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一病”的开始与结束

1939 年秋天开始，鹤见俊辅成为哈佛大学哲学系大一学生，选择了鲁道夫·卡尔纳普的“分析哲学入门”“经验论的原理”两门课程。两门课都是小班，只有十几二十个学生。卡尔纳普此时四十八岁。作为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在四年前为了逃避纳粹前往美国。

俊辅努力地听懂他带有德语口音的英语，并用笔记记下来，当天再誊写清楚。他对符号逻辑学的演算十分着迷。现在，自己竟突然能这样向古在由重《现代哲学》中都提到的世界一流逻辑学家学习。老师的一言一语原封不动地直灌入他的心中。

到了后期，他也选择了从芝加哥大学来的客座教授查尔斯·莫里斯的“实用主义运动”课程。接下来是皮尔士、詹姆斯、乔治·赫伯特·米德乃至杜威的课程。

英语之苦，在此期间仍在继续。大一上学期的英语写作 （EnglishA） 课程中期考试中，俊辅没有及格。一直到很久之后他才知道，那时房东杨格夫人曾独自前去问负责的讲师为何给他不及格。这不仅仅是袒护，更是想让授课老师清楚地理解他是外国学生而采取的行动。

从这个时候开始，俊辅每天白天给这家最年长的亨特夫人读两个小时的书。两年之间，他读了七八册大部头的书。与此同时，英语能力也提高了。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英语写作的成绩上升到“C”，到第二学期时为“B”，对俊辅自己来说，靠这个年度总成绩，总算以优等成绩通过了整个大学期间最难的科目。

某天，以外务省在外研究员身份在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的本城文彦 （后来的东乡文彦） ，前往杨格家见俊辅。他非常喜欢这一家人快乐生活的状态，便拜托杨格夫人说自己也想租住在这里。这一愿望被接受。他好像比俊辅付了更高的房租，之后杨格一家也带着两位租户，搬到更宽敞的公寓里去了。

本城文彦向鹤见俊辅提议的事情还有一件。“都留说的话，即便是杂谈也有参考价值，所以你去当他的住家弟子吧。”本城去拜托都留，这件事也实现了。他们约定每周去两次都留家中，在那里吃午饭，闲聊一会儿然后散会。本城好像说，“我出钱，鹤见只要吃就行”。每次，正子夫人都给他们准备午餐，饭后喝茶，之后告别。这成了一种习惯。

阅读皮尔士的全集，是俊辅上了大二，蒯因成为他导师的时候。“要读什么呢？”蒯因问道。“皮尔士全集如何？”鹤见回答说。“啊，那可以啊，我还没读过呢。”此时，蒯因三十二岁。他说过，“当今世界上能够区分事物与语言的逻辑学者只有三人。波兰的塔尔斯基、德国的卡尔纳普，以及美国的我” （当时三人都在哈佛大学） 。俊辅有点怀疑这是不是真的，不过后来哈佛大学哲学会邀请伯特兰·罗素进行题为《无限的事物，不可测量的事物》的演讲时，罗素开口第一句话说的是“关于这个问题，蒯因更清楚”。这让俊辅更惊讶了。罗素那时差不多已经七十岁了。

每周他与蒯因单独见面，开始读皮尔士全集中的《实用主义与实效主义》一卷。

他在阅读康德的同时阅读卡尔纳普的著作。两者在同一条逻辑线上。卡尔纳普的命题分类法受到康德分类法的支持，又增强了后者的效力。俊辅由此沉迷于康德分割善与真的方法上的区分，并和都留说，后者立刻回以“是我的话，就从恶出发”的评论。

俊辅过着极端节约的禁欲式学生生活。要么在学习，要么在睡觉。晚上 9 点半以后去大学图书馆，可以不限册数地借出图书至第二天早上。于是，他过着借出参考书，在天亮之前看完并归还的生活。

