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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外祖父新平与父亲祐辅

1924 年 (大正十三年) 2 月,鹤见祐辅辞去铁道省监察官之职,时年三十九周岁。在此之前,他已在任十四年。

祐辅不可能忘记自从加入一高辩论部起怀抱的宏志——作为政治家在天下国家中实现理想。1911—1912 年随恩师新渡户稻造访美,在那里看到总统竞选,让祐辅此后对伍德罗·威尔逊长期钦佩不已,而这位已卸任的美国总统,刚好于该年 2 月3日去世。对于抱着宏愿,即希望终有一天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掌握国政的俊辅来说,威尔逊一直是体现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国际精神的令人仰慕的国家领导人形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秩序会走向什么方向,并形成怎样的格局?鹤见祐辅这位年轻官员抱着这样的课题,自 1918年 (大正七年) 9 月至 1921 年 5 月,近三年持续前往美国、欧洲出差。基于这种经历,他提出了“新自由主义”这一个人政见。与强调个人绝对权威的旧自由主义相对,这是“不否定国家和社会”的新的自由主义。这个时候,不知他有没有想起威尔逊曾在 1912 年总统选举中提出的“The New Freedom”的标语?

另外,鹤见祐辅的妻子爱子这一期间,也在欧美停留。她在1920 年 7 月前往巴黎与祐辅会合,暂时一起行动,同年 9 月又单独前往美国。这是一位能独自承受国外航路的漫长旅途的女性。爱子十几岁在学习院女学部 学习时是优等生,好像也担任向皇族解说实验等任务,并能说英语、法语等几门语言。

抵达美国后,她留在马萨诸塞州的卫斯理市,进入以优雅校风而知名的女子学校卫斯理学院就读。同年 11 月,丈夫祐辅也前往美国,不过他在纽约等地有职务,在一起的时间应该不多。翌年 5 月,夫妇一起回国。

此时,这对夫妇已经生下了长女和子(1918 年 6 月出生)。换句话说,爱子把刚满两周岁的长女放在父亲新平的府内近十个月,去了国外。

此后,在祐辅等人全力组织的太平洋会议中,爱子也再次作为女性代表参加 (第一次是 1925 年于火奴鲁鲁,第二次是 1927 年于同地) 。这是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 (IPR) 举办的活动。此外,祐辅前往美国、加拿大、中国等地时,爱子也会同行。

即便如此,追溯一家人的经历时,爱子的这种社会性活动几乎不见直接记载。这大概是因为她并不看重自己的这种行动吧。确实,太平洋会议上的“女性代表”这一身份,被期待的也主要是一种会议场外的“社交”角色。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和她平时承担后藤家族的主妇职,苦心经营家族的任务并无二致。

反而是祐辅,从一开始就考虑掌握这种在未来国际舞台上所需的欧美式夫妇相伴的社交艺术,至于在卫斯理学院的短期留学,大概也是他提前让爱子完成这种准备的一项安排。毕竟,这所“优雅女子大学”的校风,似乎最符合他的意向,后来长女和子前往美国留学时,他也推荐了这所学校 (不过,和子选择了同为女校但校风更自由、反战运动更活跃的瓦萨学院)

如果丈夫有需求,那就给他帮助。爱子的那些社会活动大概就是出于这种动机。虽说如此,举重若轻地做好如此勇敢的行动之中,有着她惊人的能力。独自一人搭乘海外航线,穿越重洋,在陌生的异国小镇独居更是如此。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课程、语言等,原本就契合爱子的天性。

在平日的生活中,她似乎是不会享受闲暇之乐的人。

亡母培养女儿像武士一样忍耐贫苦。面对政治家庭这种浮沉频繁的生活,这是必要的心理准备吧。因为父亲新平身居高位,内心不为世间诱惑所动的坚毅,就变得更加必要了。

较之社会性活动,爱子自己更喜欢家庭内部的事情,尽心照顾丈夫与孩子。她的爱好是茶道,也喜欢修剪花草庭木。父亲也好、丈夫也好,都是时尚且外向的人,因此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她倾向于在寂静中寻找一种安闲。另一方面,她喜欢照顾他人,一遇到可怜之人,就会忘记自己体质虚弱而四处奔走。丈夫开始选举之后,她便尽心支持。在孩子的眼中,这也是她健康受损的一大原因。

后藤新平、鹤见祐辅都不怎么喝酒。即便是在府内为来客提供酒食时,性急的新平也是催促下人“哎哎,再给我加点饭”,然后迅速吃完。这两位在精力充沛、夜晚或清晨认真读书这些点上是共通的。

女婿祐辅又精于书法,善写文章。就算是学生时代留下的听课笔记,字迹也漂亮工整,内容丝毫不漏。隐于书斋之中,他可以终日不停地书写,四百字满页的稿纸一日可写七十张左右。准备演讲时,他也会将全部内容写在本子上,并站在镜子前面摆正身姿练习。

