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爱欲与国家

首次参选众议员而落败，是父亲鹤见祐辅的失意时期，但偶然自美国发来了演讲邀请。以此为契机，1924 年 （大正十三年） ，他开始了在全美各处的演讲旅行，与反对“排日移民法案”这一明确主张联系在一起，瞬间为其建立起荣耀四射的形象。

“排日移民法案”此时在美国国会通过的背后，是 20 世纪初期以来，日本向美国西海岸的移民数量激增的事实。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国内人口几乎翻了一倍，这个现实加速了海外移民的增长。正因如此，后藤新平心中一直抱有一个计划，即日苏建立邦交后，将苏联沿海州作为日本的移民地。

对于如何解决日本的人口增长问题，鹤见祐辅在美国的演讲中，提出了以下措施并加以论证：获得新的领土、移民、海外贸易、通过国内法律缓解贫富差距、计划生育……

从中他推论出，要解决这种人口问题只能依靠“外交”一途，否则就是敲响了违反“国际性正义”的警钟。他向美国社会的有识人士呼吁，“解决世界人口问题的方法，必须在持续垄断世界利益的白种人的自省中寻找”，煽起了演讲的气氛。

作为政治家，后藤新平与鹤见祐辅之间的巨大差别，除了经历与地位不同，还有一点是，后藤是不依靠“选举”的政治家。后藤从医疗业开始其从政生涯，不久通过担任台湾民政长官，展现出作为政策通才的才能，此后开始向铁路、内政、外交等擅长的领域扩展。而且，他很早就成为敕选议员，获得了贵族院中的永久席位，无须为此烦恼。

无须参加“选举”，在发表政论时就不用说伪善言论。换句话说，他不必说那些难以实现的冠冕堂皇的话语。在他那里，好的政治是什么呢？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把实现更少人受苦受难的社会作为政策方向而作出判断。

在必要的时候与谈判对象直接会面并谈判，是政治家后藤的基本风格。如此，在谈判之中，就需要立刻对有谈判可能和没有可能的事项进行区分。比如，在访苏谈判时，斯大林政权的外务负责人加拉罕对后藤提出的日本人、朝鲜人向苏联沿海州移民的方案不感兴趣。因此，判断接受这一现实、着手实现下个计划这些后藤做起来都很迅速。

对于面向大众的传媒走向成熟的趋势，后藤并非不关心。比如，他喜欢把自己的演讲刻录下来并分发下去。更重要的是，以时髦照片频频亮相于报纸上的后藤自身，就是勃兴初期的媒体社会的符号。不过，他被记录下来的口才，与模式化的雄辩术相距甚远，只是带有东北方言的本真的“讲话”而已。可能在他的想象之中，这些录音盘应该在各家的客厅之类的地方播放。换句话说，他的政治行动的基本形态仍是面谈。

另一方面，鹤见祐辅可以说是“选举”成为政治的时代的宠儿。从一高时代开始他就进入辩论部，打磨演说技巧，以备作为政治家未来立世之需。他甚至热心地要把这种演讲的技巧传给儿子。 （长子俊辅在小学四年级的文娱节中，讲述胜海舟作为“咸临丸”船长前往美国的场面时，一边将右手大弧度向下挥动，一边说“大风暴来了”。这让高年级学生觉得“那家伙很狂啊”，成为他被欺负的肇端。）

不管是用英语还是用日语，鹤见祐辅都很擅长一边持续舌灿莲花地演讲，一边自如地控制现场气氛，或是让全场密密麻麻的听众哄然振奋，或是让他们回归沉郁的安静。在选举战中，可供依靠的也是这种口才之力。他自己大概也迷上了这样抓住听众时的喜悦和陶醉。

正因如此，鹤见祐辅所说的政治语言，与日常语言稍微不同，带有很多技巧性。它包括了方便讲演者的意义错误。他写的文章也是如此。比如，他在台上说“国际性正义”的时候，实际上是为了让人更舒服地接受类似“日本的国家利益”这种意思的一种手法。不过，在讲演者自己的意识中，也很难一直保持对此处所含伪善的自觉。

