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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46年由宋国大夫向戌发起，在宋国都城商丘举行的弭兵大会，是春秋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春秋中后期列国争霸战争进入战略均势状态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对春秋乃至后来战国历史的发展曾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此之前，春秋诸侯中的头等列强晋、楚、齐、秦四国都竭尽所能全力向外扩张，秀肌肉、挥拳头，一门心思想通过战争这个主要手段，配合以外交周旋，角逐霸权，经营中原。但是，在弭兵大会落幕之后，这四大列强开始消停下来，转而眼光向内，实现战略重心的转移，即变侧重于“攘外”为致力于“安内”，纷纷忙于各自的国内事务，无暇外顾了。
例如，作为春秋大国争霸的最主要的两大角色，晋国与楚国，虽然仍免不了尔虞我诈，互找晦气，然而，一直到春秋末年，两国在中原并没有大动干戈，杀个血流成河，就是很好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弭兵大会的召开并获得成功，完全可以看作是晋、楚两国中原争霸战争进入尾声的重大标志，争霸的主角该由正在崛起中的吴、越两国来担当了。
晋、楚两国参加向戌发起的弭兵大会，并达成平分霸权的协议，绝不是它们突然良心发现、金盆洗手、从此爱好和平、尊崇道义，毫无疑问，“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两国统治者从骨子里依旧是嗜血的，他们之所以暂时放下屠刀，倡导和平，是因为长期的竞争与角逐，无法决出最终的胜负，无休止的僵持与胶着，让双方都深陷于泥淖，力不从心，难以为继。争霸的格局进入了战略均势的复杂状态，这种以相持为特征的战略均势，决定了双方有可能坐下来平心静气谈判并达成一定的妥协与谅解。
众所周知，春秋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线索是晋、楚争霸。这中间有三场战事可称得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就是先后爆发于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这三场战事，都是晋、楚两大国之间的战略性会战。
其中，城濮之战是晋文公统率雄师，打得楚军满地找牙，落花流水，从而“取威定霸”，成为继齐桓公之后中原诸侯的真正霸主。邲之战则是楚庄王“一鸣惊人”“一飞冲天”，杀得晋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从而成为新的天下霸主。到了鄢陵之战，风水轮流转，战争胜利的天平又向晋国一侧倾斜，是役，晋厉公麾下的栾书、郤至诸将尽心用命，让楚、郑联军饱尝了何谓兵败如山倒的痛苦滋味。三场决定性会战，晋国胜了两场，楚国赢过一场，总体来说，晋国稍稍占据了上风，但是，楚国可不是善茬，也不是好剃的头，它毕竟也胜过一回，所以，到头来，谁也无法拥有争霸角逐中的绝对优势，只能以时间换空间，彼此僵持，互相对峙。
当然，在当时整个晋、楚争霸大格局中，晋国还是拥有一定的优势的。尤其是经历了晋悼公“复霸”阶段的三驾之役后，楚国的战略颓势显得更为突出。在三驾之役中，晋军取得了比较重大的胜利，并乘胜而召开了重建晋国霸权的萧鱼之会，这标志着楚国这时候已再无力北上同晋国作全面抗衡，也标志着晋国保宋、服郑的战略目标的基本实现，更标志着晋悼公复霸大业达到鼎盛阶段，即所谓三驾而楚“不能与晋争”（《左传·襄公九年》）。
然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三驾之役并没有真正彻底摧毁楚国赖以抗衡晋国的军事实力，双方态势或有不利与有利的差异，但晋楚之间战略对峙的格局并未被打破，仍然是处于战略均势的状态。换言之，晋国自晋悼公复霸以后，虽对楚国已拥有了相对的战略优势，但是受种种条件的制约，晋国的这一优势并不能顺利发展成为胜势。
这从外因上讲，是经历了齐、晋平阴之战后，齐、晋联盟破裂，双方多次兵戎相见，大打出手，从而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牵制了自己的行动，分散了自己的资源。从内因上说，则是国内公室日益趋于衰微，晋国国君的大权逐渐旁落，卿大夫势力不断膨胀，内乱不已，纷争无止，使得其不得不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国内来，以致无法集中力量与楚国相角逐争雄。这一点早在晋悼公在位晚期就已经显示端倪，所谓晋国“实不能御楚，又不能庇郑”（《左传·襄公十年》），在这种情况之下，晋国统治集团实在不乐意为争夺和维系霸权而全力以赴，而是十分渴望有一个比较缓和与平静的外部环境，来首先调和内部矛盾，解决积重难返的国内问题，“形格势禁”，别无更好的选择，所以遂有了罢兵停战的意向。
