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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麦当劳超值套餐到豪华特斯拉越野车，你可以在花园州广场购物中心的停车场买到任何东西，这里可以容纳1.1万辆车。在世界停止消费的那一天，这里几乎空无一人，商场周围环绕着石墨色的柏油马路。有一群小孩在一家关闭的梅西百货前玩街头曲棍球。冠蓝鸦的叫声从广场中传来。在六车道的公路上，偶尔有几辆车快速驶过。这种寂静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气息，就像新冠肺炎疫情封锁期间的场景一样。这家商场关门了？肯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
《安息日世界》（The Sabbath World）一书的作者朱迪思·舒莱维茨告诉我：“以前这在美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花园州广场位于博根县，这里是美国最后一个周日仍禁止购物的县。”
我们都知道，很少听说人们会选择停止消费，但博根县不同，它每周会有一天休业。顺便说一下，这里并不是什么孤立的宗教飞地，潮流也不是17世纪以来未曾改变。事实远非如此，博根县与纽约市中间只隔着哈得孙河，从时代广场出发，半小时就能到达博根。那么，为什么周日关门的规定在这里能一直延续呢？“帕拉默斯。”保罗·康迪罗说，“这就是我能给你的答案。这里发生的所有事都与帕拉默斯有关。”
帕拉默斯是博根县的经济中心。康迪罗是博根的一位传奇人物，他现在已经90多岁了，曾在不同时期担任这一地区几乎所有的政治职务。他有着一双蓝色的眼睛，满头银发，一身贵族气质，完全可以在电影中扮演古罗马元老院的议员。1955年，他从布鲁克林搬到博根。当时，帕拉默斯还是农村，“后院有鹿和狐狸”，人们在县中心的主街上买东西，比如附近的哈肯萨克。如今，帕拉默斯社区拥有林荫覆盖的街道、殖民地风格的白色房屋，还有很多超级购物中心、折扣店和大卖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吸引纽约购物者的折扣店开始出现在帕拉默斯的公路沿线。在政府的规划里，博根也成为第一批以购物中心为特色的郊区。当地的夫妻店担心，为了竞争，他们必须每周工作七天，于是他们与教会组织和担心交通拥堵的居民组成游说团。在第一家购物中心开业之前，帕拉默斯已经通过了限制周日营业的“蓝色法案”。（历史学家表示，美国这项有关周日停止营业的法案名称可能源于早期的清教徒定居者，他们用蓝纸印刷安息日的规则。它也可能源自那个时代清教徒的一句俚语。）
到1957年年底，帕拉默斯成为美国最大的购物中心所在地。这对当地小本经营的零售商产生了很大影响。3年之内，哈肯萨克主街10%的企业倒闭。新泽西州的立法者决定让下辖的每个县就“蓝色法案”举行公投，“蓝色法案”将禁止商店在周日销售服装、家具、电器和建筑材料。一半以上的县选择支持，包括博根。博根后来几乎完全禁止了周日购物。美国整体上逐渐成为全球最遵守安息日规则的国家。到20世纪60年代，除了阿拉斯加州，每个州都有各自的周日停业规定。如果不注意，我们很容易忽视这种做法其实很激进。在现代人听来，周日停业很稀奇，但如果明天就开始实施，购物时间会立即减少15%。
只有博根始终在执行完整的“蓝色法案”，原因正是消费文化的兴起。周一至周六，博根，特别是帕拉默斯，是一个集销售、饰品、趋势、时尚、娱乐和技术为一体的超现代集市。出售各色品类商品的商家全部入驻大型购物中心，在那里，你逛街留下的鞋印很快就会被拖把拖干净，只留下光亮的地面。每周有一天的时间，这一切都会停下来。一个周日上午，康迪罗在家休息时说，停业很受欢迎，各党派、宗教和文化都支持。“这一天是留给家人的。”他说。大家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喝酒、做运动，一起去泽西海岸旅行。“或者什么也不做。”
这是反消费主义行为吗？
“我们不用这个词，”康迪罗回答说，“我们称其为‘生活质量’。”
人们停止消费后会做什么？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消费主义陷入停顿以后，我们才依稀记起这个问题。在超过一代人的时间里，我们的经济始终处于一周7天、一天24小时的不间断运转中，全年365天都在营业的商店和餐馆不断增加。即使你住在遥远的地区——比如不丹或者南极洲，那里的消费文化还没有入侵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也可以随时用手机看电影，或者花2 300美元在网上购买能与应用程序连接的程控淋浴头。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购物就像已经会游泳的人进入水里一样，我们很快就忘记了以前的生活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种生活方式其实出现不久，并不寻常。在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周日停业的现象在30年前还很普遍。30年前并非遥远的时代，所以很多人还记得周日在商场空荡荡的停车场里学习开车，十几岁时在停业的市中心闲逛的日子。在世界停止消费的那一天，一种更久远甚至古老的时间架构被恢复了，这种架构的根基是不再用于工作或消费的时间。这是为个人转型创造条件的第一个变化。
