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从《上神宗皇帝文》一文中可以看出，苏轼一生提倡以民为重，政策制定从民生出发，立法安民，施以仁政。苏轼表现出的“民本”思想，主要是受到历代先贤“民本”思想的熏陶，辅以其父苏洵的影响。这为苏轼后来的思想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其在为官初期就立志一生为民，以民为本。入朝为官后饱经宦海沉浮的从政经历，也让苏轼的“民本”思想贴近百姓，不断发展成熟。
首先，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苏轼受其父亲、母亲的教导，从小就立志效法东汉的范滂，做一个“亡躯犯颜之士”。随着年龄的增长，苏轼进入专门的学堂读书，又学习和研究了贾谊、陆贽等人的政论，对孔子、孟子、管仲、诸葛亮等经邦济世的言论钦慕不已，在他心中树立起了“致君尧舜，经世济民”的伟大抱负。苏轼在为官的过程中，认真践行儒家之道，广行仁政，使民丰足。苏轼一生的为官思想和行动都本源于此。
其次，受其父苏洵“民本”思想的影响。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苏轼、苏辙兄弟两人在思想倾向上深受其父苏洵的影响。苏洵在“遂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后，“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发”。苏洵二十七岁开始发奋读书，为苏轼、苏辙立好了榜样。苏轼多次谈到父亲在教育他们做学问时，要求他们不要为了文章的工整巧妙而刻意为之，而是要自然而然地去抒发内心的情感。后来的事实证明，苏轼、苏辙写了很多文章，都是发自内心的情感自然流露和表达，从来没有刻意作出一篇文章的想法。为此，苏轼仿照父亲苏洵的文章体式和写法，写了政论和策论共五十篇，其中对多数社会问题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去世，韩琦出任山陵使，不顾国库空虚，向下面州县大肆摊派，修治规模宏伟的昭陵，使得社会反响强烈。苏洵便写了《上韩昭文论山陵书》规谏韩琦，认为先帝平日爱惜百姓之心十分深切，而自己也极度躬身节俭。结合先帝一生的思想，其不愿让天下百姓因为开发山泽等极重徭役而受苦。所以，苏洵建议国家应建立起简洁的丧葬制度，对上可以顺遂先帝恭敬俭朴的诚心，对下可以纾解百姓现有的苦难；朝堂内部有像华元这样为了作秀而不做实事的人，简洁丧葬亦可使这类问题得到解决；而万世之后，可以巩固江山，安邦定国。最后，他还语重心长地说：“夫君子以为政，与其坐视百姓之艰难，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急？”韩琦听后为之色变。苏轼在凤翔任签判时，针对兴建仁宗陵墓之事在《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中描述了百姓修建陵墓极其艰辛的情况，透露出对大修陵墓之事深深的忧虑。可见，苏轼这种忧民思想和行事风格深受其父的影响。
桥山日月迫，府县烦差抽。
王事谁敢愬，民劳吏宜羞。
中间罹旱暵，欲学唤雨鸠。
千夫挽一木，十步八九休。
渭水涸无泥，菑堰旋插修。
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遑求。
最后，苏轼本人的性格和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民本”思想。良好的启蒙教育和家庭熏陶，使苏轼从小就逐步养成了耿直仗义的性格。苏轼从小就同情“野人喑哑遭欺谩”的遭遇，对“千人耕种万人食”的社会现象有较为真切的了解。并且，苏轼坎坷的仕途经历也对他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熙宁时期苏轼不能取悦于新党，元祐时期又不能容于旧党，他一直上书批驳他人，发表自己的主张而屡遭弹劾。从二十四岁走上仕途，到六十四岁病逝常州，为官四十年，苏轼既在朝廷任过高官，也做过各地方州的太守，甚至还被流放各州，生活阅历非常丰富。苏轼早期主张以仁政治国平天下，而不必动用武力，后来亲身经历百姓疾苦，政治地位的落差使他在为官生涯的后期对治国之策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相比之前，苏轼更能从百姓的立场出发，这使他在地方任职时更能体恤民情，关注民众的切实需求与实际利益。
作为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多年的士大夫，苏轼从一开始便接受了儒家先贤“爱民”“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同时在父亲的教育下，苏轼提倡以民为重的改革，认为“欲速则不达”；坚持自己的人生准则和为官主张，并敢于进谏。面对新法，苏轼上书陈词，对其中的改革措施提出反对意见。因政见不合，苏轼在新旧两派中树敌众多，最终连遭贬谪。而这一人生经历又使其与百姓有亲密的情感交流，既对民间的疾苦有深刻的感性认识，又能站在“民本”理论层面来看待社会现实问题。所以苏轼以民为本的仁政爱民思想呈现出与宋儒截然不同的特点，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民本发扬光大。苏轼不断身体力行，直接上书反映民众疾苦，在地方为官时因法便民，帮助老百姓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苏轼的为官理念和为官举措充分体现了“民本”思想和他对于仁政理想的终生追求，最终形成了自己亲民爱民的为官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