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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提前说明一件很实际的事，除了每周一之外，每周五我也会去系里的办公室，因为秘书处告诉我，有太多学生想见我，想和我交流，而尽管我们私下已经有过许多次交流，每周只有一个上午的会面时间自然是不够的。所以如果你们想见我的话，我在这里通知大家：我每周一和周五都会从九点半待到中午。无论如何，大家最好提前预约，免得出现扎堆或类似的情况。这让我非常心烦，因为你们人数太多了，而我只有一个人……我希望能单独见你们每一个人，偶尔也可以同时多见几个，形式可以更随意一些，因为你们当中有些人每隔半小时就会来办公室，而这让我觉得——正如我不久前跟一个学生说的——自己就像个牙医，每隔半小时就要接待一个病人，而且学生也觉得自己是病人，这样我们不论是谁都会觉得很不舒服。说实话，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总之，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再看看吧。
好，你们应该还记得，几天前的那个日子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不幸的，因为我们在这里快被热死了。你们应该还记得，我们当时说好了，今天要直奔短篇小说的主题，谈一谈我的作品，可能还会谈到其他人的相关作品。我们非常有必要讲一讲拉丁美洲的短篇小说，因为这个文体在拉美出现得很早，而且不可思议的是，成熟得也很早，它在拉美所有国家的文学创作中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如果我们做一下对比参照，就会发现在另一些文化中，短篇小说的地位并没有这么高。法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法国的学术课堂上，长篇小说被视为万能的，而短篇小说则是次要的、附属的短小章节；尤其是如果长篇小说家同时还写短篇小说，其他的作家和批评家会迫使自己研读他的短篇小说，但他们这么做的时候总是缺少点热情和诚意。我不敢说拉丁美洲的情况完全相反，因为所有人都明白长篇小说的重要性，但是短篇小说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这不仅体现在作家的创作活动中，而且——这一点更加重要——还体现在读者的兴趣中：读者期待阅读短篇小说，他们莫名地需要短篇小说，并以同样的兴趣接纳欢迎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
说到我自己的国家，有一则短篇小说是很好的例子，我已经很多年没有重读它了。我记得，在我们国家刚独立的时候，也就是十九世纪初，我们有过一位诗人，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他因一首名为《女俘》的诗歌成名，它是我们拉美的经典之作。而且，他还写了一篇出色的短篇小说：在那个时代，能写出《屠场》这样的作品可不是一件寻常的事，作品提到了联邦派和集权派之间的冲突。对于这样一位具有抒情和浪漫气质的作家来说，这篇作品可以说是充满了现实主义色彩。面对一个明显触动了他、甚至激怒了他的话题——一个残忍的话题，一个关于国内两大政治派别之间无情斗争的话题——他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而这篇短篇小说堪称现实主义的典范，是观察与描绘的最佳模板；我认为，这部作品令人惊叹地遵循了短篇小说的全部规范，而短篇小说偏偏又是难以典律化的文体。
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短篇小说开始在拉美的各个国家出现：委内瑞拉、墨西哥、秘鲁涌现了许多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家，他们追随着当时主要源自欧洲的美学潮流，因此，当浪漫主义像洪水一般涌入拉丁美洲时，人们写下了许多带有浪漫主义特质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但是它们的主题已经被拉美化了。进入二十世纪后，短篇小说领域已经积累了一系列作品，这让写作者能够立足于熟悉的领域开始自己的创作，让他们能够超越过去，让短篇小说变得越来越现代、越来越与时俱进。
一些评论家——人数不是很多——曾经试图回答，为什么在拉丁美洲这片大陆上，正在出现，而且已经出现了许多短篇小说家呢？至今没有人能找到说得通的解释。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听说过一个开玩笑的说法，我们拉美人之所以写短篇小说，是因为我们很懒：写短篇小说比写长篇小说更省时省力，而且读者也和作家一样懒，所以短篇小说很受欢迎，因为它们读起来不太费力，你随时随地想读就能读。当然了，这个解释充满了嘲讽和挖苦的意味，没有任何依据，因为我们或许是有些懒，但我不觉得这种说法适用于文学创作的领域。
还流传着另一种严肃的说法，我们可以作为参考，但是我觉得它有矛盾的地方。这种说法主张，拉丁美洲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大体上没有任何负担——而这同时也是一种信心的保障——不像欧洲文学那样背负着缓慢演变的历史重荷。与西方文学的恢宏历程相比，我们从西班牙征服时期到殖民时期，再到独立时期，这段历史极其短暂，几乎只是一瞬间的事。这就导致了一旦作家开始写作（尽管每个国家的情况略有不同），由于他们的文化土壤缺乏缓慢的历史演变，他们可能无法有意识地察觉到自己是某种历史长链中的最后一环；突然，他们发现自己在驾驭一种现代的文化，驾驭一种富有表达潜力的语言，同时也意识到自己与更发达、更具凝聚力的文化之间缺乏联系，他们不得不依赖于外来流派的影响，而这些流派与种族或文明自身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