祐辅考察东南亚各地时记录的《南洋游记》(1917)获得好评后,几乎每次出国后出版的作品 (出版社多是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 都不断加印,最终达成了《期待英雄论》(1928)销售五十万册、小说《母亲》(1929)销售二十四万册的超级畅销书纪录。《母亲》迅速被改编成戏剧、电影,祐辅自己更是将其翻译为英文在美国出版(1932),甚至在当地的社交界举办了华丽的出版庆祝派对。

不过不容否认,这些作品全是依照通俗的老套路迅速写就。鹤见祐辅本人具有丰富的教养和不凡的审美,并有细腻的感情。很难理解,这与他允许自己飞速写出那种粗糙作品的态度如何能在心中共存。即便说他心中有类似疯狂的东西,但似乎完全看不到这种痕迹。

或许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非常正常的人。

他是稳重顾家的人,是在母亲严厉地持续痛骂孩子时,会介入并阻止的温柔父亲。虽然是英俊、炫目的有名人士,但他并没有在外面惹来男女关系方面的风言风语。

祐辅父亲 (鹤见良宪) 的性格似乎有激烈的一面。不到二十岁的时候,为了和喜欢的姑娘在一起,他断然卖掉备中黑岛 (今冈山县高梁市) 的士族身份,前往北海道当屯田兵。在增产兴业的时代,他返回日本内地 ,在群马县新街区担任纺织公司的厂长,祐辅就是在那里出生。当时,父亲被当地人奉承地叫作“官大人”,在家庭之外也被女性围绕。后来,他又从那里离开,在小田原窘困地去世,留下的孩子四散各处。祐辅把离散的家人聚集在一起,之后站住脚跟,因此对肆意的生活方式的克制及警戒,一直在他心中发挥作用。

后藤新平虽然把女婿鹤见祐辅当作年轻的“左膀右臂”来重用,但一直采用“亲兵更要待遇差” (自己的孩子反而要更差地对待) 的做法,在其仕途上一直给予冷遇。这是当权者自己在远离腐败上的见识。不过,当时的祐辅似乎有不满的表现,在家里说“我们家老爷子把自己想象得真是伟大啊”。这种想法或许也推动了他放弃公务员之途,开始向政治家领域进军的决心。

1924 年 (大正十三年) 5 月,鹤见祐辅首次参加众议院选举,作为冈山七区 (真庭郡、久米郡) 的候选人,打出了“为了新自由主义”的口号,但是落败了。冈山县虽然是父亲的故乡,但冈山七区的真庭郡、久米郡距离父祖的出生地备中街区很远。向政界的转身,就这样暂时以失利告终。

不过,在接下来的 6 月,另一个好机会到来。

美国《1924 年移民法》生效,实质上全面禁止了日本向其移民。祐辅受邀在马萨诸塞州威廉姆斯学院召开的演讲上对此问题发表演讲。接下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发来演讲邀请。祐辅抵达美国后,在最初的威廉姆斯学院的演讲受到好评,于是更多的演讲邀请蜂拥而至。结果,从 1924 年 8 月到第二年 11月,祐辅在近一年四个月的时间内,向全美各地的听众开展“公共外交”,呼吁以符合“国际正义”的方式解决世界性人口问题。

祐辅用英语做的演讲气度不凡又幽默,广受好评。他瞬间成为美国社会中最著名的日本人,之后也每年进行演讲旅行。

不过,他仍想作为政治家立于日本的国会议事堂。1926 年,祐辅仍在冈山七区参选,在众议院候补议员选举中获胜,但再次落选正式议员。不管在新闻界多么有名,在以日本农村为背景的选举中仍然困难。此后,待在日本的时候,他更加认真地不断前往冈山游说。最终,1928 年 (昭和三年) 2 月,祐辅将选区改到冈山一区,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他在第一次普选的总选举中,以最高票当选。然而,听闻消息后的后藤新平喃喃地说,“最高票不太好啊”。这是作为知道政界这一行危险的人的见识吧。

此后,鹤见祐辅虽然是光鲜亮丽的名人,但在选举中仍然持续着苦战。

这里提前列出鹤见祐辅此后全部选举的成绩:

1930 年 (昭和五年) 众议院选举,同样在冈山一区参选,落选。此时,因为后藤新平去世(1929 年 4 月)后不久的“明政会事件” 这一政局交往的受贿嫌疑,祐辅受流言牵连,竞选形势不利。后藤新平对上次选举结果留下的担忧成为事实。

1936 年 (昭和十一年) 众议院选举,转移到有后藤新平遗产的岩手二区,当选。加入民政党。此后,1937 年 (昭和十二年) 、1942 年 (昭和十七年) 共三次连续在同一选区当选。

战后,被开除公职,1950 年 (昭和二十五年) 被解除公职限制。1952 年 (昭和二十七年) 众议院选举,仍在岩手二区参选,但落败。

1953 年 (昭和二十八年) 参加参议院全国区选举,当选。

1959 年 (昭和三十四年) 参议院选举,在岩手地方区参选,落败。

——以上,自 1924 年以后的三十五年间参加选举共十次。其中当选五次,落选五次。此外,参选区域也多次转移,共计五处区域。其中,1940 年 (昭和十五年) 米内光政内阁时期,鹤见祐辅担任内务省政务次官,但这届内阁短命,仅持续半年。战后1954 年 (昭和二十九年) 鸠山一郎内阁时期,祐辅成为厚生大臣,但仅一个半月后,鸠山首相就使出了“天音解散” 这一招,祐辅只得离开这一职位。换句话说,祐辅作为职业政治家的功绩几乎为零,以“笨手笨脚偏爱做” (鹤见和子语) 而告终。