作为畅销书作家，而且在世界上有知音的名人，维持这种声望也是政治家祐辅的生命线。因为他在沟板选举 中存在弱势，只能靠在大众化的媒体社会中，持续登上名声的舞台来弥补。此外，在著作中，他不断记录与世界各地名人的“会面”。在某些人看来，这也可以说是某种明星议员的先锋。

鹤见祐辅在家庭中极为奉行自由主义，富有知识和见地，性格温厚，感情细腻。不过，同一个人一旦作为政治家站在公众面前，那些特点就被作为技巧的语言替换，如同被稀释了一样。

在这个家庭中长大的长女和子、长子俊辅这些孩子的敏锐头脑，应该会更加清晰地感受到这种差别。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就是隔着餐厅的一面墙听着父亲与其他政治家在电话中的高谈阔论。

比如，1932 年 （昭和七年） 8 月，鹤见祐辅在数月的欧洲旅行途中，拜访了负责纳粹宣传的全国负责人戈培尔 （之后他也想见希特勒，但未实现） 。在该年夏天的大选中，纳粹党升为德国国会第一大党，马上就要掌握政权。总之，他们是吸引世界关注的“时代之子”。

不过，鹤见祐辅在这次旅行中也拜访了精神分析医生弗洛伊德、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剧作家萧伯纳、昔日的革命家考茨基。其中，弗洛伊德、莫洛亚是犹太人，考茨基也处于被纳粹驱逐的地位。

自然，政治家并不一定只会见与其信条一致的人。在这一点上，祐辅熟悉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潮流。不过，比起那些，更让人在意的是他想要和这些会面对象聊什么。然而，对此的记录一点都没留下来。看起来，他只是为了展示自己在世界名人面前吃得开，而一味地追逐。

“我不接受别人的采访，所以……”

面对在治疗室兼书房中作势要离开的弗洛伊德，鹤见祐辅说道：“不，我绝对不想让您困扰，因为我不会在报纸或杂志上写您。我仅仅是为了表达对伟人的敬意，而到您这里巡礼。”

通过这种巧妙的戏剧似的台词技巧，他牢固地抓住对方心理。然而，之后继续的只是东拉西扯的侃大山。

关于为何因为想见希特勒而在柏林停留长达十天，他这样写道：“我是爱默生‘一切伟大事物的实现都离不开热情’这句格言的信奉者。人生中不朽的大事业，都是喷涌的热情所生。批评希特勒的运动的学者及评论家，异口同声地认为他的政治纲领矛盾百出。但是，我的感觉是，希特勒打动德国大众的不是他有逻辑的政治纲领，而是他全身心的热情。然而，他为什么能够将自身的热情移植到一般大众身上呢？我想知道这一点。”

鹤见祐辅虽然性格稳重，作为政治家却无法摆脱焦躁。他的“新自由主义”宣传口号，也是某种硬要模糊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界限的话术，并随着日本政府的施政而不断修改。

北冈寿逸（1894 年生）算是鹤见祐辅一高辩论部的后辈，也是他开放自家举办的“周二会”最初的成员。一直以来，他都很敬爱鹤见这位前辈，是其优秀的理解者，因此也是冷静的批评者。日后，他这样说道：

“一句话评价鹤见先生的政治生活，那就是他内心追寻高尚的理想，而身体追逐现实的政权。1934 年 （昭和九年） ，我因麻布区樱田街区 38 号地在建造新宅而前去拜访时，鹤见先生外出不在，夫人带我参观。因为书房、接待室乃至报社记者的会见室都有了，我就说‘可以在这里组阁了’，夫人笑着说：‘是啊。好像都已经在这间屋里宣读阁员名单呢。’游历世界各国、会见过众多国内外政治家、熟读古今历史、知悉政治表里的鹤见先生，似乎一辈子也没从大臣病、总理大臣病中脱身。”

1936 年 （昭和十一年） 2 月 26 日，就读初一的长子鹤见俊辅在大雪之中，前去目黑区柿本坂的学校 （府立高级中学寻常科） 上学时，得知了陆军部队发动政变、暗杀重臣的消息。广播尚未播报这件事，这一天应该都是口口相传的信息。