据说，短篇小说之所以在拉美如此盛行，是因为拉美作家与前哥伦布时代的伟大文明——比如秘鲁和厄瓜多尔的印加文明、墨西哥伟大的玛雅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依然十分亲近，而他们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文学角度看，这些文明的文学作品基本属于口头文学，即便是书面作品，也都像神话和宇宙起源传说那样，以小故事的形式呈现。比如说，如果你翻开玛雅人的圣书《波波尔·乌》，你就会读到完整的宇宙创造史，里面记载了诸神最初的活动，以及他们与凡人之间的接触，这些内容便构成了一系列故事。在其他文明的宇宙起源传说和神话中，这类故事也很常见：希腊神话和犹太人的《旧约》中的许多情节都可以拆分成许多部分，和波斯古经《阿维斯陀》一样，它们都是名副其实的故事。这种理论认为，拉美作家依然与这类口头文学十分亲近，它是文学的初始，作为个人与文化背景，它并不是在许多个世纪里缓慢演变而来的；于是，墨西哥人、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自发地写起了短篇小说。
虽然这个理论很有趣，但是我发现它在本质上是矛盾的。不妨设想一下南美洲的南部地区，也就是被叫作南锥体的地方（主要是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这些国家孕育了，而且依然在孕育着一大批短篇小说家，而这些国家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土著文化的根基。与秘鲁和墨西哥的情况不同，我们的土著文化——与另外两个国家相比，可以说是水平有所不足——在西班牙征服时期及之后很短的时间里，很快就被清除毁灭了；因此，我认为，源于土著文化的口头文学在南锥体地区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然而那里的短篇小说总是数量惊人，人们书写它，寻找它，阅读它。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再仔细地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因为它极其吸引人。为什么短篇小说在拉丁美洲如此流行？为什么拉美短篇小说能达到世界的最高水准？在我的印象中，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篇评论能够给出让我满意的答案。
我们不妨将重心放到与我们、与我密切相关的事上来吧，你们知道，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长大，在我的成长环境中，短篇小说是我非常熟悉的文体，自上世纪末以来的传统短篇小说，比如爱德华多·怀尔德的作品和罗贝尔托·豪尔赫·帕伊罗的高乔小说，我都谙熟于心。二三十年代期间，我大量阅读，同时也开始发现自己的写作欲望和写作的可能性，我被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家环绕包围着，他们都在写作，我所有的朋友们都是如此，而他们同时也是读者。我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国内外的短篇小说：这个文体让我们着迷，我也开始了个人的写作生涯。与此同时，在同一座城市里，有一些短篇小说家已经离世，另一些则处于创作高峰期，比如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奥拉西奥·基罗加、贝尼托·林奇，以及像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那样的当代作家。那几年，他出版了他最著名的短篇小说：比如《小径分岔的花园》全系列，这些作品被分散地刊登在杂志上，后来被编录为全集。他的朋友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他俩曾多次共同创作文学作品）当时也在写短篇小说，出版了好几部短篇小说集，而且——顺便提一下——他的妻子西尔维娜·奥坎波也是一位杰出的短篇小说家。而当时最受欢迎、最贴近布宜诺斯艾利斯人民生活的，是罗贝尔托·阿尔特一类的作家，他在出版长篇小说的同时——甚至更早以前——也开始出版一系列短篇小说，有几篇让人难以忘怀。
我对这一切都很熟悉，我甚至亲眼见证了一些书籍的出版，并在第一时间去搜寻和阅读它们。我那时生活在一个精神性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里，短篇小说是有趣、迷人，甚至充满诱惑与挑逗的日常要素，一切都合情合理。我周围的人写的所有短篇小说里——要是我梳理一下整个大陆的情况，我可以列举更多的作家——都有不同语言的当代短篇小说的影子，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读过这些作品的原文或者译文。当时，英语文学让我们那一代人都感受到了它的分量，这种分量的传递者不再是那些经典作家，而是同时代的短篇小说家：像舍伍德·安德森那样极其重要的短篇小说家，他的作品被翻译后，从这里、从美国传到了阿根廷，年轻人如饥似渴地阅读它们。这意味着——你们可能发现了，我突然偏离了主题——当我们开始创作短篇小说时，我们有着极高的目标和水准；我们从不会即兴创作，因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源自世界各地的短篇小说，除此之外，我们同胞的作品也给我们设定了极高的基准和要求。
我很早就开始写短篇小说了，写了很多自己永远都不会发表的作品，因为尽管我现在仍然觉得那些点子极富想象力，结构也是合格的短篇小说结构，但创作手法却很松散。我像刚开始文学生涯的新手那样写作：自我批判不足，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事写了四句，却忘记了应该写的句子，过度使用形容词（很不幸，当时从西班牙传来了大量的形容词）。上世纪末的写作风格仍然在松散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类作品辞藻华丽，情感虚浮，拉丁美洲的作家开始渐渐对它们感到抗拒（在西班牙也是如此；我不能有失偏颇，得把情况说出来）。我开始创作短篇小说，然后有一天，当我已经写了六七篇绝不会发表的作品时，我发现，每一篇都是幻想短篇小说。