对于幼小的鹤见俊辅来说,最初的记忆是什么呢?如果是关于书的话,在还不认字的时候,家里有本英语书《姜饼男孩》,男子离开住处的画面留在了他的记忆中。

宫尾重男的《团子串助漫游记》 (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出版) 出现在 1925 年 (大正十四年) ,俊辅此时三岁。一开始可能是让人读给自己听,不过书上有画,也标有读音,因此很快就自己看了。俊辅反复阅读,把封面都看掉了,过些天,他反而觉得印象模糊了,就在地上挖个洞,把书埋进去试试。等到想以新鲜的心情阅读时,他挖出来一看,书已经湿了,还有蚂蚁在爬,觉得悲惨极了。不过,俊辅还是把书放在日光下晒干,之后再次读起来。

他还记得自己给国旗日章旗别上黑纱那天。那应该是大正天皇去世的 1926 年 (大正十五年) 12 月 25 日。

在外祖父后藤新平的家里,每天都有客人来拜访。

每天早上很早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人乘着黑色的大型汽车前来。男子留着小胡子,戴着蝴蝶领结,瘦瘦的,看上去已经是老人了。府内的书生暗地叫他“星星”。这位应该是星一 (星制药的创始人) 。大概是利用会面的机会,他放了很多自己公司的产品,鹤见一家生活的南庄的洗漱间也摆了各种各样的药品,连便秘药、治疗腹泻的药、胃药、香皂都有。

星一在后藤新平担任台湾民政长官时期被提拔,靠着吗啡的国产化获得成功。不过此时,在加藤高明内阁之下,他反过来因违反台湾鸦片禁令而被问责、严厉批评,其公司也如风前之烛。已经辞去公职的后藤也没有搭救之术。不过,星一一旦说起药品就停不下来,如今仍每天早上拜访后藤说个不停。

到了 1927 年 (昭和二年) 12 月,在这座西式建筑的二楼待客间,后藤新平的孩子们 (静子、一藏、爱子) 及其配偶、孙子外孙一个不落地被叫到这里。鹤见俊辅五岁了。姐姐和子对此记得很清楚。

父亲鹤见祐辅及其兄弟姐妹。1925 年于轻井泽别墅的院子里。后排左起依次为鹤见祐辅、定雄(二弟)、良三(三弟)、宪 (幼弟) 。前排最右为广田敏子 (大姐) ,中央为矢崎千代(二姐),其左侧是女儿和子、妻子爱子及儿子俊辅

“接下来爷爷要去苏联。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这个给你们大家。”说完,外祖父把用笔写着“kairo之金,新平”的袋子交给每个人。

“kairo”是什么?因为是渡海前去,所以是“海路”吗?是寄托平安回来之祈祷的“回来” (kaero) 吗?

当时,她只记住了那个场面的紧张气氛。外祖父新平已经因为脑出血而两度昏倒。复发的话,会很危险。特别是前往严寒的苏联,主治医师认为这几乎是胡来而阻止,但是外祖父最终带着主治医师一起踏上前往苏联的旅程。

kairo汉字写作“薤露”,指的是降落在薤叶上的露水。据说会立刻滑落,因此被用来指代生命的无常。不知道“薤露之金”这种风俗是否普遍。较之死后分赠遗物,这反而更近于过奈何桥时的过路费,可以说是一种惜别的仪式吧。

田中清次郎在这次前往苏联的旅程中,仍担任首席随行。

不过,在后藤新平和田中义一首相商议这次莫斯科之行的计划时,田中首相提议,可否让与其亲密的政治商人久原房之助 (久原矿业创始人) 同行。后藤轻快答应。

但是,后来知道此事的田中清次郎说久原既是实业家,也是资本家,表示强烈反对,“必须要断然拒绝”。如果说起出身,田中自己也曾是三井物产的长崎、香港分部部长,在满铁创立(1906)时,副总裁中村是公向总裁后藤新平推荐,将其提拔为满铁理事。因此,田中对国际商人的盘算很敏感。此时,他对久原同行一事的反对特别强硬,亲自前往田中首相处直接谈判数次后,最终使其撤回这一安排。结果,久原放弃与后藤新平一行人同行,却又几乎在同一时期另行访苏。

在此阶段,我们知道的事情就只有这些。不过,参考 21 世纪以后的新研究,如駄场裕司的《日本海军获得北桦太油田权益的工作》等,就会发现田中清次郎当时的判断似乎极其正确。因为这个时期,在日本军队解除保障北桦太的占领(1925)后,久原房之助围绕确保该地的石油权益之事,加强积极行动。特别是 1926 年成立的北桦太石油股份公司,自其前身北辰会以来,就是由久原房之助带领的久原矿业与日本海军合作,担任核心成员而推进的事业。后藤新平一行在莫斯科与预定的苏联要员进行的会谈,带有在西伯利亚干涉战争,以及与其相关的为保障北桦太地区而进行的占领行动结束后,协商两国今后合作方式的性质。从久原的立场出发,他肯定想在该决策中插一手。