真是可怕的事情。

天明之前，外祖父后藤新平的总角之交、时任内大臣“斋藤叔叔”斋藤实，在位于四谷区仲街区三段 （今新宿区若叶街区一段） 的私宅被袭击，当场身亡。

父亲祐辅在六日前的众议院选举中，于岩手二区参选并当选，现在正在麻布区的家中。作为后藤新平的女婿、自由主义式的国际派政治家，他自然想到暗杀的枪口也会指向自己。片刻之后，他秘密留下遗书，写下自己的葬礼以禅宗的方式举办等安排。

去年春天，鹤见俊辅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毕业，但并没有直接进入该校的附属中学就读，反而硬是重新考试，进入七年制的府立高级中学寻常科 （相当于初中） 。鹤见俊辅自己也说从原来的学校中“被放了出来”。

在附属小学就读期间，鹤见俊辅因为身材矮，坐在教室最前面一排。上音乐课的时候，他便坐在最靠近三角钢琴的下面。那里位于暗处，弹钢琴的老师看不到，鹤见利用这一点，把脚放在钢琴的背面，表演脚戏剧 （将鞋看成人偶，并配上台词） ，把后面的学生逗笑。教音乐的井上武士老师注意到这个情景，转到钢琴背面要抓个现行，而鹤见完全没有注意到。生气的井上老师批评他说，“如果那么讨厌音乐的话，就不要来了”。接着，这个儿童就造反地说道，“那我之后就不来了”。音乐课的时间有六个小时，因此一到这个时间，他就擅自放学回去或者做别的。与井上老师的这种对立，一直顽固地持续到放弃升学到附属中学时。

鹤见的回忆中，六年级最后的考试成绩是“倒数第六”，如果是那样的话，在成绩前 80%就能内部升学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中，这也是相当没希望的名次。顺便一提，这个时候的井上武士老师，以《大海》《大象》《郁金香》等小学音乐和童谣的作曲者而知名，也作为岩波文库《日本小学歌曲集》的编者之一而留下业绩。

总之，鹤见此时重新考试并考上的七年制府立高级中学 （旧制的课程，中学五年、高中三年，此时改成寻常科四年、高等科三年，比通常短一年，即七年就能毕业） ，入学考试更是汇集优秀学生的难关考试。看起来，似乎是他反抗而交了白卷或者做了其他同类的事，所以在附属小学的成绩才会差，也被学校一方抛弃。不过，如果认真的话，他似乎也能考出好分数，从而改变升学道路。

“因为 （府立） 是七年制，到毕业的时候就比从附属中学升到高中的同学还早一年。我心里还是有要这样做让他们看看的流俗意识。”

鹤见有点害羞似的笑着回顾道。

他偷偷收集各种猥亵图书，喜欢柳宗悦早期的宗教研究，以及比亚兹莱之流的妖媚绘画，对心灵研究、神秘体验也有兴趣。上中学以后，是每周一次军事训练的时代。学生会被驻校军官打脸、用军靴踢。秘密似的书本世界，关闭了与这种外界相连的通道，为他构建了一个只有自己的孤城一样的空间。俄罗斯文学的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人的作品也是如此。

初一时，他主动要求请汉语老师，从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开始读到汉诗集、《史记》列传中的前十篇。父亲祐辅是“英语人”，因此他想知道与父亲不一样的世界的想法也在此发挥了作用。

与黑色封面的柳宗悦的宗教研究书籍相遇，是在家庭教师和田周作（1916 年生）租住的房子里。和田当时是一高学生，也是祐辅“周二会”的参加者。此外，每周六下午，他会作为家庭教师来到俊辅家里。后来，他担任过驻葡萄牙大使等职。

“二二六事件”两个月左右后，即 1936 年 5 月中旬，出现了对他更具冲击性的事件。俊辅此时已经升到初中二年级了。

中年女性阿部定 （实际年纪是三十岁） 在荒川区尾久的茶室与一位男姓住一起，之后掐死对方，并切下阴茎逃走。这个报道让十三岁的少年感到战栗。很晚回家的时候，他总是害怕家附近的电线杆背后会有中年妇女窥视，会立刻冲上来袭击他。