那时，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没有像罗贝尔托·阿尔特那样写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呢，毕竟我曾经那么崇拜他，现在也依然崇拜他；或者，为什么我没有像奥拉西奥·基罗加那样写作呢，虽然他写过一些幻想作品，但是他也以自身经历为参照，用真实、恰当的笔触描绘了他在阿根廷北部丛林的生活，创作了许多作品。这让我产生了疑惑：我对幻想的认知与其他人是否一致呢，我对幻想的理解是否与众不同呢。于是，我想起——我应该在《八十世界环游一天》的某个章节里提到过这一点——早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对幻想的认识就和我的同学们很不一样。对他们来说，幻想是必须抗拒的东西，因为它与现实无关，与生活无关，与他们正在学习的知识无关。如果他们说“这部电影的幻想色彩太浓了”，那他们的意思就是“这部电影就是垃圾”。在同一个章节里，我还讲述了一次让我感到困惑的经历，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义。我把一本小说借给了一位我很喜欢的同学。我们当时大概十二岁，我刚读完我借给他的那本小说，彻底被它迷住了——那是一部儒勒·凡尔纳的冷门作品，《威廉·斯托里茨的秘密》。在这部作品中，凡尔纳开创了隐形人主题，在之后的二十年代，隐形人出现在了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部广为流传的小说中。（威尔斯忘了提凡尔纳的名字，不过或许他没有读过那部小说，一切纯属巧合。）凡尔纳的那部小说并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它的主题非常迷人，因为他创造了西方文学中的第一个隐形人形象，这个人物经历了一系列化学反应后——我已经彻底忘记书里发生的事了——隐形了。我把书借给了我的同学，而他还书给我的时候说了句：“我读不了这本小说。它的幻想色彩太浓了。”我清楚地记得这句话，此刻它仿佛还在耳畔回响。我那时把书拿在手里，觉得世界仿佛在下沉，因为我不能理解这竟然能成为不读那本小说的理由。于是，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自小，别人认为虚幻的东西，我却并不觉得；对我来说，幻想是现实的一种形式，在特定情况下，它会向我或是别人显现，可能是通过一本书，可能是通过一件事，但它并不是既定现实中一桩违反常情的事。我发现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对幻想太熟悉了，我完全能够接受它，它完全可能发生，就像晚上八点喝汤这件事一样真实；因此（我曾把这些话讲给一位对明摆着的事实充耳不闻的评论家听），我认为，在那个时期，我就已经是深刻的现实主义者了，甚至比现实主义者还要现实，因为像我同学那样的现实主义者只能接受一定范围之内的现实，而其他的一切便是虚幻。我接受的现实范围更大，更灵活，更广阔，它容纳了一切。
现在该谈论时间了，这个话题会是我们今天这次讨论的主题。时间问题超越了文学的范畴，涵盖了人类的本质。从哲学诞生开始，时间与空间的概念便是最基本的两大问题。没有哲学思维的人、缺少怀疑精神的人自然能够接受时间，但有哲学思辨能力的人则无法如此简单地接受这个概念，因为事实上没人知道时间究竟是什么。我们没法把时间称为物质、元素或者事物（人类的语汇无法抓住时间的本质，时间流过我们，抑或我们流过时间），从前苏格拉底时代的哲学家开始——比如赫拉克利特，他是最早思考这个问题的哲学家之一——时间的本质就是一个古老的形而上学问题，而答案也多种多样。对康德来说，时间本身并不存在，它只是一种理解，是我们设置了时间。康德认为，动物并不生活在时间当中，我们觉得它们生活在时间中，但并非如此，因为它们没有时间意识：对动物来说，没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它们完全存在于时间之外。人类被赋予了时间感。康德认为，时间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之中；其他哲学家则认为，时间是一种要素，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要素，我们被它包裹着。这些观点促成了浩瀚的哲学性文学，甚至是科学性文学的诞生，它们也许永远不会消亡。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懂相对论——当然了，我并不懂——但我很清楚，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以后，时间的概念发生了改变：出现了关于时间的另一种概念，现在数学家可以通过计算来研究时间的流逝。然后是超心理学——我指的是真正的超心理学，一门科学——研究的那些现象，英国人邓恩有一本著名的书，《与时间做实验》，博尔赫斯多次提到这本书，因为他被它迷住了。人们有时会突然预感到五天后将发生的事，基于这个大家很熟悉的现象，邓恩分析了是否可能存在其他的时间（不仅仅是我们默认的时间，即手表和日历的时间），也就是平行存在、同时发生的时间。预兆发生时，对我们来说属于未来的事，对他们来说则是错置、平行、模糊的当下。这并不是我现在要谈论的重点，但它能让我们回到幻想文学的话题，你们看到了，时间是一种通透性强、富有弹性的元素，它被出色地应用在某些情节的设计中，而大部分的幻想文学作品对此都有所涉及。
