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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唐初，云南洱海区域分布着被称为“六诏”的六个部族，他们“各据山川，不相役属”。《资治通鉴》称六诏“兵力相埒，莫能相壹…蒙舍最在南，故谓之南诏”
。开元二十六年（738），唐朝支持蒙舍诏“合六诏为一”，建立统一的南诏政权，并册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南诏以此为基础，巩固并拓展了两汉以来中国西南疆域，发展成为幅员辽阔、雄踞中国西南的民族政权。
唐天复二年（902），南诏政权为权臣郑氏所篡。此后三十余年间，郑氏“大长和国”、赵氏“大天兴国”、杨氏“大义宁国”竞相更迭。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建立大理国，中国西南边疆迎来了三百余年的长治久安。蒙古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以“斡腹之谋”率蒙古大军攻灭大理国，进而挥师江南，统一全国，中国历史由此跨入元代。
《新唐书·南诏传》记载南诏疆域“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
。《元史·地理志》所载大理国辖境与此相当。大理国继承了南诏的制度并有所发展，无论是政体、官制，还是文化、宗教，都体现出一脉相承且更为繁荣、发达的特质。
南诏大理国统一西南边疆的五百余年间，统治者奉行佛教治世的策略，用佛法治理社会，教化人民，佛教因此融入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举凡设官选士、教授子弟，乃至普通民众的人生礼仪、日常生活、社会风尚都受佛教影响，整个社会深度佛教化。浓厚的佛教色彩，成为南诏大理历史文化显著的特征。与佛教信仰的不解之缘，使南诏大理研究离不开对佛教的关注与讨论。
1920年代大理地震，千寻塔塔刹被震落，原收藏于塔刹内的文物流散民间，由此引发南诏大理佛教文物搜集与研究的热潮。百年来，佛教文献史料辑佚、整理成果日渐丰硕；文物考古不断有新的发现；南诏大理佛教研究队伍日益壮大，领域逐渐拓展，水平明显提升，学术积累越来越厚重。然而，从总体上讲，研究资料不足的情况仍然十分突出，厘清基本学术问题还是关键点。而南诏大理佛教研究涉及的知识既广且深，譬如佛教文献、佛经、画卷、石窟寺、造像、火葬墓遗存、梵文与白文研究，都需要特别的知识与专门的技能；要理解南诏大理佛教信仰的社会历史情境，需要对东亚佛教交流史，特别是汉代以来西南边疆与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内在关联有深刻的认识。因此，要科学、完整地呈现南诏大理佛教的真实面貌，是一项严肃而艰难的学术使命。笔者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开启《南天佛国》的书写与研究。
本书尝试以资料搜集、整理、研究为基础，依托正史专书，理解以被视为“荒诞不经”的《白古通》为代表的地方佛教文献史料的价值与意义；梳理田野考古资料，释读专业考古报告，从中整理出有价值的考古新发现与新材料；用佛教信仰的视角，探究南诏大理社会的文化习惯；以转轮圣王与佛王信仰思想，阐明南诏大理“王者礼佛”与“佛教治世”的宗教意义。由此四途，形成对南诏大理佛教史料的基本认知，撰成基本的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主要形成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学术史研究。主要厘清佛教文献整理、考古发现以及学术研究的基本情况，是对百年来南诏大理佛教文献整理成就、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佛教学术史的述评，力求全面、系统地呈现南诏大理佛教研究的历史、成就与发展态势，梳理出主要的学术领域与基本学术问题，为此项研究与本书的撰写提供学理依据与资料基础。
第二，佛教与社会文化研究。南诏大理佛教的传入与发展，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情境，铺叙中国历史整体性视域下汉代以来西南边疆历史进程，旨在以长时段的方法，探寻南诏大理佛教信仰的历史根基与文化脉络。以此为前提，用新资料、新发现廓清南诏大理佛教传入的历史事实，探讨佛教传入云南的过程，阐明云南佛教“始于汉晋，兴于初唐，盛于南诏大理”的新观点；以介绍佛教宗派繁衍与历代高僧大德为中心，再现南诏大理佛教繁荣与发展的样态；以“佛教治世”所带来的全民信仰佛教的社会文化，以及信仰天竺灵山圣地传说、用佛号起名、流行火葬等民间文化风尚，探索佛教信仰与南诏大理社会文化的关系，多维度揭示佛教对南诏大理的影响。
第三，佛教文化遗产研究。南诏大理佛教史料，载籍不多，宗派、人物、寺院系谱、沿革材料难得一见。但是，佛教思想、信仰与实践行为，往往以“物”的形式呈现，并且幸运地存留至今。譬如剑川石窟、古本经卷、佛教画卷、火葬墓遗迹、金石碑铭、法器等佛教文化遗存，承载了南诏大理佛教深刻的内涵与意象。昆明《妙应兰若塔记》说：“我佛如来鹿苑集众之时，现真身而应机说法，双林入灭之后，留慈影而济世度人。是知容仪乃玉儿金容之迹，宝塔即灵牙舍利之踪。倘若一心皈依，便获无边福利。”