即使是最早的人类文化，经济生活中也有休息日，但每周把一天专门设置为休息日，远离世俗工作，为精神腾出空间，这一想法始于犹太人的安息日——以色列诗人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称之为“希伯来精神最杰出的创造”。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安息日是停止创造的日子，是一个由“对变化的感知”所定义的日子。这是一种早期的抵抗行为，抵抗的是分分秒秒都被忙碌的商业和交易填满的生活，换句话说，抵抗的是我们所了解的时间。
犹太人的安息日一般是周六，但全球大部分地区的安息日是周日，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 700年前。当时，身为基督徒的古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颁布了周日休业的法令。从那以后，定在周日的安息日有了各种版本：一个观看歌舞、参加宴会和饮酒的日子；一个保持道德纯洁的日子，那时做出像骑马这样的犯罪行为可能会被逮捕甚至鞭打；一个在电视上看体育节目的日子。不管具体内容如何，这一天始终是不能工作、不能购物的。
20世纪40年代末，一个名为“大众观察”的社会研究组织开始调查英国人在安息日究竟会做些什么。这项研究在时间上十分紧迫，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了，因为伦敦的酒吧、公共交通、博物馆和电影院已经开始在周日开放，游泳池等休闲娱乐设施也一样。不过，大多数公共场所仍会歇业，包括餐馆和咖啡厅，体育比赛也在禁止之列。在伦敦以外的地方，周日几乎全面歇业。在苏格兰，人们甚至连儿童秋千都不能使用，这种景象直到70年后才会再次出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游乐场紧闭的大门上贴着“警告”的标识。
几十年来，英国安息日的主导力量并非基督教。“大众观察”上街调查的时候，每20个人中只有3个人周日会去教堂，比去酒吧的人都少，连打理自家花园的人数的一半都不到。奇怪的是，大多数人在安息日会选择待在家里，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很像。周日的主要活动——如果可以这么说——不是追求幸福，而是追求毫无目的的生活。
人们会聚在一起闲聊。他们会睡懒觉、打牌、喝茶、做零工、写信。他们从周六晚上的宿醉中恢复过来。有人去拜访朋友，看望老人或残疾人。天气好的时候——在气候变暖前，英国没有那么多好天气——他们成群结队地前往公园、海滩和乡间。特别是年轻人，他们一整天都在骑自行车远足，以今天的体能标准来看，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比如，从伦敦到滨海绍森德来回骑行140千米。年轻人会自己找乐子。哈默史密斯区建有一条自行车赛道，这里原来有几座房子，二战期间被德国的炸弹夷为平地。青年俱乐部的成员们戴着头盔，穿着橡胶靴和“仿皮革身体护具”在这条赛道上为荣誉而战。
“大众观察”用一个15岁孩子的话总结了英国人对周日的总体态度：“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但我不觉得无聊。”2/3的人喜欢当前的状态，更多的人对这一天至少可以说是感情复杂的。就在调查的几年前，两个被关押在新加坡樟宜战俘营的英国士兵因思念故土写了一首关于伦敦周日的歌，其中列出了各种被禁止的娱乐活动和事项。“看起来很奇怪，”这首歌写道，“却是我们的爱。”
周日的生活不仅仅更加安静，它完全是不同的，是拥有变化的一天。正如“大众观察”所说，“周日是一场读报狂欢会”。在周日，9/10的人至少读一份报纸，超过1/4的人读3份或更多的报纸。他们的阅读方式也不同。在繁忙的工作日，人们主要关注每日新闻。周日的时候，他们会深入阅读（介绍时事背景的长篇文章），也会读浅显的新闻（娱乐新闻、八卦和丑闻）。他们还会听很长时间的广播。
人们的饮食方式也有变化，他们会准备更精致的大餐——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是家庭主妇，她们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因为周日相当于要做额外的工作。人们的穿着也变了，无论去不去教堂，都会穿上“周日最好的衣服”。喝酒的方式也不一样，人们在酒吧里喝啤酒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我们自然而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们在周日这一天变成了另外的人。在英国的一个钢铁小镇上，一名警察和他辖区的民众推杯换盏，这种巨大的转变很好地诠释了上述结论。
