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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初期见于《左传》《国语》等史籍记载的大大小小诸侯国大约有140个，其中绝大多数面积狭小、人口稀少，而且往往有被称为夷狄的少数部族错杂散居于其间。所谓“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客观现实。在长期的兼并争霸战争中，它们先后为大中型国家所吞灭。终春秋之世，真正具有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实力和影响的大中型国家，不过十多个而已。它们分别是周、晋、楚、齐、秦、鲁、宋、郑、吴、越、燕、曹、卫、陈、蔡、许、莒、郯等。
这些国家中间，称得上真正头等大国的共有四个，它们是晋、楚、秦、齐。
1.无可怀疑的“龙头老大”：晋国
晋国为武王子唐叔虞始封之国，其根据地在今山西省南部一带。春秋之初，晋国并非头等大国，郭偃云：“今晋国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国（指齐、秦等国）在侧，虽欲纵惑，未获专也”（《周语·晋语一》），就是明证。然而，由于“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国语·郑语》），在平王东迁洛邑的过程中发挥了保驾护航的作用，贡献良多，因此，晋国自春秋初年起便拥有了政治上的主动。至曲沃武公以“小宗”翦灭翼地的“大宗”，代晋自立，统一晋国，晋国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历春秋之世，晋国先后灭掉周围诸多蕞尔小国，如唐、韩、耿、霍、魏、西虢、虞、邢、滑、沈、姒、蓐、黄、赵、雍、翼等，又从周王室手中取得温、原、攒茅、焦、杨等要邑，并征服诸多戎狄部落，国势迅速增强。到春秋中叶以后，晋国已据有今山西省的大部分、河北省的西南部、河南省的西北端、陕西省的东端，兼及山东省的西端，纵横跨五省，成为北部中原首屈一指的大国。这中间固有政治清明、外交成功、军力强大的因素在起作用，但也与兵要地理环境优越直接有关。从军事战略地理形势看，晋国东有太行之险，南有王屋、崤函之固，西部跨越黄河而可依黄河、洛水为守，尽占中原北部河山之形胜。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故清代学者顾祖禹云：“周之衰也，晋得南阳而霸业以成”（《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九）。
从当时的政治格局看，晋国应该是中原文化的核心，古书记载“周卑，晋继之”（《国语·晋语八》），意谓周王室衰弱以后，晋国作为周王室的继承者崛起了。它是所谓中原地区的“核心价值观”和“普适价值”的直接体现者和拥有权力的诠释者，当时所谓的普适价值就是周礼的传统。晋国自居天下无可争辩的“老大”地位，作为最强大的头等大国，对那些不遵循周礼传统的诸侯以及“化外”的蛮夷之邦，它动辄纠集其仆从国，凭借强大的武力进行征服，并在这个过程中，它习惯于打出冠冕堂皇的“尊王攘夷”的旗帜，为自己的暴力手段寻找借口，提供依据，自以为是当时整个“国际秩序”的标准制定者与执法主宰者。换言之，在春秋的大部分时间里，晋国就是天下的领袖，是凝聚与团结中原众诸侯国的一面大旗！
2.不甘人后的“另类”大国：楚国
楚国的始封君为熊绎，相传是周成王时受封，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一带）。春秋初年，楚国和晋国一样，其国土面积和实力均尚有限，所谓“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过同”（《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与中原地区的不少诸侯国相比，它开发比较晚，刚刚开始之时经济上也相对比较落后，“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但是，楚国的兵要地理环境也相对比较优越，加上其泰然自若以蛮夷之国自居，不受西周以来礼乐文明传统的束缚，始终以兼并小国、争霸中原为其立国发展的基本宗旨，“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国语·郑语》），“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故一直行进在迅猛突进的“快车道”上。