楚国对谈判与弭兵的愿望也同样热衷。自鄢陵之战惨败以来，楚国的实力受到相当严重的削弱，在与晋国争夺天下霸权的斗争中基本处于下风。尤其是晋悼公发起三驾之役，实现复霸后，楚国的盟国与仆从越来越少，“门前冷落车马稀”，不但中原枢纽国郑国彻底投入了晋国的怀抱，就连陈、蔡这样长期的坚定盟友也琵琶别抱、落井下石，与晋国眉来眼去，表现出动摇携贰的种种迹象。楚国的处境日趋孤立，“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加上侧后的吴国在晋国的一手扶植与策划下，不断地进行骚扰和进犯，对己构成严重的战略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楚国也认识到自己已无力再与晋国相抗争，“当今吾不能与晋争”（《左传·襄公九年》）；“宜晋之伯（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以它内心深处非常希望暂时停止大规模的战争，获得一个和平间歇的环境，以恢复国力，重振声威。
至于郑、宋、鲁、曹、卫、燕、陈、蔡、许等中小国家，备尝战争所带来的苦果，处于“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厎告”（《左传·襄公九年》），“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左传·襄公八年》）的悲惨境地，早已经受够了，都快要崩溃了，因此，无论是其统治者，还是其平头百姓，都早就如“大旱之望云霓”，一心期盼着大国之间的争霸能够止息，和平的生活能够降临。
由此可见，厌倦战争，拒绝戈戟，渴望和平，追求安顿，业已成为广大民众和中小诸侯的共同心声，这标志着进行弭兵止武完全具备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晋、楚两大争霸主角危机败象已渐露端倪，没有力量“将革命进行到底”，继续从事大规模的争霸战争，这标志着开展弭兵运动，基本具备了现实层面的可能。而晋、楚两国主要执政者的明智决策，宋国大夫向戌的来回奔波，积极斡旋，则使得主要大国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将这种可能性及时、圆满地转变为现实，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隆重热闹地开了起来。
公元前548年，晋国卿大夫赵文子（赵武）替代病死的范宣子出任晋国的首席执政。他深富韬略、老谋深算，对国际政治大势有相当清醒的认识，所以，上台伊始，便正式将弭兵戢战作为国家的战略方针提了出来，毫不含糊地表示：“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并且明确指出当时已经初步具备了实行弭兵的条件：“齐崔、庆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同上）。我们知道，晋国是争霸战争中的第一号角色，此时又拥有对楚国的相对优势，只有它才具备主动挑起战争的条件，属于矛盾中的主要方面。如今它率先表示不再玩了，愿意追求和平、放弃战争，那么，弭兵运动取得成功，就有了一半以上的希望。
楚国的执政者令尹子囊也是头脑比较清醒的实权派，他同样反对与晋国继续进行争霸厮杀，希望收敛锋芒，韬光养晦，曾坚定地表示：“当是时也，晋不可敌，事之而后可”（《左传·襄公九年》）。所以，晋国方面既然有偃武修文的意向，这正中楚国的下怀，连做梦都要笑出声来了。正是在这种你情我愿却又羞羞答答、不易主动伸出橄榄枝的微妙时刻，宋国大夫向戌的机会来了，“欲弭诸侯之兵以为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于是乎堂皇亮相，隆重登场，主动地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四两拨千斤，扮演和事佬，开展积极的外交穿梭活动，一举促成晋、楚等诸侯弭兵大会的顺利召开。
向戌此人可不简单，他人脉极其广泛，活动能量非同寻常，他左右逢源，与赵文子和楚国令尹子囊都有很密切的私人交谊，在察觉和了解到晋、楚双方都有歇手不打的意向后，便当仁不让地扮演起“联合国秘书长”的角色，鞍马劳顿奔走于晋、楚等大国之间，宣传和推销他的弭兵主张。
他先是兴冲冲到了晋国，向赵文子提出弭兵的方案。赵文子的作风比较民主，将向戌的建议交付诸大夫进行讨论。大多数人都表示了赞同，其中韩宣子的分析尤为透彻。他的核心观点是：“兵，民之残也，财用之蠹，小国之大灾也。将或弭之，虽曰不可，必将许之。弗许，楚将许之，以召诸侯，则我失为盟主矣”（同上）。这意思是说，即便明明知道这场“弭兵秀”是个幌子、仅仅是一场表演而已，但也要煞有介事，假戏真做，否则丢掉了话语权，让对手利用和借题发挥，那就彻底陷入被动，必定是全盘皆输。诸大夫的反应，正符合赵文子本人的初衷，因此，向戌游说晋国弭兵的目的就水到渠成地实现了。