一名50岁的督察每天中午会来酒吧喝两三杯半品脱的苦啤酒，他不请别人喝，也没人请他喝。可到了周日中午，他会喝九杯半品脱的苦啤酒，有人请他喝，他也会回请。这种场景在每个周日都会上演。
“大众观察”发布的报告给人这样一种感觉，人们在不同的时间里的表现转换得很老练、很纯熟。不过，我们发现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停工时期，如今的人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做不到这一点。很多人面对大把的时间——不用通勤，不能去工作、购物、旅行，不能堂食，也没有无数其他的干扰因素——产生的感觉近乎恐惧。媒体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开始报道如何在这段时间进行自我提升：解除隔离后，我们的腰会瘦一圈，衣柜会整整齐齐，我们将学会自制荷兰酱，说一口流利的外语。如果安息日最初的要求是不刻意做任何事情（烘焙，甚至揉面都是被禁止的），那么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头几周，黄金标准则恰恰相反。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说过我们渴望这个、渴望那个，但普遍没有把握住我们想要的。
“时间饥荒”一词有时被用来描述21世纪无休止的忙碌感。这种感觉的核心是一种矛盾：严格来说，几十年来，普通家庭在有偿劳动和家务劳动中投入的时间没有什么变化。问题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被填满了。在严守安息日的英国，如果人们到处闲逛，那是因为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当然，除了针线活儿、园艺、遛狗和社交等老式消遣，如今你还可以坐在咖啡厅里，和朋友在餐馆聚餐，去水上乐园，在步行街购物，上跳伞课，或者支持当地剧院排演《推销员之死》。智能手机很好地代表了自由时间的命运，就像洗衣机一样，它很可能成为节省时间的设备。当我们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来组织忙碌的生活时，我们的反应不是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同等数量的事情，而是给生活加入更多的事情。正如人类学家戴维·卡普兰在新千年之交所说的那样，“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当消费者是一种工作”。
很多人确实没有多少休闲时间，原因要么是自己的野心太大，要么是老板有强制要求，要么是低薪工作带来的对于财务状况的绝望。悠然自得、不紧不慢的自由时间普遍紧缺，但时间似乎在延长而非缩短。当无数的民众因为疫情要居家几个星期时，这种情况突然改变了。每个人都在谈论时间的可塑性，它有时像风中的落叶一样转瞬即逝，有时又像裂开的伤口一样漫长难熬，这是他们从未感觉过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熟悉的模式和时间表被打乱了，还有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时间：非营业时间。
周日停业的法令多次在美国最高法院接受考验。在这些对法律的质疑中，最重要的一次裁决是在1961年做出的。当时，马里兰州一家百货公司的员工因在周日卖了一个活页文件夹、一罐地板蜡、一只订书机外加订书钉，还有一艘玩具潜艇而被罚款。被告争辩说，周日休业的法案是将基督教的信条强加到他们身上，给他们带来了经济损失。法院不认同这一观点。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在裁决中写道，周日休业保护的不是宗教上的安息日，而是一种“特殊氛围”，让它畅通无阻地在向多元文化世俗社会的过渡中被保留。
法院宣判：“国家试图将某一天与其他日子区分开来，当作休息、养神、娱乐和享受安宁的日子。在这一天，家人和所有的社区成员都有机会相聚；在这一天，世界相对安静，人们与日常密集的商业活动隔离开来；在这一天，人们可以走亲访友。”美国将这一天定为周日。法院支持周日休业，认为这是一种人人得享自由的方式。