父亲祐辅提前放在监护人阿瑟·施莱辛格那里的国债，每个月发放五十美元到俊辅手中，作为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即便如此，因为对未来的不安，他更加注重朴素的生活。当然，这里面也肯定有耻于大户人家子弟身份的情绪。随着日美关系持续恶化，为了完成学业也须勤俭节约。这种紧张感更加严重。

在学校附近的便宜食堂吃炸鸡肉饼，饭后如果喝一杯红茶需要多花十美分，所以他就不喝。在有钱人子弟汇集的大学校园，俊辅的着装也显得又脏又劣质。于是，走在校园里更加让人难受。他也意识到自己个子矮。因此，执着于成绩第一的情绪更加高涨了。

某天，俊辅在食堂里注意到，面前正在吃饭的老人是美国法学史的传说人物罗斯科·庞德。现在自己竟在这样的地方。一种责任感和光荣油然而生。不过，因为被要成为第一的执念附身，竞赛式的生活一直很艰苦。

十八岁那年的秋天，他在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讲座”中听到伯特兰·罗素共计十回的系列讲座《关于意义与真理》 （讲座内容以《意义与真实性》为题目译为日语） 。此时罗素六十八岁。

第二年春天，他在哈佛大学神学院“英格索尔灵魂永生讲座”中，听八十岁的怀特海的讲座《关于永恒》。

“没有离开此世此刻而不灭的东西。在此刻展现出的价值的方向性中，有超越此刻的东西，在那里可以确认永恒之相。”

怀特海的脸苍白而宽阔，声音柔弱轻微，仿佛某一刻就会停止。即便如此，他依然持续地讲了近一个小时，之后从讲台上走下来。最后一刻，他用更细微的声音喃喃地说了什么，然而俊辅没法听清。 （经过了漫长的年月后，鹤见拿到了此时的演讲文本。阅读之后，知道最后一句话是“Exactness is a fake”——“精确是谎言”。）

大一下学期开始，俊辅也选修了远东语言系系主任、教授谢尔盖·叶理绥与讲师埃德温·赖肖尔开的日本研究讨论课。

叶理绥此时五十一岁。他曾作为东京帝国大学日本文学专业首位外国学生在东京学习，也是夏目漱石的学生。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也出场过的圣彼得堡高级食材杂货店“叶理绥商店”的二公子，他留学柏林大学后前往日本。极具语言才能的叶理绥连日本的单口相声、歌舞伎都通晓。草书体的书信之类的文书他也能流畅地阅读。

自日本回国后，叶理绥在俄国待了一段时间。不过，故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一家人再次逃到欧洲。在巴黎大学执教多年后，他前往美国。

某天，鹤见俊辅接到母亲爱子的信。信是用草书体写的，很难读懂。好像写了亲戚消息的手写信件中，鹤见看到“入狱”两个字，吓了一跳。因为在政治家庭长大，他立刻想到是不是发生了行贿受贿之类的事。紧张感传遍他全身。不过，他对文意仍不甚了解，为了保险，他将信件拿给叶理绥看。叶理绥告诉他那不是“入狱”，而是“入伍”。换句话说，这是告诉他某个亲戚入伍参军了。就像这样，对鹤见俊辅来说，叶理绥和赖肖尔也是他日语的老师。

他也跟随叶理绥，接受一对一授课。父亲祐辅在一高时代上过英语老师夏目漱石的课。这样想的话，和祐辅一样，叶理绥也是拥有日本明治时期教养的人士。他从藏书室拿出了京城帝国大学的纪要，给俊辅看语言学者时枝诚记（1900 年出生）批评索绪尔的论文。对俊辅来说，这时是他第一次接触时枝的“语言过程说”。日语学者山田孝雄对五十音图的历史式考察、保科孝一的日语史也是这时候接触的。

俄国的日语研究从漂流民开始，也是叶理绥告诉鹤见的。他们是靠着乘坐萨摩船只漂到勘察加半岛的少年冈萨的语言，制作了俄国最早的日语词典 （冈萨编，安德烈·伊万诺维奇·博格丹诺夫指导《新斯拉夫日本语词典》，1738 年） 。因此，这本字典之中还留有这位少年成长的故乡的方言。