正因如此,看透这种心思,在它尚未出现的时候就切断祸根的田中清次郎,实在是慧眼之士。另外,也可以说,正是因为拥有提拔这种人物的眼力,后藤新平才成为后藤新平。只要看起来有意思,无论是谁他都会亲切地接见。后藤对人的旺盛的好奇心培养了这种观察能力。

顺便说,如前文所述,1909 年伊藤博文于哈尔滨火车站站台被安重根暗杀时,田中清次郎作为满铁理事随行,也受到枪击,脚跟负伤。

不过,后来被问到“在您目前为止遇见的所有人中,包括日本人,谁最伟大?”时,他立刻回答道,“是安重根”。接着,他又加了一句“虽然很遗憾”。 (提问者是安藤丰禄,当时任职于在殖民地朝鲜开展企业活动的小野田水泥公司,战后不久成为该公司的总经理。)

根据田中的回忆,哈尔滨火车站事件发生时,他听到枪声后回头,看到倒地的伊藤旁边站着安重根。面对要扑过去的俄国士兵和警察,那位男子把手里的手枪高高举起,用姿势表明枪内仍有一发子弹,以唤起对方的注意。

另外,此次陪同后藤新平苏联之行后,田中清次郎被古巢的三井物产叫回去,重新担任商社管理人员。但后来,松冈洋右就任满铁总裁(1935),断然大规模地扩大满铁调查部,再次热情邀请回田中。新职位是副总裁待遇的调查部部长。田中此时已经过了六十五岁。

虽然由作为“枢轴外交”主心骨的松冈洋右总裁请来,但是田中清次郎始终对这一外交路线持严厉批评的态度,谋求扩充调查部人员。其中尤为特殊的是作为调查部最高顾问而招入满铁东京支社的尾崎秀实。

结果,尾崎因佐尔格事件引起的间谍嫌疑被捕(1941 年 10 月),田中清次郎引咎辞去了满铁调查部部长一职。之后,调查部内多人相继被捕 (满铁调查部事件) ,这一组织实质上走向了消亡。

关于后藤新平与尾崎秀实一家的关联,可以追溯到 1901 年 (明治三十四年) 后藤担任台湾民政长官时期。这一年,秀实的父亲尾崎秀真被聘为后藤创刊的《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目主笔。被家人带往台湾的秀实,此时只是刚出生五个月的婴儿。不过,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成长,无疑培养了他作为记者的面向亚洲的视野。对日本殖民地统治,乃至对东亚近代史的概观,也都能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家族史上把握。

总之,1927 年 (昭和二年) 冬,后藤新平一行人的莫斯科访问要具体协商的事项有以下三点:

第一,在中国问题上与苏联达成一致。

第二,对于日本人及朝鲜人向苏联东部沿海州移民一事达成一致。

第三,因田中首相委托而新增的,即解决日苏之间的渔业问题。

从日本出发是在该年 12 月 7 日。他们乘船从神户前往大连,又从大连乘火车至哈尔滨,于同月 12 日抵达。次日傍晚,在哈尔滨官民的欢迎宴会上,后藤新平虽然喉咙疼,但还是发表了追悼伊藤博文的演讲。

14 日夜,一行人从哈尔滨火车站出发。铁路横穿广阔的西伯利亚,于 22 日晚 8 点抵达莫斯科。

同月 26 日正午,后藤新平在莫斯科西郊的修道院墓地拜扫越飞的墓。前些年受自己邀请到日本并进行交涉的苏联远东代表越飞属于托洛茨基派,此后在政治斗争中下台,又受病痛折磨,这一年 11 月 17 日在家中用手枪自杀。在寒风中,后藤新平摘下帽子,脱去外套,向着崭新的墓碑鞠了一躬。

过完年后,后藤新平分别在 1928 年 1 月 7 日、14 日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苏共总书记斯大林会面。

作为翻译而陪同的八杉贞利留有证言:

“秘书坐在旁边。 (后藤) 伯爵被安排坐在桌子的正面,我坐在旁边。刚才带路的人走到门入口后就回去了。在一侧待着的是别的人。斯大林的衣服是常规的那种军装似的服装,就像照片中看到的那种对襟衣服。

“至于他谈话的态度,我将伯爵说的话翻译传达过去后,老是没有回应。他稍微考虑之后再断断续续地回答。不是舌灿莲花或者精力充沛的一类人。如果用日语说法来说,那种说话方式就叫絮絮叨叨,而不是在人潮面前进行演讲的人的风格。本来,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厉害的演讲家。我听过两三次契切林 (外务人民委员,相当于外交部长) 讲话,他是演讲家。

“前后两次会见中,第一次在中国问题上花了很长的时间,大概有三十分钟。第二次以所谓的渔业条约问题为主,在事务性的谈话中,花了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就结束了。两次的印象没有变化。

