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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古通》或《白古通记》，又称《僰古通》或《僰古通记》，原书用僰文写成。有关《白古通》的考证与整理，方国瑜、王叔武两位先生贡献最多
。
王叔武说：“言南中掌故及研究南诏大理史者，每喜称之。但其书久佚，说者或以为与《玄峰年运志》为一书，或以为即《白史》，或以唐宋人所作，甚或疑其书之有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据群书所辑为一帙，虽其文出于汉文书籍所引，当系译自白文原本，于此亦可窥见原书之崖略。”
王先生将《白古通》佚文辑出，独立成篇于《云南古佚书钞》，使学界得以重见其面貌，实为功德无量之举。
《白古通》的内容，开篇讲观音伏罗刹故事，追溯释迦佛“在西洱河证如来位”与“迦叶尊者入定大理鸡足山”故事，再叙阿育王封诸子于滇池、苍洱与九隆神话。从滇国至白子国而进于南诏。第二部分，是“观音七化”故事。最后一部分，讲南诏世系，段思平得国。《白古通》记载了由汉至唐、宋间云南历史中的重大事件，如庄蹻王滇、武侯南征、白子国传承、梵僧授记与南诏立国，以及南诏世系，郑、赵、杨三朝更替，大理国兴起等等，是一部系统完整的云南古代史著作。其内容与正史记载互有详略，相得益彰
。至于《白古通》多神怪之语，正是当时社会文化的反映，亦是中国古代史籍叙事的基本特征
。
方国瑜先生说：“滇中流传地方史书，有《僰古通记》。薛承教《滇略·序》称‘俗有《僰古通记》诸书籍，皆以臆创之文字，传其鸟鸠之方音，学士大夫鲜能通之；询之闾里耆民，千百不一二谙也’。可知《僰古通记》所用文字非汉字。”杨慎《滇载记》记述了“九隆世族及张、蒙、郑、赵、杨、段、高七氏名号起灭之颠末”，论者以为杨慎寓居滇中数十年，通夷语，识僰文，因此《滇载记》即“删正”《白古通》而来。
尤中先生认为，《白古通》是大理国时期的作品，用僰文把唐、宋间南诏大理国的有关历史传说故事记录下来。这些传说故事，直至近代仍流传于白族之中。元朝以后，有不少人获见《白古通》其书。于是，在原书的基础上加以演绎，并掺入了汉文“正史”中的不少内容
。
总而言之，《南诏图传》有“按《张氏国史》云…谨按《巍山起因》《铁柱》《西耳河》等记，并国史上所载…”之语，说明《张氏国史》及《巍山起因》等撰述，是南诏初期以前所作，其书早佚。《白古通》所载“观音七化”神话，与《南诏图传》“观音授记细奴逻”故事基本相同，可以互相印证。由此可以说明，《白古通》是一部可信的南诏大理历史著作
。
清代康熙年间，大理圣源寺僧寂裕刊印《白国因由》时说：“菩萨累劫救护此处，盖有十八化云，备载《僰古通》。逐段原由，原是僰语。但僰字难认，故译僰音为汉语，俾阅者一目了然，虽未见《僰古通》，而大概不外于斯。”由此可知，《白国因由》不是凭空想象的作品，而是本于《白古通》的汉译文本。而《白古通》取材于《南诏图传》，说明“观音幻化”故事流传的时代较早
。《白国因由》“观音幻化”神话，亦见于《纪古滇说集》《南诏野史》及万历《云南通志》等明清地方文献。
从《南诏图传》到《白古通》，再到《白国因由》，梵僧观音的故事，从“观音七化”演绎为“观音十八化”，其中所增添的内容，譬如佛祖在西洱河证如来位、九隆神话等传说，把南诏大理的佛教祖源，或者说是佛教建国信仰，追溯至佛教史上开创转轮圣王传统的阿育王，再溯源至佛陀，让我们看到了佛王信仰成为南诏大理地方社会记忆的历史轨迹
。因此，基于《南诏图传》这一基础性文本发展起来的“白古通系”地方文献，本质上是地方社会记忆的集成性文本，它具有可靠的历史根基，这是研究南诏大理佛教应有的认识。
《大理行记》为元人郭松年所作，明代《千顷堂书目》卷八著录为《南诏纪行》，而云南地方志如万历《云南通志》则著录为《大理行记》。明代云南通志，如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八、正德《云南志》卷二九、万历《云南通志》卷一四都收录此文。王叔武说，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八所录为完本，全文虽只一千五百余字，但文笔简练，疏密有致，虽为游记，可称史家妙笔。
《大理行记》为郭松年亲历云南之作，成书于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方国瑜先生说，大理国三百余年间，记录社会生活的文字极少，读者可从此文所记，推知段氏大理国时期的情况。这是非常难得的大理国社会生活史料
。有关南诏大理佛教信仰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文字，即来自于此：
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
王叔武在“校注记”中说，“1959年，我因参加编写《白族简史》，旅居大理二年，常以《大理行记》置案首，有所得则识诸简端，简端既满，益以浮签，久之，成《大理行记校注》一稿”
。今天所见王叔武《大理行记校注》一书，是研究南诏大理佛教最重要的历史文献整理著作之一。
