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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际会风云：吴国走上争霸战争的大舞台
吴国建国的历史，应该说是相当悠久的。其政治中心，当是在今江苏南部的无锡、苏州一带。关于吴国的建立和发展，据《史记·吴太伯世家》的记载，其来龙去脉大致如下：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特别喜欢小孙子姬昌（即日后的周文王），将翦灭殷商、兴盛周室的希望，寄托在姬昌的身上，所以，打算不遵循嫡长子继承制的成规，传位于少子季历而辗转及姬昌。文王的伯父泰伯、仲雍对古公亶父的意图心知肚明，心领神会，于是，正视现实，自动退避，从关中地区千里迢迢出走到今江苏南部地区，和当地的土著“荆蛮”（居于长江以南的古代越族中的一支）混居在一起，并受到“荆蛮”的拥戴，建立起一个千余家人口的“句吴”小国：“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史记·吴太伯世家》）
有关泰伯奔吴与吴国立国的史实，学术界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例如，著名的春秋史专家童书业先生认为：“吴之人民为越族，故‘断发文身’，无甚可疑。至其王室自称周泰伯之后，中原诸国亦承认之，则有可疑。”他的主要观点是，吴或为“蛮夷之族”，理由是成公七年（前584年），吴国征伐郯国，曾引起中原诸侯国的恐惧，鲁季文子曾就此事而大发感慨：“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并哀叹“吾亡无日！”这很显然是以吴王室为“蛮夷”，而不认其为同族同姓。又一种可能是，“吴或为虞国支庶之别封，本为‘汉阳诸姬’之一”，这个汉阳之“吴”，后“受楚逼而逐渐东迁”，春秋中后期通“上国”之后，乃冒“虞祖泰伯、虞仲之后，自称‘姬姓’，以与诸侯结好”，换言之，吴国本“汉阳诸姬”之一国。童书业先生的结论是：“然太伯、虞仲在周太王时决不可能远奔至江东，则无疑矣！”
童氏之论，亦发隐甄微，旁征博引，言之有据，可备一说，但是，我们认为，在更多的相关文献资料被发现之前，司马迁的记载当有所本，未可轻率加以否定。众所周知，历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通则就是，说有易，说无难！
不过，即便是认同司马迁的“泰伯奔吴立国”之说，我们也认为，真实的情况或许要更为复杂。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对“太伯奔吴”的真正动机曾做过合乎逻辑的推测，应该说不是没有道理的。他认为，史称泰伯、仲雍兄弟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发扬风格，“以让季历”，奔赴吴地（今江苏南部），其背后的真实动因，当是将势力楔入商人的战略大后方，以实现周邦翦商的迂回包抄战略：“余疑太伯、仲雍之吴，即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亦即太王翦商之开端”
。显而易见，商周之际“太伯奔吴”的真实原因，很可能是启动“实始翦商”系统工程的古公亶父处心积虑、精心策划的，是他所下的一盘大棋，成为周族灭商战略中的关键步骤之一。
还是据《史记》的记载，泰伯死后，传位于其弟仲雍。仲雍卒，其子季简立；季简死，子叔达继位；叔达死，其子周章继立。应该说，吴国自泰伯立国后，很快地融入和习用了当地的风俗：“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左传·哀公七年》），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吴国与中原地区交往甚少。到了周章在位期间，周武王始封吴国为诸侯，并另行赐封周章之弟虞仲于周都北面的夏墟，“为北吴”，这就是后来的虞国。
吴国自西周初年被列为诸侯之后，历代君主加快了开拓疆域的步伐。据《越绝书·记吴地传》与《管子·小匡》等史籍文献的记载，吴国在西周晚期到春秋前期，先后起兵攻灭了淹、干、邗等东夷蕞尓小国，使其版图东至于海，南面以今浙江省的嘉兴、德清乃至钱塘江一线与越国为界，西南到达今新安江上游，西北与楚国的棠邑（今江苏南京六合）接壤，北部越过长江抵达淮水，距徐州与宋国、鲁国相邻。其地奄有今江苏省大部，兼及安徽省东南部、浙江省北部。但是，总的说来，自西周直至春秋前期，吴国地区东南一带，远离中原政治与文化的腹心，因此，它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疆域也有所开拓，但是在众多的封建列国中，藉藉无名，并不显山露水，影响也相对有限，是一个较为低调的角色。
然而，自春秋中叶起，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大国争霸竞雄斗争的如火如荼、愈演愈烈，吴国在大国争霸的局势中开始崭露头角，初试锋芒，成为当时脱颖而出、迅速崛起的新兴势力。尤其是其第十九代君主寿梦登位亮相后，吴国历史的发展更是进入了日新月异的快车道。
