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抚慰心灵的历史

人们一般很难处理生活中的种种不确定的事情，这也就难怪我们总希望把握住些什么东西来帮助自己，其中就包括对过去的掌握。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会详细讨论历史的运用与滥用的问题，在这里我想先探讨为什么历史会突然变得如此安慰人心与引人注目。

首先，在如今扑朔迷离的复杂情况面前，历史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相对简单易懂的解释。

多年来，历史学家们都在试图提出一些宏观的范式来审视历史，或者说希望找到某个范式以解释所有的事情。对某些宗教而言，历史为它们的一些神圣的宗教目的提供了证据。对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而言，历史论证了他所提出的“绝对精神”的概念。 卡尔·马克思又在黑格尔的哲学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他的“科学的”历史，并据此论证了历史势必将会走向完全的共产主义。对德国18世纪的大思想家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来说，历史宣示了日耳曼民族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尽管在政治方面日耳曼民族还未完全展现出其潜力。对帝国主义者查尔斯·迪尔克爵士而言，对英国过去的研究可以显示出不列颠民族的优越性。对阿诺德·汤因比来说（他的研究目前被极大地忽视了），则是从历史中看到了一种“挑战—回应”的模式，这种模式是指一个文明励精图治，克服种种困难，变得日渐强大；然后，就会软弱懒散，其发展也会走下坡路。与大多数西方思想家不同，中国的思想家并不把历史的发展看作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他们将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视为一种循环的过程，认为不同王朝的兴替是一个永不终结的进程。在这些思想家眼中，这个不断循环的“出生—成熟—衰亡”的模式是天命注定的。

历史还可以成为逃避现实的出口，这一点时至今日或许依然如此。当复杂的现实世界正在迅速发生变化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世界究竟会向更好或是更坏的方向发展，故而人们会愿意回顾和沉浸在他们误认为的那个更单纯和简单的过去。譬如保守主义者们会想象有一幅温馨的小镇的画面，就像诺曼·洛克威尔的画中描绘的场景，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花园中玩耍，没有成年的劫掠者们来打扰他们，男女老少都恪尽职守，幸福地生活，每天都是阳光普照的美好日子。在加拿大，有一位名字非常梦幻的艺术家叫作特丽莎·罗曼斯，她出售的上千幅画作都描绘了身着围裙和水手服的孩童们。这些画呈现的景象仿佛是在维多利亚时期，那里马儿们拉着马车和雪橇，烛光在圣诞树上摇曳，家家户户都围坐在炉火旁。在这位画家的眼中，没有人的生活经历过悲伤、饥饿或是衣衫褴褛。左翼人士总是爱提起他们过去的光辉岁月，彼时工人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工人领袖们也牢牢掌握着权力。如今仍有许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感兴趣的人，他们当然都支持作为战争胜利者的同盟国一方，并认为这是最后一场能够在道德上明确分清正义与邪恶的战争。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以及日本军国主义者都是确凿无疑的坏人，他们是一定要被打败的（事实上，加拿大也曾经和斯大林结盟，但这件事被人们忽视掉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争中的立场已不再如此鲜明。尽管朝鲜战争的确阻止了苏联的扩张主义，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试图将其变为对中国的战争，这使得美国内部产生分歧，并导致了美国与其他盟国之间的对立。越南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梦魇，而时至今日伊拉克正在将美国拖入另一个泥潭。

我们如今生活的时代也缺乏一些伟大的英雄人物，又或是我们太过于熟知自己的领袖们身上的缺点，这或许可以解释人们对于丘吉尔的狂热崇拜现象，这种狂热的崇拜在北美更甚于在英国本土。对英国人来说，他们所了解的丘吉尔，不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明领导；他们更容易记住的是丘吉尔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的一些失败和错误。而对生活在北美的人们来说，他们心目中的丘吉尔更像是一个单枪匹马英勇对抗轴心国的大英雄，他的神机妙算帮助同盟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人们都已不记得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主导了死伤惨重的加里波利之战 ，也不记得他曾在20世纪50年代年老力衰之时依然坚持担任英国首相。很显然，小布什将自己与丘吉尔相提并论时所指的是人们印象中作为英雄的他，而非那个失败的丘吉尔。