这个时期，俊辅内心如被暴风雨撕碎一般，学校也一学期没去。应该就是这个时候吧，据妹妹章子回忆，哥哥俊辅拒绝上学后，母亲爱子代他前去学校，听一整天课，回家后在家里的日式房间拼命地教他。等到夜深，她让附近的面店送来清汤热乌冬面，让他一边吃一边教他学习。章子还记得，大概是在生物这一科的理科笔记中，母亲亲手画上了精致的斑马。不过，母亲的努力并未奏效，7 月，俊辅从府立高级中学寻常科退学了。

之后的 9 月，俊辅参加编入府立第五中学 （今小石川中等教育学校） 的考试，再度被编入初中二年级而入学。不过，这次也没有持续多久，翌年 7 月 7 日，他也从这所学校退学了。在此期间，俊辅两度自杀未遂，加这一次，共三度进入精神病院 （亲戚佐野开的医院） 。

和年长女性的肉体关系，迄今也有数次了。他们在涩谷闹市的百轩店附近的茶室等处幽会。不过，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纠缠着鹤见自我厌恶的想法，也不可能持久。另外，从小学开始的长期胡乱读书也产生了恶果，他的眼睛出现问题，连读书也不能像之前那样了。

俊辅交往的女性在咖啡或酒吧里工作。他完全不能喝酒，只能在店里点奶油苏打水或红茶。在这种店里喝下大量卡尔莫钦 （安眠药） 后，俊辅在闹市街边之类的地方失去意识，突然倒地。交警把他带走，大力拍打并送往医院，让他将胃里的东西都吐出来。家人被叫过来后，交警发现来的是知名政治家鹤见祐辅一家，往往又惊讶又困惑。

不过，这和世间说的“放荡生活”不一样。他迷上美丽的年长女性，性欲难忍，出入花街等地。但是，他在和女性交往中，追求的并不是用钱购买性服务。在这一点上，他也可以说是纯爱意识 （romantic love ideology） 的俘虏。从俄罗斯文学到细田民树那种无产阶级小说、梅原北明等人的“禁书”之类，所有的女性形象密密麻麻地充斥在他脑海之中。然而，他一到关键时刻，就暴露出还不具备以真正的女性为对象并与之建立实质性关系的经验、社会智慧乃至厚脸皮。因此，他在花柳街根本无法应付，也做不到在街上调戏普通女性，最多就只能去咖啡馆或酒吧，慢吞吞地以在那里工作并服务客人的年长女性为对象。

她们之中有些会温柔地关心人。他有时会感觉到，在工作和金钱范围之外，自己确实被人接受了。

不过，俊辅心里也有难以对人言说的烦恼吧。那就是“鹤见俊辅”这个名字。即便是像无产阶级小说中出来的女性，也听闻过“后藤新平”“鹤见祐辅”这些名字。自己难道不只是靠着这个特权来勉强她们吗？不对，正好相反，她们并没有看到我，实际上是出于对“后藤新平”“鹤见祐辅”的好奇心或企图，才和我交往吧？一旦陷入这种心灵迷宫后，他便郁结其中，徒然集聚自我毁灭的冲动，却找不到出口。

日后回顾患抑郁症的阶段，鹤见经常说“我没法写自己的名字”就是这个意思。

只要写下“鹤见俊辅”这个名字，就像有后藤新平、鹤见祐辅在自己的身后，如压身鬼一样站着。

不仅如此，只要回到家里，还有像“认真”这个词的活化身一样的母亲，为他的堕落而苦恼，极度困扰后，又对他强烈谴责。鹤见知道她给予自己强烈的爱。然而，他希望母亲放手。爱是痛苦。连父亲给予的充满体谅的爱也是。他一点都不知道我心中的蔑视、憎恶……

姐姐和子写下了弟弟俊辅在家中试图自杀的那一晚的记忆。

“母亲的这种严格的训练，数次将俊辅逼上自杀未遂的地步。即便现在，每次看到宫城前松枝漆黑的影子，都能清晰地回忆起那天夜里，在把濒死的弟弟从麻布区的家中送到骏河台医院的车上的不安、祈祷的心情。或许，这就是俊辅最初的‘濒死体验’吧。”

