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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够用肉眼看到二氧化碳污染——假设二氧化碳像雾霾一样明显，但不是棕色，而是上好的钢笔水那种浓郁的靛蓝色，那么气候变化的威胁至少可以说是美丽的。汽车驶过，排气管后面拖着微弱的蓝色气体，这是全球变暖的主要人为因素。工厂的烟囱远看就是一块模糊的蓝色污迹，仿佛上帝谴责的指印。抬头望去，像地中海一样颜色的薄薄气层在翻滚，风暴永不停歇。
我们大多数人将会被一片迷人的蔚蓝色薄雾包围着。当我们谈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时，仿佛它在我们之上很高的地方。事实上，二氧化碳在靠近地面的地方浓度最高，因为大部分二氧化碳是从地面排放的，随后气体慢慢地与高处的气体融合。如果乘坐商用客机在空中飞行（客机后面会留下一条长长的靛蓝色痕迹），在巡航高度上，大约离海平面10千米的地方，空气会清新得多。这里的大气层还像碳排放很少的时候一样。你可能会看到另一种蓝色：天蓝色。
从太空往下看，靛蓝色的大气层将会十分迷人：一缕缕蓝色烟雾从城市和工业中心升起，渗入淡蓝色的二氧化碳，累积的二氧化碳几乎均匀地扩散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你会看到这抹蓝色扫过大草原和海洋，涌入丘陵地区的隘口，在山脉后面打着涡旋，就像流水遇到了河中央的巨石一样。
北半球是二氧化碳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原因既包括自然因素，也包括人为因素。夏天，森林和草原迸发绿色的生命力，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我们所需的氧气。这时，我们周围的蓝色大气将会变浅、变亮。然而，随着冬季临近，各地似乎都重新被靛蓝色的浓雾笼罩，不仅城市如此，郊区也是一样。植被不再吸收碳，随着植物枯萎和腐烂，二氧化碳反被释放。每年，大气中的碳排放峰值都出现在冬季结束时，届时北半球将消失在旋转着的厚厚的靛蓝色“斗篷”之下。春天来临的时候，它将再次开始褪色。我的这些描述基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可视化数据。该机构的一位发言人在向我描述这一周期时说，这仿佛是“地球的心跳”，扑通，扑通，扑通。
不过，正是人类的排放导致了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积累，对气候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果碳污染是肉眼可见的，那么从太空看，我们的消费和工业生产中心，比如西欧、东南亚、北美东部沿海地区，还有像加利福尼亚和日本这样较小的地区和工业中心，就像在无休止地排放蓝色的烟。南半球几乎不会这样。只有在旱季，非洲、南美洲和大洋洲才会升起巨大的蓝色旋涡，这并非来自人类活动，而是来自山火。（不过，因为气候变化，山火也越来越严重。）随着每年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被排放到大气中，天空的蓝色会愈加深邃，世界各地都是如此。
世界停止消费的那一刻，空气将会在须臾之间变得轻薄。几天内，地表的蓝雾就会明显变淡。从北半球升起的蓝色烟雾将减少许多。
碳污染的靛蓝色天空之下将形成更清新的空气，就像泥泞河口下的清流一样。
当然，我们看不到二氧化碳，它是一种无色的气体。然而，正如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所了解的，碳排放的减少绝对是可见的。
颗粒物污染，也就是城市中经常看到的棕黄色雾霾，从工厂、燃煤或燃气的发电厂和燃烧化石燃料的车辆中喷出。它们也是温室气体的来源。当全球消费经济因为疫情而停止时，雾霾开始消散。令人震惊的是，各个城市的天空突然间比之前更蓝了，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日常行为对地球造成的影响，这也许是有史以来人类最广泛的一次反思——它还说明我们肉眼看不到的碳排放也在减少。
起初，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大多位于印度和巴基斯坦，世界上的很多消费品都产于这些地方。疫情封锁开始的几天内，连印度加济阿巴德这座2019年全球空气质量最差的城市都有了蓝天。一般来说，在10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每年4月会有55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因颗粒物污染达到“非常不健康”和“危害”级别。而在2020年4月底，仅有3个城市达到这些级别。（其中包括越南的河内。这是最早受到疫情波及的几个城市，现在工业活动已经重启。）在测量污染物的卫星图像中，这一现象好似一个燃烧的星球的火焰正在消退。
富裕世界的空气已经变得相对清新，其中一个原因是很少有产品在这里生产，这些国家基本上已经将污染性产业转移到了全球其他地区。然而，不久之后，肉眼可见的蓝天将显得更加真切，就像我们一直在浅滩涉水，现在看向了更深的水域。甚至温哥华等本来就是地球上空气最清新的城市也是如此。曾几何时，伦敦和纽约拥有世界上最清新的空气。多伦多充满城市建设以前的橡树和松树草原的气息。洛杉矶被清晨雨后灌木丛的清新气味唤醒。我们突然明白，几乎所有人都一直在呼吸比想象中更污浊的空气。可见的雾霾是看不见的气候污染物的替身，它的消失太能说明问题，甚至有些令人后怕。