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三篇短篇小说的大致内容。在这三篇短篇小说中，幻想元素以相同的方式打破了原本的时间规律。我只能非常简要地复述这三篇作品的情节，当然了，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必然是复述不好的：我无法用恰当的风格复述他的故事。简要来说，《秘密的奇迹》讲述了一位捷克剧作家的故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时，纳粹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他沦为阶下囚。由于是犹太人，他立马被判了死刑，将由纳粹执行枪决。小说描绘了这个男人被押送到墙边的场景，士兵举起了武器，剧作家看着那名下令瞄准的军官。那一刻，他想道，真遗憾自己快死了，因为他一生都在创作戏剧，而他刚刚构想了一部作品，可能会是他的人生巅峰之作，他的代表作。他没有时间了，因为他们已经瞄准了他，他闭上眼睛，时间开始流逝，他仍在想着他的作品。渐渐地，他开始想象人物的境况。剧作家明白，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写完这部作品，他得思考许多东西，还得耗费许多笔墨——他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他思考了一年，在脑海中写下了这部作品，并在最后时刻画上了句号，他深切地感到高兴，因为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他完成了那部最后的作品。他睁开了眼睛，就在这时，军官示意向他开枪。对士兵而言，时间只持续了两秒，而被博尔赫斯称为“秘密的奇迹”的时间却持续了一年，剧作家拥有了一年的思考时间，完成了他的作品。
第二篇短篇小说是安布鲁斯·布尔斯的《鹰溪桥上》。（布尔斯本人也是个神奇的人物，他的生平与他的死亡都很离奇。大家都知道他在墨西哥神秘地失踪了，没人知道他死在哪里，是怎么死的；他是一个迷人的人物。）故事发生在南北战争时期，一群士兵押解着一名敌方战俘——我记不清他属于北方军还是南方军了——决定把他绞死在一座桥上。故事场景和博尔赫斯那篇小说如出一辙：他们往他脖子上套了活结，强迫他从桥上跳下去，好让他悬挂在空中。那个男人跳了下去，绳子断了，他掉进了水里。虽然他完全不知所措，但他还是设法游了很长一段距离。虽然他们朝他开火，但是没有射中他。他躲起来休息了一会儿，打算回家看望他的妻子和孩子，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们了。他走了一天一夜，一路躲躲藏藏，因为他还在敌军的区域里，最后他回到了家里（我记不清细节了），透过窗户看到了他的妻子。他终于到家了，为此他感到很高兴，可与此同时，画面却开始变得有些模糊，直至最后彻底消失。布尔斯写的最后一句话是：“被处决者的尸体在绳子的末端来回摆动。”这部作品中幻想元素的作用机制和博尔赫斯那篇小说里的非常类似，因为那个即将被绞死的人在垂死的痛苦中经历了想象的绳索断裂，他得以逃脱，动身回家，最终回到了他爱的人们身边。在这个故事里，原本的时间规律也被打破了，时间被拉长延伸。在我们的时间中，在我们这一边，事情只持续了两秒，而在幻想中，时间却被无限延长了：对于捷克剧作家来说，时间过了一年，对于美国士兵来说则是一天一夜。
第三则短篇小说叫作《正午的海岛》，它讲的是一名担任飞机乘务员的年轻意大利男孩的故事，他飞的是德黑兰和罗马之间的航线，偶尔会向飞机舷窗外望去，欣赏爱琴海中一座希腊岛屿的美景。他看得有些漫不经心，但在他看见的风景中有某种非常美丽的东西，他久久地望着那座岛屿，然后他回到工作中，分发餐盘，端送酒杯。在下一次飞行中，等到飞机即将经过那座小岛上空的时候，他想方设法把工作交给了一位女同事，然后来到舷窗旁边，再次观赏那座海岛。就这样，在一系列的飞行中，他每次都会观赏那座他觉得非常美丽的希腊小岛：它是纯金色的，很小，看上去似乎荒无人烟。有一天，他看见小岛边缘的海滩上有几座房子，有人影，还有渔网。他明白了这座小岛不是游客的目的地，那里只住着一小群渔民。这个男人正过着虚浮无趣的生活，他上着班，像所有航空公司的飞机乘务员一样不断住酒店，在每个转机城市都有不需要他太费心思的露水情缘。这个男人对那座小岛日渐痴迷。小岛对他来说就像是一种救赎，它在诱惑他，召唤他，向他展示着什么。一天（我简化了许多内容），他决定请一次长假。一名同事接替了他在飞机上的工作，而他早已查好所有资料，知道了那座小岛的位置和路线，坐上了渔民的小船，在两三天后的清晨抵达小岛，上了岸。小船开回去了，他和那群渔民有了来往，果真有两三个家庭住在岛上，他们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虽然他是意大利人，而他们讲希腊语，但是他们互相微笑，能听懂对方说话，不知怎的，他们接纳了他，给了他一座小屋让他住下，他突然觉得，自己再也不会离开那座岛了，那里是他真正的天堂，那种虚伪的生活完全没有意义：他将和渔民们做朋友，将像他们一样钓鱼，将在这座游客还未抵达的小小伊甸园里度过贫穷、谦卑却快乐的一生。他热情满满地登上了一座小丘的山顶，甚至摘下了手表，把它扔掉，像是某种舍弃自我的象征；他在阳光下脱光了衣服，躺在芳香的草地上，觉得非常幸福。此时，他听到了飞机引擎的声音，根据太阳的位置，他推测时间快到中午了，那是他的飞机，是他做空乘的那架飞机，现在有人接管了他的位置。他望着那架飞机，心想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它，他将在这里住下，将不再与飞机的一切有任何瓜葛。那一刻，他听见飞机的引擎声变了，他看见它偏离了航线，拐了两次弯，沉入了大海。他赤裸着身体全速跑到海边，而他这种出于人性的本能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飞机下沉的那边，在距离海岸一百米外的地方，只露着一块机翼的残片。他跳进水里，向那里游去，说不定会有幸存者。乍看似乎没有生还的迹象，但当他快游到那里的时候，他看见水里伸出了一只手。他抓住那只手，把那个挣扎的人捞出了水面。他小心翼翼地带着他，不让那个人抱住他，避免他被淹死，然后他发现那个人在流血：他的脖子上有一道巨大的伤口，他快死了。他把那个人带到岸边，此时，他的思路中断了，他不再能看清正在发生的事，渔民们听到了声响，从小岛的另一边跑了过来，他们找到了一具男人的尸体——躺在沙滩上，脖子上有一道巨大的伤口。只有这一具尸体，渔民们跟往常一样，独自待在小岛上，还有沙滩上那具唯一的尸体。