“总之不是一个讲话很干脆,而是带点阴险感觉的人,作为个人来看,那次会面完全不会让人感觉到他是伟人。他脸色青黑,是非常不显风采的瘦弱男子。虽然现在听人说稍微胖了……不管怎么说,不是照片中看到的那种堂堂的印象。”

在和斯大林的会面中,后藤新平被问到如何看待张作霖,他回答说:“去年 (确切地说是 1925 年) 于奉天会见张作霖,论及不可向北京扩张,然其时已晚。”

之后接着说:“余思张作霖之政权已不长久。然倒彼而代之者仍需同种之人。勿论,吾人早望中国出现一稳固政权,与之交涉,然近未来无此希望。”

而在第二次会面时,后藤询问斯大林如何看待张作霖。

斯大林这样回答:“他不理解世界之大势,一直行反动政策。然而亦是一种爱国者。”

接着说,“他有统一中国之志,因此或在日苏之间,或在日英之间,或在苏美之间行欺瞒政策。然这并非为强化自己一身,仍是一种爱国心。他恐惧冯玉祥。他担心苏联会帮助后者。”

日本报纸在号外中报道张作霖乘坐的火车被炸毁,是在距此不到五个月的 1928 年 (昭和三年) 6 月 4 日。当后藤新平的几个书生打开报纸,众口说着“是日本人干的”,同月六周岁的鹤见俊辅刚好在场。不久,张作霖被报道死亡。实际上,爆炸后不久他就去世了。

幼小的俊辅心中对“日本人”是什么还不是很清楚。不过,他深刻记住那是这样杀人、做坏事的人。

不过,在此也可以管窥到后藤新平这位政治家不可估测的能力。

1933 年 (大正十二年) ,他亲自邀请越飞来日,尝试解决西伯利亚干涉战争这一自身的政治性失败。在此,他设想的解决方向是建立日苏之间的邦交,于两年后的 1925 年年初缔结的《日苏基本条约》实现了这一目的。

不过,在中国各军阀势力争斗的持续混乱局面之下,他当初设想的“新旧大陆对峙”这个构建远东和平的基础无法形成。因此,1925 年春,他为了请求张作霖克制而前往中国东北与其会面。

然而,政治中总有自己必须放弃的时刻。从 1927 年年末至 1928 年年初,他主动前往冬季的莫斯科会见斯大林。当时后藤已经因脑出血昏倒两次,这趟旅程是被视作生命最终阶段的长旅。旧大陆要实现安定局面,日苏中三国间的合作不可或缺,但现在的中国没有政治中心,因此必须日苏之间先团结合作,完成促使中国参加的姿态。为此他前去劝说斯大林。另一方面,他也催促苏联参加鹤见祐辅等参与的“太平洋会议”。在此,对于过去自己向伊藤博文提出的“新旧大陆对峙论”,后藤显现出根据每时每刻的现实状况不断更新的态度。

接着,张作霖死了。

这样,政治这种东西运行了。而在此之中,可以看到伊藤和后藤两个清晰的身影的重叠。

翌年,即 1929 年 (昭和四年) 春,后藤新平前去位于四谷的宅邸,拜访竹马之友斋藤实,说:“我已经没什么希望了,所以如果您得拜大命,一定要鞠躬尽瘁,将此列入重要国策之中并实现它。”

随后,他向斋藤展示了写在纸上的关于“电力、保险、酒类”三项国营的方案。

这次他不似平日的豪爽气度,而是用沉寂且内心没有底的语气说话。在门口告别后,他那相当不自由的步态映在斋藤的眼中。

同年 4 月 3 日夜,后藤新平为了在冈山的演讲,从东京火车站乘坐夜行火车的一等卧铺出发。随行有秘书小野法顺、书生飞田金次郎。小野坐的是旁边的二等卧铺车厢,飞田坐在后藤伯爵卧铺对面的座椅上照顾。

第二天早上 7 点多,火车到达米原站附近,后藤新平想走到包厢外面去时,突发第三次脑出血倒地。他在京都站被抬下,住进鸭川河畔的京都府立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虽然意识恢复,但是暂时失去了语言能力及手足活动的能力。同月 12 日夜,后藤陷入病危状态。第二天早上 5 点半,七十一周岁的后藤停止呼吸。

其遗骸被运至东京,同月 16 日于青山殡仪馆举行葬礼,葬于青山墓园亡妻和子的墓旁。

四十九天的法事结束后,河崎纪美和两个幼子也从后藤府内的小家离开了。

后藤新平一生中过着几乎与积累财富无缘的生活。围绕着事业或选举,各式各样的人在他身边进进出出,屡屡有大规模的金钱流动。内务大臣时代的部下正力松太郎 (原警视厅警务部部长) 想收购《读卖新闻》,向他商量能不能借十万日元,后藤同意此事,告诉正力两周后来取,之后就将钱给了他(1924)。不过,后藤去世后,长子一藏才从正力那里得知,那是用麻布区府邸的土地抵押借的钱。

