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对流散在民间的洱源“火焰山塔”塔藏文物进行调查与搜集,收获一批梵、汉文纪年砖,部分塔砖上模印有“大宝七年岁次乙亥正月十五日”“大宝皇帝及施主法界有情”汉字铭文及梵文经咒。还搜集到纺织精良的藤背箩一件,以及原装在箩内的金箔、珊瑚、玛瑙、珍珠、干姜、檀香、荜茇、草果、槟榔、樟木等物 。藤背箩呈六边形,其盖与身处设有子母扣,箩身多处写朱书梵文。“大宝”为大理国第十七代国王段正兴的年号,大宝七年为公元1155年。
黄璜整理的大理国写经《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仪轨》第八《光显三部圣像次第》启请文中提到,启请三部圣像时要“先安井花,水牛头构檀香、多摩罗香、甘松香、白檀香、郁金、龙脑、沉水、麝香、艼香、芬陆、零淩香、藿香、青木香、芧香、菅穷、牛黄及种种妙香亦得,煮作汤,置汤器中”。此药汤是启请三部诸圣像时“散日光显浴像”的圣汤,是浴佛的圣水,而非常人所服的药汁 。由此可见,以往我们对南诏大理佛塔中所出的“中草药”性质与意义的理解,是存在较大偏差的,因为此药非彼药,它的宗教意义与文化内涵超越了药物本身的医药学内容。
1978年5月起,文物部门对崇圣寺三塔进行维修和测量,在千寻塔内清理出土南诏大理国文物六百八十余件,包括佛教造像、金刚杵、善业印模、塔模、写经、梵文印咒、铜铃、铜镜、药物等佛教文物,以及刻文铜片、印章、封泥、钱币、瓷器、金银饰品等供养品。出土文物中,刻文铜片上有“明治四年”(1000)、“大宝六年”(1154)、“中圀公”(高泰明)、“高量成”等大理国年号、纪年、封号与重要历史人物名讳 。
1981年9月至1982年3月,文物部门对大理弘圣寺塔进行修缮时,在塔刹中心柱内发现六百余件文物。其中有金、银、铜各式舍利塔模六十余件,佛菩萨造像五十二尊,金刚杵一百四十二件,铜镜十面与数量较多的梵汉文铭文砖。还有数量不等的水晶、数珠、海贝与卷经杆等物 。
1981年下半年下关佛图寺塔修缮过程中,在塔内发现五十多件珍贵文物,其中各式金刚杵、多宝塔、写经等佛教文物至为精美、重要 。
1983年至1984年对昆明西寺塔维修时,发现“天启十年廿五日段羲造砖处题书”纪年铭文砖。“天启”为劝丰祐年号,天启十年为唐大中三年(849)。汪宁生说:“天启十年砖的发现,证明云南地方文献记载昆明东、西寺塔为唐大中年间(847—859)王嵯巅所建,完全符合事实。”
此后,在大理海东罗荃塔塔基清理发掘中,发现海贝、梵文铭文砖、鎏金天王造像等文物 。
塔藏文物的相继发现,为学术界提供了一千余件佛教造像、古本经卷、经咒、曼陀罗图像、金刚杵、金刚铃、铜镜、塔模、经幢、塔砖、纪年铭文等珍贵文物、文字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南诏大理佛教研究的资料基础。邱宣充《南诏大理的塔藏文物》等系列论著,对塔藏文物进行深入、系统的呈现、研究,不仅提供了新材料,还提出不少有创见的新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