很多人说，空气之所以清新，是因为大家都待在家里。更准确的原因其实是，消费经济已经停滞。工厂关闭，飞机停飞，航道空空如也。我们每天上班赚钱和出门花钱的习惯已被叫停。这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消费者的两难境地：我们的经济由消费驱动，但消费却增加了碳排放。它们的关系十分紧密，气候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将其中一个的增长视为另一个的增长指标。加快时尚周期，就会加速气候变化；减少圣诞节的购物热潮，当年进入大气层的二氧化碳分子就会减少。然而，政界的领导人从未认真考虑通过缩小消费规模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这一研究报告，警告世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无穷尽的增长会造成很多危害。从那时起，人们一直在争论我们能否同时拥有不断增长的消费经济和清洁健康的自然世界。人类能否在不损害环境的情况下，享受我们已经习惯或渴望的所有舒适生活——空调、每家三辆车、新衣服、各种新东西、环球旅行。《增长的极限》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报告写道：“正是成功突破极限构成了当今世界很多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的文化传统。”
这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从未改变。从服装厂到足球比赛，从养牛业到大众旅游，我们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可以与环境危害“脱钩”，就像车厢与火车脱钩一样，这种想法现在是各国政府和企业的指路明灯。它是这种信仰的基石：科技可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不需要我们大幅改变生活方式。它是“绿色增长”的圣杯：不破坏环境、能永久增长的经济。
在2014年左右，“脱钩”的承诺似乎突然成为现实。2014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度数据陆续发布时，我们发现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保持平稳，我们向大气层排放的碳不比前一年少，但至少没有变多。2015年和2016年也是一样。当时，劳拉·科齐对我说：“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科齐是国际能源署（简称“IEA”）数据处理团队的负责人，该机构代表着全球约30个主要经济体。
不过，我们也有理由感到悲观。碳排放量依然高得离谱。当2014年碳排放增长首次停滞时，数据位于历史新高。为了让大家理解得更直观，我们可以把大气层想象成一个浴缸。现在，在你想象的浴缸里放一堆乒乓球，乒乓球代表大气中积累的二氧化碳。一直以来的趋势是每年增加的乒乓球越来越多，直到我们在2013年创造了新高，比如增加了10只乒乓球。2014年，我们又增加了10只乒乓球，只是没有增加11只或12只。2015年，又多了10只，2016年也是如此。浴缸里的乒乓球总量，也就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是持续增加的，但增加的速度终于趋于平稳。
好消息是，在碳污染曲线趋于平稳时，世界人口增加了1.7亿，全球经济增长了10%。人口和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同步，它们似乎终于分道扬镳，在经济增长持续上升的同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速停了下来。
碳排放放缓有几个原因。其中之一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还有中国，正在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污染。多年来，欧洲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美国也加入了这场斗争。西方国家的境外生产导致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商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不过，中国消费者的人均碳排放量要低于几乎所有富裕国家的普通民众。另外，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正在减少燃煤量，更多地使用天然气，并在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方面做出了更大的努力。绿色增长真的在实现的路上。
然而，二氧化碳污染的增长趋于平稳还有一个关键原因，而这个原因却很少被报道。经济增长总体上已经放缓，尤其是在中国、美国和欧洲。使碳排放增长放缓的不仅仅是绿色科技，还有消费的减少。斯坦福大学的环境学家罗伯·杰克逊说：“我们的碳排放处于脆弱的停滞状态。”杰克逊当时是“全球碳计划”的负责人，这是一个由气候科学家组成的重要的碳追踪组织。“如果全球经济蓬勃发展，碳排放的平稳状态将会被打破。”
杰克逊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同事和他打赌1万美元，说碳污染尚未达到顶峰，排放量很快会再次上升。杰克逊没有打这个赌。不过，他确实曾说，我们可能再也不会看到年度碳排放增量达到或超过2%。