在乡里水泽,后藤新平出生的家庭,在那个小藩的全部家臣中,属于前四分之一的小姓头这一级别。至于家境,一家通常吃的大概是粟米饭,如果加上一片用盐腌的鲑鱼,就是最好的美味了。衣服是棉制土布做的,没有炭,只能靠厨房的残火、房间内用的烧菜籽油的灯笼取暖。

新平的祖父、父亲都是有学识的人士。父亲节俭地开了一家私塾。天亮起床后,他就早早地前往私塾内早读。在这种生活中,少年时期的后藤新平赶上了明治维新。随之颁布的是“定居归农”这一法令。家臣面临选择,要么移居北海道,保留士籍,要么留在故土,归于农户。父亲后藤实崇选择留下,并落至平民地位。

虽然过的是清苦的生活,但是有来自武士身份的天生的自尊心支撑。不过,后藤回顾时也说到,迅速失去佩刀权之后,与商人、百姓为伍,让他感受到极强的落魄之痛。

据说被家人责备胡乱借钱给他人时,后藤突然正色地说道:“怎么了?既然回到了原来的水泽百姓身份,钱什么都无所谓了。”这番激烈言辞指的是失去武士身份的事情。将那视作自己的原点,些许金钱的进出就不值得担忧。在保存那种地方的记忆这一点上,存在后藤这个人的优点。因为有了那种经历,在废刀令(1876 年/明治九年)颁布后,他也能做出不失望、不狼狈的姿态。

关于麻布的府邸土地,1918 年 (大正七年) 3 月 8 日,时任寺内内阁内务大臣的后藤新平在议会面对众议员 (宪政会的田中善立) 的提问详答如下:

我想多说一点,希望能占用议会几分钟时间。我成为一级选举民 (在当时的限制选举制度下,市议会议员选举中,参选人根据纳税额而有一级、二级之别) ,是因为在麻布区有两万三千平方米的土地。这个宅子是什么时候花了多少钱买下来的呢?是我在明治二十八年买的。至于花了多少钱大家都很清楚。明治二十八年是我因为相马事件连坐后出狱的那年。在那个时候,各地同情之人皆一起尽力助我一臂之力。 (……) 即最初在麻布新网街区中的土地,花了三千二百日元购买 (长女爱子就是 1895 年 7 月出生在新网街区的这座房子里) 。这相当清楚了。我是托阿川光裕 (安场保和担任胆泽县大参事时,作为史生负责后藤的教育,曾用名冈田俊三郎) 的照顾而买的。——这下可以了吧。还需要再稍微说一下吗? (有人喊着“洗耳恭听”) 之后,在登记所说那可以卖所谓三千万日元。之后,现在所有的两万三千平方米土地,即六千六百平和一万六千多平中,一万六千多平是在 1928 年以一万日元的价格买的。最初是安场保和买的,因此也就是他直接转给我了。当时的一万日元等于今天的也就三十五万日元,大家也很清楚。

这也就是靠造物主的力量得到的。

换句话说,在旧江户市内,麻布区属于偏僻之处,到明治中期还没有开发,土地便宜。明治后半期以后,那里的地价不断升高,变成如今这样高价的土地是神才知道的事情。最初一万日元买入的土地,现在成为“三十五万日元”,之后继续升值,在他去世后,据正力松太郎说卖到了“五十万日元”。即便如此,仍有五万日元的借款未还完。

继承人一藏通过出售这片广阔的土地来整理资产时,立下的方针是仅将数处土地分割留给后人,确保各自的住处。留给妹妹鹤见爱子的是樱田街区 38 号地,也就是后藤府主屋东北侧一角被视作“花田”的高台。另一方面,一藏一家继承了三轩家街区 53 号地,也就是南庄的土地。剩余的大部分土地被一起卖掉,不过当时已经是世界经济危机逼近的时期,并没有立刻找到买主,暂时租给了德川义亲侯爵。不久,日本和伪满洲国建立联系,此处被卖掉,变成了伪满洲国大使馆。战后,这里成为中华民国大使馆,之后又由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继承。

至于同河崎纪美一起生的清、小五郎,后藤新平提前就给幼年的他们留下可供生活的资本。他去世后,这部分被放到信托之中,收益供河崎一家生活。

此外,新平在面向叶山海岸的地方准备了一处别墅,以供纪美一家生活。不过,纪美考虑到孩子们上学,觉得现在还不能在湘南过着隐逸生活,就暂时在三田纲街区 (今港区三田街区二段) 租房生活。不久,她委托一位信赖的人将叶山的别墅卖掉,反在东京郊外的杉并街区 (今杉并区) 阿佐谷购买土地新建房屋。

在祐辅于 1928 年总选举中首次当选后,鹤见祐辅一家暂时离开后藤新平府邸,搬到了麹町区 (今千代田区) 元园街区。这时,次女章子也出生了。

“鹤见夫人感叹说,并不知道政治家的妻子如此辛苦。在狭窄的家里,夜里有大批政治家前来,要把已经睡着的孩子叫起来,空出房间来接待。” (北冈寿逸《回忆鹤见祐辅先生》)

