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塔藏佛教文物的发现

1974年5月，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对流散在民间的洱源“火焰山塔”塔藏文物进行调查与搜集，收获一批梵、汉文纪年砖，部分塔砖上模印有“大宝七年岁次乙亥正月十五日”“大宝皇帝及施主法界有情”汉字铭文及梵文经咒。还搜集到纺织精良的藤背箩一件，以及原装在箩内的金箔、珊瑚、玛瑙、珍珠、干姜、檀香、荜茇、草果、槟榔、樟木等物 。藤背箩呈六边形，其盖与身处设有子母扣，箩身多处写朱书梵文。“大宝”为大理国第十七代国王段正兴的年号，大宝七年为公元1155年。

黄璜整理的大理国写经《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仪轨》第八《光显三部圣像次第》启请文中提到，启请三部圣像时要“先安井花，水牛头构檀香、多摩罗香、甘松香、白檀香、郁金、龙脑、沉水、麝香、艼香、芬陆、零淩香、藿香、青木香、芧香、菅穷、牛黄及种种妙香亦得，煮作汤，置汤器中”。此药汤是启请三部诸圣像时“散日光显浴像”的圣汤，是浴佛的圣水，而非常人所服的药汁 。由此可见，以往我们对南诏大理佛塔中所出的“中草药”性质与意义的理解，是存在较大偏差的，因为此药非彼药，它的宗教意义与文化内涵超越了药物本身的医药学内容。

1978年5月起，文物部门对崇圣寺三塔进行维修和测量，在千寻塔内清理出土南诏大理国文物六百八十余件，包括佛教造像、金刚杵、善业印模、塔模、写经、梵文印咒、铜铃、铜镜、药物等佛教文物，以及刻文铜片、印章、封泥、钱币、瓷器、金银饰品等供养品。出土文物中，刻文铜片上有“明治四年”（1000）、“大宝六年”（1154）、“中圀公”（高泰明）、“高量成”等大理国年号、纪年、封号与重要历史人物名讳 。

1981年9月至1982年3月，文物部门对大理弘圣寺塔进行修缮时，在塔刹中心柱内发现六百余件文物。其中有金、银、铜各式舍利塔模六十余件，佛菩萨造像五十二尊，金刚杵一百四十二件，铜镜十面与数量较多的梵汉文铭文砖。还有数量不等的水晶、数珠、海贝与卷经杆等物 。

1981年下半年下关佛图寺塔修缮过程中，在塔内发现五十多件珍贵文物，其中各式金刚杵、多宝塔、写经等佛教文物至为精美、重要 。

1983年至1984年对昆明西寺塔维修时，发现“天启十年廿五日段羲造砖处题书”纪年铭文砖。“天启”为劝丰祐年号，天启十年为唐大中三年（849）。汪宁生说：“天启十年砖的发现，证明云南地方文献记载昆明东、西寺塔为唐大中年间（847—859）王嵯巅所建，完全符合事实。”

此后，在大理海东罗荃塔塔基清理发掘中，发现海贝、梵文铭文砖、鎏金天王造像等文物 。

塔藏文物的相继发现，为学术界提供了一千余件佛教造像、古本经卷、经咒、曼陀罗图像、金刚杵、金刚铃、铜镜、塔模、经幢、塔砖、纪年铭文等珍贵文物、文字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南诏大理佛教研究的资料基础。邱宣充《南诏大理的塔藏文物》等系列论著，对塔藏文物进行深入、系统的呈现、研究，不仅提供了新材料，还提出不少有创见的新观点 。 3w1cNLoTx2oqn49gDFZhl3IetJ/MvYSZHCnnW7M1V0SK2EeLkQCy0IV939bheDQ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