托叶摩诃菩，进表两匣及寄信藤织两个，并系大理国王封号、金银书《金刚经》三卷，金书《大威德经》三卷。金装犀皮头牟一副，犀皮甲一副，细白毡一十六番，金银装安边边剑一张，内有小刀一张，素装剑五张，象牙五株，青白毡一百二十番，麝香二百九十八脐，牛黄七十八球，象一头，马五百匹及鞍。
结合其他记载可知，大理国与宋之间的联系，关涉到当时社会生活各领域。我们可从宋人笔记杂录记载的有关大理国事迹，理解宋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特点，即“分而不离”的整体性，见证南诏大理佛教与内地佛教的密切关系。从佛教研究的视角看，笔记、志传、诗文与杂录，往往记载了不见于正史的重要史实，可作为佛教研究的重要补充资料。
从以上概述的唐宋两代正史及专书、杂记所载南诏大理史事可见，唐代史籍对南诏记载较为详尽，但略于佛事记录；宋代史籍中大理国资料整体上偏少，却记录了一些难得的佛教信仰信息。我们认为，史料的多与少，记载佛教材料的详与略是相对的。从正史与唐宋专书、杂记之中，我们看到南诏大理历史的基本框架与发展脉络，这正是唐宋时代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最好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