政治领袖们一向十分清楚将自己与历史上的伟人相提并论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这不仅可以带来崇高的名望，还可以为他们的统治提供作为国家正统接班人的合法性。斯大林将自己与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相提并论，试图继承他们的衣钵建立一个更强盛的俄罗斯帝国。萨达姆·侯赛因反过来又将自己比作斯大林，或是伊斯兰英雄萨拉丁，誓言要发扬伊斯兰教和伊拉克的光辉历史。伊朗的最后一位国王认为自己可以再现前居鲁士大帝或是大流士一世时的辉煌。

如今我们对英雄的渴求，不仅仅只是政治上的权宜之举。譬如我们迫切地想在那些经历战争的老兵去世前，了解他们过去的经历，从他们身上获得宝贵的经验。同时我们也非常在意如何隆重地纪念他们。如今许多曾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都相继离世，面对这样的局面，不少国家开始考虑为本国最后一位参战老兵举办国葬，这种礼遇通常都是只为像丘吉尔那样的国家元首或是重要人士举办的。然而，随之而来的讨论却令人毛骨悚然，例如如何确定谁才是真正的最后一位老兵？如果这些老兵在战后迁居国外，他们还算是本国的老兵吗？如果某国政府在给予最后一位老兵的国葬礼遇后，又新发现了一位老兵应该如何应对？法国在2006年就发现了两名被埋没已久的一战老兵。

然而那些老兵和他们的家人似乎对这些隆重的场面并没有太多的热情。在2005年，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宣布将把法国最后一位一战老兵葬于一个特殊地点，也许就是先贤祠时，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的老兵却对此大加挞伐。这位老兵名叫拉扎尔·蒙蒂塞利，他对法国总统的举措很坚定地说道：“如果我是最后一个老兵的话，我不希望葬于特殊的地方。因为这对在我前面逝去的战友们来说是一种侮辱，更何况这种礼遇不会让我感到任何的荣誉。”他只想在去世后有一个简简单单的纪念仪式，事实上他也的确得到了。因为在他看来，相较于那场曾让无数人殒命的战争，国家不应该仅仅只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人身上。于是，希拉克匆匆撤销了自己的决定，法国政府也不再高调地提出借举办葬礼的机会来象征欧洲的和解。

加拿大有一个自治领学会，这个机构所发掘出的历史经常会令加拿大人对于本国历史知之甚少而感到羞愧。他们向加拿大政府提议要为加拿大的最后一位一战老兵举办国葬。起初加拿大政府对此并不十分感冒，直到面对公众舆论高涨的呼声，才允许下议院发起对这一提议的投票。毫不意外的是，没有人敢对这一带着情绪的议案表示反对。然而，同法国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了，那些老兵和他们的家人反倒对于这一提议不抱有什么热情。当年投票时有两位仍健在的加拿大老兵，其中一位叫约翰·巴布科克的身体十分硬朗，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一直生活在美国。令人尴尬的是，这位老兵在一次访谈中表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一直在试图摆脱自己的处子之身。

一般来说，举办国葬更多是出于活着的人们的意愿。英国保守党党魁伊恩·邓肯·史密斯曾注视着他的选民说道，国葬是一种能够纪念整整一代人的方式，这代人见证了“平民的世纪”的诞生。 当意大利政府用最高的国葬礼遇安葬最后一位一战老兵之后，时任意大利总统卡洛·阿泽利奥·钱皮将这场纪念活动视为“一个活生生的珍贵的见证，它见证了那些曾经为国捐躯的男孩们……他们的奋勇作战是为了让我们的国家更伟大、更自由、更团结”。在加拿大，自治领学会会长拉迪亚德·格里菲思表示：“如果有机会，能让加拿大政府和公民共同勇敢而又慷慨地去纪念我们共同的历史和公认的价值观的话，那一定是纪念最后一位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了。”

我们有时候呼吁人们关注过去，是希望历史能够帮助我们重塑价值观，因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已经不再相信如今那些所谓的权威。我们怀疑那些政客只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尸位素餐者。同时事实也证明，太多的大公司高管被发现要么在做假账，要么在给自己发放过于丰厚的薪酬。人们对八卦新闻的狂热充斥于畅销杂志《哈喽！》（ Hello ! ）和《名利场》（ Vanity Fair ）之中，但是这也让人们感到深深的不安，觉得世上不再有好人和诚实的人。 我们对这类吸引人眼球的新闻知道得太多了，无论是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的性丑闻，还是英国歌手布兰妮·斯皮尔斯的涉毒丑闻。我们还读过许多诸如医生出现失误或是教师讲授谎言的新闻报道。这些新闻毫无疑问是发生在过去的，但却没有受到强烈关注，就像如今的媒体和互联网对于热点新闻的关注那样。尽管我们对于历史的了解越来越少，但出乎意料的是，历史依旧在抚慰着人们的心灵。

