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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大变革的岁月，也是一个刀光剑影、喋血沙场的舞台，更是一个日新月异、追求新生的时代。它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它在中国漫长而凝重的历史长链之中，被命名为“春秋”。
春秋时期，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得名于鲁国史书《春秋》这一书名。这部史籍，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共计240余年的列国史事。相传孔夫子曾对《春秋》进行过整理和删订。缘此之故，这部被宋代大政治家、大文学家王安石称为“断烂朝报”的典籍，名声大振，身价百倍，得以列为“五经”之一。但是，后人所说的“春秋”时代概念和《春秋》这部史籍的起讫年代，其实并不相一致，它的上限，通常被确定在公元前770年。就在这一年，定都于镐京（今陕西西安一带）的周王室，在经历持续不断的内乱和血雨腥风的外患双重浩劫之后，不得不放弃一片狼藉、满目疮痍的镐京，风尘仆仆，仓皇匆促，在晋、郑、秦等诸侯的护卫之下，辗转向东迁徙，定都于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后来的人们，一般以这一年为春秋时期的肇始。至于春秋时期的下限（也即战国的上限），古往今来人们的看法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而作划分的，譬如，以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为春秋终结的绝对年代；也有以《春秋经》记载所止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为春秋截止的具体标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我们比较倾向于采纳自《史记》问世以来较为通行的观点，即以公元前476年为春秋与战国两个历史阶段的分界线。按照这一划分，春秋时期历时近300年。
毫无疑义，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时期。具体说来，它鲜明地体现出三个基本特点：
第一是它的动态性。古代希腊杰出哲学家、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赫拉克利特曾有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意思是说，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历史是无法静止的，也是无法重复的。社会在动态发展中不断前进，这是历史演进的根本属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在某些特定的历史阶段里，这种动态变革的规模、范围、力度以及影响往往会有特别强烈的表现，而春秋正属于这样的特殊时期。在它并不太长的近300年历史中，其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流，用汉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的话说，就是“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具体表现为：王室衰微，霸权迭兴，列国纷争，夷夏冲突，公室没落，大夫擅权、陪臣执国命等政治格局此消彼长，接踵而至，风云变幻，气象万千，令人目不暇接，匪夷所思。田制改革、赋税嬗变、军队扩增、国野混一、天子失官、礼崩乐坏、学术下移、私学勃兴、兵不厌诈、唯力是尚等诸多经济、文化、军事新现象粉墨登场，异彩纷呈，各擅胜场，白云苍狗，令人瞠目结舌，不胜唏嘘！
第二是它的过渡性。今天再回溯和梳理春秋的全部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很显然是中国由古典宗法社会逐渐递嬗为帝国专制社会、由贵族有限分权体制逐渐转型为君主高度集权体制的重要过渡阶段。用比较形象的文字来描述，就是它的一条腿已经悄悄地踏进了新世纪的门槛，可是，它的另一条腿却还踌躇不决地停留在旧世界的边缘。换句话说，即春秋前中期的历史场景，更多地体现了西周时期的时代特征、文化精神，而在春秋晚期的地平线上，则业已隐隐约约出现了显示战国社会基本特色的晨曦霞光。顾亭林《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有云：“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矣。……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它最终演变为刘向在其《战国策书录》中所描述的那种悲惨景象：“泯然道德绝矣……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然而，这种局面的形成，并不是突如其来、一蹴而就的，乃由来已久，有一个过渡的阶段，即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这个过渡，就是这春秋将近三百年的历史嬗递。总而言之，在整个春秋时期，新与旧，生与死，传统与变革，积淀和创新，纠结在一起，融化为一体，既唱着旧时光的挽歌，又吹响新天地的号角。一方面是传承，另一方面是发展，既是“革”，又是“鼎”，也即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是对春秋时期这种过渡性特征恰如其分的形容！
第三是它的多样性。春秋时期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毫无疑义，用简单明了的话来概括，就是建立在西周宗法制度基础上的礼乐文明的逐渐衰微和崭新的高度中央专制集权因素的不断增长。但是，“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在具体的诸侯国之间，在中原核心区域和周边“蛮荒”地区等不同地域之间，在华夏诸侯国同楚国、吴国、越国这些国家之间，其发展观念、文化观念、价值取向、道德伦理是很不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是判若云泥，南辕北辙，其文明的成熟形态和发展程度是多元的、不平衡的，地区间的差异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如就政治层面而言，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论语·季氏》）这样的政治格局，在晋、齐、鲁、郑等中原核心地区的诸国那里，当然是成立的，是较为普遍的政治生活现象，晋国异姓卿大夫秉政，齐国前期国、高二卿擅权，后期田氏主政，鲁国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等“三桓”当道，皆是明显的例子。但是，在楚、吴、越等后起的中原边缘诸国那里，君主独尊，专制集权自始至终是其政治的主旋律，“自大夫出”的现象似乎从来不曾发生过。那里的君主“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对大臣拥有绝对的生杀予夺的大权，动辄杀大夫，诛重臣，像宰鸡杀狗一样稀松平常，楚成王逼迫子玉自我了断，楚共王迫使子反自杀，楚平王残杀伍奢父子，吴王夫差诛灭伍子胥，越王勾践残害大夫文种，等等，就是具体的例子。显而易见，这种国别间、地区间的差异，使得春秋这段历史显得很复杂，但同时也使得春秋时期的文化呈现出特别丰富多彩的面貌。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一部近300年的春秋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自周平王东迁，至齐桓公称霸之前夜，为春秋前期，标志性事件就是郑庄公初霸，齐僖、鲁庄“小霸”（《国语·郑语》：“齐庄、僖于是乎小伯”），这是西周礼乐文明向春秋争霸主旋律奏响的过渡阶段，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过渡。换言之，即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逐渐得以调整，诸侯争霸大业缓缓地拉开帷幕。
自公元前686年齐桓公登台，至公元前546年宋国大夫向戌弭兵，这为春秋中期，也是春秋的主体，传统意义上的“春秋五霸”（齐桓公、宋襄公、秦穆公、晋文公、楚庄王），皆于这个阶段先后登场、引领风骚。其战略格局演变的主线，为晋、楚近百年之久的霸权角逐。即晋、楚作为当时天下的两大强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反复较量、生死角逐，争夺天下霸权。“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成为该时期最为鲜明的时代特征。
自向戌弭兵至越国灭吴，横行淮泗，“号称霸王”，可视为春秋后期，该阶段的中心命题，乃晋、楚争霸阴影笼罩之下的吴楚战争、吴越厮杀的先后亮相、轮番上演。它是晋、楚两大势力战略角逐的延伸，也是春秋“大国争霸”的回波余澜，更是由春秋向战国兼并过渡的肇始，“礼崩乐坏”完全成了现实，历史呈示了新的面貌，在某些诸侯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再改而由“自大夫出”（例如晋国、齐国），有的诸侯国更出现了“陪臣执国命”的特殊反常现象（例如鲁国的季氏家臣阳虎专擅朝政）。
长期以来，人们多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春秋中期，而对春秋前、后两个阶段的考察相对薄弱，这显然是一个相当不小的遗憾。就以春秋后期的战争进程与霸权转移的状况来看，可谓是好戏连台，异彩纷呈。例如吴楚战争，吴越战争，就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精彩篇章，更是改变春秋战国基本面貌的最大推手。我们从中入手，系统梳理其脉络，认真回溯其源头，充分展示其表现，准确归纳其特征，全面总结其影响，毫无疑义，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春秋时期历史之律动，尽识春秋时期历史之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