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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时分，在李维斯公司总部以南6 000千米的地方，费尔南达·佩兹穿梭于南美洲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暴晒的街道上。“我不贫穷，也不富有。”她笑着说，“在追求时尚方面，我就是个普通人。”世界停止消费的那天，她因此成为一个具有国际重要性的人物。
佩兹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女性做这份工作在世界各地都不太常见，在厄瓜多尔也是一样。我们见面时，她开着一辆普通的轿车——黄色的雪佛兰爱唯欧。她坐在驾驶座上对我说，她买的是二手车，在两年半的时间里行驶了10万千米。她说话的时候坐直了身子。佩兹个子不高，身材娇小，30多岁，但看起来要更年轻。尽管如此，她却表现得很强硬。她有一个习惯，如果想让自己的话更有分量，她就会透过太阳镜的上缘看着你。
“没错，我有电视。”她说，“不过，我可不是每个房间都有一台电视。”
你肯定听说过，如果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像普通美国人那样生活，我们将需要5个地球提供资源才能维持生活。可问题是，我们没有5个地球，我们只有1个。
作为非营利组织，全球足迹网络近20年来一直在对相关计算进行微调。该网络首先将地球的生物生产面积按公顷（1公顷比一般的足球场大一点儿）进行划分，然后给每公顷平均分配相应的生产力。这些地块被称为“全球公顷”。如果把它们平均分配给所有人，每个人将得到1.6全球公顷。想想看，如果平均分配世界上的土地和水资源，每个人可以得到的份额差不多就是这样——当然，现实中并非如此。
除了需求和欲望，关于停止消费还有一种区分方式，即我们的消费是否超出了地球所能承受的范围。全球足迹网络指出，人均消费现在需要2.7全球公顷。这就是我们的“生态足迹”的大小，比地球能够长期供应的面积多大概70%。（像大多数全球数据一样，生态足迹也是一个粗略的衡量标准。全球足迹网络的科学家表示，生态足迹是“人类对自然需求量的最低参考值”。）为了计算出如果我们都像普通美国人那样生活，将需要多少个地球，研究人员首先计算出为满足一个普通美国人的消费需求，需要多少全球公顷。一个普通美国人的生态足迹是8全球公顷，是世界上每个人可用数量（1.6）的5倍，所以我们可以得出需要5个地球来维持美国式生活的结论。
其他国家也可以进行同样的计算，我们因此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球消费有多么不平等。阿富汗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假设我们都像阿富汗普通民众那样生活，即使地球缩小一半，我们仍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每个人的标准生活。如果我们都像普通中国人那样生活，我们需要略微超过两个地球的资源；如果我们都像西班牙人、英国人或新西兰人那样生活，大概需要两个半地球；如果我们都像意大利人、德国人或荷兰人那样生活，则需要三个地球；如果像俄罗斯人、芬兰人或挪威人那样生活，就需要三个半地球；如果像瑞典人、韩国人、澳大利亚人或加拿大人那样生活，则需要四个或更多的地球。如果像厄瓜多尔人那样生活，我们只需要一个地球，实际存在的这个就可以。
人们认为，厄瓜多尔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是“全球可复制的”，也就是说，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像费尔南达·佩兹那样的普通厄瓜多尔人一样消费，而永远不会耗尽自然资源。有时，我们把这种方式称为“一个地球式生活”。
这种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子的？换句话说，地球上的可持续消费标准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是说想象中的那种未来，不是那种用风力驱动飞机、用羽衣甘蓝制成衣服的未来，而是说现在。