这些故事变成了种子，一直埋藏于鹤见的心中，之后也让他写出了漂流民约翰万次郎的传记 （《一个人出生了》，1972 年所收） 。不过，不管是十几岁漂流到美国的少年鹤见俊辅，还是失去故乡、在世界各地流浪、刚步入老年的叶理绥，这个时候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大概也是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漂流民的真实感受。

叶理绥在大学中使用的英语，是他继俄语、法语、德语、日语之后掌握的第五种语言，已经四十多岁的他对此并未精通，因此在哈佛大学未受到特别的尊重。实际上，他和后起之秀赖肖尔们不同，没有学过中文，即便在讲《庄子》时也是用日本汉文式的读解顺序符号来读解 ，并予以讲解。这种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学者的履历，在唐纳德·基恩（1922 年生）那种通过更新方式开始学日语的年轻俊杰面前，难免有一种无法忍受的知识停滞之感。

1940 年 （昭和十五年） 暑假，鹤见在短暂回国期间，前往目黑区驹场拜访柳宗悦。数年前，柳宗悦开办了日本民艺馆，他们一家人就住在斜对面的房子里 （今日本民艺馆西馆） 。柳此时五十一岁。穿过石屋顶的长屋门后，左手边有个小房间，会面就是在那里进行。鹤见似乎是想问柳宗悦自年轻时就持续的对威廉·詹姆斯的兴趣，以及对威廉·布莱克诗歌的共鸣。此时他开始考虑写一篇系统论述詹姆斯的论文。

鹤见在大一时也去哈佛大学神学院上课，听“组织神学”这门课程。在主张一神论自由主义神学的课堂上，他接触了爱默生的泛神论、梭罗对印度教的亲近感、桑塔亚那经由天主教转而主张的无神论。对于鹤见来说，自小学开始就熟悉的不区分神与佛的柳宗悦，在此重叠并浮现出来。在这种日常的神秘之中，也仍有一条通向实用主义的道路。

按时返回美国开始 9 月的新学期时，俊辅选择了途经洛杉矶的海路。在船停岸的洛杉矶港圣佩德罗移民局，因为没有向办理入境手续的行政官员说“Yes，Sir”的谦逊措辞，他被扣上傲慢自大的帽子，关进了拘留所。对鹤见来说，这是第一次入狱。虽然迅速被释放，但这次经历给后来更正式的拘留的时候，带来了可谓预防针的效果。

返回大学后，从 1940 年夏季末到秋天，俊辅协助叶理绥、赖肖尔编写日语教科书。姐姐鹤见和子整个夏天一边参加哈佛大学的夏季小学期，一边全程担任这项工作的助手。本城文彦和俊辅也稍后加入，帮助通读校样，进行校对及推敲文字。

这本日语教科书《大学初级日语》 （哈佛燕京学社，1941 年 5 月） 没有对话，在编写中聚焦于掌握日语阅读能力这一目的。换句话说，它的开篇不是仅有假名的儿童式课文，而是立刻出现汉字、假名混用的一般日语文章。这是一套学完一系列 （包括课文篇，单词、语法、附注篇，共两册） 后，连候文等日语文言文都能阅读的教科书。课文虽然很多，不过都是从《普通小学读本》 （文部省） 和《普通学校国语读本》 （朝鲜总督府） 中选取的。所谓“普通学校”，是指在殖民地朝鲜主要面向朝鲜儿童 （而不是日本人） 的初级学校。此外，叶理绥也新写了一些文章。 （在《大学初级日语》初版叶理绥、赖肖尔共同署名的“序文”中，列举了鹤见和子、本城文彦及鹤见俊辅的名字，注明各人贡献的内容并对此表示感谢。）