在这个故事中，我们也可以认为，时间的拉伸促成了幻想事件的发生。有很多评论家分析了这篇短篇小说（其中一位今天还坐在我们的教室里），他们提出了很多种解读方式，一种解读是，他飞过时偶然瞥见的那座岛屿激发了他关乎生死的深沉欲望，这种欲望让他在某天正午极其专注地看着那座岛，迷失在梦中，迷失在变成现实的幻想之中——仿佛一切真的发生了：他回到罗马，离开公司，租用小船，前往小岛，经历所发生的事；所有发生过的事——此时，飞机发生事故，坠落了，而他正迷失在自己的梦中。这是我给你们讲的前两则故事的作用机制：在五秒钟的时间里，飞机坠落，沉入海里，这个男人却愉快地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也是一种秘密的奇迹，至少在他离世前一天，他仿佛被赋予了获得幸福的终极希望，他抵达了那座岛屿，在那里生活。我觉得这个解读非常合理，但不妨也看看作者的解读吧，与此不尽相同。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有一种印象（我用了“印象”这个词，是因为这种事情从来都没法解释），一种感觉，在某个时刻，时间分裂了，而这意味着人物也分裂了。熟悉我短篇小说的人应该知道，我摆脱不了分身这个主题，它反复地出现在我的作品中；在我最早的那些短篇小说里，就已经出现了人物的分裂。在这篇小说里，人物也分裂了：原来的人物还在飞机里，他无法改变，被我们的时间束缚着。而那个全新的人物想终结琐碎、愚蠢和虚伪的一切，他放弃了他的所有——他的工作、他能得到的金钱、他的人脉——然后上了船，去了那座小岛，过上了原始的生活，那座小岛变成了他生命的中心，这个人也是他，只不过是他的分身，只能幸福地生活一段时间。他不可能一生都处于分身的状态。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一种秘密的奇迹，是赋予他某方面人格的一种希望，是他最好、最美的一面，最向善的一面，那一面的他向往纯洁，向往与想象中的真正的生活重逢，而最后他也充实地度过了一上午那样的生活。接着，飞机坠落了，这个男人从水里捞出了他自己，他从飞机上坠落下来，快死了，因此，渔民们在岸边只找到了一具尸体。
我认为，通过分析这三篇短篇小说，分析幻想的多种呈现方式，我们已经比之前更熟悉这个领域了。之后，我就能和大家好好地聊一聊幻想的其他呈现方式，在那些小说中，空间等要素也发挥了作用，但今天我还想和大家说清楚，带着现实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写作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对那些认为我的时间观念就是时间可能会分裂、改变、拉伸、变得平行的人，对那些认为这只是作家的幻想的人，我想告诉你们并不是这样的，我想……我不会说我要证明这一点，因为你们只能选择相信我或不相信我，但是我想和你们分享我的一段个人经历，这段经历在下面这篇小说和其他几篇小说中都有所反映。我这篇小说极富现实主义色彩，叫作《追寻者》，讲述了一位爵士音乐家的故事。小说里面有个片段，有点像是故事中嵌套的小故事，这个片段从另一个角度触及了时间问题。请你们允许我读两页《追寻者》的内容：当时乔尼·卡特正在和名叫布鲁诺的叙述者聊天，布鲁诺是爵士评论家，也是他的朋友，乔尼说了一句关于某种时间观念的话，引起了布鲁诺的兴趣，布鲁诺一直留意着他说的话，观察他做的事，因为正在写一本关于他的传记，也许甚至是出于商业原因，布鲁诺很在意这件事。乔尼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经受了小说人物的原型——也就是查理·帕克——遭遇过的一切，他饱受毒品和酒精的摧残，对他来说，想象力有时会遁入别处，有些人可能认为那里界限森严，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那是通向其他现实领域的大门。在小说里的这一刻，乔尼说：
“布鲁诺，如果有一天你能写……不是为我写，你知道，我才无所谓呢。但是写出来应该很棒，我觉得会很棒。我刚才正跟你说到，小时候开始吹萨克斯风时，我就发现时间在转变。有一次我跟吉姆说了这事儿，他说大家都一样，只要一灵魂出窍……他是这么说的，只要一灵魂出窍。但是不对，我演奏的时候可没有灵魂出窍。只是地方换了。就像在电梯里一样，你在电梯里跟人说着话，一点没觉得有什么奇怪，一边说话一边升上了一层、十层、二十一层，城市落在你脚下，你进电梯时开始说的话现在说完了，开头和结尾的几个词之间隔了五十二层楼。我开始吹萨克斯风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进了一个电梯，不过是时间的电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你别以为我忘了抵押，我老妈和宗教那档子事儿。只不过在这种时候，抵押和宗教就像是一套我没穿在身上的西服；我知道它就挂在衣柜里，但是这时候你不能跟我说那西服存在。只有我穿上那套西服的时候它才存在，只有等我吹完了，老妈披头散发地走过来，抱怨我的鬼-音-乐吵得她耳朵都要聋了的时候，抵押和宗教那档子事儿才存在。”
黛黛……
黛黛是乔尼的朋友……
……又端来一杯雀巢咖啡，但乔尼忧伤地看着他的空杯子。
“时间的事情很复杂，让我无处可逃。我慢慢发现，时间并不是一个可以装东西的袋子。我想说的是，如果是一个袋子，尽管里面装的东西可能会变，但它的容量不会变，就这么回事。你看到我的箱子了吗，布鲁诺？装得下两套西装和两双皮鞋。好，现在你想象把它清空，然后再把那两套西装和两双皮鞋放回去，但你发现只装得下一套西装和一双皮鞋了。但最妙的还不是这个。最妙的是你发现你可以把整个商店，把成百上千套的西装都塞进箱子里，就像有时候我一边吹萨克斯风，一边把音乐装进时间。把音乐，还有我坐地铁的时候想的东西都装进时间里。”
“你坐地铁的时候。”
“嘿哟，对了，说到重点了，”乔尼嘲弄地说，“地铁真是个伟大的发明，布鲁诺。坐地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箱子里可以装得下那么多东西。可能我在地铁里不是弄丢了萨克斯风，可能……”
他笑了起来，咳个不停，黛黛不安地看着他。但他做着手势，笑着，咳着，忙活得不行，像猩猩一样在毛毯下面抖来抖去。他笑得连眼泪都掉了下来。他把眼泪舔掉，仍然笑个不停。