如果说安第斯山脉是一只大碗，那么基多就是其中的一块沙拉。从基多到佩兹所住的郊区卡拉彭戈，开车需要半个小时。卡拉彭戈呈狭长形，一边是环绕基多的山峰，一边是延伸至赤道的陡峭沟谷。厄瓜多尔因赤道从中穿过而得名，将地球分成南北两部分的赤道正好经过厄瓜多尔首都的北部。这里的街道并不整洁，到处都是涂鸦，一条主街两旁都是小商店，商店老板总会把门前那块破损的人行道扫得一尘不染。
佩兹说：“我们这儿的人生活不富裕，但不用受苦。”
她的生活看起来似乎寻常得很。她的丈夫名叫亨利，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后来又生了一个男孩），还有一只叫洛基的标准型雪纳瑞。他们住在一栋装修主色是黄绿色的公寓的顶层，这栋公寓是她婆家的，公公婆婆住在楼下。每个人都不缺吃的。他们家人喜欢和足球相关的运动服，除非是在欧洲或北美的高端社区，否则他们的穿着在哪里都不会显得不合适。
然而，在很多富裕国家的人看来，佩兹的生活水平似乎有待提高。她住的地方没有热水供应，家人需要用电热装备烧水淋浴。孩子们共用一间卧室，每天有1.5美元的零用钱（美元是厄瓜多尔的法定货币）。家里有一台冰箱和一台洗衣机，但没有烘干机，他们会把衣服晾在阳台上。亨利在一家为通用汽车制造座椅的工厂工作。圣诞节时，他领到的奖励不是现金，而是够吃将近一年的大米、糖和食用油。家里还有一台台式电脑，只有大人有手机。“技术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所以电脑和手机必不可少。”佩兹说。他们家的预算很紧，但不是完全过不上奢侈生活。佩兹一个人就有30双鞋。
他们家很少去餐馆，闲暇时全家人会一起踢足球，或与其他家人和朋友聚会。尽管卡拉彭戈有很多人没有车，但费尔南达一家有时可以坐她的出租车去厄瓜多尔的国家公园。他们家位于安第斯山脉间，海拔近3 000米。有时，他们也会去太平洋沿岸的海滩游玩。但是，家里没有人坐过飞机。
厄瓜多尔大部分地区的人都是如此，人们的生活方式类似于较富裕国家的人，但似乎有些缩水。这里没有“第三世界”的感觉。贫困是可以看到的，尤其是在城市的贫民窟，但中产阶级的生活也显而易见：人们练习跑马拉松，家人一起出去吃中餐，有很多新浇筑的路面。（有一个人对我说：“我们有南美最好的公路，但没有最好的司机。”）人们有抽水马桶可用，夜间灯火通明。
不过，即使是四星级酒店的浴室，也只提供一小块香皂和一小瓶洗发水。空调很少见。饭菜饱腹可口，但没有多少肉，街边小摊用陶器和金属器皿盛装食物售卖，而不是一次性餐具，这种情况很常见。一般来说，商店、餐馆、咖啡厅和酒吧并不忙。令人惊讶的是，很多店铺周末都会关门。除了最富有的街区，很少有人说自己把购物当作消遣。如果你告诉基多人你在用脚步丈量他们的城市，他们会笑着说：“啊，很像我们基多人会做的事。”
联合国按照人类发展指数对国家进行分类，曲线的最低端是“低人类发展水平”，最高端是“极高人类发展水平”。截至2018年，极高人类发展水平榜单上有62个国家，上面有你想得到的国家，还有你也许想不到的国家，比如智利、哈萨克斯坦和马来西亚。这些国家没有一个采用“一个地球式生活”。不过，也有一些好消息。有些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正开始采用这种方式，厄瓜多尔就是其中之一。
要注意，“极高”和“高”之间是有很大差距的。对于很多人类发展水平极高的国家来说，如果生活水平换成厄瓜多尔的平均水平，代价是减少大约5年的预期寿命和教育经历。如果国家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差距会缩小不少。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只比厄瓜多尔人多两年。加拿大作为一个人类发展水平极高的国家，其民众的受教育年限仅比厄瓜多尔多一年。虽然厄瓜多尔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比大多数极度发达的国家（包括所有的欧盟国家）严重，但与美国差不多。事实上，厄瓜多尔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甚至低于美国的一些州和地区。例如，它比波多黎各或华盛顿特区平等得多。