这套教科书受到好评，在增补版（1942）、加印版（1944）都进行了修订。赖肖尔作为更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对叶理绥新写的文章中散见“女大十八变”这种古老的俏皮话感到不满，每次都会将这些内容替换掉。不过，更有必要进行根本性修订是因为另外的事情。1941 年 12 月 7 日 （美国时间） ，日美之间开启了战争。

开战一下子增加了学习日语的学生。它不仅仅意味着学生人数的增加，也代表着内容的变化。

战争迫切需要的，不是能“阅读”对方国家的文学作品，而是能和对方国民及俘虏“对话”的语言知识。

美国海军的日语学校，由东部的哈佛大学和西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迅速组成。哈佛的日语学校虽然委托叶理绥负责，但仅仅一期之后就被废止了（1942 年 9 月）。伯克利的日语学校，也在 1942 年 6 月之后转到了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的科罗拉多大学。

为了满足迅速学习日语对话的需求，美国海军的日语教育项目负责人要求选择在东京出版的长沼直兄《标准日语读本》。美国驻日大使馆的日语教室也使用这套教科书。不过，叶理绥顽固地拒绝，坚持使用自己编著的《大学初级日语》作为教科书。最终，海军判断那种日语教育法与军事目的不符，废止了哈佛的日语学校。

另一方面，伯克利的海军日语学校的迁移，是因为日美开战后，在西海岸居住的日裔人员被强制转移到内陆 （根据 1942 年2 月 19 日发布的总统令） 。虽然新兵都是白人，但教师大多是日裔后代，必须迁走。顺便一提，作为伯克利海军日语学校第二期学生，唐纳德·基恩是 1942 年 2 月报名入学的优秀学生之一。同年 6 月，该校搬到博尔德，基恩共接受十一个月通向情报军官 （在战场等地担任口译、笔译） 的日语速成教育。他使用的教科书就是前文提到的长沼直兄的《标准日语读本》。

另一方面，美国陆军也开设了日语学校。这所学校位于首都华盛顿近郊、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聘请赖肖尔为负责人。教科书依然是他和叶理绥编的《大学初级日语》。不过，在 1944年新修订的版本中，为了能够让没有学会假名、汉字的学生也能使用，这套教科书增加了用罗马字母标记的文章，并分成三册，书名改作Elementary Japanese for College Students。换句话说，原来的两册版本中“大学生”是“University Students”，但新的三册版本则是“College Students”。 （这套三册版本增加了吉桥武彦这位日裔第二代移民，作为新的编者。）

第二学年下学期，即 1941 年春天，鹤见俊辅开始准备以威廉·詹姆斯为题的优等生论文 （毕业有优等生资格的人要写的论文） 。指导教授准备请哲学系泰斗拉尔夫·巴顿·佩里（1876 年生）担任。佩里是詹姆斯的直系弟子，是其遗稿《彻底的经验主义》的编者，也是两卷本传记《威廉·詹姆斯的思想与性格》（1936）的作者。这部传记获得了普利策奖。

同一时期，也是姐姐和子在纽约州瓦萨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费心完成基于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杜威的硕士论文时期。她告诉俊辅，要像优等生那样，选择“关于……”“以……为重点”“从……方面的考察”等加上各种限定词的论文题目。俊辅对这种老套的想法感到焦躁，讽刺地写信告诉她自己在准备的论文是《特别强调没有特别事物的非存在论》。不过，认真的姐姐又回复了一封信，意思是即便是姐弟，但很佩服他写出了非常不同的论文。顺便说，同年 6 月，鹤见和子在瓦萨学院取得硕士学位的论文题目是《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比较研究》。

同年 7 月，美国政府最终宣布冻结日本在美资产。留学生们获取学费的手段被切断，必然加深了被逼入困境之感。

这年夏天，俊辅没有回日本探亲，而是想自己能赚一些是一些，拜托前田多门担任馆长的纽约日本文化会馆日本图书馆，在暑假期间做搬送书籍的兼职。薪资是一周十六美元。在此之前，他去纽约都住在基督教青年会，不过如今想更加节俭，就租住在贫民区哥伦布圆环中一处没有电梯也没有浴缸的特别便宜的顶层房间。