1929 年 (昭和四年) 4 月,长女和子升小学五年级,从成城小学转到青山区的女子学习院。这个时候,鹤见家又搬到了目白区。

和子入学的时候,成城小学在牛込区。不过,之后它搬到了郊外的砧村 (今世田谷区) ,从目白区的家里前去上学,以小孩的体力来说负担太大,所以不得不选择转校。

作为大正自由主义教育的中心人物之一,泽柳政太郎广为人知。由其创立(1917)的成城小学既不奉读《教育敕语》,也不齐唱《君之代》,自然也没有仪式,甚至和子连御真影都没有见过。 而且,泽柳也在太平洋会议中,担任学会成立之初的日本代表。这个会议的举办方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它被鹤见祐辅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而发展。

和子转到女子学习院后不久,就到了天长节 (4 月 29 日)。前一天,父亲祐辅问她明天要不要去轻井泽的别墅,和子回答说“去呀”。于是母亲爱子便让她带去写了这个事情的请假条。这样,爱子就没去参加学校的仪式,而是一家人去了轻井泽。

后来,这件事情在学校成为问题,和子被说成“不忠之臣”。老师要她道歉,和子却问为什么,因此母亲爱子被叫到学校去。她也是学习院女学部 (女子学习院前身) 毕业的。

之后和子问事情怎么样时,母亲平和地说:“说起来很多,不过我说我们家孩子没有学过没觉得自己做错事就道歉啊。”

到了暑假,许多老师要求她道歉的信还是寄到和子家中。因为母亲没有回应的意思,和子就放弃了,自己写了“是我错了”的道歉信,并盖上印章后交给学校。之后,她以优等生毕业。

在和子日后的判断中,母亲很伟大,在这件事情上,母亲比父亲更有勇气。

另一方面,弟弟鹤见俊辅这年春天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校在小石川区大塚窪街区 (今文京区大塚街区三段) 。为了进行实验性授课并能够对比,学校在编制上分成只有男孩的学校与男女混合学校,俊辅属于混合学校。在班里的男女生之中,他体重最轻。同班亲密的朋友有岛中鹏二 (后来的中央公论社总经理) 、永井道雄 (后来的教育社会学者、文部大臣) 等。这个班级人很多,是男生女生各二十一名的四十二人的班级,一直到六年级都没有换人,班主任川岛次郎老师也一直负责。

同级不同班的人中,还有中井英夫 (后来成为作家)

校长是四十多岁的佐佐木秀一老师,他在每天早会上的讲话非常短。

列队好的全校八百名师生都戴着三角帽,毛线穗子从帽子的侧面垂下。一、二年级学生是红色的穗子,三年级以上是白色的。

“在这所学校,如果发现红色穗子和白色穗子在打架,我觉得不管原因为何,也是白色穗子做得不对。”

有时他只说一句“今天天气很好啊”,就从讲台上下去了。

有时也会说“我看休息时间,大家玩的战争游戏太多了”。

1929 年 4 月,俊辅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就读。校服中的三角帽带有标志,其中一、二年级的是红色毛线做的穗子

1931 年 3 月,小学二年级学期末最前排左起第二人是鹤见俊辅,第四人是岛中鹏二,第五人是永井道雄。最后排右侧是班主任川岛次郎老师。在邻接校园的占春园落英池附近拍摄

这是一位在操场等处擦肩而过,会叫出每个人的名字并打招呼的老师。

这个时期,鹤见俊辅想到自己会死这件事,害怕得要命。等到秋天,他家又搬到了上大崎街区,因此要和附近的同学一起乘坐省线电车回家。电车接近目黑站时,鹤见决心打开心扉:“我每天都在想,睡着了会不会就是死了,害怕得不得了。”这句话一说出口,他的体温瞬间升高,脉搏也加快跳动,很难忍受。不过,这位朋友只是回应说“哎哎”,就结束了。接着,两人在目黑站下车,各自回家。鹤见心中生出一种不该随意信任他人的后悔之意,决心此后再也不向别人打开心扉。

1930 年 (昭和五年) 10 月,大连星浦公园中竖立了担任首任满铁总裁的后藤新平的铜像,为了参加揭幕式,后人代表也前去那里。从人员构成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家族内部类似排位的东西。

继承伯爵爵位的是长子一藏,但是他并未带着妻子,只带了七周岁的长女。相反,与其相伴的是妹妹鹤见爱子及其长女和子、长子俊辅 (鹤见祐辅在美国出差)

也就是说,在这个家族中,得到新平深厚信赖并支撑他的是长女爱子,哥哥一藏接受这一点,通常都退让一步。因此,爱子的长女和子、长子俊辅在后藤一族中,也一直“耍威风”。

祐辅、爱子夫妇共有四个孩子。和子(1918年生)、俊辅(1922年生)、章子(1928 年生)、直辅(1933 年生)——四人之中受到家族特殊对待的只有长女和子及长子俊辅。兄弟姐妹之间好像也会说出“长子、长女,其余是垃圾”之类非常自嘲的俏皮话。