1949年“大众观察”在英国做调查时，受访者对安息日的理解与此基本相同。当时，一场民众运动正呼吁“错峰”实行休息日政策——我们今天就有这种制度，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休息。还有人呼吁“照亮”周日，让人们有更多的机会去画廊、电影院、体育馆、咖啡厅、餐馆，甚至去购物。这立刻导致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大众观察”对此如是评论：“如果满足‘照亮’周日的要求，那么这一天会不会有一半的人在工作，另一半人在娱乐？答案是什么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非营业时间，用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话说，就是“生活古老的二元论”。正如弗兰克·特伦特曼在《商品帝国》中描述的那样，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富裕国家的人已经接受了一项“巧妙的契约”。这本书是特伦特曼所记录的消费文化世界史。每周有六天被加速发展的商业文化支配，有一天几乎完全拒绝商业文化。今天，如果你不能租自行车或买拿铁咖啡，不能花三个小时在店里为步入式衣帽间选一种白颜色（亚麻白？杏仁白？）作为背景主色，就会觉得很荒谬。当你听说20世纪80年代的帕拉默斯试图禁止人们在周日操作计算机主机时，会觉得很滑稽。但核心问题不是宗教虔诚，而是这样一个棘手的事实：周日开展的每一项新的商业活动都让几乎没人工作或消费的非营业时间离消亡更近了一步。
现代世界最顽固的流行病“孤独”也是“大众观察”的受访者所面对的问题。他们的周日通常是和其他人一起度过的。在1949年的英国，一年有52个周日，再加上节假日，可以确保你认识以及不认识的每个人都不会在这些日子工作——人们除了读报纸，什么也不做。一位66岁的环卫工人虽然不喜欢周日，觉得这一天很无聊，但仍然强烈反对错峰休息。他说：“这会比周日还糟糕，因为它意味着与大家失去联系。”
当我们错峰休息、“照亮”周日时，营业时间会变得永无止境。人们在休息时间不可能不打盹、散步或打牌，至少不会完全不做这些事。关键的区别在于，如今我们都是根据个人时间表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从商店在感恩节、圣诞节和夜间歇业，到纽约“三杯马提尼酒的午餐”
，再到在伦敦的工作日下午喝一杯啤酒，抵制永久生产力和消费的每一种形式逐渐被击败。对于现在的以色列来说，安息日是一周中最繁忙的购物日。西班牙的政客已经削弱了周日歇业的法律执行力度和午睡的传统——每天远离工作和购物的休息时间。历史上的安息日大本营，比如英国、德国和法国，减少了主要城市的周日购物限制，这种限制几乎不复存在。几年前，当德国最高法院支持“蓝色法案”时，不同政治阵营的媒体纷纷称赞。“周日之所以是周日，是因为它与其他日子不同。”一家报纸的社论写道，“这是使社会生活同步的一天。”然而，法院的裁决只是规定商店不得连续四周（及以上）在周日营业。
当然，对周日休业最大的打击很早就出现了。1994年8月11日，费城的一名男子从新罕布什尔州纳舒厄的一家网络购物中心订购了斯汀的个人专辑《十个布道者的传说》，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笔无风险的在线零售业务。《纽约时报》以“购物者请注意：互联网开放了”为题报道了这一历史性事件。
博根县的“蓝色法案”也时常遭到反对。近期的一位反对者是米奇·霍恩，他在玩具反斗城感受到了“行动的召唤”。连续三个周日，霍恩都要去博根附近的哈得孙县购买婴儿用品，来回开车需要45分钟。而在其他时间，他可以去当地的玩具反斗城购物，路程不到5分钟。在美国其他任何县的周日，他这样做都是合法的。
“这事关我们的自由，”霍恩对我说，“我们应该有权在任何一天或任何时间买卖商品。”
违反“蓝色法案”的行为广泛存在，霍恩从中看到了令人鼓舞的迹象。一个周日，他在星巴克喝咖啡（咖啡厅是允许营业的）时看到一位店员从货架上取东西。
他突然转向店员，问道：“法压壶？今天真的有人要买这个吗？”
“是的。”那名员工回答。
“那可是厨具，”霍恩开心地告诉我，“是周日禁止买卖的东西。”
霍恩这种想要消除“蓝色法案”最后痕迹的做法，很容易让人产生敌意。生物学家用“最后一个个体”形容濒临灭绝的物种中最后幸存的个体，这个词用来形容博根县的安息日正合适。然而，霍恩想要的只是世界上其他地方大多数人都已经拥有的东西，他的理由也和其他地方推翻安息日的理由相同：随着营业时间的增加，非营业时间已令人无法容忍。随着双职工家庭成为常态，工作时间会延长到深夜，或者人们不得不占用其他休息时间工作，周日不能购物变得很不方便。随着城市生活成为消费的同义词，出现了购物即娱乐的概念。在商场逛一天和在教堂或球场待一天一样，成为家庭出行的一种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观察”的受访者对安息日的评论中没有出现两件事。首先，没有人，或者说至少没有足够多值得注意的人抱怨周日休业的不便。甚至在当时，“匆忙”一词也常常用来形容生活。尽管如此，每个人似乎都认为七天中有六天可以购物已经足够了。