快到 9 月的时候，南博（1914 年出生）这位比他大八岁的青年，从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心理学专业毕业，前往纽约州的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留学。

在叫作国际公寓的留学生的聚集区 （姐姐和子也在这里住着） ，俊辅与南相识，迅速熟悉并聊得很投机。南主动说，难得如此，我们要不要一起翻译呀？有什么好玩的书吗？俊辅提到了还没出版的弗朗西斯·奥托·马西森的大作《美国文艺复兴》。

另外，俊辅也聊到了乔治·赫伯特·米德（1863—1931）。虽然他觉得很有意思，但也感到内容很难。米德的综合性著作只有去世之后出版的四卷讲义录，俊辅以其中查尔斯·莫里斯编的《心灵、自我与社会》一卷为例，详尽客观地说明棘手的地方。于是，南博一再佩服地说道：“那本书京大图书馆有，但是没人看。原来真有人看啊！”

另外，这个时候，图书馆的兼职同事还曾围着海伦·凯勒说过话。当时她六十一岁。告诉人想听宫城道雄 （盲筝曲家） 的《春之海》，因为耳朵听不见，海伦·凯勒把手指放在留声机上，通过振动想象曲子的调子，然后通过翻译表达了“非常有意思”的感受。接着，她询问“这里的人都是什么人啊”。于是大家都介绍了自己，鹤见说：“哈佛大学的学生，大二刚刚结束。”海伦·凯勒回应说：“我是旁边的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生。在拉德克利夫我学到了很多。不过，自毕业以后，就必须把在那里学的很多东西unlearn了。”

俊辅此时第一次听到“unlearn”这个词。那时他没有深入思考该词的意思。不过，这个词一直留在耳边。

后来回想时，他也觉得那不是“忘记”的意思。又过了很长时间之后，他觉得硬要说的话，它应该是“松开知识”的意思。

这年秋天，鹤见俊辅离开杨格家，租住到剑桥市欧文街 43号一处木制三层楼的阁楼，开始独自生活。因为杨格家的长子肯内斯成为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定下来前去华盛顿工作，一家人便将次子查尔斯独自留在剑桥市，搬到华盛顿了。没有朋友来俊辅房间找他，因此俊辅一个人闭居这里，继续着“第一病”的学习生活。

俊辅从这时开始咯血。有时几天一次，有时一周左右一次。不过，他没有和学校说。说了的话，明年 6 月就不能毕业了。他没有能再支撑一年学习生活的资金了。

11 月下旬，日本驻美公使若杉要的亲笔书信寄达美国东部的全部日本留学生。其内容是，随着日美关系恶化，强烈建议大家乘坐近日从西海岸洛杉矶出发的撤侨船“龙田丸”返回日本。

接到信件后，留学生之间开始秘密讨论。

俊辅一直都觉得日美开战是无法避免的事情。现在也觉得如此。因此，他老实地写下理由，将拒绝回国的信件交给若杉公使寄回，其内容是自己现在因肺结核而咯血。因此，不充分利用所剩的时间，就失去做学问的机会。

姐姐和子也在纠结。她转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哲学系，现在正在定博士论文题目。如果现在自己选择留在美国，会使政治家的父亲的立场陷于麻烦境地吧。父亲也联系他们，劝他们尽快回国。不过，和子表示想继续学习的想法后，家里通过纽约的总领事馆发来电报，“如果想留下的话就留下来，按照自己觉得好的方式做”。她也决定留在美国。

另一方面，南博从纽约州寄来的明信片，这个时候到达了剑桥市的俊辅身边。其中只写了“你要怎么做？我思考了一下，决定不回日本”。在这封有内在含义的信中，南清楚地告诉俊辅，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他做好了心理准备，就算战时也要留在马上就成为日本交战国的美国社会。