总之,一行五人(一藏、爱子及孩子们)启程参加在大连举行的后藤新平铜像揭幕式时,先乘关釜渡轮抵达朝鲜釜山,再从那里乘坐朝鲜总督府铁路 (鲜铁) 的火车顺路抵达京城,首先拜访了朝鲜总督府。因为那里有连任朝鲜总督的“斋藤叔叔”,即马上要迎来七十二周岁的斋藤实。在那所拥有壮美穹顶的建筑大厅里,他想必眼中噙泪地慈祥地迎接着这一行人。

他们从这里再乘坐火车穿过鸭绿江铁桥,进入中国东北。一行人上层日本人的模样,正是膨胀的大日本帝国的完美展现。

虽然是在奉天附近的活动,他们乘坐的汽车仍由持有武器的士兵围着。这时,俊辅已经知道了“日本人”就是自己。因为学校就是教导这些的地方。这位少年觉得,张作霖被杀,那么张学良的士兵憎恶自己这些日本人是自然而然之事。

另一方面,次女鹤见章子此时两周岁,大概是放在舅舅一藏暂时不在的房子那里。过了近八十年后,她仍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我懂事的时候,后藤新平府内叫作南庄的建筑物中的宽敞厨房是我的城堡。

“沿着厨房东侧的台阶爬上四五级后,有一间用人住的四张草垫 大小、没有包边的铺席房间。我和用人花子在那里快乐地生活。我的必需品全都在这间屋里。我的天地就是宽敞的厨房,以及从出入口出去后所在的井边。平日接触的是花子、照顾姐姐的穗、照顾哥哥的光三人。我不记得见过父母、姐姐、哥哥。不可思议的是,穗的长相我现在都还能清楚地记起。 (……)

“虽然到现在也不清楚是为什么,不过我当时不能到‘里面’去,而是和花子生活在用人的房间。里面似乎有父母、哥哥、姐姐,但我只知道南庄的厨房及用人房间。哥哥告诉我,南庄特别大。”

这位女士到老了,遇到他们的时候,还管和子叫“姐姐大人”,管哥哥俊辅叫“哥哥大人”。

鹤见一家频繁地东搬西迁,似乎也与父亲祐辅的选举结果所致的沉浮有关。他们在青山南街区、麻布区笄街区也住过。

俊辅上学时,要乘市铁或省铁多次换乘。回来的时候,他会和朋友一起绕远路之类的,特意花很长时间回家。这样做也是为了躲避在家里等待的母亲的严厉教育与几乎过剩的感情,以得到片刻休息。

小学三年级左右,俊辅和附近的中学生开始组团偷东西。母亲的教育方针是不让孩子有多余的钱,因此俊辅希望能有自由使用的零钱。同伙中有很多都是这种家教严格的家庭的孩子,也有人出自军人之家。

某天,从学校回家的时候,他特意当着同年级学生的面从车站的小卖部偷糖果,让对方看到并告诉班主任。因为这件事,他在班级内被孤立,休息的时候也只能在校园角落一个人度过。这种状态持续了整整一个学期。

作为社会关注的名人家庭的少爷,鹤见俊辅经常出现在少年杂志、妇女杂志上。这是登载在《日本少年》上的照片

四年级后,他被高年级学生叫出去,要惩罚他。不过,新当选为班级委员的同级学生中,有一个为他说话的朋友,这时站在稍远的地方一直看着他们。高年级学生注意到后就离开了。这位新的班委就是永井道雄。

不过,俊辅多次欺负这位朋友,还把他弄哭。虽然对他的感谢之念清楚地留在心中,但他还是做了那些事情。

俊辅和岛中鹏二在文艺方面有共同的兴趣。两人每天蹲在校园一角,头挨着头长时间聊着《贞操问答》《朝日之铠》《阿传地狱》之类的报纸连载小说,有种秘密结社的感觉。到了高年级以后,学生间流行起办内部传阅杂志,他们班也出了四种。岛中主编《旭日》,不过也向俊辅的杂志投了中篇小说《怪盗X团》。

到了这个时候,顺路去神田的古书店街看两个小时左右的书,成为俊辅放学路上的新增乐趣。特别是在神保街区一角的严松堂店,他感觉自己站在世界最大的知识宝库面前。

负责班级的川岛老师,鼓励学生自己组成团体并举办活动。因此俊辅提出“读书会”这一提案,但老师有点为难的样子,说“读书会”这个名字不太好云云。虽然这是很简单的小事,但是俊辅一直到后来才意识到,“读书会”是旧制高中“RS” (Reading Society) 的替换词,被认为是学习共产主义的组织。小学五年级,也即 1933 年 (昭和八年) ,日本已经进入连小学生团体的遣词造句都要小心的时代。 (这是亲戚佐野学在狱中以共产党干部的身份发表转向声明,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开始瓦解的时期。)

1934 年 (昭和九年) 秋,在过去后藤府邸一角,即有花田的樱田街区 38 号,新房建好,一家人回到这里居住。前一年,幼弟直辅出生。按照俊辅的计算,这个时候鹤见一家已经搬十次家了。 o4kqL7wEQ5wKOj1P6PlRFnkGT5wtG2JtrgaU6Q0wEfaB2OuBxQS1/G+sUeeie7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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