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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大理凤仪北汤天法藏寺的墙壁内，发现两大柜古本经卷共三千余册。其中包括南诏晚期和大理国时期的写本经卷四十多卷册，有汉文、白文、梵文、藏文写经与疏经。不少经卷是由大理国本土僧人撰写、翻译、传抄的本土佛经，不见于历代《大藏经》，属于珍贵的藏外佛教文献
。
北汤天古本经卷的发现，为南诏大理佛教的研究开辟了重要的新领域。周泳先、杨延福撰文报告了当时经卷清理情况
。1979年，李孝友在《文物》上发表《南诏大理的写本佛经》一文，使南诏大理国的古本经卷，更为学术界所知。我们将在本书第十三章《古本经卷的发现与研究》中进行讨论，此处不再细述。可以说，古本佛教经卷的发现，是南诏大理佛教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事件。费孝通先生“研究中国历史，北有敦煌，南有大理”之说，正由此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