这个时候，儿子俊辅看到父亲祐辅用英语的百科词典之类的书，努力地查隔代遗传相关的事情。外祖父后藤新平及祖父鹤见良宪，在男女关系上 （在祐辅的眼中） 都是超出常规的人。俊辅觉得，父亲是在烦恼这种倾向会不会通过隔代遗传 （也就是跳过祐辅） ，再次强烈地表现在儿子身上。

不过，这位父亲到那时仍是不变的慈父。最终，他看不过去儿子的状态，也只是这样建议道：

“我们在轻井泽有块地，你在那里和那个女人一起住，养养蜜蜂之类的怎么样？

“十四岁结婚虽然违反法律，不过我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然而，俊辅没有能力通过结婚踏实地同对方建立起与日常接轨的实质关系。那位女性此后不需要读书也能继续过日子。而自己除了通过读书得到的思绪以外别无他物。如果不谈论那些，如何能和眼前这位对象度过今后漫长的时间呢？回到家中喃喃地说着“啊，今天也是大脑疲倦的一天”，之后睡觉。在自己心中，还没有以此方式度日的人生的实质。

事实便是如此。

俊辅瞒着父母，在郊外的杉并区久我山，租了一间小置物间。虽然每个月只有十五日元的零花钱，不过房租也在这个范围内，可以负担。

他也会收拾一下这个空间，不回家而在此住一晚。在那里，俊辅一直都是孤身一人。他用固体燃料点火，热一些简单的食物吃，在那里看些书或者做其他事度日。周围森林里挺拔的树木，保留了武藏野的风情。

从大自己五岁的堂亲石本新 （石本惠吉、静枝夫妇的长子） 那里得知并阅读克鲁泡特金的《革命者回忆录》 （大杉荣译） ，也是这个时候。在公爵家庭成长的克鲁泡特金，拒绝了父亲希望他加入近卫军的人生道路，选择前往西伯利亚服役，继续自然科学的学问，不靠父母提供金钱而生活。这里大概也有与此时俊辅的愿望重合之处。

不过，即便如此，拯救还是靠着父亲的劝邀而出现。

1936 年 9 月，俊辅从第二学期编入的府立第五中学校园内，在几乎挨着院子的地方，有一座小石川浸礼宗教堂的建筑。父亲带他过去，引见给一位叫熊野清树的牧师。他是九州人，当时应该刚过四十五岁，但是已经秃顶。即便俊辅是在说各种不道德的行为，这位牧师也温和地倾听。在试图自杀的时候，他也一直陪在旁边。事后俊辅回想时说，因为有他，自暴自弃的自己才勉强地被留在生的一侧。

熊野清树牧师 1890 年 （明治二十三年） 出生于熊本市，1971年以八十周岁高龄逝世于东京。十几年后，前教会成员整理了他的传教集《舍弃一切》。虽然这是很后来的事情，不过在其中的一些段落里，我们还能看到接触年轻的祐辅时的牧师容貌吧。

母亲非常乐观开朗。而且，她给了我贫穷但有趣的生活。 （……） 哎，也有很多事情。有时候，连晚饭都吃不上。那时姐姐也在。今年（1957 年）7 月，必须在京都的医院里做非常麻烦的看护。这个姐姐还没有出嫁。这让人很操心啊。

我和妈妈说，“妈妈，今晚怎么办啊？”于是妈妈说：

“清树，你看看针线盒的抽屉。我记得，那里应该放了两钱铜板……”

我打开看，是两钱铜板，很大的铜板，放在里面了。有现在的十元硬币一倍左右大。

“有，有。”

“那，你拿着它去买烤红薯吧。”

觉得很奇怪吧，我拿着两钱去买烤红薯时，必须要带着包袱皮。于是，就买回了裹在包袱皮中热乎乎的烤红薯。这样，晚饭的代替物就解决了。啊，好吃，好吃。大家美味地吃着红薯。接着，妈妈说：

“看看现在，总有一天，这将会成为有趣的故事，我们会开心地笑着说出来。”

母亲这样说着，和我们一起吃烤红薯。在这种气氛中，母亲把每日的贫困生活过得好像露营生活一般。

这个时期，在鹤见俊辅这位少年的心中，也持续发生另一个转变。

那么令人恐惧的阿部定被逮捕后，他便开始意识到内心正在萌生变化。他将阿部定这位女性，视作紧抱自身具体性欲与执念不放，并对后果承担责任而生存的人。这个人的形象，变成人世间还有自己喜欢的人的意识而浮现出来。