对大多数生活在欧洲或北美的人来说，他们身处一个世俗的世界，历史在其中的作用就是向他们揭示好与坏、善与恶。如今，宗教已经不再像过去可以为人们规定道德准则、传达价值观。近年来传统的主流新教的教众数量锐减。 的确，福音派的教会如今仍吸引许多教众加入，但该教派在宗教之外过于强调娱乐与社会参与。 根据调查，有数百万人声称自己是重生基督徒，然而他们并不十分了解自己究竟在信仰什么。 甚至那些坚持认为世间存在神灵的人，也有可能会怀疑冥冥中的“他”或“她”怎么会允许20世纪发生那么多邪恶的事情。此时，专门研究过去的历史学科恰恰可以填补人们心中的这个空缺。历史不一定具有神性，但历史往往是可以超越人性的。历史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威，它可以为我们遭受的不公平反，可以对我们的行为作出裁决，还可以谴责那些反对我们的人。

据报道，近来小布什总统读了许多历史类书籍，并且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安慰，因为他的总统任期已接近尾声，民意支持率也已跌到谷底。他将自己与曾经的哈里·杜鲁门总统相比，1945年时杜鲁门以副总统身份接替任期中去世的罗斯福出任总统，当时经验尚浅的杜鲁门刚刚担任副总统不久。更不利的是，罗斯福在任时总爱亲自过问所有的重要议题，因此杜鲁门接任总统时毫无准备，也经常被媒体戏称为来自密苏里州的男装店老板。在他的任期内，他的民意支持率和小布什如今的同样低迷。就此人们常拿他的名字开玩笑道：“犯错乃人之常情（To err is Truman）。”

然而历史比现实要仁慈许多，如今历史学家和一些权威人士都认为杜鲁门是20世纪表现比较好的总统之一。当时他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敌意日渐增强的苏联，同时欧洲的整体情况也在恶化，但他正面迎接了这些挑战。他和他的行政班子作出一系列决策，为美国在冷战中得以与苏联抗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推行的一些政策帮助西欧摆脱了苏联的掌控，包括马歇尔计划、史无前例的和平时期防御措施以及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此外，杜鲁门还采取一系列行动宣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遏制苏联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在1948年到1949年苏联封锁西柏林期间，美国同西方国家一道向西柏林空投了大量物资，以此打破苏联的封锁。1950年杜鲁门又出兵朝鲜，与苏联在朝鲜半岛角逐。很多人时至今日依然认为，正是杜鲁门政府的举措，才使得美国有能力与苏联集团在冷战期间长时间对抗，并且在1989年之后取得最终的胜利。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小布什反复提及杜鲁门，并且多次表达对他的尊崇之情。随着小布什的支持率一路走低，他提及杜鲁门的次数明显增多。在2006年12月，他曾告诉国会的领袖们，尽管杜鲁门在当时不受欢迎，但历史已经证明他在那时的一些决策是正确的。同时，小布什还喜欢将反对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战争与冷战相提并论，认为这场持久的战争将会同冷战一样持续好几代人。在2006年5月西点军校毕业典礼的演讲中，小布什再次将自己暗中比作杜鲁门，并且强调尽管杜鲁门在任时饱受批评，但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小布什说：“正是杜鲁门采取的行动、建立的制度、促成的同盟、建立的原则，为美国能够在冷战中最终取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小布什却没有提到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那就是杜鲁门是与他针锋相对的民主党人。当然他也没有提到另外一个他与杜鲁门的主要差别：杜鲁门的政策大多都是通过与联合国合作来推行的，而非小布什那样越过联合国的框架。广大媒体和民主党人都没有忘记这一点，但白宫却希望能把这些对小布什不利的细节都敷衍过去。白宫新闻发言人托尼·斯诺否认小布什曾将自己与杜鲁门相比，而将小布什的言行解释为他正在提醒美国公民们，与冷战时美国所处的国际局势类似，美国面对的是那些被意识形态和统治全球的野心所驱使的敌人，要击溃这些敌人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如果历史是一个我们可以向他申诉的法官，那么有时候他也会反对我们。历史会在我们犯下错误的时候，提醒我们过去的某些人在某个时间也面对过类似的问题，但他们选择了与我们不一样甚至更好的解决办法。小布什总统没能及时处理好伊朗问题，即使伊朗在中东地区，特别是对伊拉克来说，有着很大的影响。 小布什的批评者们依然记得，美国历史上还有一位总统也面临过类似的局面，当时美国深陷于一场不可能赢的战争之中，同时美国也在渐渐失去全球霸权。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决定让美军撤出越南，并且决心要重建美国的声望，而实现这些决策的关键就在于改善中美关系。尽管当时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仍处于对立状态，双方已经几十年没有正式的外交往来，尼克松却勇于向前迈出第一步，努力寻求彼此间最大的共识，并且希望中美两国可以相互帮助。我曾写过一本关于尼克松1972年中国之行的著作《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 ^[1] ，当我在美国为这本书做演讲的时候，经常有人会问我一个类似的问题：如果尼克松是美国现任总统的话，他会不会主动前往德黑兰同伊朗谈判，以寻求帮助使美军撤出伊拉克。