在春秋的大部分时间内，楚国一直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此地居南北中枢，北据汉、沔，接襄汉之上游，襟带江湖，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远接陕秦。且内阻山险，易守难攻。故顾祖禹引胡安国语：“荆渚，江右上流也。故楚子自秭归徙都，日以富强。近并毂郑，次及汉东，下收江黄，横行淮泗，遂兼吴、越，传六七百年而后止。此虽人谋，亦地势使然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八）。由此可见，楚国就是凭借着这一优越有利的兵要地理条件，致力于对外扩张，兼并小国，兵进中原，与晋国为首的中原列国同盟互轧苗头、一争高低。在300余年中，它先后翦灭权、鄢、郧、绞、蓼、息、邓、申、吕、黄、江、巢、沈、舒蓼、舒庸、舒鸠、唐、微、濮、许、杞、随等六十余个小国，使自己的疆域扩大到今湖北省的大部，河南省的南部，江西、安徽的部分地区，以及江苏的西端，陕西的南端，横跨七八个省，一跃而成为春秋面积第一的大国。
楚国处于中原“礼乐”文明与文化圈的边陲，有自己独特而悠久的历史文明与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从政治上讲，楚国在当时的诸侯列强中属于异类，它是旧的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地大物博，后来崛起。但是，当时的中原诸侯国始终把楚国看成是南蛮、蛮夷。整个春秋时期，最正确同时也是最时髦的政治口号是“尊王攘夷”，所谓“尊王”，就是尊奉周天子，所谓“攘夷”，主要就是不遗余力地打压楚国，换句话说，当时诸侯列强念兹在兹的夙愿，就是处处限制楚国的发展与壮大。《公羊传·僖公四年》说，“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这里的“中国”，是指中原的核心地带，他们感觉自己所秉奉的“礼乐”文明受到来自楚国这样的“蛮夷”的挑战，已经是摇摇欲坠了，危机感很强，这些守旧的诸侯无法认同楚国的独特文明与文化，更不能接受楚国所选择的特殊发展模式，而总是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狭隘与阴暗的心态对待楚国的文化与文明，于是乎，为了抑制楚国的壮大和发展，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勾结在一起来和楚国作对，处心积虑给楚国的发展下绊子，设障碍。
但是，楚国毕竟是新兴大国，自身拥有强大的国力，其发展势头如日中天、不可逆转，其他国家虽然在内心深处嫉妒它、仇视它，但是，面子上还不敢和它翻脸，甚至不得不在许多场合下与楚国虚与委蛇，把酒言欢。楚国也因此而成为晋国霸主地位的唯一挑战者。而楚国也经常采取一些重大的举措来炫耀自身的强势。比如，耀武扬威，陈兵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这就是告诉周王，楚国拥有足够强大的实力取而代之。因而，楚国和晋国就不断地在谈判或打仗，深深地陷入了春秋式的“修昔底德陷阱”。我们甚至可以说，从本质上讲，一部春秋的历史，其主体的部分，就是一部晋、楚争霸的历史。毫无疑问，在春秋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唯一能跟晋国拍板顶牛、敢于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挑战晋国霸主地位的就是楚国。
在今天看来，楚国虽然是中原列国“尊王攘夷”的主要对象，但是，楚国的文明之先进程度，却一点也不亚于以正统礼乐文明自居的中原列国。楚地工艺水平之高，毫不逊色于中原地区，所出土的漆器、编钟、兵器等器物制作之精美，效能之优秀，令人赞叹不已。目前出土的竹简帛书等典籍文献，大多数都出自楚地的范围之内，如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云梦秦简、上博简、清华简、张家山汉简、里耶秦简等，哪一个不是如此。传世文献的情况也是这样，譬如就文学而言，中原不过就是《诗经》，而楚国仅屈原一人，就贡献了无与伦比的《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不朽作品。
