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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后期，随着社会变革的日趋剧烈，社会结构被重新打造，战争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已比较彻底地抛弃了旧“军礼”的束缚，使战争艺术呈现出夺目的光彩。这集中表现为战争指导观念的根本性进步。
新型战争指导观念的形成，当然主要取决于战争方式的演变。在春秋中期以前，军事行动中投入的兵力一般不多
，范围还较为狭小，战争的胜利主要通过战车兵团的会战来取得，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即可决定战争的胜负。而进入春秋后期之后，随着“作丘甲”“作丘赋”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出，“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制逐渐被打破，军队人员成分发生巨大变化，实际上已开始推行普遍兵役制，而新入伍的一般民众，大多未经过贵族“武学”所教授的“六艺”（礼、乐、射、御、数、书）系统训练与养成，对反映贵族精神的“军礼”传统多不措意，颇为疏离甚至予以排斥。与此同时，战争的地域范围也明显扩大，战场中心渐渐由黄河中下游流域南移至江淮汉水甚至钱塘江流域。加上弓弩的改进，武器杀伤力的迅速提高，作战方式也发生了重大的演进，这具体表现为：步战的地位日渐突出，车步协同作战增多，激烈的野战盛行，战争带有较为持久的性质，进攻方式上也比较带有运动性了，“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孙子兵法·九地篇》）。以齐晋平阴之战、齐越太行攻晋之役、吴军破楚入郢之战为例，其纵深突袭、迂回包抄等特点，充分体现了灵活机动、运动歼敌、连续作战的新战法，这是以往战争的规模和方式所无法比拟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军事领域，技术决定战术，三代乃至春秋前期，弓箭的原始性、戈斧的弱杀伤力，决定了呆板笨拙的密集大方阵作战成为主要的作战方式，“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君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君子勖哉！”（《尚书·牧誓》）同时也决定了车战成为普遍的作战样式。这样的战法以及相关的战术，这样的以密集大方阵为中心的军队编组体制，其结果反映在兵学思想领域就合乎逻辑地形成了以“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及三舍”“军旅以舒为主，虽交兵致刃，车不驰，徒不趋”为基本内涵的“古司马法”军事思想的时代特征。
一样的道理，春秋后期，随着弩机等新型兵器的出现、功能组合型兵器如戟的普遍使用，灵活机动的作战方式风行于世，于是遂有兵学思想领域的革命性变迁，以“兵以诈立”为宗旨，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的《孙子兵法》遂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逐渐取代倡导“以仁为本，以礼为固”的“古司马法”，成为兵学思想的新特色。而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春秋后期战争的残酷性也达到了新的程度。《墨子·非攻下》云：“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即是十分形象的描述。
但是，春秋后期战争上最大的新特色，还在于当时战争指导观念的重大变化。这就是“诡诈”战法原则在战争领域内的普遍运用，过去那种“鸣鼓而战”、堂堂之阵的战法遭到全面的否定。用班固的话说，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
。
当时的战争指导者普遍运用设伏诱敌、突然袭击、避实击虚、奇正相生、攻其不备的诡诈奇谲的作战指挥艺术。在这里，我们已很难看到过去中原争战中所经常遵循的“成列而鼓”的做法，也不曾见到像鄢陵之战中郤至遇敌君必下，“免胄而趋风”这类现象，更不曾听到类似于宋襄公那样的“宏论”。而所谓“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亦由此而得到历史的验证。
这种战争指导观念的变革，不仅反映在当时的战争实践上，而且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军事理念建树方面。这方面孙武、伍子胥、范蠡等人的有关战争指导的论述，可以说是主要的代表。《孙子兵法》注重于探讨作战指导，并指出，“兵者，诡道也”，强调“兵以诈立”，这是对以往战争注重申明“军礼”做法的变革。在战争目的方面，《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伐大国”，战胜强敌，这是对以往“诛讨不义”“会天子正刑”的否定。在战争善后上，《孙子兵法》主张拔“其城”，隳“其国”，这是与以往“又能舍服”“正复厥职”的对立。在作战方式上，以往“军旅以舒为主”“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情况所截然不同的是，《孙子兵法》一再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在后勤保障及执行战场纪律方面，《周礼》《司马法》等主张“入罪人之地”，“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而到了《孙子兵法》那里，则是宣扬“因粮于敌”，强调“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芑秆一石，当吾二十石”；主张“掠于饶野”“掠乡分众”。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均反映了春秋后期的战争指导思想，较春秋前期有许多显著的变革、发展和差异。南宋时期的学者郑友贤有言：“《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就是对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性的高度概括。
其他像伍子胥、范蠡等人的战争指导观念也和孙武基本相一致，伍子胥提出高明卓越的“疲楚误楚”策略方针，主张“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左传·昭公三十年》）就是“变诈之兵”勃兴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范蠡主张“随时以行，是谓守时”，提倡“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国语·越语下》），其后发制人、把握战机、及时出击的思想，同样属于符合历史潮流的进步战争指导观念。它们来源于春秋后期变化了的战争实践活动，能更好地指导着新形势条件下的战争，从而使春秋后期的军事活动呈现出充满生机的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