作为一个法官，历史也会让那些自称无所不知的领袖露出马脚，让他们的话变得不那么令人信服。对于独裁者来说，或许因为他们对自己所编造的谎言了如指掌，故而对于历史的力量也十分了解。于是，这些独裁者总试图改写、否定或是毁坏关于过去的各种记述。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和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的波尔布特都打算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罗伯斯庇尔所推行的法国共和历和波尔布特设立的“元年”都是为了清除关于过去的痕迹，并且向人们指出其他将社会组织起来的方法。 最早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在许多史书中都有关于他焚书坑儒的记载，借此毁掉了早期中国的历史，并且编写了他的版本的历史。此后中国历朝历代的君王虽然不像秦始皇那样残暴，但他们也一样会写下只属于他们的立场的历史。斯大林曾将他的政敌托洛茨基从所有的书本、照片以及录音中完全剔除，直到乔治·奥威尔在一本小说中将托洛茨基以动物的形象呈现出来。 关于托洛茨基的档案显示，斯大林实际上不是苏联缔造者列宁的正统接班人，同时斯大林在苏俄国内战争中也没有为布尔什维克最终击退敌人取得胜利作出很大的贡献。

当然，他们对于历史的态度从未阻碍他们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神话。古代的独裁者为自己设立塑像、纪念碑、营造陵寝，近代以来他们开始用照片和电影为自己歌功颂德。斯大林曾派人编写了以他为中心的苏联共产党党史 ，在这一版本中只有斯大林和列宁两个人对苏联的发展建设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与无数敌人斗争，但那些敌人的名字都没有出现在史书之中。秦始皇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巨大的陵寝，那象征着他自己可以永垂不朽，功绩流芳千古。在麦加，沙特的宗教和政治领袖试图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神化先知穆罕默德。他们删除了史书中所有关于他的记述，以此将他与那些有文字记录的凡人区分开来。宗教警察会禁止朝圣者在一些特殊的地方祷告，诸如传闻中穆罕默德第一次接收到神讯的山洞。在这些地方祷告被视为一种盲目的偶像崇拜。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穆罕默德以及他的家人曾居住过的地方都被一一拆除，甚至夷为平地。根据海湾研究所的报告，仅仅在过去二十年中，麦加就有95%的古建筑被人为摧毁，这些建筑都有超过一千年的历史。

我们对历史的信念，常常还会上升到希望通过对过去行为的道歉和补偿来纠正过去犯下的错误。这里有一些很好的案例，可以展现个人和团体如何承认过去犯下的过错，并且主动对过错提供补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瑞士的银行业曾纵容纳粹的许多罪行并且从中获益良多，其中最大的收益就来自他们没收了许多犹太人的个人财产。因此他们理应向那些被没收财产的犹太人后裔给予赔偿。战后的许多年间，德国政府向被希特勒政权杀害的犹太人家属公正地支付了应有的赔偿。同样，加拿大政府和美国政府也应当有义务，向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非法剥夺财产的日本人进行赔偿，他们在战争期间被囚禁关押在集中营里。其中许多人早已是加拿大或美国公民，因此这些集中营的合法性本身就存在争议。 两国政府在战后也向那些集中营的幸存者道歉和赔偿。以上这些案例中，罪行的受害者与施暴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

