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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所确立的古典礼乐文明，表现在军事领域，就是以一整套“军礼”来指导、制约具体的军事活动。在春秋前中期，这种军礼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宗旨开始受到冲击，这一点，从子鱼、舅犯等人对“军礼”的批评言辞中就可以窥见一斑。例如，宋襄公手下的大臣子鱼，在楚、宋泓水之战后就曾经指出：“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然而，从总体上考察，“军礼”的基本精神却依旧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奉行。
这里，我们可先看几组有趣的历史镜头：在前597年的晋楚邲之战进行过程中，“晋人或以广队不能进，楚人惎之脱扃，少进，马还，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顾曰：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当两军阵上接刃交锋之际，居然教敌人如何摆脱困境遁逃，结果还招致对手的一番奚落，在今天看来，未免太不合乎情理。然而在当时，却是完全符合“军礼”的做法。
又如在公元前575年爆发的晋楚鄢陵之战中，“晋韩厥从郑伯，其御杜溷罗曰：速从之，其御屡顾，不在马，可及也。韩厥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郤至从郑伯。其右茀翰胡曰：谍辂之，余从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伤国君有刑。亦止”（《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军将领韩厥、郤至等人在交战中，均曾有机会擒获协同楚军作战的郑伯，然而他们却拒绝了部下的建议，停止追击，让敌手逃逸。郤至本人在战场上还曾“三遇楚子（楚共王）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向敌国的国君竭尽恭敬之礼，而楚共王也丝毫不含糊，“使工尹襄问之以弓”（《左传·成公十六年》），回报以礼物与慰问，的确令人不可思议。其实这不过是郤至等人忠实遵循“军礼”的要求行事而已。《国语·周语中》曾经明确地道出了这一点：“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
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尊崇旧“军礼”社会氛围影响之下，以春秋中期为界，战争指导观念呈现出明显的不同。春秋中叶以前的战争，除了铁血厮杀的残酷一面外，还存在着比较多的以迫使敌方屈服为宗旨的温和一面。这与战国以后那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动辄伊阙“斩首二十四万”、长平坑降卒四十余万的残酷惨烈现象是有所区别的。
具体地说，在当时军事威慑要多于会战
，即以军事威慑和政治外交谋略迫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屈服，乃当时普遍存在的战争指导原则。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以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相对有限。所谓的“霸主”，一方面固然兼并小国，坐大自己；另一方面在同其他大、中型国家发生冲突时，则多以双方妥协或敌方屈服为结局，而彻底消灭对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的现象则较为罕见。于是会盟、“行成”与“平”乃成为重要的军事斗争方式。
齐桓公所从事的战争，就突出反映了这一战争指导原则。他在位43年，参与战争20余次。其中除了长勺之战、乾时之战等个别战例外，都是凭借军事行动的威慑作用，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即所谓“九合诸侯，不以兵车”。这是齐桓公战争指导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儒家人物异口同声称道并推崇其功业的缘由
。
在春秋战争史上，齐桓公的所作所为并非孤立的现象。《左传》中就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如《左传·隐公元年》载：“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又如《左传·隐公八年》载：“齐人卒平宋、卫于郑，秋，会于温，盟于瓦屋，以释东门之役，礼也。”再如《左传·桓公八年》载：“秋，随及楚平。楚子将不许。斗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随未可克也。乃盟而还。”其他像前770年，屈瑕率楚军大败绞师，结城下之盟而还。前571年，晋、卫、宋三国之师攻郑。冬，城虎牢，逼迫郑国求和。凡此等等，不胜枚举，都充分反映了当时战争以屈服敌方为宗旨的普遍性。
这种以“军礼”原则规范、指导战争活动的时代特征，究其原因，当是与当时的大中型政权都属于贵族阶级专政，且相互又有宗族、姻亲关系分不开的。《左传·闵公元年》引管仲语：“诸夏亲䁥，不可弃也。”即是对这种情况的揭示，而它反映在战争指导观念上，就不能不笼罩着一层温情脉脉的色彩。《公羊传》贵偏战而贱诈战，就是明显的标志：“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春秋公羊传解诂》桓公十年）。可见“兄弟之国”“甥舅之国”名分的存在，决定了当时的战争指导讲究的是正而不诈，否则便是违背“军礼”的精神，要受到人们的谴责，“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班固《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说：“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正是对春秋前中期战争指导基本特征的高度概括和鲜明揭示。
从更深的层次考察，当时战争指导的“军礼”精神还具体表现为：
第一，关于战争的目的，“军礼”所主张的是征讨不义。《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云：“征伐以讨其不然”；《国语·周语上》云：“伐不祀，征不享”；《左传·成公十五年》云：“凡君不道于其民，诸侯讨而执之”；《司马法·仁本》云：“兴甲兵以讨不义”。讲的都是这一层意思。即只有当对方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杀其君”等九种严重罪过时，才可以兴师征讨
。
第二，军事行动“不加丧，不因凶”的限制。如果不得已而从事战争，就必须在行动中贯彻“礼”“仁”的原则，“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仁本》），《左传·文公十二年》亦云：“不待期而薄人于险，无勇也。”这都是本“仁”宗“礼”的意思。郤至之所以在鄢陵之战后自我欣赏：“吾有三伐”，也在于他做到了“勇而有礼，反之以仁”这一点。正因为征伐归宗于“礼”“仁”，所以“不加丧，不因凶”（《司马法·仁本》），乃成为对敌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则之一。覆按史实，可谓信而有征。《左传·襄公四年》载：“三月，陈成公卒，楚人将伐陈，闻丧乃止”；又《左传·襄公十九年》载：“晋士匄侵齐，及榖，闻丧而还，礼也。”这个“礼”，就是“军礼”。
第三，战场交锋的正大不诈原则。当进行正式的战场交锋时，当时的军礼也有不少具体的原则，要求作战双方共同遵循。这在《左传》《司马法》《穀梁传》《公羊传》中均有反映。《司马法·仁本》云：“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宋襄公则云：“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司马法》云：“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又云：“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穀梁传·隐公五年》亦云：“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而这在宋襄公的口中，便是所谓“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所有这一切，不能简单地断定为是《穀梁传》《公羊传》或宋襄公本人“迂远而阔于事情”，而恰恰应该视作为其对上古军礼基本精神的申明和执着。故西汉时期成书的《淮南子·氾论训》有言：“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第四，战争善后措施上的宽容态度。“服而舍人”是“军礼”中的又一项重要原则。春秋中期以前的战争指导者，其从事战争，所追求的是战而服诸侯的旨趣与境界。这一目标既已达到，便偃兵息武，停止军事行动，给予敌方以继续生存的机会。《司马法·仁本》云：“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左传·僖公十五年》云：“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左传·文公七年》云：“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左传·宣公十二年》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说的都是这层意思。
在“既诛有罪”，完成了战争使命之后，进一步的行动纲领就是《司马法·仁本》所说的“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参之以《左传》，信而有征。鲁昭公十三年（前529年），楚“平王即位，既封陈、蔡，而皆复之，礼也。隐大子之子庐归于蔡，礼也，悼大子吴归于陈，礼也”。孔夫子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的真切含义，终于借此而得以昭白于今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