其次，似乎没有人关心周日休业会对企业销售额或英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随后的大量研究都未能证明周日休业对经济有任何明显的影响。比如，博根县是新泽西州最富有的一个县，也是美国零售业最发达的十大地区之一。也许英国民众根据经验明白了这一点。还有一种可能是：每周有一天能跳出营业时间，给了他们必要的视角，让他们看到经济潜力最大化可能不是生活不可或缺的意义。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我们以为安息日已经消失，而且永远不会再出现，这样想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禁要问：过去的人们每周有很长的一天盯着自己脑袋里的四面墙，他们的生活是否从某种程度上讲比我们更丰富？我们对自己和自己行为的反思是不是没有那么深刻？我们是不是没那么有思想深度，而是更喜欢关注无足轻重的细节？这些问题似乎已经无法回答，因为“那种周日的感觉”似乎永远销声匿迹了。即使非营业时间有了某种复苏的迹象，我们也始终彼此联结，无休止地追求目标和野心，面对太多分心的东西，没有机会独处，也没有机会和别人围在炉边谈论生命的意义。我第一次与朱迪思·舒莱维茨交谈是在疫情发生很久以前。她对我说：“我们似乎注定看不到它的回归，我想象不到它的重现。这就是我在《安息日世界》一书中发出的近乎绝望的请求。”
守安息日不易，可我们发现不守安息日也很难。早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人们已经开始抵制舒莱维茨所说的“忙碌的稳定价值”。不过，他们的抵制只是局限在自己的生活和家庭中，没有扩展到整个社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抵制大多采取了消费的形式，比如水疗、冥想静修、全包式度假村、精简物品，但还包括毒品、酒类和其他逃避手段。
历史学家戴维·施在《简单生活》（The Simple Life）一书中追溯了从美国建国到现代，人们对物质主义生活方式的抵制。他认为忙碌本身就是消费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他说：“金钱、财产或活动本身并不会破坏简单，破坏简单的是对金钱的热爱、对财产的渴望，以及应酬的牢笼。”疫情防控期间，随着隔离期从几天变成几周，越来越多的人似乎离开了这个牢笼。人们对获得成就和完成接连不断的日常任务的关注度渐渐减弱。像过去守安息日的民众一样，很多人不仅可以在生活中减少所需，还可以减少自己所做的事。只有在这时，时间才不会令人忧心地无限延伸，它不再是一个需要填补的空洞，而是开始变宽、变慢。当这一切发生时，一个小小的奇迹出现了：人生变得更长了。
封锁政策实施一个月后，我尽可能广泛地调查了我能接触的人，从密友到点头之交。我收到的反馈是大家越来越疲于应对生产力要求，普遍沉浸在时间里。一个人用最简单的话概括了这种变化：“我能更留心周围的事物了。”另一个人说：“我们有机会真正地观察和享受春天，这种情况可能再也不会有了。”很多评论似乎都呼应了“大众观察”在70年前描述的失落的世界。“看到现在的人们有机会一起深入讨论某些话题，真的很有趣，”一位女士写道，“这让我依稀想起坐长途火车的感觉，那时大家会热情交流。”有几个人在完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说，封锁隔离就是一种安息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看着近乎空荡荡的高速公路和冷清的商场停车场，就像博根县的周日一样，我们不可能不想到灾难。不过，它们也提醒我们，最初的封锁象征着一种解放。如果你在博根县度过周末，那你注意到的第一个变化就是交通——车辆少多了，就像我们在疫情暴发时所看见的一样。但不仅如此。帕拉默斯的警察会告诉你，周日的交通状况很不一样。人们开车的速度变慢了，不再横冲直撞，也不会为了躲避主道堵车而驾车穿过后街小巷。
哲学家卢梭将空闲时间描述为对成年时光的一种逃避。的确，玩滑板的人在练习尖翻，父母在空旷的道路上教孩子骑自行车。在生命的另一端，疫情提醒我们，我们为孤独脆弱的老人留出的时间有多少。在帕拉默斯，养老院的停车场在周日总是满满的。
逐渐解封后，很多人庄严承诺要坚守这种更自由的时间观念。舒莱维茨在疫情防控期间离开纽约，前往她打算退休养老的卡茨基尔小镇。她准确地预测到，很少有人能够履行这些承诺。她说：“我只是觉得它不可能单独发生，只有其他人都这样做时才会实现，必须大家都这么做才行。如果这不是集体行为，路上的车就不会变少，人也不会待在家里，你也无法与邻居交往，因为他们带孩子去踢足球或购物了。”安息日就像停战一样，除非各方都参与，否则它根本不会存在。每个人都需要停止工作，每个人都需要停止消费。我们都这样做时，就会出现一种能开始重塑世界的时间。
在这些变化中，有一种即刻的变化发生在地球大气层中。在停止消费的那一刻，我们完成了几十年来一直无法做到的事情：减少了导致气候变化的全球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