然而，这两者间的联系往往并不那么明晰，对当下来说，公开道歉会有更大的政治意义。伊丽莎白女王曾向新西兰的毛利人道歉，因为英国在19世纪曾非法占据毛利人的土地，但女王的道歉并不意味着她需要承担责任。相反，新西兰的社会和政府正在努力解决与毛利人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也在设法补偿毛利人过去所遭受的损失。2004年，3位美国参议员提出一项议案，希望政府向所有的美国原住民道歉，因为“长久以来，美国对原住民的政策都是大肆掠夺破坏，缺乏周密考虑”。然而持反对意见者发现，这几位参议员之所以会提出这项议案，是因为在选举中，有几个州的原住民选票对于他们的当选非常重要。最终这项法案并未通过。

对于那些努力应对过去曾发生过惨案的社会来说，愿意承担责任并作出悔过可能是有益的。在南非，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黑人和白人的公众人物都开始讨论，如何才能让过去的恩怨不再造成社会分裂，并且在此前提下让南非继续前进。在20世纪80年代末，南非时任总统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和他领导的代表白人的国民党，与纳尔逊·曼德拉及代表黑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商讨了结束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问题，他们共同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将南非的政权平稳地交接给黑人为主的新政府。这其中的一大困难就是，如何保护此前处于压迫者位置的白人不会因为当初服从上面的指示而受到惩罚，如过去的警察和国家安全部队。同时还需要安抚那些过去受到压迫、希望寻求复仇的黑人。双方经过艰难的协商，终于达成一项共识——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过去，这个委员会有权力对证人特赦，还能对如何补偿种族隔离受害者提出建议。1995年，在南非首次举行多种族选举不到两年后，南非国会通过了《国家团结与和解促进法案》（ Promot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Reconciliation Act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从1996年春季开始举行听证会，并在两年后发布了最终调查报告。这是一次不同寻常而又令人感动的经历，它将南非历史上种族隔离带来的罪恶公之于众。委员会在南非各地总共举行了140场听证会，并从种族隔离政策的受害者那里收集了22000份申诉。此前白人政府中的7000位工作人员都申请了特赦。那些曾担任过秘密警察的人都站出来承认自己曾经迫害或杀害过他人。那些黑人目击者在回顾过去自己和家人的遭遇时声泪俱下。当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不可能抚平所有过去的创伤。同时，对白人的特赦也非常不受黑人的欢迎，对黑人赔偿金的支付非常缓慢甚至时断时续。尽管如此，在1998年该委员会结束所有听证会时，南非各肤色和各阶层的人们共同审查、处理了种族隔离时期的历史记录，并且达成了以此为起点团结一致向前、共创未来的共识。

然而，让一个社会为那些发生在不同历史时代背景与不同信仰下的事情而道歉，一定是有益处的吗？政客或某些人士往往很快就能做出各种各样的道歉，即使人们不清楚他们究竟为什么要为这些事负责，或是这些道歉究竟能带来什么好处。比如，罗马教皇曾为十字军东征而道歉。英国诗人约翰·贝杰曼的女儿曾向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市道歉，因为贝杰曼的一首诗中曾写道：“来，可爱的炸弹，请将斯劳城夷为平地！此地早已不适人类居住。” 20世纪90年代时，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曾为奴隶制度道歉，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也曾为爱尔兰的马铃薯饥荒道歉。 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著名的海盗和奴隶商人约翰·霍金斯爵士的后人，也曾身着印有“对不起”的T恤衫，在冈比亚的本地居民面前跪下道歉。

在加拿大，每一届联邦政府基本都在为他们的前任道歉，有时候甚至会为之前的一些政策进行赔偿，这些政策的的确确令人们非常反感。这些道歉和赔偿的过程中也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问题。加拿大曾经向来自中国的移民征收人头税，政府希望借此来阻止“东方人”在加拿大定居，这无疑是因为曾经盛行的种族主义。 然而，如今的加拿大政府有必要向当初支付过人头税的华人后裔们再进行赔偿吗？如果将那些用于赔偿个人的资金转付于全体的华人社区，是不是可以有更大的意义呢？这笔赔偿到底多少才是足够的呢？遗憾的是，不同团体之间就赔偿事宜的争吵久持不下，他们都宣称要代表华裔加拿大人来决定政府的赔偿究竟应该如何分配。