接下来的一年，也就是2017年，根据“全球碳计划”组织的计算，排放量增加了2%。2018年，随着全球经济激增，排放量增加了近3%。煤炭的使用量再次增加，石油和天然气的使用量有增无减。尽管大家都在讨论“脱钩”，但更准确的说法是，经济增长和碳排放仍然紧密相连，只是紧密程度比过去稍有减弱。
全世界停止消费就相当于在全球范围内刻意减少碳排放。这是我们从未实现过的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二氧化碳污染量只下降了4次，分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以及2009年和2020年。在这几次下降中，没有一次的原因是“脱钩”、绿色增长或任何其他有意义的地球保护行动。每一次下降都涉及波及面很广的严重经济衰退。当世界停止消费时，碳排放就会下降。最急剧的下降发生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当年全球碳排放减少了7%。不过，疫情导致的碳排放下降可能不是最持久的。
“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是我们看到的碳排放最大的抑制剂。当时，全球经济的很大一部分萎缩了。”美国俄勒冈大学的社会学家理查德·约克说。他的研究方向是社会结构对消费和污染的影响。
苏联于1991年解体。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部分时间都在经历约克所说的“去现代化”。苏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最终下降了近1/3，甚至超过了中国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政策最严格的4周内的下降幅度——1/4。苏联经济的一落千丈，加上西方大部分国家的严重衰退，使得全球的总碳排放量连续下降两年，并且在整整十年中仅缓慢增长。大部分人已经忘了这段经历。西欧一些国家，比如德国和荷兰，当时已经在努力减少碳排放。不过，和苏联的下降程度相比，这些国家差远了。“这往往表明，如果经济规模没有发生变化，就很难在减排上取得重大进展。”约克说。
当然，问题是，在苏联解体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出现经济衰退时，数百万人的生活陷入了困苦的境地。拉斯洛·瓦罗在匈牙利布达佩斯长大，当时匈牙利还处于“铁幕”之后。布达佩斯离莫斯科很远，看上去颇有欧洲国家首都的样子，给人的感觉也是如此。即使在铁幕统治之下，瓦罗在20世纪80年代也能像西方年轻人一样自由地观看《星球大战》，喝可口可乐。就物质而言，在苏联时代，很多匈牙利人的生活实际上比在现有的自由市场经济下更好。
然而，苏联解体时，匈牙利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失去了工作。铁幕时代，能源是免费的；苏联解体后，有些家庭由于无力支付天然气账单，只能烧柴火。匈牙利的情况比苏联的许多成员国好，但消费仍然下降了至少25%，比大衰退期间美国的几乎任何地方都糟糕得多。
“这是一个异常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冲击。”瓦罗说，“这种气候政策不具有任何政治可行性。没有人——真的没有人——想刻意这样做。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你不会想住在这样的地方。”
目前，瓦罗是国际能源署的首席经济学家。国际能源署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描绘全球如何开始减少碳排放。瓦罗说，所有设想都以绿色增长为目标。国际能源署从未将人们自愿减少消费以应对气候变化这种可能性包括在内。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可以将不断增长的经济与气候变化脱钩，但经济“去增长”，即有计划地缩小经济规模，即使是最小的程度，也被视为不可想象之事。
瓦罗表示：“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政府会以‘我们要刻意减少消费’的口号赢得民主选举。我们的假设是，人性不会改变。”
2008年，国际能源署敲响了警钟，如果国际社会不采取积极的措施实现“脱钩”，到2018年，能源需求将增加15%，由此产生的碳排放增加将会给未来的气候造成“令人震惊的”后果。回顾这份报告会令人十分不安——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已经成真。它在这一年发布了应对气候危机的新设想，这次提倡的最可能实现的愿景是，未来20年，在保持全球经济和人口增长的同时，能源需求增加25%。为了实现这个愿景，能源效率必须大幅提高，世界上任何一个富裕国家的能源需求都不能增加。所有的增长将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因为那里的人民的生活质量仍需提高。
为了达到这种情况下的碳排放水平，天然气、风能和太阳能的使用需要大幅提高，幅度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可以用天文数字来形容。同样，只有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可以建设新的火力发电厂。汽车用油必须在5年内达到峰值。不过，石油的总消耗量仍将增加（主要用于生产石化产品，为运输卡车、货轮和客机提供能源）。我们回收的塑料数量需要增加一倍，即使这样，也跟不上人类日益增长的对塑料产品的需求。