在政治的建树方面，楚人也一样卓越而杰出，例如，楚庄王的识见、格局、功业，较之于齐桓公、晋文公，就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楚庄王最让人肃然起敬的，倒还不是他的功业显赫，而是他面对煌煌霸业时所反映出来的谦和心态和节制立场。作为成就一代大业的君主，最容易滋生的毛病是忘乎所以，骄傲自大。历史上夫差、唐玄宗、后唐庄宗等人的沉浮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因此，“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便成为永具警示与启迪意义的宝训。而楚庄王却很好地摆脱了这种宿命的怪圈。他在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基本原则，力求战争善后做到平和顺当，尽可能消除各种矛盾与隐患，化解来自敌方的反抗，使自己的军事胜利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之上，争取到在政治上的最大主动。
这一重要理念，在楚庄王的具体军事行动中有着不止一次的体现。例如，在邲之战的前夕，当郑国表示屈服的时候，他主动撤围，同意了对方的请和要求；当宋国顽固抵抗最终不支、请求媾和时，能非常大度地宽恕宋国的所作所为，放其一马；当陈国灭亡后，能根据“兴灭国，继绝世”的礼乐文明精神，同意其恢复国家，再造社稷。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尤其教人佩服的是，在公元前597年爆发的晋、楚邲之战中，楚国大获全胜，许多楚国将领主张将晋军尸身叠垒为京观，向晋国炫耀楚军的神勇，并报当年城濮之战惨败之仇，“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然而，楚庄王坚决制止了这种耀武扬威、穷兵黩武的举动，并就战争提出了一番发人深省的见解：“夫文，止戈为武……夫武，禁暴（禁止暴行）、戢兵（消弭战争）、保大（保持强大）、定功（巩固功业）、安民（安定民众）、和众（和谐内部）、丰财（增殖财富）者也。”强调战争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为实现和平而迫不得已动用的手段。这一见识，的确是超越一般古人而长久引领历史风骚的。而晋国始终坚持与楚国为敌，一味地打压楚国，结果其实很悲惨，到头来，只能是自我削弱，自我毁灭，走上君臣倾轧、“三家分晋”的末路，这恰恰给地处西陲的秦国提供了坐收渔人之利的极佳机会。这就是兵圣孙子所说的：“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孙子兵法·作战篇》）“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信然！
需要附带指出的是，楚国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瓶颈，其实并不是战略地缘的问题，而是其内部的政治建设明显落后于其他重要的诸侯国，这突出表现为它的优秀人才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绝它而去，“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这在楚国，乃是一个大概率的历史现象。例如，楚军在鄢陵之战中遭遇惨败，重要原因之一，乃楚国叛臣苗贲皇积极替晋厉公出谋划策，将楚军内部的虚实和盘托出，晋军得以在战场上把握主动，乘隙蹈虚，制敌死命。又如，晋景公在位时，晋国拉拢吴国，双方结为同盟，唆使吴国在楚国的侧后开辟第二战场，使得楚国陷入两线作战、腹背受敌的战略困境，顾此失彼，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疲于奔命，这一毒辣招数的策划者和具体实施者，不是其他人，而正是楚国的叛臣申公巫臣。再如，提出“疲楚误楚，三分其师”之谋，导致楚军在日后的吴、楚柏举之战中大败亏输，进而让对手“五战入郢”、攻陷国都、几乎灭绝国祚的，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楚国逃亡者伍子胥。其他像伯嚭等人，也都是从楚国出走，跑到敌国，心甘情愿地替人卖命，而与自己的故国叫板作对的。
这种情况，延至战国末年而未改，如李斯为上蔡人，陈、蔡在春秋时为楚之附庸国，春秋战国之际被楚国所吞并，所以，李斯本人也是广义上的楚人，可是他一样替秦国统治者献计献策，为灭亡楚国立下汗马功劳。虽然说，先秦时期人才的流动比较频繁，人们的国家意识不是特别强烈，可以朝秦暮楚，随时跑到他国（也包括本国的敌国）成为高级打工仔，这种情况并非楚国所独有，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没有哪个诸侯国像楚国这样严重与普遍。说实在的，楚国不是被敌手在战场上打败的，而是让自己的叛徒、“楚奸”们给搞残整死的！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