对于历史上的一些决策，我们对它们的批评、反思甚至是平反，究竟应该到什么程度呢？英国政府最近宣布，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方不应该处决临阵脱逃的士兵。于是，英国政府给这些士兵平反昭雪。但英国著名记者马修·帕里斯对此表示怀疑。他质疑英国政府重新复查几十年前的判决结果的行为是否正当：“我怀疑我们如今是否真的能够恰当评价那些三代人之前的审判结果，当时的各种情况都与我们现在不同，尤其是当时的道德标准要严格许多。”接着他又继续问道，军队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还能够运转下去吗？这些纪律就包括严厉惩罚违抗军令或是临阵脱逃的士兵。没有人愿意在战场上冒险付出生命，因而处决逃兵是一项可以维持军队凝聚力，防止军队变成一盘散沙的有效手段。我们可以说世界上本不应该发生战争，军队也是不应该存在的。然而在我们理想中的和平来临之前，我们需要武装力量来保护自己，同时也帮助我们推行政策。

加拿大政府近来就非常热衷尝试改写一些过去的历史，比如关于过去在战时囚禁一些特定种族的事情。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政府都囚禁了那些被认为属于敌对国家的人们。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拿大与奥匈帝国交战，当时在加拿大本土有许多来自奥匈帝国边境的乌克兰人。或许这些乌克兰人正是因为不满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才选择离开故土，当然这些人里可能有一部分依然效忠于他们的旧君主。的确，1914年8月，一位身处温尼伯（Winnipeg）的乌克兰主教号召他的教众进入美国，这样他们就可以回到故土继续为他们的君主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征战。加拿大政府在当时是否应该借机让这些人回到他们效忠的祖国呢？加拿大政府非但没有这么做，反而囚禁了他们。英国和澳大利亚政府也采取了同加拿大政府类似的做法，囚禁了来自敌对国德国的居民，尽管其中很多人早已在当地生活了几十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同盟国政府也都囚禁了许多日裔、德裔和意大利裔的本国居民。我们如今知道轴心国最终在战争中落败，但当时各同盟国做出这项决议时，他们并不知道战争的结果会是什么。而且那三个轴心国都满怀信心地期待着本国在同盟国中的移民可以帮助自己，这一点非常令人不放心。各同盟国若是忽视那些来自轴心国的移民对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支持——实际上也的确存在——这些国家是否要为自己的疏忽而负责呢？这其中不可原谅的一点是，各同盟国基本上没有对轴心国移民进行详尽的忠诚测验，来分辨他们是否真的支持轴心国。在英国，绝大多数所谓的“外来敌人”是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难民。但他们也一样被关押在集中营中，比如许多人就被关押在马恩岛上。有超过7000人经海路被转移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其中有好几百人在阿兰多拉之星号（Arandora Star）被击沉的事故中丧生。此外，更加令人发指的事情是强行掠夺这些人的私人财产。在美国和加拿大，被囚禁日裔的私人财产遭到了偷窃、破坏和投机商人的低价变卖。两国政府在战后也都对此作出了赔偿。