最终，大部分留学生都告诉若杉公使，在当前状况下要留在美国。不过，也有人停止大学学籍，搬出租住处，横穿美国大陆并抵达西海岸的港口。然而，大使预告的“龙田丸”入港一再延迟，最终在船抵达之前的 12 月 7 日，日美之间开战。

（战后，撤侨船“龙田丸”的航班计划，被用来作为日本军方不会对美开战的伪装一事大白天下。本来，“龙田丸”预定在 11 月 20 日从横滨出港，但在海军的主导下，出发日期一直延迟，一直到 12 月 1 日的御前会议决定开战之后。载满准备回国的美国人的“龙田丸”，最终在 12 月 2 日出港，但 7 日开战的通知一出，它立刻掉转船头，全速返回日本。换句话说，从结果来看，连若杉公使对留学生的真心考虑，也被卷入了军部的计谋之中。）

拜响应若杉公使劝告所赐，一位学籍、住处都丢了的青年 （原阿默斯特学院的山本素明） 不得已搬入鹤见俊辅租住在剑桥市的阁楼，暂时只能寄食在那里。不久，在波士顿开办牙齿矫正诊所的藤代真次博士收留了他。藤代博士通过苦学而在当地获得成功，是抱着帮助日本留学生这一笃志的当地名士。

开战当天的 12 月 7 日，鹤见俊辅也只是整日学习。他前往大学附近的便宜食堂吃饭，此时顾客稀少。之后，他像往常一样吃了酿菜椒，为了省钱没有喝红茶，就直接回到住处了。

爬上阁楼后，俊辅注意到房间里好像有人。打开门。在米德尔塞克斯中学时代相处三年的查尔斯·杨格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他站起来，面向俊辅这样说道：

“战争开始了。接下来就会变成互相憎恶了吧。不过，让我们祈祷克服它的时刻来临。”

俊辅并不理解查尔斯的感情。他自己不会恨美国人。因为他相信整体来说美国更正确，所以没有恨它的理由。但是，同时他也想到，如果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话，那时候自己一定要在日本。

本城文彦虽说在哈佛大学留学，但他是日本外务省官员，因此作为交战国外交团的成员要被拘留。他和其他外交官及其家人一起，被送到弗吉尼亚州山中的疗养院温泉村，开始了在该地酒店中的软禁生活。

藤代真次博士在剑桥市的家中为他们举办了告别派对。不过，本城在派对结束后与众人告别，一个人夜里绕远路，步行来到鹤见的房间。

鹤见回忆起，“那大概是两人最后一次互相敞开心扉聊天”。

（后来本城文彦成为外务大臣东乡茂德的女婿，改姓“东乡”，战后历任外务审议官 ［1972］、外务事务次官［1974］、驻美大使［1975］等。）

1941 年年末，鹤见给日本的家人寄信，告诉他们自己大三上学期的成绩居于前列 （即占前 5%） 。按照《日内瓦公约》，交战国之间的信件委托给国际红十字会来传递。文章要用欧洲语言等二十五国语言书写。这封信抵达日本的老家需要花费几个月时间。

过完年后，1942 年 3 月 24 日，傍晚。

在剑桥市欧文街 43 号的租房内，鹤见正在睡午觉，没有敲门声房门就被打开了，三名身穿制服的男人进入微暗的房间，自称是联邦调查局人员。鹤见想从床上起身，感觉到两个膝盖打颤，像发出声音一样不断地撞在一起。之后近五个小时，三名人员一直在房间内搜查。

他们打开书柜，注意到了德语词典。

其中一人问道：“你用这个和德国人通信吗？”