古人已逝，“活思想”已然远去，但“透物见人”，于遗物、遗迹、遗址中，仍然可以获见南诏大理时期人们佛教信仰的思想与行为。因此，用科学的、可以被理解的范式，对相关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分析与描述，形成较为完备的佛教考古学文化序列，以补史之阙、正史之误，是佛教文化遗产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目标所在。
要做好上述三方面的研究，完成学术使命，理论与方法尤为关键。本书撰写时从认识论、方法论与研究范式等多个维度，作了以下考虑：
考古发现与佛教文献研究，是驱动南诏大理佛教学术不断前行的“车之两轮”。要做好南诏大理佛教研究，搜集、整理资料是基础，是根本，但如何呈现、解读、诠释这些史料，形成整体性的学术文本，还需要从解释工具着眼，以理论贯穿研究过程，才能从纷繁复杂的具体材料中，找到南诏大理佛教自身的发展逻辑，揭示它的本质与特征，阐明“什么是南诏大理佛教”，以及“南诏大理佛教为什么是这样”等基本问题。
第一，认识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宗教观，是我们研究南诏大理佛教的科学认识论基础。南诏大理是唐宋时代中国境内的地方民族政权，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要正确理解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发展规律，始终把南诏大理佛教文化，置于中国历史整体范畴之内，把握好南诏大理佛教是唐宋佛教中国化的地方实践、是中国佛教的区域类型这一根本性认识。惟其如此，方能获得正解，形成科学、客观的正念。
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佛教是外来宗教，佛教的源头在古印度。研究中国佛教时，胸怀佛教交流史的“世界观”显得特别重要。以南诏大理为中心的中国西南边疆，秦汉以来即与南亚、东南亚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古印度之间有交通往还、人员与物资的交往与交流。因此，惟有从亚洲佛教交流史出发，才能正确理解、把握南诏大理佛教对于中国佛教的意义，理解唐宋时期佛教中国化的多样性，以及中国区域佛教形成与发展的特殊性。
第二，多学科视野。佛教研究需要多学科的视角、理论与方法，因为佛教信仰所涉及的内容，譬如经典、造像、建筑、绘画、石窟寺，还有与佛教信仰相关的实践行为与社会习俗，诸如法会、仪式、剃度、斋戒、火葬、起名、庙会、灵山圣地、神话传说，以及佛王与转轮王信仰等等，涉及政治、哲学、社会、文化、族群各个领域。佛教研究课题，几乎是“全科”、全领域的议题，研究方法需要多种多样，综合交叉。
南诏大理佛教，文献记载少，经典保留不多，缺乏佛教史与僧人资料，因此在资料的搜集与发现方面，考古学担负着重要的使命，而哲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其他众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也不可或缺。只有充分认识到文献、实物，甚至是传说的重要性，才能了解历史发展的真实逻辑。只有学懂、弄通、做实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应用于具体研究，解决实践问题，而非停留在“多学科方法”的文字表述与“整词”，才能做好南诏大理佛教的研究。
第三，宗教学理论与方法。宗教学的思维，就是从宗教要素出发，科学、辩证地看待信仰思想、实践行为与物质文化遗存，以及宗教信仰与政治、社会、民众的关系，始终围绕“信仰”发问立题，解答相关学术问题。佛教治世，都会有积极开展佛教活动的特征，譬如建造塔庙、造像、剃度僧人、造经或译经、崇拜佛教神祇。因此，佛教研究既要关注思想意识，还要聚焦“以佛法教化人民”的政治方略与举措，透过佛教活动的遗迹与遗物，才能从整体上认识、把握古代社会中的佛教信仰
。
第四，宗教考古学研究范式。佛教信仰，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的冥思苦想，更多的是实践中的修行活动，而实践活动需要一定的空间与情境，这就产生了场所、文本、图像、法物，以及法会、仪式等等颇具象征、符号意义的神圣空间、物象系统与实践规则。佛教既是宗教，亦为文化。从考古学角度对这些遗迹、遗物与遗址等文化遗存进行研究，以理解古代宗教信仰与实践活动，就是宗教考古学方法
。
佛教考古学的目标，是揭示古代社会及人群信仰的历史，呈现其发展过程，阐明佛教对于社会、文化与历史发展的影响。佛教考古往往属于“历史时期考古”范畴，离不开历史文献、佛教史料的支撑与共证
。1930年代，郑师许以印度考古学为例，将关于“散蔡大塔、阿育王敕碑、犍陀罗式佛教雕像、阿旃陀石窟壁画”的研究，界定为“佛教考古学”研究对象，其中涉及塔寺、碑铭、造像、石窟寺、壁画等核心内容
。1950年代初，夏鼐、宿白将考古学方法应用于敦煌石窟造像与壁画研究，宿白进而将“佛教考古”的研究对象，分为佛教遗迹与遗物两大类。综合宿白先生以及马世长、温玉成、李崇峰、李裕群、霍巍等学者关于佛教考古的理论与方法，特别是对研究对象的论述，可知佛教考古的研究领域大致包含寺院遗址、石窟寺遗迹以及传世佛教遗物三大类
，具体可分为造像、寺院、石窟寺、佛塔、佛经、佛画、法器、碑铭、重要史迹与历史人物，以及其他相关专题研究。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按照佛教“遗迹”与“遗物”两大类，对南诏大理佛教文化遗产进行讨论与研究。