元人李京《云南志略》为元明以来最早的云南志书。李京写作此书时，曾经获见大理国图籍及元初政事之书，他所见、所引的许多重要文献，后来大多散佚无存，因此《云南志略》显得更有意义与价值。另外，此书中有关当时社会生活的记录，为李京亲历目睹，可靠可信。方国瑜认为，《云南志略》的“总叙”部分应该是根据史传及《白古通》纂录而成。而其中的南诏大理诸王传位的年数及年号，亦出自《白古通》
。王叔武认为，李京《云南志略》是元代建立云南行省以后的第一部云南省志，为明代云南诸方志所宗，是研究云南民族历史文化的基本史料之一
。
李京“遗迹几遍云南，悉其见闻为《志略》四卷，因报政上之”
。王叔武考证，此四卷本《云南志略》为初稿本，而至顺年间应该还有一个改定本。《云南志略》今仅存《云南总叙》及《诸夷风俗》二篇。
根据诸家著录及序言，可知《云南志略》的内容，应包括人物、风俗、山川、物产及纪行诸诗。“人物”于《云南总叙》中可略见，“风俗”有《诸夷风俗》篇，而已经散佚的“山川”“物产”及“纪行”诸诗，则由王叔武先生辑校而成。目前的文本含四个部分：一，序集，包括虞集、元明善《云南志略序》与李京《云南志略自序》；二，《云南总叙》，核心为云南历史，尤其是南诏大理世系；三，《诸夷风俗》，记录白人、罗罗、金齿百夷、末些、土僚、野蛮、斡泥、蒲蛮等族群及其社会文化；四，佚文辑录，包括山川、物产与纪行诸诗，还附录虞集《李景山诗集序》。可以说王叔武《云南志略》辑校本，是目前最为完备的本子，比较忠实地复原了原书的内容，难能可贵。木芹老师在王叔武辑校的基础上，又从《辍耕录》及《书史会要》两书中摘出四条史料，以为《云南志略》佚文的补证，亦为难得之善举
。
明代万历年间，倪辂辑《南诏野史》之后，其抄本开始流传，形成阮元改订《南诏野史》、胡蔚刻本《南诏野史》与王崧刻本《南诏野史》。袁嘉谷《南诏野史书后》称：“《南诏野史》凡五本，一曰倪本，昆明倪辂撰，《明史·艺文志·杂史类》载之，凡一卷。二曰杨本，嘉靖二十九年新都杨慎据倪本而荟萃成编，即乾隆四十年胡蔚据以订正者。三曰阮本，马龙阮元声据倪、杨本而删润之，雠刊之。《四库存目》于《史部载记类》阮本有二。四曰胡本，武陵胡蔚据杨本而订正之，分上、下卷，即今单行之本。五曰王本，浪穹王崧得阮元之传钞者数本，而互考订，勒为一编，刊入《云南备征志》者。倪本荟萃于杨，杨本删润于阮，阮本得王之参互考订，差幸无憾。”
状元公博学宏识，深谙地方掌故，高文简笔，几句话就把《南诏野史》的版本与流传情况讲得明明白白。
木芹说，《南诏野史》的主要内容为“南诏历代”，蒙、段世系相承事迹，多可据信，其中多有神奇离异传说。诸家之书同出《白古通》，内容大略一致，而文字差异较大，却不宜说甲书是而乙书非。木芹“以南诏大理五百余年社会历史发展为主线，汇钞材料，辑录前人成果”，参合史事记录与金石文物，对史事内容详加考订、诠释，形成完整的《南诏野史》“会证本”，方便研究者使用
。
《僰古通纪浅述》以《白古通》为基础，参酌史籍编录而成，作者为清代末叶无名氏，因此该书也是“白古通系”著作中成书最晚的一部。
《僰古通纪浅述》的核心内容包含两大部分，其一为南诏大理世系，以及元、明两代云南历史发展；其二记述云南山川风土。尤中说，书中的南诏大理史事，有足以补“正史”之阙者，也有佛教信仰色彩浓厚的神话与传说，而元、明时期的历史，则较少有佛教影响。
《僰古通纪浅述》具体内容为：第一，云南国记，主要记载阿育王九隆神话、白子国、张蒙禅让与梵僧授记细奴逻；第二，蒙氏世家谱，主要记载蒙氏十三世国王谱系与史事；第三，郑买嗣篡蒙始末，记载郑、赵、杨三氏兴替；第四，大理国纪，记载段氏二十二世系与史事；第五，三十七部，总论南诏大理时期东方三十七部名号；第六，元代云南史事，内容为元世祖平云南事及十一代段氏总管世系；第七，明代云南史事，包括大明三将军平云南、沙定洲陷云南、孙可望与李定国入云南等。七个部分合起来就是一部简明云南通史，与《南诏野史》互有详略，于正史有补阙之功。书后所附“苍山十九峰、十八溪名义”“金沙江源委”“鸡山志”“楚雄吕合仙迹”及九州名号、帝王世系名号，还有“永历皇帝与吴三桂书”等，同样有重要史料价值。
尤中先生所著《僰古通纪浅述校注》一书，旁征博引，合诸家之言为一说，整理出较为通顺、可靠的文本
。
元明以来的云南地方志记，除上述独立成篇者外，为学界所重的元代张道宗撰《纪古滇说集》、明代陈文纂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周季凤纂修正德《云南志》、谢肇淛撰《滇略》、杨慎撰《滇载记》，还有清代释圆鼎撰《滇释记》等等，要么原书难寻，要么篇佚偏小，文字不多，一直以来难以形成校注本出版。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以“概说”体例，对上述各书版本流传及史料价值逐一考证与论述，并参合诸本，进行辑佚、考校、注释，形成较为完备、可靠的注释本。因此，对于多数云南地方史籍来说，《云南史料丛刊》考释本，就是完本与善本。我们在本书（包括其他研究）中经常引用《云南史料丛刊》中的《纪古滇说集》《滇略》《滇载记》《滇释记》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正德《云南志》等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