“最好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话，“我把它弄丢了，就这么回事。但地铁让我发现了箱子的把戏。你看，那些有弹性的东西真是奇怪，我觉得它们无处不在。所有的东西都有弹性，朋友。看起来硬邦邦的东西也有弹性，那种弹性……”
他凝神思考着。
“……那种弹性是延迟的。”他突然补充道。我做了一个敬佩的手势表示赞同。太厉害了，乔尼。这人居然说自己无法思考。好一个乔尼。现在我对他接下来要说的话真正产生了兴趣，他也发觉了，愈发嘲弄地看着我。
我跳过一小段，接下来是乔尼的叙述：
“我刚才明明在跟你说地铁的事儿，不知道怎么就换了话题。地铁是个伟大的发明，布鲁诺。有一天我在地铁里开始感觉到了什么，后来就忘了……两三天后又感觉到了。最后我终于发现了。解释起来很简单，你知道，但说它简单是因为那其实不是真正的解释。真正的解释是无法解释的。你必须坐上地铁，然后等着它在你身上发生，尽管我觉得这事儿只会在我身上发生。看，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儿。
“那一天我清楚地意识到了发生的事情。我开始想地铁，想我老妈，然后想到了兰，还有孩子们，当然了，那一刻我还觉得自己正走在老家的街上，看得到那时候那些伙伴的面孔。我没有在思考，我好像跟你说过很多次，我从来不思考；我像是站在一个街角，看着我脑海里经过的画面，但我并没有在思考我看到的东西。你懂吗？吉姆说所有人都一样，还说通常情形下（这是他的原话）一个人的想法不能自主。但问题在于，即便是这样，我在圣米歇尔站一上地铁，就想起了兰和孩子们，还看见了老街坊。我刚一坐下就想到了他们，但同时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地铁里，大概过了一分钟就到了奥德翁站，人们进进出出。然后我接着想兰，还看到我老妈买东西回来，我慢慢看到了所有人，还跟大家待在一块儿，真是太美妙了，我好久都没有这样的感受了。回忆总是让人恶心，但这次我挺乐意想到孩子们、看到他们。如果我把看到的一切都讲给你，你肯定不会相信的，因为我得讲好一会儿，就算这样还有很多细节来不及讲。就给你讲一件事好了，我看到兰穿着一条绿裙子，我和汉普在33号酒吧演出的时候她就是穿那条裙子去那里的。我看到裙子上有缎带，有蝴蝶结，腰上和领子上都有装饰……不是一下子看到的，实际上我正围着兰的裙子转，非常缓慢地观察。然后我看到了兰和孩子们的脸，接着我想起了住在隔壁的迈克，他在农场工作过，还给我讲过科罗拉多的几匹野马的故事，边说边像驯马师一样神气地挺胸抬头……”
“乔尼。”黛黛从角落里叫他。
“你看，在我想到、看到的所有东西里头，这还只是一小部分。我大概讲了多久？”
“不知道，大概两分钟。”
“就算两分钟，”乔尼补充道，“两分钟的工夫我只给你讲了一小部分。如果我给你讲我看到孩子们在做什么，还有汉普是怎么弹《把爱留住，亲爱的妈妈》的——我听到了每一个音符，你想想，每一个音符，而且汉普是那种乐此不疲的人——如果我给你讲我还听到我老妈在做一篇长长的祷告，祷告里好像提到了卷心菜，她为我老爸和我请求宽恕，还说些什么卷心菜……好吧，如果我全都详细讲给你，就不止两分钟了，你说呢，布鲁诺？”
“如果你真的听到、看到了这些，那得要一刻钟呢。”我笑着对他说。
“那得要一刻钟，嗯，布鲁诺。那你说说看，我怎么可能突然感觉到地铁停了，我离开了我老妈，兰，还有所有那些人，看到我们停在圣日耳曼德佩站，离奥德翁站正好一分半钟。”
乔尼说的那些东西我从来都不太放在心上，但现在他那样看着我，让我浑身冰凉。
“你的时间、那个女人的时间才过了一分半钟，”乔尼怨恨地说道，“地铁的时间、我手表的时间也一样，真该死。那么，我怎么可能想了一刻钟，布鲁诺，你说呢？一分半钟的时间里怎么可能想一刻钟？我跟你发誓那天我没吸过，一块都没吸，一张都没吸。”他补充道，像个孩子似的为自己开脱。“没过多久，这种事又发生了，现在已经是不管我走在哪儿都会发生。但是，”他狡猾地补充，“只有在地铁里我才能意识到，因为坐地铁就好像是被塞进了钟表里。每一站就是几分钟，你明白吧，那是你们的时间，眼下的时间；但我知道还有另一种时间，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
他捂住脸，浑身颤抖。我恨不得自己已经离开了，但又没办法告辞，因为乔尼会不高兴，他对朋友异常敏感。但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又会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至少跟黛黛在一起的时候，他不会说这些事的。
“布鲁诺，如果我能够只活在这些瞬间，或者活在我演奏的时间里，这些时候时间也在改变……你就能意识到一分半钟里可以发生那么多事……这样的话，一个人，不仅仅是我，还有她，还有你，还有所有那些家伙，就可以活上成百上千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找到办法，不用像现在这样守着时钟，一分一秒地数着时间过日子，就可以比现在多活上成千上万倍的时间……”
我尽最大努力笑了笑，隐约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但只要我一走到街上，回到我的日常生活里，他的猜测，还有他的猜测让我产生的直感，就会一如既往地烟消云散。眼下我敢肯定，乔尼说这番话不仅仅是因为他有些疯疯癫癫，也不是因为他在逃避现实，相反，现实对他来说是场拙劣的模仿，他又把这种模仿变成了一种希望。乔尼在这种时候跟我说的一切，我都没办法指望之后再仔细想一想。只要一走到街上，只要它变作回忆，而不是由乔尼絮絮叨叨地说出来，这一切便成了吸食大麻以后出现的幻象，成了单调、重复的手势。这些话起初让人暗暗叫绝，之后就会让人恼火，至少我自己这么觉得，好像乔尼说这些话是在取笑我。但这种想法总是出现在第二天，而不是乔尼跟我说话的当时，因为那时我会觉得有事情需要让步，有盏灯需要点亮，或者更确切地说，有必要去打破一些东西，彻头彻尾地打碎，像把楔子钉进树干，再一锤敲到底。乔尼已经没有力气敲打任何东西了，而我就更别提了，既不知道要用什么锤子，也想象不出这个楔子的形状。