根据最新的统计，有9个国家既属于高发展水平的行列，又在消费上处于或接近“一个地球式生活”的水平。这9个国家是古巴、斯里兰卡、亚美尼亚、多米尼加共和国、菲律宾、牙买加、印度尼西亚、埃及和厄瓜多尔。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都远远低于富裕国家。世界银行的数据统计显示，厄瓜多尔的人均购买力相当于一个在美国每年赚1.15万美元的人，而美国的人均年收入超过6.5万美元。
购买力较低的人在商品和服务上的支出较少。坦率地说，提及消费，穷人并不是问题所在。至少有53个国家的人均消费位于或低于“一个地球式生活”的水平。（如果我们都像印度普通人那样生活，只需要3/4个地球就可以了。如果我们都像非洲之角的贫困国家厄立特里亚的普通居民那样生活，我们只要一个比月球大一点儿的星球就够了。）这些国家的人口加起来几乎占了全球一半。
不过，尴尬的情况是，如果按生态足迹衡量，世界停止消费的那一天，全球的富裕国家需要大幅削减消费。与此同时，数十亿人还没有真正开始消费。有些人的消费已经超过了应有的份额，而很多人消费不足，仍在等待能够满足基本需求的那一天。
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也有一些人的消费水平位于或低于“一个地球式生活”的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并不是城市居民中的素食主义者，也不是腿部肌肉发达、超爱骑自行车的人。他们是赚钱较少的人。
华盛顿特区的经济政策研究所研究了美国各地的生活成本，目的是确定一个家庭需要赚多少钱才能达到“适度但充足的生活标准”，他们称其为“家庭预算”。
经济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经济学家伊莉斯·古尔德告诉我：“这说的不是贫穷。这个国家有很多人——数百万人——在发工资前已经把上个月的积蓄花光了。这个概念反映的是这种情况。”
美国有家庭预算的家庭的支出比平均水平下降25%——为了我的思想实验，他们实际上已经停止消费。这些人不仅能够生存，而且有能力参与社会和经济生活。正如消费者事务领域的先驱人物卡罗琳·瓦尔在20世纪40年代所说的那样，他们可以成为“经济公民”。他们可能没有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但家里的大人都有手机。如果他们住在城市，住的可能是公寓；如果住在乡下，也许是一栋小房子。“他们通常会有一台电视、一张餐桌。家里会有坐的地方，房子里不会空无一物。”古尔德说。
他们的生活在费尔南达·佩兹看来会很熟悉，就像佩兹在厄瓜多尔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很普通一样。拥有家庭预算的家庭至少有一间专门给孩子准备的额外卧室，有一台电脑和一辆车。他们的冰箱和橱柜里存有食物（可能不是有机食品，因为“他们会买便宜货”），很少下馆子。他们的衣服不是最新的款式，但不过时。“他们有钱买冬衣，也有鞋穿，但不会赶潮流。”古尔德说。在53%很少或从不乘坐飞机旅行的美国人中，他们占了很大一部分。美国生活成本接近家庭预算标准的地方包括佛罗里达州的德富尼亚克斯普林斯、田纳西州的弗伦兹维尔和堪萨斯州的大部分地区，那里都是游客从不会去的地方。就城市而言，底特律和休斯敦包括在内，但纽约和洛杉矶排除在外。大约一半美国人的消费位于或低于家庭预算水平。
这种生活方式还会让任何对20世纪还有印象的人想起过去的生活。去饭店吃饭是难得一次的享受，穿别人穿过的衣服，在离家近的地方度假，商业生活节奏缓慢，花钱是例外而非常规——现在还活着的大多数人仍然记得这些曾是常态。全球足迹网络指出，1970年可能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仍遵行“一个地球式生活”的最后一年。当然，较富裕的国家更早超越了这一水平。全球足迹网络的分析人员估计，美国的平均生活方式在1940—1960年超过了全球可复制水平。英国、加拿大、德国和其他大多数富裕国家也是如此。不过，有几个国家的步伐稍慢，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达到这一水平，比如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韩国直到1979年才越过这个界限。我们可以这样想，美国今天的人口比1970年多60%，但整体的消费支出，算上通货膨胀，增长了400%。与1965年相比，增长了近500%。只需将时间倒退到X一代