话语是廉价的——尽管它们可能会在行动上付出昂贵的代价——政客们就总爱表现出一副事事关心、对任何事物都十分敏感的姿态。此外，对过去的道歉似乎可以作为在现在不作为的一个借口。澳大利亚政府一向致力于解决当地原住民糟糕的生活状况（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人均寿命要比其他居民少17年），其一系列举措中就包括解决历史问题。1997年澳大利亚的人权与平等机会委员会发布一项报告，指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间，政府将原住民的孩子们强行寄养到白人家庭中，希望借此将他们抚养成“白人”。澳大利亚的自由主义者们对此事十分震惊，澳大利亚的国家和地方政府也都对这些“被偷走的一代”表示了歉意。 1998年，一个民间组织举行了首次国家道歉日活动，几千名澳大利亚居民联名签署道歉本，并将它们交给了原住民部落。然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此始终保持沉默。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约翰·霍华德在他的任期内，始终都以“这是上一代政府的错”为理由而拒绝道歉。直到陆克文接任首相后才正式提出向原住民道歉，这一提议在澳大利亚国会上一致通过。2008年2月13日，澳大利亚原住民部落首领和其他特别人士受邀来到国会，陆克文在全国电视观众的注目下，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讲：“我们要为此前国会和政府曾制定的法律和政策道歉，它们让我们澳大利亚同胞受到了刻骨铭心的伤痛和难以弥补的损失。”但是陆克文在演讲中避而不谈赔偿的话题，也鲜少提及政府应该如何改善原住民部落中存在的问题，如文盲、酗酒、虐童和失业等。一位原住民的领导人对陆克文的道歉非常不满，并讽刺道：“黑人仅仅得到了道歉的话语，而白人则掌握着大笔的财富。”

在美国社会中，也有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就是政府是否应该为曾经的奴隶制道歉。黑人和白人对此的态度大相径庭：大多数白人认为没必要为好几代人以前的事情道歉，而绝大多数黑人却认为政府应该道歉。还有一小部分黑人认为政府应当对奴隶的后代们给予赔偿；相反，96%的白人都不赞成赔偿。黑人律师和活动家兰德尔·罗宾逊在2000年出版了《债务：美国所亏欠黑人的东西》（ The Debt: What America Owes to Blacks ），论述了美国白人的繁荣都是建立在过去对黑人的奴役之上的。罗宾逊在书中特别指出，一些机构是依靠奴隶贸易提供的资金建立的，如布朗大学的创办者就是靠建造奴隶运输船发家的。书中所推算出的这些资金数额巨大。乔治城大学的经济学家理查德·亚美利加曾指出美国黑人被亏欠了5万亿到10万亿美元。许多黑人已经向美国政府和一些企业提出赔偿的诉讼，但至今尚未成功。

然而，如果我们对于历史问题关注得过多，并总想通过道歉来弥补曾经的过错，那么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精力去解决当下所面临的种种难题。正如许多少数族裔领袖指出的，关注过去的愤恨不满很可能形成一个陷阱，就像如今许多政府和团体会借此来逃避处理现实中的许多问题。美国黑人可以要求政府为过去的奴隶制度道歉，美国政府也完全可以这样做，但这么做究竟能对黑人的生活有多大改善？黑人的孩子们可以因此就受到更好的教育吗？黑人男性们可以因此就获得工作和尊严吗？加拿大原住民也曾遭遇过类似“被偷走的一代”的问题。当时原住民儿童被要求进入寄宿制学校就读，他们在那里学习英语或法语，被同化得可以逐渐融入“白人”社会。许多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批评者指出，加拿大的寄宿制学校常常在照顾原住民孩子的时候虐待他们，有时候甚至是性侵，同时，这些孩子们也被剥夺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一些原住民领导人曾将加拿大政府的做法称为“文化上的屠杀”；一位前联合基督教会的牧师也表示，尽管证据并不充分，但他已经发现那些寄宿学校中存在谋杀、非法医疗实验和集体恋童癖等问题。加拿大政府已经对那些曾在寄宿学校中就读的学生进行赔偿，同时也设立了专门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将用5年的时间来收集相关的资料并发布调查报告。目前该委员会的主席表示他们正在准备提出一系列的犯罪指控。当然，加拿大社会必须要应对这些指控。但令人遗憾的是，相较于处理历史问题，没有什么人愿意花费同样的资源和精力，去改善如今许多原住民保留区的恶劣条件。著名的美国犹太裔作家里昂·维森特尔曾告诫少数族群，他们往往从对过去的关注中得到的消息是：“别被愚弄了……他们依然想压迫我们。”过分沉湎于悲惨的过去之中，比如大屠杀或是奴隶制度，会让人们没有资源和精力再解决当下所面临的问题。

[1] Nixon and Mao: 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 . 该书以大量档案（包括尼克松中国行解密档案）、访问与口述资料立体呈现了中美破冰始末，被《纽约时报》评论为“第一本关于中美建交的史料翔实的著作”。中译本《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LiA2yUiUDqgL4/lw7AMEtM7eHpQnrcJ+WzVil/HI2Xz7QAZFNJ2kh6wPDCPGSP6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