在这个片段中，乔尼讲述的是我在巴黎地铁中的个人经历。你们可以选择相信我，也可以选择不相信，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走神状态，没人说得清它是怎么回事，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妈妈和老师就教育我们不要走神，甚至因此而惩罚我们，或许（可怜的人呀，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自童年时起，他们就在剥夺我们通往其他可能性的权利。至于我自己，我常常走神，而正是因为走神，某种东西出现了，催生了那些让我们相聚在此的幻想短篇小说。通过走神状态，其他元素、不同的空间或时间，某种东西进入了小说之中。我绝不会忘记，因为我借乔尼·帕克……乔尼·卡特的口吻，想尽可能地把这种体验讲好，那种害怕、恐慌和惊奇的感觉——一切都同时出现——向我袭来。那天，我站在许多人中间，坐了两站地铁（我记得很清楚，我恰好花了两分钟时间坐了两站，如果我愿意的话，我第二天就能证明这件事），我当时正在走神，正在回忆一九四二年我和一个朋友在阿根廷北部的一场长途旅行，在那几周、几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多事，我回想着每一个细节，体验到那种在闲暇时分沉浸于回忆和思考的快乐，突然，地铁停了，我发现自己得下车了，时间过去了两分钟。那是我第一次建立起内心时间和现实时间之间的联系。我内心的时间，我脑海中这一切发生的时间，绝对不止两分钟；就算我试图加快叙事的速度，就像有时候会在梦里发生的那样——按照行家的说法，有些梦境会在短暂的几分之一秒内发展出丰富的内容——我也根本无法讲完开头。这意味着，这里也出现了时间的变形：我们醒来时，把做的梦讲给别人听得花十分钟时间，但根据专业人士的说法，我们在闹钟响起的几分之一秒内就能做一个完整的梦，这怎么可能呢？这与短篇小说的作用机制是相同的。
我之所以提到这段个人经历，是因为我在开始的时候说过，我是个非常现实的小孩，原因很简单，我从不觉得幻想是虚幻的，它只不过是现实给予我们的另一种可能性和另一种存在方式，出于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原因，我们会经历这些无法预知的事。可能幻想文学就是这样产生的吧；反正，我自己的短篇小说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为了让我们更深刻地生活在现实中。说到现实，我们现在该互相道别，说下次课再见了，不过，你们也可以向我提问。
学生：您可以简单地谈一谈《夜，仰面朝天》吗？
好的。我本来打算下节课再讲这篇小说的，但是我们也可以改变时间——既然我们正好在讲这个话题——可以把未来转变为当下；这事很容易，用语言就能做到。
《夜，仰面朝天》部分源于我的个人经历。我应该早点说清楚（现在，我趁机把这事说出来，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一些人更深入地解读我的一些短篇小说，而不仅仅止步于粗浅的分析），我的幻想小说很多时候源自梦境，特别是噩梦。我有一篇作品名叫《被占的宅子》，评论界花了极大的功夫研究它，对它做了无数种解读，它是我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里的第一个故事，源于我在一个夏天早晨做的一场噩梦。我清楚地记得梦里的场景，后来写成的这篇短篇小说和那场噩梦如出一辙，只不过在噩梦里我独自一人，而在短篇小说里，我分身成了一对兄妹，他们住的宅子里发生了幻想事件。我清楚地记得噩梦的发展与短篇小说的发展是一致的；或者确切地说，正好相反：短篇小说的发展与噩梦的发展是一致的。我从噩梦的最后一分钟痛苦地醒来，我记得我当时的模样，穿着睡衣，从床上跳到打字机前，就在那天早上，我立刻写下了这则短篇小说。短篇小说里依然包含了噩梦，这是这篇小说中最直接的元素；只不过多了人物的分裂，多了些智力元素、文绉绉的文学典故、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对房子的描述。我写作时，这些内容都被融入作品中，可噩梦依然还在那里。由此，梦境一直是我写幻想短篇小说的动力，现在也依旧如此。
《夜，仰面朝天》几乎就是一场梦，而且可能比梦还要复杂。一九五三年，我在巴黎骑摩托车的时候出了车祸，我对这场愚蠢的车祸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是为了避免撞上一位老太太（之后，我在警方的调查中得知，那位女士已经非常年迈，她把红灯看成了绿灯，以为能过去，就开始横穿马路，可那时信号灯变了，该轮到我骑摩托通过了），紧急刹车，偏离了车道，被压在了摩托车下面，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半月。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的腿重度骨折（你们看到了，要是我的腿骨折了，断的东西可不少，这可是相当大的面积呢
），引发了感染，颅骨差点碎裂，高烧不退，我好多天都处于半昏迷状态，周围的一切都沾染上了噩梦中的氛围。有些东西很美丽，比如水瓶，我觉得它是发光的泡泡，我最爱我的水瓶，转动脑袋的时候就能看见它。我觉得很舒服，很平静，可突然间，我又看见了自己躺在床上——此时，车祸发生后最糟糕的事，一切都又明摆在那里，突然间，我看见了随之而来的一切，完美的小说结构，我需要做的只不过是把它写下来。即使你们会觉得我的说法自相矛盾，我还是要告诉你们，我为在自己的短篇小说上署名而感到羞愧，因为我觉得这些故事是被传述给我的，我不是真正的作者。我不会带着三条腿的桌子
来这里，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像一个灵媒，负责传递或接收另外的东西。
学生：谁知道呢？