，你就会发现全球消费已经超限了。
经济公民的标准在不断提高。我们在饭店吃饭的频率越来越高。我们为更多的场合准备了更多的鞋。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一种趋势，那就是装备齐全的“户外房间”，有时它们还配有大屏幕电视。汽车越来越新，车型越来越大。2000年以来，全世界每年售出的汽车中，运动型多功能汽车的比例翻了一番。全新的消费领域无处不在，而20年前几乎看不到它们的影子——亚马逊式的送货上门，还有美食主义和五花八门的厨房小配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大量产品是用来帮助我们精简房间的。不仅是服装，家居用品、家具，甚至是房子基本结构（房间大小、墙壁数量）的流行周期都在缩短。因为工作、娱乐和家庭等需要，人们如今坐飞机的次数与世纪之交的精英阶层差不多，这些精英包括外交官、电影明星、政治家、教皇。目前，即使是有预算的家庭里也可能充斥刷爆信用卡购买的一元店“垃圾”。我们的消费比以前高很多，但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有些人不仅可以忍受按以前的标准生活，而且认为那种方式更好。厄瓜多尔吸引了很多这样的人，布鲁斯·芬奇就是其中之一。他之前住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现在住在科塔卡奇，一个离基多约两小时车程的小镇。科塔卡奇位于火山脚下，这个小镇安静而忙碌。芬奇满头银发，下巴方正，戴着巴拿马帽，穿着T恤和短裤，一副典型外国人的模样。与其说他来到了厄瓜多尔，不如说他永远离开了美国。他说，驱使他离开美国的一个原因是“政治正确和与此相关的一切让人受不了的事”。但美国的生活方式也是原因之一。他在自己的家乡已经看不到那种生活方式了，但他在厄瓜多尔找到了。
“我仿佛回到了童年。小时候，我住在得克萨斯州南部的一个小区，那里的人彼此认识。你知道杂货店老板的名字。那种感觉真的很好。厄瓜多尔就是这样。”他说，“奥斯汀可不一样，你谁都不认识，还必须开车才能去杂货店买东西。在厄瓜多尔，我去哪儿都可以步行前往。我已经减掉了30磅
！我不是特意要减肥的，是这种生活方式的自然结果。”
芬奇现在搬到了科塔卡奇镇中心的一套公寓里。他没有回美国的打算。
“这里的人基本上都很快乐。”他说，“他们不像美国人那样拥有很多东西。美国人追求的就是物质——他们是物质主义者。这里的人不是。当然，他们也喜欢各种东西，但拥有这些东西并不会对他们的灵魂造成什么影响。”
“人们经常无知地说，墨西哥人很知足、很幸福。‘他们什么都不想要。’当然，这句话的重点不是墨西哥人幸福，而是说这句话的人不幸福。”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这样写道。
80年前，他沿着加利福尼亚墨西哥湾漫长且开阔的水道航行，途中遇到了一些人。他后来说，这些人能够拥有的似乎就是一条独木舟、一支渔叉、一条裤子、一件衬衫和一顶帽子，但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得很好”。斯坦贝克并不相信自己的观察。这些人真的幸福吗？
极度崇尚物质主义的西方人如果去较贫穷的国家旅行，会十分羡慕当地人简单快乐的生活。一直以来，这种话我们听得太多了。（这些旅行的人很少有回国后立刻放弃物质主义的。）根据全球调查的结果，我们如今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更客观一些。我去厄瓜多尔的时候，它在自陈主观幸福感榜单上排名第50位。这比大多数富裕国家的排名低，但高于某些国家，比如科威特、韩国、日本和俄罗斯。