另一方面，父亲鹤见祐辅也这样说道：

“我们家的俊辅 （长子） 很不像话。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了所有成为混混的品行。我偶尔从美国回来一看，他好像把家里的书拿出去卖掉，买东西、买吃的，任性而为。被附近的孩子唆使的呗。这要怎么才能改正呢？他是反对日本社会啊。到了初中二年级时，他告诉我说之后不去学校了。我试着问原因，他说是因为反对日本文部省的教育方针才不去了。那样的话就没办法了呀。我想这就没法在日本教育了，因为要去澳大利亚演讲，就把他和和子一起带上。那样的话，他就会说‘我余生在这里过’吧 （笑声） 。”

转入不到一年，俊辅就在 1937 年 （昭和十二年） 7 月，在初三第一学期时从府立第五中学退学了。

由父亲祐辅相伴，俊辅和姐姐和子、兼任家庭教师的井口一郎 （原新闻记者，1910 年生） 一起前往澳大利亚也是在 7 月。恰好是该月 7 日，中日两军在中国北京郊外发生武装冲突，卢沟桥事件爆发，两国进入全面战争时期。轮船抵达悉尼港时，当地是冬天。

留在日本家中的母亲爱子，此时接受了小石川浸礼宗教堂的熊野清树牧师的洗礼。本来，她是信仰天理教的。不过，俊辅并没有想接受洗礼的样子。

在澳大利亚，父亲有各地演讲的邀约，和子也要在亲睦会等场合展示日本舞蹈。俊辅选择和他们分开行动，由井口陪伴，经墨尔本到达阿德莱德。他喜欢这个城市，停留了很长时间。井口为完成祐辅委托的当地调查，单独四处漫步，制作报告书。这种时候，俊辅就一个人过。阿德莱德的街上几乎没有日本人，不过他靠着仅有的一点点英语闲逛时，当地人都对他表现出善意。这样的生活，和在日本的时候不一样，俊辅也感觉到内心舒畅一些。10 月初，他再次与父亲、姐姐会合，乘船从布里斯班回日本。此时，他们带着两只澳大利亚独有的小鸸鹋——这是一种类似鸵鸟的大型鸟类。回国后，他们将其捐给了上野动物园。

在日本的俊辅，从此没有再进入任何国内的学校。

同年 12 月，父亲祐辅出行再次带上他，这次是乘船前往美国西海岸。他们从那里经横贯大陆的铁路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在那里的日本大使馆担任驻美大使的斋藤博，是祐辅东京帝国大学的同级同学。他性格坦率，喜欢喝酒，精通英语。儿子俊辅寄食在大使馆的客房半个月，经眼科医生的检查，接受了恢复视力的手术。诊断表明并不是很严重的症状。此后，至翌年 （昭和十三年） 3 月约三个月的时间里，俊辅主要待在华盛顿。

实际上，在 1937 年这年的 12 月 12 日，出现了一起动摇日美关系的严重事件。日本军用飞机误炸了中国长江上的美军炮舰，并将其击沉，包括美国普通民众在内，死伤者众多 （“帕奈”号事件） 。据当时美国的舆论调查，中日战争开战后，“支持日本 1%、支持中国 59%、中立 40%”，对日感情极度恶化 （同年 10 月发表的美国舆情调查协会的调查） 。

事件发生后，斋藤博大使未等外务省指示，就买下了大约四分钟的全美广播时段，用英语发表了道歉演讲。驻美大使带有诚意内容的演讲，总算在到达决堤临界点之前，将美国走向对日战争的舆论趋势止住。

斋藤博大使在和俊辅吃饭的时候，也用直率的语调，对外交官同事发表不客气的短评。

他说：“通过电报 （外交电报） 能信任的人，只有驻英国的吉田茂大使和驻俄国 （苏联） 的重光葵。”重光虽然是个坏家伙，但电报通常是确切的。他不被自己的感情歪曲……另外，对于驻奥地利公使谷正之 （之后东条英机内阁的外务大臣） ，他给出的评价是“谷就是狗仗人势，完全不值得信任”，等等。