楚国人才严重流失，原因很多很复杂，但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恐怕是与楚国历代最高统治者刻薄寡恩、残忍酷虐、不将大臣与贵族当人的做法多少有关，例如，同样是打败仗，秦、晋崤之战后，秦穆公是主动把战败的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孟明视、西乞术等三位统帅虽然导致秦军“匹马只轮不返”之惨败，却能够继续获得信任，依旧充当秦军的统帅。但是，反观楚国，城濮之战败北后，令尹子玉就被楚成王逼得不得不自裁了断，让晋文公听到消息后，开心满怀、欢呼雀跃，连连地说“莫予毒也、莫予毒也”，其兴奋喜悦之情可谓溢于言表。邲之战没有能打赢，楚军的主帅司马子反也没有了活命的机会，只能赔上自己的那条小命。在这样恶劣险峻的政治环境里，楚国的诸多贵族与大臣，自然会与绝情寡义的楚王离心离德，同床异梦。一旦有风吹草动，跑路潜逃，投靠他国，借他国之手，来整治修理母国，也就理有固宜、势所必然了。
3.改变争霸战略态势的“搅局者”：秦国
秦始祖非子，受封于秦（今甘肃清水东北），本是周室的附庸小国。至秦襄公时，因勤王有功，周平王赐以岐西之地，秦始得列为诸侯。此后，经历代国君的苦心经营，秦国迅速崛起于西方，成为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大国之一。当时秦定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并以此为中心，向四边蚕食扩张，大约占有今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东南一带，即东据黄河桃林、崤函之塞，南接秦岭，西依陇山，北抵平凉、泾川附近。为了确立自己的霸权，对中原局势产生更大的影响，秦的主要战略目标是东进，而其所处的兵要地理环境则为秦国实现夙愿提供了一定的帮助。所谓“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读史方舆纪要·陕西方舆纪要序》），说的就是这层意思。
然而，对秦国来说相当不利的是，当其崛起之际，适值东方近邻晋国国势强盛、号令中原之时。其东向发展势头为晋国所阻扼，虽然自崤函之战开始，秦、晋两国多年兵戎相见，进行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但是，秦国终因其国力不逮而基本趋于下风，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扭转战略被动的局面。而其挥师南下发展，又直接同楚国发生利害冲突，也无法实现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秦国统治者遂根据自己的兵要地理的基本条件，致力于向西经营，开拓疆域，巩固根基，平定
渭之地，吞并召、芮、毛、毕、彭、密、彤、郇、杜、亳、梁等十余国，并进而攻灭了自己周围不少的戎狄少数部落，“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这就为秦国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换言之，秦国在西边，综合实力不算特别强，经济也比较落后。但是，秦国的军队骁勇善战，最能打仗，被称为“虎狼之师”，军事实力特别强。而且，秦国人处理外交问题的手段也很强硬。像秦、晋王官之役中所体现的“破釜沉舟”的果决拼命，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式的所向披靡，战场上“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式的壮怀激烈，使得秦国终春秋之世能够独树一帜，而在当时的天下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发挥着令人匪夷所思的影响力。