桌子上放着黑檀木的耶稣十字架雕像。这是离开日本时，小石川浸礼宗教堂的熊野清树牧师赠给他的。

“无政府主义者，却带着耶稣雕像？”另一个人又说。

俊辅想对此回应什么的时候，忽然开始明白他们为什么现在闯入这里。

去年 12 月 7 日开战以来，除去与外务省相关的人，住在波士顿周边的日本人基本上没有被拘留 （这一点和纽约周边情况不一样，那边随着开战，国际商人［商社员工、银行员工等］及记者相继被带走） 。作为敌国人员，虽然旅行必须有政府的许可，但日常学习及其他生活依然自由。总检察长在广播上说“除了扰乱治安者以外，不会逮捕敌国公民”，被理解为美国不会逮捕普通留学生。

不过，鹤见俊辅身上有一件与此相关的特殊事情。

去年（1941）秋，在搬到欧文街 43 号时，他要进行外国人登记，并接受问话。因为前年（1940）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人注册法》，规定所有十四岁以上的境外人士，每年需要注册、采集指纹，在变更住处后也要通知政府。

而到了今年（1942）4 月，在美生活的敌国人 （日本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等） 被叫到移民局，接受“敌国公民登记”的调查。当被问到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时，鹤见这样回答道：“我自己心里是无政府主义，所以这种帝国主义战争中哪个国家都不支持。”对自己判断力不足的悔恨，现在变成尖锐的痛感，掠过心底。

即便如此，因为想到开战之后很快就可能被捕，他原本已经提前把日记等东西放到朋友家中了。不过，三个多月过后什么也没发生，俊辅在数日之前刚刚将它们拿回来。搜查官现在将那些和从日本寄来的信件一起取出来，在面前摊开，准备带回去。

“我把它们放到这个行李箱里拿走可以吧？”一名搜查官指着柳条箱说道。

未完成的优等生论文、用记事本记下的二十册日语日记，也一件接一件地被放入两个柳条箱中。 （后来俊辅知道，受联邦调查局委托，赖肖尔看完了这些笔记本。）

“那么，一起走吧。”对方催促道。

鹤见问要到什么时候。

“那就不知道了。”

床侧面的窗户旁边，放着一大瓶十四美分的牛奶，还剩四分之三左右。

“牛奶还留在那里，我喝完之后走。你们要吗？”

“不必了。”对方如此回答。于是，鹤见将牛奶倒成三杯，慢慢地喝完。这个时候，他注意到腿已经不再战栗了。

他们沿着幽暗的楼梯从三楼下来。房子的女主人站在正门口。那是一位叫伊丽莎白·拉塞尔的老年女性。不过，搜查官没有允许他郑重地打声招呼，就让他上了面前路上停着的押送用的别克车，之后汽车开往位于波士顿市的联邦调查局总局。

后来鹤见听说，他那间散乱的屋子由都留重人、山本素明、在纽约居住的姐姐和子帮忙收拾。其中山本素明已经没有学籍，晚一个月左右也和鹤见一样入狱了。

据说，房屋女主人伊丽莎白·拉塞尔之后很生气邻居对她租房给敌国人说三道四，为鹤见这位年轻日本人辩护，虽然这位老太太不是亲切的人，除了付房租时，俊辅基本上没和她打过交道。

总之，预科学校一年、哈佛大学两年半，鹤见人生之中的“第一病”时代就这样随着日美开战而唐突地结束了。

不过，两年前，他已经有被关入洛杉矶港圣佩德罗移民局拘留所的经历。因此，这天夜里很晚才被送到波士顿移民局的拘留所时，俊辅并没有特别惊慌失措。

被拘留的人都已睡着了，鹤见得到了一排上下铺中的一个床位。房间完全黑暗，也不知道旁边睡的是什么样的人。只有厕所的灯亮着。

横躺在床上的时候，俊辅回想今天一天发生的事情。他感到马上就要睡着，这件事值得开心。而且，他也有一种不再学习也可以的解放感。 2/PHDZgZcvizz1/hm/Fzb7P0dRQuWZ5DYzTNqTV/e0pQNiZSMuk0x3zwJyUEO0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