第五，文献学方法。“使用第一手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然而，事实上没有“原汁原味”的第一手资料。由于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讹误与佚失，于是需要通过校勘、辨伪、辑佚、笺证与注释等整理方法，尽可能形成可靠的文本。经验证明，并不是每位研究者都擅长校雠以及史料甄别工作。于是，征引史料时选择“善本”就显得特别重要。
第六，神话学思维与记忆理论。在我们的学术传统中，多数学者并未将佛教经典视为历史文献或资料，他们认为可以用自己的理解来说明佛教的历史与现象，而不是以佛教自身的叙事逻辑解答“问题”。这种思想与研究范式，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
。所谓“荒诞不经”的神话与传说叙事，是古代社会历史记忆的重要表达方式，是彼时文化书写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不能以“不可信”一言以蔽之。借助理论分析工具，解构神话传说文本的知识生产过程，从而读懂佛教文献史料的真正内涵与文化意义，本身就是学术研究的题中之义。以神话学思维与记忆理论，理解佛教史上包括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多样性的本土化、地域性信仰神话传说，还原佛教历史与文化事实，是佛教研究应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
第七，数字学术的理念与方法。全球化与科技革命带来的“互联网+”新技术、“泛在学习”（Ubiquitous Learning）“开放获取”（Open Access）背景下，把学术研究中的互联互通变成“天涯若比邻”式的“信息抓取”，在互联网上“一搜即得”
。基于数据化与互联网的“数字学术”（Digital Scholarship），以数据化的资料编辑、出版、保存与使用为基本特征，运用数字学术特有的研究范式进行资料搜集，对数据模块进行全新的编辑与排序，通过“语义”“结构”“关键词”等“域”概念，在海量的资料中提炼问题、抓取有价值与意义的信息
。这是科技革命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方法论的创新与进步。
如若没有技术的进步，没有数据化的资料基础与开放获取，要在书海中把相关资料搜集殆尽，并对它进行系统、深入的整理与分析，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数字学术方法把“资料解读”导入到全新的结构之中，于是“旧材料”往往产生新的“语义”。当下的学术研究中，资料的数据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很多学术思想是通过“技术”的重构与解构而获得的。自觉地使用数字学术方法，是学术进步的时代要求
。
对历史的认知、文化的理解有不同方法与路径。中古时期的中国，佛教居于主导性地位，因此透过佛教史研究，能够触及当时的哲学思想、政治实践与社会生活，是研究文化、理解社会的“学术之道”之一。
本书以整体观为统领，按照“呈现、认识、理解”这一基本路径，用多学科综合的方法，以学术史、佛教与社会文化、佛教文化遗产研究三大板块，呈现中国西南边疆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的佛教信仰。始终围绕“南诏大理五百年历史，是唐宋时代中国历史整体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南诏大理佛教是中国地方佛教，它具有地域特色，更有中国佛教的普遍性意义”这样一条思想主线，不囿于一经一典一事一物的讨论，不搞“以小见大”概而论之，而是以整体论思想与方法，融通各种材料与观点，从基本史料出发，力求完整、全面、系统地说清楚“什么是南诏大理佛教”，并阐明“南诏大理佛教为什么是这样”两个基本问题。
南诏大理佛教研究，无论对深化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与路径研究，还是佛教中国化的多样性讨论，都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在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共同书写中国历史、共创中华文化、共育伟大精神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历史上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历史上中国境内不同地域的文化，包括不同时代、不同宗派的佛教，都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加强对包括南诏大理在内的边疆地区古代佛教信仰的研究，彰显边远地区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特殊贡献与意义，可以深刻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历史、思想、文化三个维度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