接着，向戌又风尘仆仆地跑到楚国，郑重建议楚国呼应晋国，进行弭兵，楚国正求之不得，也十分爽快地答应了。
尔后，向戌栉风沐雨，鞍马劳顿，不辞辛苦地辗转抵达二等强国齐国，鼓动齐国积极参与弭兵大会，齐国公室对此开始有点勉强，不太情愿出面给晋、楚“背书”，但是，拥有军政实权的新贵田文子，却振振有词地表示：“晋、楚许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许，则固携吾民矣，将焉用之”（《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意思是：老大们所决定的事情，我们不必打横炮、唱反调，只需要跟着走就是，要知道自己是吃几两干饭的，不要做“蚍蜉撼树”“螳臂当车”的蠢事，更何况我们本国的民意也是盼望和平，如果抵制“弭兵”，那就是与广大人民为敌，届时一定成为孤家寡人，祸不旋踵矣！这样，终于说服齐景公同意参加弭兵大会。至此，向戌又顺利地拿下一城。
向戌再接再厉，又先后风尘仆仆地抵达秦国和一些中小诸侯国，凭着自己的巧舌如簧，口若悬河，很容易地争取到它们对弭兵倡议的认同与支持。
一切就绪之后，向戌就在公元前546年的夏秋之交，广发“英雄帖”，约集晋、楚、齐、秦、宋、鲁、郑、卫、曹、许、陈、蔡、邾、滕等14国大夫来到宋国都城，在那里召开了规模盛大、礼仪庄严的弭兵大会。这样重要的会盟，居然是各国君主统统悄然地“隐形”，而全部由14个诸侯国大夫代表所在国家出席，这在整个春秋历史上尚属于第一回，由此可见，这也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一个显著标识。
虽然在这次弭兵大会上小插曲不断，曾经出现过诸如晋、楚争先歃血主盟，楚国一方穿着防弹背心（“衷甲”）与会，意欲蛮干动武等紧张气氛，但是，从总体来讲，大会开得是顺利与成功的，达到了弭兵休战的基本战略目的。
会议郑重其事地做出决定：以晋、楚为首，各国共同签订盟约，不再打仗，共享和平。晋、楚共为盟主，不分轩轾，自此之后，中小诸侯国同时认晋国与楚国为自己的主子，对晋、楚需要同时朝贡，“晋、楚之从交相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即晋、楚平分霸权，楚国的盟国要到晋国去朝聘，同理，晋国的盟国也要前往楚国去朝聘。唯有齐国、秦国这两大列强是和晋、楚旗鼓相当的大国，所以可以享受特殊的待遇：“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同上），所以就分别与晋、楚联盟，不向晋、楚朝贡。事至如此，轰轰烈烈的弭兵大会宣告圆满结束，晋、楚两大强国罢兵休战、平分霸权的格局就此正式确立了。
今天来看，向戌所倡导的弭兵运动之实质，是典型的春秋时期“G2”，是所谓的晋、楚“共治”天下，换言之，乃是当时中原长期争霸两大主角晋、楚承认战略均势，互相妥协，分享霸权。
对于中小诸侯国来讲，弭兵休战的结果，实际上是用加倍的贡赋来换取征伐之苦的减轻，他们的使臣，也就不得不跋山涉水、栉风沐雨，觐拜于晋、楚两国的朝廷，汲汲于分别呈交“保护费”了。在这之前，中小诸侯国的贡赋就十分的沉重了，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记载：晋国“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弭兵大会后，随着贡赋的加倍，中小诸侯国的困难处境可想而知，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其普通民众所遭受的剥削程度自然而然是层层加码，然而，弭兵毕竟大大地减少了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比较和平安全的社会环境，这多少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对于晋、楚等大国而言，弭兵的圆满成功，使得它们能够从漫长而沉重的对外争霸战争中暂时摆脱出来，这当然有利于减轻战争的负担，赢得宝贵的喘息与恢复时机。同时，随着外患的暂时淡出，各国内部的统治秩序就可以较好地理顺了，各种内政改革措施可陆续推出并着手实施了，利益集团的统治权益重新洗牌、重新配置的速度也能够大大地加快了，这样，就有力地促进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新生力量的成长壮大，为适应历史大潮流，在日后建立起新的运行机制，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弭兵大会作为春秋历史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春秋历史进入了它的后期，战争的重心开始由黄河中下游流域向江、淮流域转移，主角的扮演者，也由晋、楚、齐、秦的领袖，逐步换成了吴、越等新兴国家的统治者，天下霸权的角逐之格局悄然中被改写了，这是崭新的一页，更是扣人心弦、别开生面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