原来，秦国和晋国关系非常好，有所谓的“秦晋之好”，晋文公的夫人就是秦穆公的女儿。秦穆公想通过支持晋文公上台控制晋国，为他东出中原、称霸创造条件。但是，在国际关系中，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不变的利益。晋文公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上，他也想自己争霸，就不让秦穆公出函谷关，这样，矛盾就起来了。晋文公比较老练，和秦穆公虽面和心不和，但没有撕破脸皮。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上来以后就不一样了，崤山之战大败秦国。这在战略上是一个大错误，使得秦晋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秦晋之好到兵戎相见。晋国本来是可以搞定楚国的，但从崤函之战以后，秦国就和晋国干上了，而与楚国好上了，连续挑起彭衙之战、王官之役、令狐之战，一直到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后，才有所消停，这样一来晋国制服楚国的战略愿景，就因为秦国干扰这个变量的加入，而终究幻灭了。总而言之，秦国虽然综合实力不算很强大，但是，它在晋楚争霸的天平中还是起很大作用，它倒向谁，谁就有更大的优势，可谓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春秋几个头等大国中，秦国经常扮演的是“搅局者”的角色。
4.热衷于“打酱油”的老牌大国：齐国
齐国为太公望（姜尚）的始封之国，都营丘（今山东临淄东北）。后又先后定都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南）、临淄。自西周以来，齐国一直是雄踞东方的大国。进入春秋以后，齐国的国力有增无减。早在春秋初年，就一度形成了“庄、僖小伯”的强盛局面。至齐桓公统治期间，更是在大政治家管仲的悉心辅佐下，“尊王攘夷”，“九合诸侯”，成就一代霸业。齐桓公卒后，齐国虽丧失了霸主的地位，让晋国独领风骚，但仍不失为东方地区的头号强国。
齐国战略地理环境比较有利。它地奄今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东面濒临大海，南以泰山山脉与鲁国为界，西及今山东与河南、河北交界之处，北倚黄河与北燕诸国相峙。地域疆土呈东西长而南北狭，广运约六七百里。从兵要地理的角度分析，齐国处于中原争战之地的边缘，既可进而西向角逐天下霸主地位，亦可退而固守山川形势，自成格局。对此古人曾有充分而精辟的论述：“济清河浊，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负海岱，阻河济，南近楚，虽数十万之师，未可岁月破也”，“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
同时，齐国执行比较正确的争霸治国的方针，发展农业，亟通工商，增强军力，并拥有相当丰富的战略资源。因此，在春秋期间它死死压住泰山以南的主要对手鲁国，吞并自己周围纪、成、谭、遂、障、阳、莱、介、牟、任、薛、郭、项、夷州等十四个小国，与晋、楚、秦合称为四大强国。但是，由于齐拥有“悬隔千里之外”的兵要地理环境，亦影响了其实施主动进攻的战略方针，而其实齐国兵要地理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以自守则易弱以亡，以攻人则足以自强而集事”（《读史方舆纪要·山东方舆纪要序》）。这也是为春秋历史进程本身所充分证明了的，“齐桓公南征北伐，用霸诸侯；孝公以后，齐仅为自守之国。是以终春秋之世，累代听命于晋，几夷于鲁、卫”（同上）。
从当时的国际关系与政治格局来说，齐国在治国理念、价值观上，跟晋国是相当一致的，齐国和晋国关系一直比较良好，说得不好听点，在春秋大部分的时间里，它颇有点像晋国的跟班，亦步亦趋，敲打边鼓，在一般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说是唯晋国马首是瞻。但是，在同盟之内，“老大”与“老二”之间，各有自己的利益，有时也发生过一些矛盾，甚至兵戈相向，大打出手。
公元前597年邲之战后，齐国眼看晋国衰落了，老大当不成了，它就想乘机转换角色，上位当老大，可这无异于虎口夺食，晋国当然不干了，照样收拾齐国。鞌之战，打得齐国丢盔弃甲、满地找牙，从此老老实实、服服帖帖，晋国就趁势要求齐国答应一起对付楚国。这个，齐国是完全同意的。所以，齐国和晋国又团结起来，形成战略同盟，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楚国。之后，齐国与晋国之间，又先后发生过齐攻打晋国的越太行之战与晋攻打齐国的平阴之战，但是，双方都有一定的节制，没有让关系彻底破裂、局势完全失控，确保了联合对楚的战略态势得以持续下去。其中的原因之一，齐国毕竟也是受长期“周礼”传统熏陶的诸侯国，用管仲的话讲，就是“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二年》）。所以，一旦打完仗以后马上又与晋国等“同温层”朋友团结在一起，来对付它们共同的敌人楚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