年轻的鹤见俊辅很惊讶。这种态度和父亲祐辅的完全不一样。斋藤对眼前状况所作的判断与行动，以及体现的勇气，都和父亲的不一样。

另一方面，这个时候，父亲祐辅主要在纽约，为建立日本信息图书馆的准备工作奔波。日本太平洋国际学会设立之时，涩泽荣一（1840—1931）担任核心角色，此后的联系继续，这个信息图书馆也由涩泽财团提供资金。驻美大使斋藤博也积极支援此事。

他们要在纽约创建并非向美国舆论进行谋略性“宣传”，而是能够提供、传播关于日本社会公正、综合性“信息”的高功能图书馆。它是知美派知识分子鹤见祐辅可以发挥本领，为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奠定基础，并帮助构建安定的日美关系的项目。在他的构想中，馆长应该由“大使级别的人物”担任，不过私下里应该认为这一人选就是自己吧。 （最终，优先短期性成果的外务省因为缺少理解而撤销了这个项目，运营上的中心人物也替换为前天多门，令鹤见祐辅很失望。）

1938 年 （昭和十三年） 春，鹤见祐辅陪着儿子俊辅去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拜访一直关系亲密的哈佛大学美国史学家老阿瑟·施莱辛格（1888 年生），主要是为俊辅进入哈佛大学完成手续一事。换句话说，父子之间此时应该已经就在美国留学这一基本方针达成一致。

阿瑟·施莱辛格这个时候，前后对两位日本年轻人进行了个人面谈。当时美国的名门学府，在判断是否录取时，特别看重这种个人面谈的考试。施莱辛格首先面谈了近卫文隆（1915年生），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长子，之后是鹤见俊辅。他判断近卫可以去普林斯顿，而鹤见适合去哈佛。因此，他好像将此意见的报告送到了各个大学。

此后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事。

施莱辛格给在哈佛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院读博士课程的都留重人（1912 年生）打了电话，因为“自己想见见鹤见祐辅”，所以邀请他在分配给自己的宿舍楼达姆茨楼一起吃午饭。此时，儿子俊辅并未同行，仅有父亲祐辅一人。

被叫过来的都留重人，此时二十六岁，虽然在研究生院还未毕业，但已经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负责写作事宜，而且在学院担任拿工资的研究助理，与在该大学燕京学社就读的日本历史学家赫伯特·诺曼（1909 年生，后来的加拿大外交官）等人关系亲密。当然，他也知道鹤见祐辅这位名人。

在接近漫无边际的饭桌欢谈结束时，鹤见祐辅向他打招呼说，“这次我儿子俊辅将会在哈佛大学读书，请多多照顾”。都留擅自理解为，这个人的儿子在东京帝大或者同类学校毕业后，为了镀金来这里接受一段施莱辛格教授的指导呢。

不过，之后没过几天，施莱辛格再次来电话，希望他立刻到自己家里去。

“去到之后，那里有一个面色红润的美少年，带着若有所思的表情看着教授。经过介绍后，我知道那就是俊辅。现场气氛很不寻常，我在纳闷发生了什么时，教授立刻说明了事情概况，‘真是麻烦，俊辅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从小学开始接受教育。希望你想办法说服他’。

“ （……） 这是出人意料的事情，在了解详情后知道，俊辅坚持认为，如果要在美国接受教育，不从小学开始学习就不知道真正的东西，他觉得最重要的是集体中的经历。我说，我觉得在十九岁赴美进入大学本科学院一年级以后，通过与同龄美国人交往也能得到宝贵的经历，至少上小学这个想法还是算了，以此来努力说服他。

“当场并没有说服成功，之后我记得又谈了一次，总算改变了俊辅最初想要从小学上起的念头，而改成先在中学读一年后进入哈佛大学就读。” （都留重人《都留重人自传：回顾诸多歧路》）

本书开篇出现的送报少年秋山清，在关东大地震后被从出租房赶走，之后和同伴商量并开始出版小型诗刊。工作方面，他还在报社开电梯，并阅读克鲁泡特金的《革命者回忆录》。战争时期，他在木材通信社、东京红谷合板工业合作社、日本木材、比岛木材合作社等公司，专门做各种木材行业的工作，并迎来战败。