谁知道呢，没错，这是个开放的问题。事实是，我突然看见了这个故事，我得先讲讲故事的情节，才能解释它的机制：在这篇小说中，幻想场景是绝对的、彻底的，它试图完完全全地倒置现实。有一个男人——也就是“我”——骑摩托车时发生了车祸，被送进了医院，然后发生的所有事情，你们都知道了。他睡着了，进入了墨西哥土著人的世界，他在深夜里逃亡，因为有人在追捕他，由于这件事发生在梦中，而我们知道梦中的一切都不需要解释，所以，“我”，也就是那个做梦的人，知道自己来自摩泰克部落，这是我编的名字，有一位评论家认为，这个名字源于主人公骑摩托车这件事……这证明了当人们试图通过某些方法寻找联系的时候，纯粹的理性思维是非常危险的。这位摩泰克人觉得追捕他的是阿兹特克人，当时，他们的文明进入了众所周知的荣冠战争时期：那时，为了供奉他们的神灵，阿兹特克人会追捕敌人，将他们活捉后给他们裹上鲜花，把他们送到特诺奇提特兰，关进地牢里，等到神灵的献祭日来临，阿兹特克人会把他们抬上金字塔，挖出他们的心脏。你们会在古籍和历史书上读到这些内容：荣冠战争一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似乎是一件十分美妙平静的事情，阿兹特克人活捉敌人，给他们鲜花，把他们带回去，就和聚会一样！好一个聚会啊！摩泰克人自然很清楚等待他的会是什么结局，他绝望地逃跑，一边逃，一边觉得追捕者离自己越来越近，然后，他突然醒了过来。当然了，他在同一间医院里醒了过来：他是出了车祸的那个人。他醒了过来，看见绑着石膏的腿和他的水瓶，意识到那只不过是场梦，于是他心满意足地松了口气。他又睡着了，梦境又开始了，他一直都被人追捕，敌人离他越来越近。这一次，他又成功地醒了过来，但醒来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他得花费十足的力气才行，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逃离这场深不见底的追捕，重新回到医院里。于是，他开始与睡意斗争，但他发烧了，病得厉害，很虚弱，接着他又睡着了。他重新沉入睡眠时，敌人刚好用绳子套住了他，他被捉住并带到了地牢里，他们让他待在那里，等待献祭的时刻到来。他最后一次（应该是，我记不太清了）让自己醒来了一会儿；没错，他让自己清醒了一会儿……您朝我点了点头……他醒了过来，绝望地想要触碰些什么，想要抓住现实，因为他觉得自己被那可怕的梦境攫住了；但是一切开始变得模糊起来，他什么也没能抓住，又一次陷入了噩梦之中。此时，几个祭司侍从走了进来，他们沿着阶梯，把他抬上了金字塔；在上面，他看见塔顶的祭司拿着血淋淋的玉刀，或者黑曜石刀，等待着他。他拼尽最后一丝意志力，想要醒过来。就在那一刻，他得到了启示，他意识到，他醒不过来了，这才是现实，他是那个梦见自己住在奇特城市的人，那里的楼房高耸入云，满眼都是红色和绿色的灯光，而他坐在某种金属昆虫上。他思考着这一切，而与此同时，他被抬上了金字塔，等着被献祭。
这就是这篇小说的主要情节，我认为，由于纯幻想元素的出现，现实被彻彻底底地倒置了，当然了，还可以有其他的解读方法。或许我们得再说点其他内容，但我们把它留到下次吧。
行吗？
学生：在《跳房子》里，“蛇社”的成员们说过一句话，内容是关于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在文学中的重要性。我想知道，它为什么重要呢，您的时间变形观点是否源于这个原理呢。
当然了，我是巴黎《世界报》的忠实读者，它每周四——我记得是——都会刊出科学专版，向我们这些非科学界人士普及科学知识。我总是带着极大的兴趣阅读这些版面，因为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一些东西，在我看来，它们属于幻想世界的范畴，比如说，反物质这个概念。大家都知道，物理学家认为，反物质和物质一样，具有同样的现实性；在物理学家看来，除了物质之外，在原子领域（说到这儿，我就没法再进一步解释了）还存在与物质相反的力量，这些力量也是算数的，它们所拥有的现实就叫作反物质。这些知识我是在读《世界报》的时候学到的，我也是通过同样的途径学到了海森堡的理论，就像您说的那样，它叫作不确定性原理，我记得这个理论与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同属一个时期。一旦人们抵达了研究的最高点，穷尽了数学和物理的所有可能性，一个充满着不确定的领域就会展现出来，在那里，事物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在那里，人们无法像在低水平领域那样应用精准的数学原理。毫无疑问，事情远不止如此，但我对此很感兴趣，因为我发现，在某些文学作品和诗歌中，情况也是一样的：一旦触及了表达的界限，不管是幻想文学的表达方式还是诗歌的抒情表达方式，都会进入新的领域，在那里，一切都是可能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与此同时，这个新领域拥有某些事物的巨大力量，这些事物还没有现身，但似乎正在向我们召唤、示意，让我们去寻找它们，好让我们在途中相遇，而这是真正的幻想文学一直所提倡的。因此，我觉得不确定性原理（也就是说，物理学家确定，有些事物不完全是这样存在的，它们可以有另一种存在形式，并且从科学的角度说，我们无法计算它们，也无法测量它们，可它们也完全是算数的，是有效力的），我觉得这个原理对文学有激励作用，因为长久以来，我们这些所谓的和文字打交道的人（这个表达很有意思：文字人，文字汤
……）在面对科学家时，都会产生某种自卑的情绪，因为他们生活在令人满意的规则体系中，一切都可以被证明，只需要沿着一条路往前走，推导出的新规则总能解释旧规则，反之亦然。在文学中，我们掌控着这场奇妙的积木游戏，也就是字母表，一切都从字母表里诞生，从人类念出和写出的第一个词，到今晚我在伯克利大学出版的这本书，都是如此。从字母表的二十八个字母中衍生出了一切，而我们面对科学家有自卑情绪，是因为我们觉得文学是一门混合的艺术，囊括了幻想、想象、真相、谎言、各种假设、各种理论，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我们常常面临着走上邪恶和虚假道路的危险。而科学家却给予我们一种平静、安全和信任的感觉。好吧，就我个人而言，这种感受不存在，也从没存在过，但当我读到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时，我心想：“真见鬼！他们就和我们一样！他们做研究的时候，他们思考的时候——恰好是最高峰、最艰难的时刻——他们也会突然踩空踏板，感受到地平面的晃动，因为一切变得不确定了，唯一算数的就是不确定性原则！”好了，这就是我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