史载寿梦开始使用“王”的称号，“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史记·吴太伯世家》）。他虚心地向周围和中原的先进国家学习礼乐文化，曾经“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并在公元前576年与鲁成公“会于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详尽询问“礼乐”之事；同时改良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扩大对外交往，加强军队建设，使吴国迅速崛起为一个新兴强大的国家。从有关史料所透露的信息来看，寿梦统治时期吴国的军事实力已经相当可观，它偶尓露峥嵘，就能让人们深感威胁，滋生恐惧。如公元前584年，吴国曾经出动大军攻伐挨着鲁国的郯国，迫使郯国低头屈服，与吴国签订城下之盟。这个军事动作规模不算太大，但是挺有冲击力，它给原先高枕无忧的中原列国造成相当大的震动，像鲁国的季文子就为此而“惶惶不可终日”，感慨不已、喟然长叹：“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有上不吊，其谁不受乱？吾亡无日矣！”（《左传·成公七年》）由此可见，吴国当时的声威是何等之盛，它的崛起势头，看上去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的！
2.混沌已开：越国扮演新的战略角色
越国，是古代越族人所建立的一个国家。按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的说法，越国的始祖乃是夏禹的后代，夏禹当年治理洪水时经常去南方，后在巡狩途中，栉风沐雨，劳累过度，终于一病不起，殒命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遂长眠于会稽山麓（迄今绍兴有大禹陵，每年都举行隆重的祭禹大典）。夏后少康在位时，分封其庶子无余到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史记·越王勾践世家》），遂立国名为“於越”（“於越”是古越人一支部族的名称，亦称“于越”），成为所谓越国的开山之祖。越国初立之时，规模不大，经济也较落后，史载：“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利，租贡才给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
《史记》的上述记载似乎言之凿凿，但其实更近似于传说，是无法得到确证的。因此，学术界对“越为少康后裔说”多有所保留与存疑。有学者认为，越是从楚国宗族的支系分封而来的，双方有着血缘关系。例如，著名历史学家童书业先生曾根据《史记·楚世家》有关楚王熊渠立其少子为“越章王”的记载，而大胆推测越章王“大约就是越的始封”
。
虽然关于越国的由来及其早期情况，古今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有几点大概是可以比较肯定的：第一，春秋中期之前的历史文献上，对越国历史的记载基本阙如，其基本情况尚不甚明了。《左传·宣公八年》记载：“盟吴、越而还”，这当是历史上越国首次见于文献的记载。而越国早期更为普遍的国名称呼“於越”，《春秋经》定公五年出现越国入吴的记载。第二，越国习行当地土著的风俗习惯，“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人披发”（《韩非子·说林》），民风剽悍好斗，“吴、粤（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汉书·地理志下》）。第三，近些年来考古发掘的情况表明，经过当地民众长期辛劳开发，越地得到了相当规模的发展，农业、手工业均较为发达，这就为其在春秋后期的全面崛起，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越国的际会风云，勃然崛起，是在春秋的中后期。据《国语·越语》的记载，在越王允常和勾践统治期间，越国的综合实力有了相当明显的提升，非复“吴下阿蒙”了。其疆域日益扩大，已是“南至于句无（今浙江诸暨），北至于御儿（今浙江桐乡），东至于鄞（今浙江宁波），西至于姑蔑（今浙江衢州）”，纵横数百里，成为当时南方地区仅次于楚、吴的大国。其都城绝大部分时间里是在会稽（今浙江绍兴）。灭吴后，其疆域曾一度拓展至今江苏北部、山东南部一带，作为政治中心象征的都城，亦从会稽北迁到了琅邪（今山东临沂）一带。随着其国势的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允常与勾践开始耐不住寂寞了，也想“依样画葫芦”，期盼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玩的是中原诸国的那个套路，循序渐进争霸中原。然而，越国的北方是比它强大得多的句吴，越国要北进中原，首先必须越过吴国这道障碍，这么做，无异于与虎谋皮，横刀夺爱，势必导致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利益上的激烈冲突，出现“争三江五湖之利”的局面。应该说，这就是吴、越争霸兼并战争旷日持久、血流成河的内在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