鹤见俊辅与秋山清的首次见面，在 1956 年 （昭和三十一年） 11月 28 日老无政府主义者石川三四郎的守灵会上。鹤见三十四周岁，秋山五十二周岁。

此后不久，在鹤见俊辅等人的转向研究会仅出版了《共同研究：转向》上卷就陷入僵局时，秋山清加入他们，写出了针对岩佐作太郎（1879 年生）等人的文章 （《无政府主义者——岩佐作太郎、萩原恭次郎》） ，帮助该会活动。

该文罗列了明治时期前往美国西海岸活动的无政府主义者岩佐作太郎在回到日本后写下的支持战争的文章，分析其中曲折的道路。此时，岩佐仍然健在，在战后重新开始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

“岩佐老先生最近没什么精神啊。我想让他变得有精神起来，就写了这篇文章。”在把稿件交给鹤见时，秋山这样说道。

之后，时间再次流逝。

1985 年左右，两人在神保街区不期而遇。

很久没见啊，鹤见说道。秋山清则回答，“得了疱疹，有一阵没出门了”。

秋山清八十岁之后糊涂了的传言也传到鹤见那里。不过，两人短暂地一起向着九段方向走的时候，聊起了大正末年秋山认识吉行荣助时的事情。之后，秋山说起荣助的房间在妻子亚久里的美发店 （麹街区五番街） 楼上，可以不经过美发店而从外面的铁制楼梯上去之类的轶事。

“记得很清楚啊。”鹤见说。

“那也是要有人来问才行呢。”秋山回答道。

鹤见感到不好意思，如芒在背。虽然是对于大正时期的事情多少还记得一些的人，他觉得有必要挖掘此人的记忆。

秋山清是位坚守平常心而度过战前、战时、战后的人。不过鹤见说，这个人对时代也确实抱有一种恐怖主义者的心态。

秋山也一直抱有对远离恐怖主义、多少有些天真的有岛武郎的同感。后者过去在留学地美国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的自传之后，也曾感受到深刻的共鸣，甚至最终拜访其位于伦敦郊外的住处。老年的克鲁泡特金接见了年轻的有岛，提到日俄战争期间主张非战论的日本的堺利彦、幸德秋水，打听他们现状如何。

之后有岛自己说，发表记载这一经历的《克鲁泡特金》 （《新潮》1916 年 7 月号） 这篇文章，成为超出同人杂志《白桦》交际范围之外的“我对文坛的采访”。

在伦敦的家中会面时，克鲁泡特金将自己的著作《田野、工厂和工场》签名赠送给有岛，并补上一句，如果你能在日本将其翻译出来，我会很开心地委托给你。不过，因为有岛去世，这件事并未完成。年轻的有岛武郎不受限制的持续学习生活，是靠着父亲这位北海道开拓农场的不在地地主的财力支撑，对此他有着不安宁的情绪。因为在札幌农学校学习过，他知道一切都被剥削光、无法从贫穷中脱身的佃农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也知道父亲是为了儿子生活安定而从事开荒事业。这种亲人间的爱意让人痛苦。然而，父亲健在时，他无论如何都坚守沉默，忍耐这种痛苦。

父亲去世后，他写出《该隐的后裔》《与生俱来的苦恼》两部作品。它们是新生的事物，作为对漫长的沉默岁月的补偿。妻子也已经去世了。不过，在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后，他又活了数年。

死前一年（1922），四十四周岁的有岛最终断然“解放”了位于北海道狩太 （今新雪谷街区） 的有岛农场：“我最终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解放导致了何种结果。不过，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这么做绝非为了使自己获得尊敬或装作仁人义士的样子，它只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而不得不做的一件事。”

当《白桦派文学》的作者本多秋五问“能认为有岛是无政府主义者吗？”，秋山清回答说：“我觉得是的。”

“我觉得他虽不是行动派，但可以说是能够实际做事的人。” 497RyVw8bFeQ5eBNzRQSEFh9mHNTIHZHBct6u8JujZcFkZ7k55GUnQu0SyEFTM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