厄瓜多尔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有一个闪光点：人们的幸福建立在可持续的消费水平上。英国新经济基金会创建的“幸福星球指数”结合了生活满意度、预期寿命、生态足迹等衡量标准。根据这些标准，厄瓜多尔位于前10名。大多数极度发达的国家甚至没有进入前20名，美国在140个上榜国家中的排名骤降至第108位，加拿大则降至第85位。实际上，最富裕的国家存在一个效率问题：它们过度消费，却没有将大部分消费转化为幸福。在过去的15年里，美国消费增长了25%，它是否也为人们多带来25%的幸福感呢？或者说，它为人们增添过一点点幸福感吗？
在21世纪的头十年，厄瓜多尔在近五年的时间里一直有一位“幸福部长”——反正国际媒体是这么称呼他的，有时也称他“美好生活部长”或“康乐国务秘书”。他就是弗雷迪·埃勒斯。他经常在电视上露面，总是戴着标志性的巴拿马帽（每个厄瓜多尔人都会准确地告诉你，巴拿马帽实际上是厄瓜多尔人发明的）。他的实际头衔是美好生活国务秘书。埃勒斯认为他的头衔是没有办法翻译的。他对我说，这个词在英语里没有对应的词，英语没有生活得“更好”这个意思的词语，这让他对西方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
“如果用‘更好’这个词，你就必须与某些东西进行比较。”埃勒斯坐在国务秘书处办公室的一间会议室里对我说。这间办公室位于一个阴森废弃的机场里。“那拿什么来比呢？我想比祖父生活得更好，比父辈生活得更好，比我的兄弟生活得更好，比邻居生活得更好——更重要的是和邻居比。我想比我二十年前、十年前、五年前生活得更好。我们不提议更好的生活，因为这会毁掉地球。我们建议的是好好生活。”
埃勒斯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签署文件时不写自己的名字，而是画一棵微笑的树。他还劝说来访的人（包括国民军的上校）在午餐时间和他一起参禅。“贫穷不是谁的财产多、谁的财产少的问题。”他说，“贫穷是想要更多东西，永远不知足的状态。”在一个很多人买不起必需品，每天却会在电视上看到富人如何生活的国家，这很难让人信服。新政府班子成立后的第一天，埃勒斯就被解雇了。厄瓜多尔人很排斥他们拥有美好生活的说法。
费尔南达·佩兹是个例外。她说：“我觉得我们的生活确实很美好。”
佩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一家人住在基多的一个机械师的车库里，他们给车库看门。在那里玩耍可不怎么安全。9岁时，她像其他孩子一样从一辆废弃的公共汽车后面爬上去，结果摔了下来，因骨盆骨折而卧床6个月。她的父母利用这段时间在卡拉彭戈盖了一栋房子，当时那里还是农村。佩兹后来搬进去的这栋新房子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但她说，住在那里十分宁静。
“人们过去常说，谁会来卡拉彭戈？谁会住在这样一个荒废的地方？现在看看！”她指着小镇的入口说。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泛美公路的路边等待公共汽车和出租车，或者在商品一应俱全的小店里闲逛。“我们卡拉彭戈什么都不缺。”
即便如此，她和亨利还是在附近的胡同里买了一块空地，打算在那里盖座新房。“我想我们会盖一座小房子。”佩兹说，“因为孩子们长大后会离开家，那时我们的房子就会显得太大了。”尽管如此，它还是会成为卡拉彭戈为数不多的一座独立房子。佩兹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将高于厄瓜多尔的平均水平。在世界停止消费的那一天，即使是他们可能也要降低一点儿消费。
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停止消费的那一天，将会上演近80亿个版本的个人故事。在贫困地区，大多数家庭几乎不会改变日常习惯，而少数富有的公民会大幅减少消费。富裕地区正好相反，只有少数人几乎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而大多数人会陷入变化的洪流之中。这种冲击将是巨大的，好像要扭曲时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