换句话说，国际能源署最现实的设想将需要全球共同做出巨大的努力——最终，我们将越来越不可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会继续上升，尽管比以往的速度慢。国际能源署也承认，这一设想“与科学上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相去甚远”。
2020年，国际能源署提供了一个新的设想，可能与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条件步调一致。在这一设想中，到2050年，碳排放将降至零或接近零。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超高的能源效率，大家都使用可再生能源，坐火车而不是飞机，等等。所有变化的速度和规模相当于重塑全球社会。到2030年，总排放量需要下降45%——别忘了，尽管我们在“脱钩”方面做出了各种努力，数值却依然没有下降。一直在稳步上升的能源需求需要下降到2006年的水平，那时，世界经济规模只有预测中的2030年的一半。燃煤速度将恢复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当时世界人口只是现在的一半。我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做出各种改变，比如，在这个十年结束的时候，所有飞行时间在一小时以内的航班都将停飞，少于3千米的行程（在很多城市属于跨城旅行）将需要以步行、骑自行车或其他低碳方式完成。电动汽车的年销售量需要飙升近2 000%。也许最难想象的是，我们仍需驾车出行时将不得不接受更低的速度限制。如果我们能做到以上几点，再满足其他更多的要求，我们可能会实现目标，防止全球气候变暖这一真正危险的后果。
当然，2020年有了一点儿“好消息”。因为疫情，全球经济发展放缓，能源需求减少，碳排放的增长速度低于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前的预期。然而，国际能源署再次否定了消费经济增长放缓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想法。各国领导人认为，我们可以迅速实现过去30年来一直未能实现的极端技术和文化变革，这个想法比说服人们少买一点儿东西更可行。
正如瓦罗所说：“在过去的5 000年里，很少有证据表明人们会心甘情愿地这样做。”
很难预测在世界停止消费的那一天，碳污染会下降多少。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第一年，经济衰退影响了几乎所有的消费者，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缩减超过了世界经济规模的缩减。而在大衰退最艰难的一年，碳排放的下降只是略低于经济的负增长。虽然消费的起伏往往与整体的经济情况紧密相关，但肯定有例外。
我们假设两者的下降幅度大致相同：消费下降25%，结果导致碳排放下降25%。我们暂且把肯定会出现的经济混乱放在一边，先把注意力放在气候危机上。在停止消费的第一天，我们将目睹碳排放的上升曲线不是变平，而是下降。全球碳排放量将迅速下降到2003年的水平，而不是停留在历史高位，也就是我们迄今为止在追求绿色增长方面取得的最好结果。
我们仍会往浴缸里添加乒乓球。为了使全球的温度保持稳定，大多数气候学家认为，我们需要将二氧化碳的排放减少到零。令人震惊的是，即使在全球范围内减少25%的消费，我们也只能达成1/4的目标。不过，这仍是一项巨大的成就，它为我们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避免全球温度上升1.5摄氏度。气候学家冷静地预测，1.5摄氏度是极限，“自然和人类届时会面临巨大风险”。按照我们目前的轨迹，21世纪30年代初会达到这一极限。“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做出改变。”杰克逊说。
令人沮丧的是，即使消费大幅下降，离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仍然遥远。这就说明气候变化是一个多么艰难的挑战。然而，最近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依靠绿色科技和清洁能源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极具挑战性的。我们通过放缓消费或经济去增长在减排上实现的每一个百分点，都会缩小必须通过“脱钩”减小的差距。疫情还产生了一座超现实的里程碑。2020年4月，全球有40亿人处于完全或部分封锁状态，全球经济规模大幅缩小，我们和实现用可再生能源为现代文明供电之间，从未这么近。
几年前，当碳排放曲线变平的时候，杰克逊不确定经济增长本身及推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是否应该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话题。他说：“天哪，这要打开多大一个盒子。我觉得去增长的概念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尽管这并非在说它是错误的。”当我在疫情暴发之前再次与他交谈时，随着碳排放再创历史新高，他的挫败感不言而喻，其观点也发生了变化。他说：“我觉得必须将其纳入讨论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